张德一

太原市的前身是晋阳城、故唐城，曾经做过唐尧、夏禹、西周唐国、战国赵、西汉代、十六国前秦、南北朝北齐、唐朝、五代诸国等朝代（包括封国、诸侯国）的都城、别都或陪都，故说太原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古代都会城市。说起太原市的城市建筑历史，大多数人都以2500余年前春秋时期所建的晋阳古城（遗址在今太原市晋源区古城营村一带）为始。其实不然，太原地区在晋阳城之前已经筑有故唐城。故唐城不仅做过唐尧都、夏禹都，而且做过西周唐国都城。在历史研究中，故唐城因年湮代远而被人们所忽略，西周唐国的地理位置却因文献所载不一而有在太原晋阳和晋南两种学术观点。因此，太原城龄究竟是多少年，还需进一步研究探讨。

晋祠唐叔虞塑像

“故唐城遗址”探讨

故唐城是远古时期的建筑，“尧始封于唐，今中山唐县是也……后涿鹿……后又都晋阳……”（见《帝王世纪·五帝纪》），是“尧所筑，唐叔虞之子燮父徙都之所也”（见《元和郡县志·河东道二》），早在1300余年之前的唐代已是遗迹。唐李泰所撰《括地志》有载：“故唐城，在并州晋阳县北二里，《城记》云‘尧筑也。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其城南半入州城，中削为坊，城墙北半见在。”故唐城的遗迹至今远隔千年，其城中建筑布局和城垣周回长短已不可稽考，只能从历史文献的记载中窥其大略。

《括地志》和《元和郡县志》两书都有“故唐城在并州晋阳县北二里”的记载，所以要想得知故唐城的位置，必须先了解并州城和晋阳县的具体方位。并州城为西晋并州刺史刘琨环绕春秋晋阳古城扩筑而成，又经东魏、北齐、隋、唐诸朝修葺成为唐代北都晋阳的西城（唐代北都晋阳有东、西、中三座外城），唐玄宗李隆基曾于开元十一年（723年）改并州为太原府，并州城遂有西城、府城之谓。历史文献对晋阳府城所载甚明，《元和郡县志·河东道二》云：“府城，故老传晋并州刺史刘琨筑。今按：城高四丈，周回二十七里……”今太原市西南20公里的古城营村是晋阳城遗址的中心，村西1公里处有长约500米的古城墙遗迹，俗稱“西坡上”，正是刘琨所筑并州城西城垣中间的一段。从这段城墙往南至南城角村二郎庙、往北至罗城村老爷阁旧址（今太祁高速公路收费站）均有城墙痕迹，此为历史学家和所有晋阳城垣研究者们所共识的并州城西城垣。古城营村东的东关村为并州城之东关遗址，该村北面沙河堰上有地名“视汾楼”，传为城墙角楼遗址，顺此往北至罗城村老爷阁旧址，是为并州城之北城垣;北城垣的西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尚有城墙残迹，残墙东端有“城北村”，应是并州城北门遗址。东关村北的视汾楼往南一线分别有“城墙地”“东阳旱地”，应是并州城的东城垣和“东阳门”（《永乐大典·太原府》有载）遗址。南城角村呈“L”形状基座于并州城西南角隅，出村庄之东600余米皆有古城墙痕迹，顺此向东延伸与视汾楼、城墙地、东阳旱地一线汇合之处，当是并州城之南城垣。并州城（府城）遗址四至已明，南北长4公里余，东西宽约2.5公里，周回正好符合史载“二十七里”之数。晋阳县设在并州城中，《元和郡县志·河东道二》云“晋阳县……本汉旧县也……在州南二里。”其大致方位可以确定。

并州城和晋阳县的位置既已明确，那么根据故唐城在“并州晋阳县北二里”“南半入州城……城墙北半见在”等史载，可以推断出故唐城遗址的“南半”被圈入晋阳城中，“北半”当在古城营村之北风峪沙河再北的罗城、城北二村之间。尧为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的“五帝”之一，朴素节俭与民同甘共苦，自己居住的房屋仅筑有土台阶（素有“尧阶三尺”之说），是古代人民心目中理想的贤君良主，那个时期筑成的故唐城断无后世城池宫苑之豪华奢侈。我们根据《永乐大典·太原府》中“古（故）唐城……存者五百步……南半入州城，中削为坊墙，北半见在”做一个推算：假如南半、北半各为五百步，故唐城的南北长度当是一千步。唐代“五尺为步，三百六十步为里”（见《古代文化常识》，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算下来故唐城的南北长度不会超过1.5公里。其东西宽度无考。

“唐叔虞封地”探讨

唐叔虞姓姬，名虞，乃是西周成王之弟，古时兄称伯、弟称叔，姬虞的封地又在唐国，故称之为唐叔虞。据《左传·定公四年》所载，周成王分封叔虞时“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唐叔虞封地的问题，也就是唐国地理位置所在的问题，历代学者对此都比较关注。明清以前的史学家们多数认为唐叔虞的封地在晋阳，如《史记·晋世家》云：“……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索隐》注曰：“唐有晋水，至子燮改其国号曰晋侯……唐本尧后，封在夏墟，而都于鄂。鄂，今在太原是也。”《汉书·地理志》云：“太原郡晋阳县，故诗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左传·定公四年》杜预注：“夏墟、大夏，在今太原晋阳县也。”《水经注·晋水》云：“县（晋阳），故唐国也。”《括地志》云“故唐城，在并州晋阳县北二里……”《元和郡县志》云：“故唐城，在县（晋阳）北二里，尧所筑。”唐代徐坚《初学记》云：“太原府……又为唐国。”《明一统志》云：“唐城，即太原县治……唐叔虞祠在县（太原）西南十里，悬瓮山麓，晋水发源处。”明末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云：“太原故城……古唐国也，相传帝尧始都此，又夏禹初亦尝都焉。周成王灭唐，而封其弟叔虞，虞子燮以唐有晋水，改国号为晋，亦谓之大卤……盖大夏、太原、大卤、夏墟、晋阳、鄂，凡六名，其实一也。” 时至清初，顾炎武对唐国的地理位置提出异议，认为唐叔虞的封地不在晋阳故唐城，而是在晋南翼城县古唐村。他在《日知录》中说：“按晋之始见春秋，其都在翼。《括地志》：‘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尧裔子所封，成王灭之，而封太叔也。北距晋阳七百余里，即后世迁都，亦远不相及。况霍山以北，自悼公以后始开县邑，而前此不见于传。又《史记·晋世家》曰：‘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翼城正在二水之东，而晋阳在汾水之西，又不相合。窃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缗之灭，并在于翼。”自从顾氏得出“唐在翼城”结论后，随即有全祖望、阎若璩等学者持反对意见（见《日知录集解》《潜丘札记》），但也有徐继畲等人赞同（见《晋国初考》，清光绪版《山西通志》）。近代，同意顾炎武观点者大有人在，李孟存、常金仓的《晋国史纲要》（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王志华的《姬虞》（见《三晋一百名人评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李元庆的《三晋古文化源流》（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陶正刚的《晋国早期都城“唐”地考》（见《三晋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专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等都持翼城说;但也有晓山的《唐叔虞封地问题的商讨》（见《山西地方史研究》第一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张亦彭的《晋祠文物辨证》（见《山西地方史研究》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孟繁仁的《太原史话·序二》（见《太原史话》，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坚持“唐在晋阳”说。笔者在研究地方文化时，反复查阅许多有关资料，认为唐叔虞的封地应在晋阳，理由有七：

一是根据唐代《元和郡县志》以及《宗国都城记》等史载，当时晋阳城的北面确实有故唐城遗迹存在，唐代人写唐代事，自然确凿无疑。晋阳既有故唐城，而且是尧所筑，那就有可能是唐尧、夏禹的初都，更不能排除叔虞封唐国都的可能性，看起来《汉书》《帝王世纪》《水经注》等史载并非无稽之谈。但是也不应该完全排除“唐在翼城”之说，因为《括地志》上同书载有晋阳、翼城两个故唐城。

二是《汉书·地理志》对叔虞封唐和后世子孙徙都记载得比较清楚，“太原郡晋阳县”条下云：“故诗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又在“河东郡闻喜县”条下云：“故曲沃，晋武公（侯）自晋阳徙此。”（见《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据此可知，唐叔虞的封地先在晋阳，其孙武侯时徙都晋南，辗转于曲沃、翼城等地。这样就把《括地志》中“两个故唐城”之疑迎刃而解了：一个是叔虞初都时的故唐城，另一个是叔虞后世子孙徙都后的故唐城。

晋阳古城遗址发掘文物

三是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素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誉称。该书中关于唐国“在河、汾之东”记载，看起来与位置在汾西的晋阳不相符，但也没有说唐叔虞封地不在晋阳。太原晋祠原名唐叔虞祠，在历史上也曾有过“汾东王庙”之称;今叔虞殿廊下有《重修汾东王庙记》碑刻，为元至元四年（1338年）太原路举提学校官弋彀所撰，上有“……王祠之在此其来远矣，自晋天福六年封兴安王，迨至宋天圣后改封汾东王……”之载。若按《重修汾东王庙记》所载，“叔虞封唐于晋阳”与太史公《史记》之说不悖。

四是叔虞封唐时，周成王命以《唐诰》，让叔虞“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见《左传·定公四年》），意思是既維持夏民族的文化传统，又尊重戎狄民族的风俗习惯。山西晋南与太原晋阳相比，前者是“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文化政治中心”（见李元庆《三晋古文化源流》），定然不是诸戎群狄游牧之地，根本就用不着“疆以戎索”;而后者却是“……盖大夏、太原、大卤、夏墟、晋阳、鄂，凡六名，其实一也”（见《读史方舆纪要》）的华夷杂处之地。由此可见唐叔虞封地在晋阳的可能性，要比在晋南大的多。

五是晋阳古城遗址西南有晋祠风景名胜区，北魏郦道元所撰《水经注》即有“沼西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之载，是后人纪念唐叔虞所建祠堂。晋祠再南数里，有一大一小两座古墓，正是《元和郡县志·河东道二》所载“唐叔虞墓，在县（晋阳）西南十六里”的唐叔虞与其子燮父墓。这些都是唐叔虞封地在晋阳的有力佐证。

六是“考古工作者在山西晋南发现8组17座大墓，初步推断，是自晋武侯到晋文侯8位前后相继的晋侯及其夫人之墓。墓中出土文物非常丰富，其中50余件铜器有铭文。特别是1981年出土的饕餮纹方鼎，根据鼎的铭文，证明是商王朝的宗庙之器，于西周初年流落到晋国”（见陶正刚《晋国早期都城“唐”地考》，《三晋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专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晋南的考古发现恰恰没有唐叔虞和其子燮父的墓葬，正说明《汉书·地理志》中“晋武公（侯）自晋阳徙此”的可信与准确。那些出土的“商王朝宗庙之器”均是晋武侯迁都时从晋阳带至晋南，尔后又成为晋侯们的陪葬品。即使晋南发现了叔虞封唐时的“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等物，也不能排除随同唐叔虞后世徙都时一同迁移的可能。

七是考古工作者曾于1979年观察、清理晋阳古城遗址附近的唐叔虞墓，其结果是“此二陵均是明清时期堆积而成。特别是燮父墓，在揭完表面浮土后，内中是由土坯堆积在一齐，并出土了明代青花瓷器片等，土冢下均无墓室和棺椁，证明是一处明清时期的土冢”（见陶正刚《晋国早期都城“唐”地考》），似乎肯定了叔虞封地不在晋阳。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同样是考古工作者又于1999年发掘出土了隋代汉白玉浮雕石椁墓葬（墓址在今太原晋源区王郭村），墓主人虞弘的墓志碑上刻有“……薨于并第，以开皇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葬于唐叔虞坟东三里……”字样，难道说隋代开皇年间就存在的唐叔虞墓能埋下“明代青花瓷器片”不成？可见考古工作者尚未找到真正的唐叔虞墓。类似这样的事并不少，1980年文物部门写报告申请发掘东魏丞相斛律金墓，结果却是北齐东安王娄睿的墓葬（墓址在今晋源区王郭村）。目前，晋阳遗址只是没有找到真正的唐叔虞墓，并不能说明晋阳遗址没有唐叔虞墓，更不能说明晋阳不是唐叔虞的初封之地。

太原的“城龄”问题

太原市的“城龄”，一般是从创建于春秋末期的晋阳城算起，至今2500余年;如果要把唐尧时期所筑的故唐城也算上，那就比2500年久远得多了。笔者以为：计算太原的城龄，不应该把故唐城排除于外，因为太原城（今太原市）与晋阳城之间的关系远远不及晋阳城与故唐城之间的关系密切。太原城是晋阳城毁后数年，宋将潘美在故城废墟东北20公里的唐明镇所筑，只能算是异地重建;而晋阳城却与故唐城紧密连接、一脉相承。

故唐城从唐尧始筑至毁，大约存在2000余载，不仅做过尧的初期都城，而且是西周初期唐国（后因境内有晋水而改称晋国）叔虞、燮父两代诸侯的国都。春秋末期董安于构建晋阳城时，看到故唐城残破颓塌不可修补，便在其旁重建新城。故唐城与晋阳城并存800余年，唐代史籍所载“南半入州城”实为西晋永嘉初年（307年）刘琨展筑并州城时所为。故唐城的“南半”入州城后“削为坊墙”，“北半”日益破败最后竟沦为荆棘丛生的荒芜之地了。今晋阳古城遗址风峪沙河以北的罗城、城北二村之间，有一座不足千人的小村庄，名曰“棘针村”。棘针村俗称“圪针窝”，其名由来已久。从方位上看，圪针窝紧挨并州城（府城）的北城垣遗址，当是唐代“北半见在”的故唐城遗址。

晋阳古城遗址发掘文物

综上所述，太原的城龄应该是太原城（今太原市）加晋阳城，再加故唐城，全部城龄当在4000年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