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冲

(武警学院 边防系，河北 廊坊　065000)



历史维度下的现代边海防建设

王玉冲

(武警学院 边防系，河北 廊坊065000)

强大稳固的现代边海防建设可以捍卫国家主权权益、维护边疆地区安全稳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强保障。在现代边海防建设中，历史维度分析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分析总体安全边海防、睦邻友好边海防、开放有序边海防、多维战略边海防建设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历史维度；边海防；建设

“边陲之戍，用保封疆”，常作为传统边防的注解。对古人而言，边防的功能与任务是保卫国家疆界安全。随着历史的发展，边海防的功能逐渐丰富与拓展，现代边防内涵也由保卫国家边疆安全延伸至发展睦邻友好、增进军警民团结和促进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等相关领域。从历史维度看，边海防稳定是国家强盛的重要前提，边海防废弛则是国家衰落的重要原因。正如学者对唐朝的评价那样，“兴也边疆，败也边疆”。从现实维度看，边境沿海地区处于国家利益拓展的前沿地带和国家稳定的敏感地带，强大稳固的现代边海防建设对于保障国家稳定与繁荣至关重要。

习近平总书记重视从历史角度分析当今问题，他曾在不同场合多次阐述，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营养剂，历史是清醒剂。本文旨在从历史的维度分析当代边海防建设，总结历史上边海防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现代边海防建设方案，以维护边疆地区安全稳定和繁荣发展。

一、构筑总体安全边海防

2014年6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次全国边海防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周密组织边境管控和海上维权行动，坚决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筑牢边海防铜墙铁壁”[1]。总体国家安全观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家安全的深刻思考，具有丰富的中国意蕴和鲜明的中国特色，为统筹我国边海防建设提供了重大理论指导。

先秦时期，我国已出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思想萌芽。墨子在论述国家安全时说：“国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沟池不可守而治宫室，一患也；边国至境，四邻莫救，二患也；先尽民力无用之功，赏赐无能之人，民力尽于无用，财宝虚于待客，三患也；仕者持禄，游者爱佼，君修法讨臣，臣慑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事，自以为安强而无守备，四邻谋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六患也；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赏赐不能喜，诛罚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国，必无社稷；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七患之所当，国必有殃。”[2]墨子在阐释第一、第二和第五种祸患时，注意到要统筹内忧与外患两个层面的关系。在备与患的关系上，主张未雨绸缪、有备无患、有预而立。总体而言，墨子在论析国家安全影响因素时把内忧与外患并提，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安全的整体性思维。但中国古代的国家安全观更重视内忧问题，在边防上常以京畿中枢地区为防范重点，以巩固王朝统治为战略出发点，对外部安全重视不够，这以宋代“守内虚外”政策最为典型。古代中国重内轻外的国家安全观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王朝国家的稳定与繁荣，但为中国近代的落后与屈辱埋下了隐患。

习近平总书记超越传统国家安全观念，结合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深刻剖析中国安全形势变化的新特点和新趋势，提出了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特色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把涉及国家安全的各种问题凝聚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把国家安全与国家发展统筹兼顾，为构筑边境沿海地区的综合安全和边海防建设指明了道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在全面深化改革，致力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团结稳定的内部环境与和平安宁的外部环境。边境沿海地区处于国家内部与外部利益的交汇地带，消除边境沿海地区安全隐患问题，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建设现代边海防，需要我们以整体的、全局的视野来审视边海防问题。现代边海防不仅要卫疆守界、保卫国家安全，而且要发展睦邻友好、增进军警民团结、促进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构筑强大稳固的现代边海防，需要解放军边海防部队、海军、公安边防部队和民兵等各力量共同合作，在国家边海防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形成治边合力，做到互信、互通、互帮、互助，及时处理边境管控中出现的问题，更好地服务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

二、构筑睦邻友好边海防

安全不是你死我活，而是求同存异，共商、共建和共享。只有以合作求安全，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受惠于传统和合文化的影响，中华民族产生了追求“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整体和谐精神，产生了打造命运共同体的和平发展战略观。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充分体现了将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扩大各方利益汇合点的全方位战略构想，也为探索新时期加强睦邻友好边海防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

在对待周边邻国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亲仁善邻，国之宝也”[3]。管仲曾分析过邻国间荣辱与共的特殊关系：“夫国之存也，邻国有焉；国之亡也，邻国有焉；邻国有事，邻国得焉；邻国有事，邻国亡焉。”[4]意即国家的存在和败亡与邻国息息相关，邻国有事，邻国可以有所得，也可以有所失。王朝统治者基于这一认识，非常注重发展与周边政权的友好关系。古代中国的睦邻外交政策缓和了中国与周边政权的关系，使中国在古代总体上处于文明的领先地位，并创造了汉唐盛世文明。周边政权受益于中国的强盛，得到了一定的安全保障，从而铸就了古代东亚地区的相对安宁和繁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说，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一直追求与传承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5]。

涉外合作是现代边海防的重要工作。保障区域稳定、促进睦邻友好更是新时期边海防建设的重要任务。我们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方针，愿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捍卫世界安宁。在现实国际社会中，国家现实利益各不相同，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必将是一个长期、复杂和曲折的过程。但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如果各国政治家能真正从全人类长远利益出发考虑问题，而不是从短期国内政治需求出发来制定政策，一个更高程度的、走向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全是可以建成的”[6]。中国与印尼军队建立海军对话机制，与缅甸军队建立战略安全磋商机制，与越南签署国防部直通电话协定和《中越国防部边防合作协议》，与印度签署《中印边防合作协议》。这些成就正是基于共同稳定繁荣目标而达成的，标志着中国边海防工作与周边国家的互信合作达到新水平。中国边海防部门还广泛参与多边机制，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对话、交流与合作，积极应对共同挑战，维护共同安全，在维护国际安全事务中履行负责任大国应尽的国际义务。

2005年以来，我国在边境沿海地区实施爱民固边战略，提高边防检查服务水平，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加快边境沿海地区发展的新举措，为扩大对外开放和加强经贸往来提供物质保障，也为毗邻国家物质和技术进入我国提供了市场空间，便利了睦邻友好边海防建设的开展。构筑睦邻友好的边海防有助于塑造国家形象，保障国家安全，促进改革开放，推进国防现代化，护航中国梦的实现。

三、构筑开放有序边海防

全球化背景下，边境开放是国家发展的必然选择。受地域环境的影响，中国传统的边疆治理立足于防治边患，着眼于以防守求安全，形成了内敛型、封闭型的边疆政策。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向世界敞开了大门，边境沿海地区成为了对外开放的窗口，成为了开放的最前沿，这凸显了构筑开放有序边海防的重要性。

古代中国相对隔离的地缘环境，孕育了外防内化的边防理念，决定了古代中国的筹边是筹划边疆而非筹划边防，是控制边疆而非控制边界。中国古代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王朝统治者的闭关政策提供了物质基础。传统文化上的华夷观，又限制了他们洞察世界的视野。相对优越的古代文明导致了王朝统治者盲目自大，致使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的明清统治者不屑于了解世界，不屑于同世界交往，从而关上了边界的大门。这种封闭性的边海防政策阻碍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更重大的恶果是窒杀了中国社会的生机和进取精神。张光灿认为，清朝前期的闭关政策直接阻碍、摧残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从而使中国在社会制度方面落后于世界；其次，闭关政策还扼杀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大大落后于西方；最后，清代闭关政策导致了近代中国不断挨打、受辱，这是最集中的恶果[7]。戴逸先生也认为，中国能不能抵抗住外来侵略，或者能不能减轻外来侵略的祸害，决定于中国能否急起直追，迅速进步，改变中国和外国的力量对比，而决不能依靠自我孤立、自我隔离的政策。因为这种政策既不能改变侵略者的本性，又不能妨碍侵略国家力量的增长，只能作茧自缚，阻碍中国的发展，扼杀中国的生机和进取精神，使得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闭关政策是慢性自杀政策，对国家和民族有百害而无一利[8]。

在欧美列强窥伺中国之时，曾为世界文明做出过伟大贡献的中国，仍然在封建主义的道路上徘徊。在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下，中国几乎完全与世隔绝，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也越来越大。清政府大臣对世界变局懵懂无知，丝毫未感受到强敌压境的危机。在鸦片战争即将爆发之时，林则徐给道光皇帝上的奏折中还这样描述英国人：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敌，即乡勇平民竟足以致其死命。况夷人异言异服，眼鼻毛发皆与华人迥殊，吾民齐心协力，歼除非种，断不至于误杀[9]。鸦片战争开战两年后，道光皇帝派人审问英俘时，尚在询问“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属者，共有若干?”[10]清政府官员荒诞地认为，只要断绝茶叶和大黄贸易，即可制敌于死地，这种御敌观正是闭关政策带来的恶果。在对敌情毫无所知和国力极不对称的对决中，清王朝无力坚持抵抗，不得不在侵略者的炮口下屈服。鸦片战争的失败，证实了封闭边境不是防止侵略的有效办法，惟有走向世界，增强综合国力，才是真正的御敌之策。

开放有序是我国现代边海防的重要特征。边海防的开放不仅与当前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相适应，也是区域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世界经济相互依赖性的增强，国家间政治和文化交流日益增多，边境的媒介功能也日益凸显。边界的封闭与开放，已成为传统边海防和现代边海防的分水岭，也是检验国家进步和落后的重要标志之一。当然，边境沿海地区的开放，决非国门洞开，任人往来，而是通过对进出边境沿海地区的人流和物流进行有效管理和疏导，有序地开展经济、贸易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活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携手打造命运共同体，需要全方位的开放新格局。开放有序的边海防建设，旨在谋求强边与富边协调发展，将边境沿海地区经济建设与边海防建设统筹谋划、统筹抓建，做到边境沿海地区发展繁荣与边海防强大稳固相得益彰。

四、构筑多维战略边海防

古代中国的边疆安全理念是“划疆自守，不事远图”[11]，其边防战略的重心是守疆而非拓土。王朝统治者秉持“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12]的理念，认为“治天下犹植树焉，所患根本未固，根本固则枝干不足忧”[13]，认为内忧重于外患，京畿中枢重于边疆地区。

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西部、西南部的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东部、东南部又受到大海的天然保护。由于中国外部威胁源很少，防御对象便一直以北方少数民族为重心。长城的出现便是这种地缘环境与防御性国防思维的产物。相对封闭的地缘环境，相对优越的地位，淡化了古代中国开疆拓土的意识。古代中国大都将王朝国家的京畿地区确定为核心区域，将边疆地区视为蛮芜之地。边疆地区被视为从属于核心区域的次要地带，在特定条件下，边疆的某些区域甚至会被王朝统治者舍弃。由于缺乏战略边防的视野，中国传统边防理念在近代已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正如郑观应所言：“中国素守好大喜功之戒，避开疆生事之嫌，得之则曰犹获石田，失之则曰不勤远略。顾石田弃而腴壤危矣，远略弛而近忧迫矣。我视为荒土而让之，彼一经营则荒土化为奥区，以夺我利柄。我见为瓯脱而忽之，彼一布置则瓯脱变为重镇，以带我岩疆，伺间蹈瑕，永无底止，岁月朘削，后患何穷。”[11]“划疆自守，不事远图”的国防观，致使清政府在西方航海大发现、争夺海洋利益、拓展国家利益领域之时，仍无法涉足近海以外的海域，甚至无力控制陆地边疆，导致近代以来海洋权益的丧失。

古代边防与现代边海防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当前，中国正在全面深化改革，正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心，正在全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融入到世界，海外利益日渐突出。随着国家利益的拓展，海外市场、海外资源和海外投资等方面的安全也逐渐成为国家的重要利益，甚至是核心利益。国家的海外利益，只有得到国家力量的有效维护，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利益边疆。当今世界，国家利益已溢出国家领土边界，国家内部与外部的利益相互交织，这就需要国家将核心区域与边疆地区、将国家内部发展与外部发展结合起来统筹发展，需要以战略思维来重新审视自己的边疆。过去，国家只需守护领土不受外敌侵犯，就完成了国防使命。现在，边海防建设不能再局限于传统的守疆、戍边、固土的小格局之上。画地为牢的边海防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发展与安全的战略需求。近代边海防的镜鉴之训需要我们时刻警醒，我们必须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以多维战略边疆思维构筑现代边海防。边海防管控能力要向内陆辐射，也要向海上延伸，亦需向国际拓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提到边海防，就不禁想起了中国近代史。那个时候，中国积贫积弱，处于任人宰割的地步，外敌从我国陆地和海上入侵大大小小数百次，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深重灾难。这一段屈辱历史，我们要永志不忘。大家要不忘历史、牢记使命，扎扎实实把我国边海防工作搞好[1]。我们要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边海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理解与发挥历史的清醒剂、营养剂和教科书功能，从历史的维度考察边海防建设，构筑总体安全边海防、睦邻友好边海防、开放有序边海防、多维战略边海防，捍卫国家主权权益、维护边海防安全稳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强保障。

[1] 习近平.强化忧患意识使命意识大局意识努力建设强大稳固的现代边海防[N].人民日报，2014-06-28(1).

[2] 墨子.墨子[M].长沙：岳麓书社，2014：25-26.

[3] 左丘明.左传[M].长沙：岳麓书社，2006：7.

[4] 管仲.管子[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3：160.

[5] 习近平.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以和为贵与人为善[N].上海文汇报，2014-05-16(1).

[6] 曲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J].求是，2013(4)：55.

[7] 张光灿.论清朝前期的闭关政策[J].宁夏大学学报，1985(2)：24-25.

[8] 戴逸.履霜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226.

[9] 林则徐.林则徐集·奏稿中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5：861.

[10] 齐思和.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M].北京：中华书局，1964：1776-1777.

[11]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67，794.

[12] 吴兢.贞观政要[M].长沙：岳麓书社，2014：389.

[13] 毕沅.续资治通鉴[M].长沙：岳麓书社，2008：189.

(责任编辑刘彦超)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Modern Border and Maritime Defense Construction

WANG Yuchong

(DepartmentofBorder-controlandImmigration，TheArmedPoliceAcademy，Langfang，HebeiProvince065000，China)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border control and maritime construction， and the paper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of the overall safety border control and maritime defense， good neighborly and friendly border control and maritime defense， open and orderly border control and maritime defense， and multidimensional strategic border control and maritime defens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order control and maritime defense； construction

2016-03-08

武警学院博士科研创新计划“中国梦视阈下的边海防战略研究”(BSCX201601)； 国家社科基金军事学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中朝边境管控的困境与思考”(15GJ003-296)阶段性成果

王玉冲(1978—)，男，山东东明人，讲师，博士。

E254;E255

A

1008-2077(2016)07-00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