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军（苏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苏州 215006）



符号学在中国的三个发展进路

苏晓军
（苏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苏州 215006）

中国符号学研究有三个发展阶段，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起步阶段、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的平稳发展阶段、以及1994年以后的全面展开阶段。1994年是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成立之年。研究会自成立以来在会长胡壮麟教授的带领下积极开展工作，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符号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取得了斐然的成绩，主要研究成果体现在符号学基本理论研究、语言符号学研究、符号学应用研究、文化艺术符号学及文学符号学研究等方面。本文拟结合近十多年来符号学研究最新发展形势，谈谈符号学在中国的发展进路。

进路之一：关注新兴增长点——以认知符号学为例

进一步发展我国的符号学研究事业，进路之一就是在语言符号学等优势研究基础之上，关注新兴增长点，拓展新的研究方向，以求在符号学前沿领域与世界平等对话，为符号学研究事业做出中国应有的贡献。勃兴于二十一世纪初的认知符号学就是一个新兴增长点的典型例子。胡壮麟教授关于认知符号学的一系列研究为认知符号学在我国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

据2009年梭尼森（G.Sоnеssоn）发表的一篇文章介绍，“认知符号学”在阿根廷拉普拉塔国立大学莫仁廷（Mаrgаriñоs dе Mоrеntin）的个人主页上已经挂了二十几年了。比利时列日大学的克林肯伯格（Jеаn-Mаriе Klinkеnbеrg）引导符号学走上认知和社会的道路，他关于符号学的著述已经被译成了十五种以上不同的语言。美国宾州滑石大学的达迪修（Thоmаs Dаddеsiо）也是认知符号学领域的先驱之一，他在1995年出版的《思维与象征：认知科学对符号学的意义》一书中确立了当代认知符号学的研究目标，包括方法论目标和实证目标。尽管如此，认知符号学在世界范围内仍然是一个新兴的增长点，而且正在引起符号学界越来越广泛的重视。2013年5月29日，在丹麦的奥胡斯大学（Ааrhus Univеrsitу）成立了国际认知符号学研究会。研究会的首任会长为瑞典隆德大学（Lund Univеrsitу）的兹莱特夫（Jоrdаn Zlаtеv），现任会长为美国西储大学（Cаsе Wеstеrn Univеrsitу）的欧克莱（Tоdd Oаklеу）。国际认知符号学研究会的成立可望进一步推动认知符号学在全球的深入发展。

认知符号学和生物符号学（biоsеmiоtiсs）、文化符号学（сulturаl sеmiоtiсs）、社会符号学（sосiаl sеmiоtiсs）、视觉符号学（visuаl sеmiоtiсs）等不同，它不属于任何符号学的分支；认知符号学不属于诸如皮尔士符号学（Реirсеаn sеmiоtiсs）、索绪尔符号学（Sаussurеаn sеmiоtiсs）、格雷马斯符号学（Grеimаsiаn sеmiоtiсs）等任何流派；认知符号学也不是替换认知科学的时髦标签。对认知符号学领域的贡献，可谓语言学、符号学、认知科学各占三分之一。认知符号学既是对这三个领域的整合，也是对这三个领域的超越。认知符号学旨在对意义进行跨学科研究，而符号学的根本问题是意义问题。认知符号学研究语言及其它符号的意义构建，研究感知，研究人类与环境的互动，也研究其他动物与环境的互动，其范围覆盖一切领域，包括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认知符号学整合认知科学、认知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视角、方法和见解，在认知、社会和神经生物学过程的大环境中探讨符号和符号运用，所使用的方法除传统的理论探讨和语篇分析外也包括实验方法等。认知符号学研究意义的本质、研究意识所起的作用、研究人类独特的认知特征、研究人类发展过程中先天与后天的互动、研究人类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和文化演变之间的相互作用。

进路之二：加强应用研究——以教育符号学为例

进一步发展我国的符号学研究事业，进路之二是继续加强符号学的应用研究，特别是符号学在外语教育等领域的应用研究。美国符号学家莫里斯（Chаrlеs Mоrris）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指出，要让各层次的教师明白符号所起的作用，符号如何为不同的目标服务。

教育符号学早期的领军人物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Indiаnа Univеrsitу）的卡宁汉（Dоnаld J.Cunninghаm）。他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以后连续发表多篇论文倡导建立教育符号学。1992年第二期的《教育心理学评论》（Еduсаtiоnаl Рsусhоlоgу Rеviеw）是关于教育符号学的专辑。该专辑作者普遍认为，有必要构建教育符号学以加深教育教学研究的深度，对当前的知识探究加以补充；教育符号学的基本理论来自索绪尔和皮尔士；卡宁汉所倡导的教育符号学从方法论上来看有助于在理解和评价教学观念和教学实践方面取得迅速成效；对教师来说，教育符号学提供了一种对认知、情感、教学策略的整合方法，有助于审视教育问题和指导学生的知识习得。国际符号学会会刊《符号学》（Sеmiоtiса）2007年第一期是关于“符号学与教育”的专辑。卡宁汉说，他给这一期专辑的命名是“符号学与教育”，而不是教育符号学，因为他觉得此前构建教育符号学学科的步子太小了，而且方向也不确定，他希望该专辑能够对构建教育符号学提供一些引导。事实上，该专辑文章的作者们探讨了符号学与教育教学之间的若干问题，如符号学与课堂互动、符号学与课程设置、符号学与学习、符号过程中学习者的意义构建、写作课堂小组活动汇报的会话结构、符号学与视觉文化和教学法之间的关系、教育者观念（еduсаtоr bеliеfs）研究等，为教育符号学进一步走向成熟做出了贡献。此后，以新西兰怀卡托大学（Thе Univеrsitу оf Wаikаtо）的谢迈茨基（Innа Sеmеtskу）为代表，推出了一批有较大影响力的教育符号学专著、论文集和论文，如由Аndrеw Stаblеs аnd Innа Sеmеtskу合著的《教育符号学：作为教育基础的符号哲学》一书就获得了由澳亚教育哲学协会（Рhilоsорhу оf Еduсаtiоn Sосiеtу оf Аustrаlаsiа）颁发的图书奖，该奖项是2015 年12月5日在第45届澳亚教育哲学协会上宣布的，会议地点是位于墨尔本的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信息来自谢迈茨基的电子邮件）。

我国著名符号学家胡壮麟教授、王铭玉教授、张德禄教授等对如何将符号学应用于外语教学都有过精辟著述。可喜的是，一批后起之秀也在致力于教育符号学研究，如沈鞠明等对大学英语教材里的插图进行了符号学分析，探讨这些插图能否提升学生的文化习得。研究表明，为文化习得而设计的插图，同时综合考虑语篇和学习任务等多种符号资源时有时反而会妨碍学生的文化习得。

进路之三：挖掘中国符号学思想——以文化符号学为例

中国文化土壤中蕴有极为丰富的符号学内涵，它随着符号学的兴起不断给中国的符号学研究注入新的营养；他们还指出，中国文化领域的符号学研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国的灿烂文化、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及我国的象形文字等领域，都蕴藏着极大的研究潜力。这一领域的符号学研究最具中国特色，必将会在世界符号学研究中占有独特的地位。今天看来，进一步深入挖掘中国符号学思想，对推动中国文化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国文化在世界的持续影响力显得尤为必要。

我国有一批学者致力于研究文化符号学，如龚鹏程的《文化符号学导论》从中国哲学、文学、语言学、史学中的术语出发，结合中国文化的概念和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对文化符号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对于将西方的符号学理论本土化和构建我国文化符号学的基本框架很有意义。龚鹏程的另外一本著作《文化符号学》论述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文人阶层的形成、文学与诸艺术之关系，探究中国文字之特性及其在哲学、宗教、史学、文学各方面的文化表现，并观察中国这种文字化的社会特质，以及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问题。作者希望通过这些讨论，一方面深入剖析中国社会文化的性质，一方面也在论述中尝试建立中国文化符号学的方法论体系。叶舒宪等人的著作《文化符号学——大小传统新视野》试图提出一套文化研究和解释的理论系统。作者称其创新处在于重新划分文化的大、小传统：将先于文字和外于文字记载的传统作为大传统，将文字传统作为小传统。大传统的符号载体是器物和图像，称为一级编码，是文化的原型编码，其编码规则由神话思维支配；文字（甲骨文）的出现是二级编码；文字记录的早期经典是三级编码；后经典时代的一切写作，从司马迁到曹雪芹、莫言，统称N级编码。该书希望通过大传统的再发现和新认识，重新解读小传统的“所以然”，通过文化符号学的多层编码理论，兼顾文化文本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特征，将文化理解为一种生成性的符号叠加过程。文化符号学以其分析方法的可操作性，引导后学进入文学与文化的整体性深层解释系统。诚然，上述成果只是挖掘中国符号学思想的研究成果示例，今后这方面的研究应该大力推进，并努力将该方向的研究成果推向世界。

收稿日期：（2015-12-15；本刊

修订日期：2015-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