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辉

(同济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092)

“明天理，正人伦，莫深于《春秋》。”*王应麟：《困学纪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774页。《春秋》“明天理，正人伦”，是通过对特定人物的具体行为或褒或贬，使得义者勉力，不义者恐惧的方式来完成的。褒贬的依据，来自于人物行为是否与“天理”、“人伦”相符合。依照“天理”、“人伦”对特定人物的具体行为或褒或贬，是一种当下的、直接的对应，还是一种综合的、慎重的错位，似乎是一个极有意义的课题。

隐公十一年，《左传》对郑庄公伐许，许服罪而舍之的行为评价是：“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紧接着，对郑庄公令卒及行间出豭与鸡，诅咒射杀颍考叔的行为评价是：“君子谓郑庄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无德政，又无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诅之，将何益矣！”*详见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6页。

此两则评价，一褒一贬，皆是对郑庄公具体行为当下的、直接的判断，而非综合考虑其以前及以后的所作所为。与此相应，《公羊》学中，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褒贬，则有一种综合的考量在里面。亦即徐彦所言：“《春秋》褒贬，皆以功过相除计。”*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6、113、185、185页。下文，将详细分析之。

一、 功过相除计之分析

“功过相除计”，亦可称之为计其功，除其过。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首次阐释功过相除计，是在桓公十一年，“九月，宋人执郑祭仲”条下：“君子以存国，除逐君之罪，虽不能防其难，罪不足而功有余，故得为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