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

扬雄论赋，曾提出两个概念，一个是“壮夫不为”，后人解读为“悔其少作”；一个是“劝百风一”或“不讽则劝”，后人解释为“劝”多于“讽”，即以为赋失其“讽谏”意义，而多对帝王行为的劝勉、鼓励之辞。对扬雄提出的这两个问题，后人也多有研究，大多还是围绕“讽谏”下功夫。如果抛开概念或范畴的争辩，从汉人已经酝酿的汉赋理论批评角度看，扬雄提出的这两个概念，是从赋学批评层面，对此前汉赋发展的一个总结性评论。本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检讨这一问题。

“壮夫不为”与“劝百风一”或“不讽则劝”这两个概念，分别见于《史记》《汉书》《法言》等典籍。如扬雄《法言·吾子》有云：“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1]45在这里，后世文学批评家注意的两个概念都出现了①。问题来了：既然扬雄“悔其少作”，为何还与人讨论赋的“讽”“劝”问题？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从“壮夫不为”到“不讽则劝”之间，有什么逻辑关系吗？

笔者的理解：“壮夫不为”，是从汉赋学习与写作的角度而言的，主要针对各种赋作的阅读、模拟与写作过程，不仅限于献给帝王之作。扬雄曾对桓谭言及“能读千赋则善赋”之言，说明汉赋写作有一个训练、学习的艰苦过程，是如学习“雕虫篆刻”一样，需要在儿童阶段就完成的学习任务。

“不讽则劝”，是扬雄的汉赋批评观，主要针对献给帝王的赋作而言。他认为，《史记》所言“劝百风一”，汉赋以“讽”归于正，然“劝而不止”，失去了讽谏的本意。这就将“劝”视作“讽”的对立面而提出来。可见，“壮夫不为”与“不讽则劝”，并非互为因果的关系，而是有一个内在的发展、演变历程。然而，在此基础上，扬雄是如何理解并诠释汉赋的功用的？这就需要从“讽”（或“风”）与“劝”的内涵与关系入手，进行深入分析。

一、“讽”与“劝”：扬雄理解“靡丽之赋”的两把钥匙

“讽”（或作“风”）与“劝”，屡次出现在《史记》《汉书》的司马相如、扬雄本传以及扬雄的《法言》中。

1．《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太史公曰”：“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风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2]3722

2．《汉书·司马相如传下》：“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风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3]4207

以上二者皆用“风”，其中的“亏”“戏”之别，不影响对此句的理解。

需要说明的是，《史记》《汉书》所记扬雄语，前者一般被认为属于后人阑入，后者属于班固“赞曰”。笔者以为，扬雄虽非司马迁时代人，但将“讽”与“劝”归于扬雄对司马相如及此前其他赋的总结性评论，反映了扬雄将这两个关键词作为理解汉赋的核心思想，应无问题。这还可以在下面的《汉书·扬雄传》与扬雄《法言·吾子》中得到证实。

3．《汉书·扬雄传下》：“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繇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3]5394-5395

4．《法言·吾子》：“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

以上二者一用“风”、一用“讽”，皆有“劝”字。此二则材料见于《汉书》扬雄本传与扬雄个人著作，其说可信。

综上可见，出现在《史记》《汉书》《法言》中以“风（或讽）”“劝”评价汉赋者，皆为扬雄。出现的四次场合中，三次为“风”，故以“风”为是。这充分证明一个问题：至西汉末年，扬雄开始以“风”“劝”评论汉赋的性质与功能，是他开始从理论层面对汉赋进行总结、批评的标志。“风（或讽）”的意义比较容易理解，颜师古曰：“风读曰讽，下以讽刺上也。”[3]5395“风”，即讽谏之意，委婉而讽。“劝”者何意？仔细想来，“劝”与“讽”经常连用，似乎意义较为接近。那么，扬雄将二者分别提出，是何含义？

《史记》三家注对“劝百风一”未作解释。《汉书·司马相如传》，颜师古注：“奢靡之辞多，而节俭之言少也。”[3]4208《汉书·扬雄传》中，颜师古对“劝而不止”未作解释，其解释“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曰：“言其末篇反从之正道，故观览之者但得浮华，而无益于讽谏也。”[3]5395此指全文多浮华之辞，末以“正道”作结，却适得其反。《法言·吾子》中，吴秘解释“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曰：“讽之，必推类而言，极靡丽之辞，然后讽之以正。如其不已，乃复成劝，言不正也。”[4]90《法言》“极靡丽之辞，然后讽之以正”，意同《汉书》“归之于正”；《法言》“如其不已，乃复成劝，言不正也”，意同《汉书》“览者已过”。

由此推知，“劝”的含义，即是“风不已”，而“览者已过”，未能“归之于正”，与“风”的本意相反。“风”，刘熙《释名》称：“风，兖、豫、司、冀横口合唇言之。风，汜也，其气博汜而动物也。青徐言风，踧口开唇推气言之。风，放也，气放散也。”[5]7“博汜”，笔者理解为“广泛”；“气放散”，笔者以为即“气息推送”。当用来评价“赋”的时候，“风”的意思近似“以全面、温和之气以动人”，即我们常说的“委婉而讽”“讽谏”之意。

“劝”，扬雄《方言》卷十称：“食阎，怂涌，劝也。南楚凡己不欲喜而旁人说之、不欲怒而旁人怒之谓之食阎，或谓之怂涌。”注引《广雅·释诂》称：“怂涌，劝也。”又称：“‘怂涌’者，从旁动之也。”[5]699-700在此，“劝”有较为主动的行为目的，有“极力劝说以动人”之意。由此可知，“劝”的意思，已经从“风（或讽）”之讽谏、勉励变为具有贬义的“怂恿”“劝说”。如果说，“风”是用“靡丽之辞”以“谏”人，“劝”则是径直以个人的主观意见强加于人，具有直接说服对方并使之接受的强烈目的。

“风”与“劝”是如何产生的呢？扬雄以为，作者首先通过铺张夸饰的词汇，营造“靡丽之辞”的气象，使读者从类似于视觉疲劳中达到“归之于正”的目的，此即其所言“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其次，如颜师古所言，“劝百风一”的事实，造成了赋作全文皆有靡丽之气，然最后的“归于正道”，并不能使读者收回因阅读“丽靡之辞”带来的奢靡欲念，故出现了“观览之者但得浮华，而无益于讽谏”的结果。本来预设的“风”，终成了意料之外的“劝”。

当然，扬雄所言“风”“劝”，主要说的都是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之类献给帝王的赋作。若属个人命运、生活遭际的抒情小赋，则不在此列。事实上，司马相如之赋，即使他的《子虚赋》《上林赋》，在当时未必真的如扬雄所言，有较为具体的“讽谏”目的，或者“讽劝”特征。[7]“不讽则劝”，实际上是扬雄尝试从理论层面对此前汉赋性质、功能的一种总结性认识，是在刘向“不歌而颂谓之赋”基础上对汉赋理论的进一步改造；是将汉赋拉下神坛，将其作为普通“文章”的一种方式。

二、扬雄时代赋论思想的变化与“壮夫不为”的由来

如果按照扬雄的理解，汉赋“劝百风一”“不讽则劝”之后，是否就失去了在宫廷或上层贵族中存在的意义？何况，扬雄又说“壮夫不为”，似乎汉赋的确远离了宫廷，而走向了民间。事实是否如此呢？

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讽谏说”是扬雄的发明。无论是“劝百风一”，还是“不讽则劝”，其实都是针对帝王之赋而言的。结合汉代以来的辞赋看，如果从辞赋描写的对象或者潜在阅读者来说，大多是帝王、藩王或宫廷显贵。从这个角度说，“讽谏”说很容易被发掘出来。在扬雄赋以前，符合这一特征的赋作有：

枚乘《七发》写楚客与吴太子，是对吴太子的劝谏，文末以吴太子“霍然病已”结束，也验证了“讽谏”的效果。孔臧《谏格虎赋》，明确以“谏”为题，劝谏天子格虎事。然此为小赋，谈不上“极靡丽之辞”。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极力夸耀齐王、楚王与当今天子校猎事，最后以子虚、乌有先生“逡巡避席”“今日见教，谨受命”结束，显然也有通过极力铺陈而实现劝诫的目的。他的《大人赋》，极力描写神仙，并自称较《子虚赋》《上林赋》更为“靡丽”：“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3]4178汉武帝读此赋，“飘飘有陵云气游天地之间意”。[3]419在这里，史书未明确说明司马相如为赋有“讽谏”之意，而是一种主动的进献行为。扬雄所言司马相如赋“劝百风一”，主要说的是这两篇赋。

其次，扬雄以“风（或讽）”“劝”介入赋评。司马相如之后出现的献给帝王的大赋，就是扬雄的《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在扬雄这里，赋被赋予了“风”的功能，如《汉书》称他的这四篇赋，分别有“风”之意义，如史书分别记载扬雄“还奏《甘泉赋》以风”“还上《河东赋》以劝”“因《校猎赋》以风”“上《长杨赋》……以风”。[3]5319，5340，5348，5367四篇赋中，三“风”一“劝”，体现了扬雄对“风”“劝”之别的细微体察与使用，这在《史记》《汉书》记载的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中是未有的现象。

这是从字面意义上看的。从史书记载的扬雄的写作目的看，也是如此。如其《甘泉赋》，写作原因是因为甘泉宫过于奢华，后来汉武帝又有增造之举，此虽非汉成帝所为，然扬雄“欲谏则非时，欲默则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又见赵昭仪从驾甘泉，故为赋“微戒齐肃之事”。②汉成帝读此赋，史书称“天子异焉”，可知此赋还是达到了当初的写作目的。这说明，扬雄写作《甘泉赋》时，具有明确的针对性与目的性，也具有很强的政治责任感，非如当初司马相如赋那样，仅仅为了取悦帝王而已。

《河东赋》，史书记载“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顾龙门，览盐池，登历观，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虚，眇然以思唐虞之风。雄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网”。[3]5340由此可知，扬雄是想通过此赋，将汉成帝“迹殷周之虚”“思唐虞之风”，转化为汉成帝本人的政治理想或举措。

《校猎赋》，“游观侈靡，穷妙极丽。虽颇割其三垂以赡齐民，然至羽猎、田车、戎马、器械、储偫、禁御所营，尚泰奢丽夸诩，非尧、舜、成汤、文王三驱之意也。又恐后世复修前好，不折中以泉台”，这说明扬雄写此赋的目的，具有明显的劝诫帝王远离“游观侈靡，穷妙极丽”之事。

《长杨赋》的背景是，“是时，农民不得收敛”，[3]5319、5340、5348、5367则此赋劝诫目的亦甚明显。

另外，这四篇赋中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即扬雄上《河东赋》时，使用的是“劝”，上其他三赋用的是“风”。这里很明显，《河东赋》因为是正面进谏，即不必再使用“风”的委婉方式，而是直接采用了“劝”的方式。而其他三赋，分别是劝诫汉成帝远离奢靡之事，故采用的是“风”。

这说明，至扬雄之时，其所上皇帝的大赋，已经具有明确的“风劝”目的，并且对“风”“劝”的使用，也有具体的界限或规定。至此，汉赋被赋予了明确的政治目的，并且其写作思想也有了具体的规定。这是汉代文人心态与文学思想发生的一大变化。

最后，扬雄的“壮夫不为”式“悔作”，并非指的是所有的汉赋或者他本人后悔作赋，而是有特殊的指涉。

既然扬雄以为献给帝王的赋作，具有“讽劝”的政治功用，为何在《法言》中又说赋“壮夫不为”？并且这个“赋”，似乎泛指的是所有的赋，不仅仅指的是献给帝王之赋。

扬雄以“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论赋，是针对“或人”所问的“少而好赋”而言。事实上，扬雄曾从汉成帝出巡，并多次上赋，这不是矛盾吗？

最可能的一种情况是，扬雄所论，并非针对所有的汉赋而言，而是紧接着“或人”所问的“少而好赋”而言的，即二人谈论的是扬雄少时所作之赋。所以，扬雄才对自己的“少作”表现出“悔意”，并认为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这个评价，并非针对其后来的《甘泉赋》等赋而言的。

那么，扬雄“少时”有何赋作？因为史书未保留此类赋作，我们只能通过史书记载的扬雄少时之事，尝试进行分析。

《汉书·扬雄传》记载其少时之事如下：

1．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顾尝好辞赋。

2．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

3．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又旁《离骚》作重一篇，名曰《广骚》；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畔牢愁》《广骚》文多，不载，独载《反离骚》，其辞曰……[3]5308-5309

综合以上三条资料分析，可得出如下两点结论：第一，扬雄少时好学，博览群书，并好辞赋；第二，扬雄在蜀，曾模拟司马相如赋；又拟屈原楚辞，作《畔牢愁》《广骚》《反离骚》。很显然，扬雄少时学赋，多模拟司马相如之作。司马相如保存下来的著名赋作，即《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扬雄所模仿者，当即此类赋作。司马相如这几篇赋，扬雄后来以为皆属于“劝百风一”之作，已经对其赋提出了批评；对于自己少时模拟此类赋作，当然也会产生悔意。另外，扬雄对模拟此类赋作后悔的原因还有一个，即司马相如这几篇赋，本来皆为写神仙的题材[7]，如《史记》记载：“天子既美子虚之事，相如见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2]3702-3703由此处司马相如将“子虚”“上林”与“好仙道”联系起来看，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本来是写“神仙”。扬雄虽然后来产生悔意，但至其入京城随汉成帝出巡，其《甘泉赋》中对此类神仙思想仍有体现。这是模仿司马相如的思想遗存。

扬雄《反离骚》，当亦在其“悔”之列，除了“拟作”的因素，还有内容上的原因，如《反离骚》，“弃由、聃之所珍兮，跖彭咸之所遗”，是用黄老思想反对屈原投江的选择。总体上看，扬雄少时模拟司马相如、屈原作赋，也以黄老神仙为主，其风格、思想同《甘泉赋》。这说明，扬雄少时拟赋，多拟司马相如赋中的神仙题材。这种赋作，其“讽谏”成分要少得多。王充曾批评司马相如、扬雄此举说：“孝武皇帝好仙，司马长卿献《大人赋》，上乃仙仙（编者按：仙仙当读为飘飘）有凌云之气。孝成皇帝好广宫室，扬子云上《甘泉颂》，妙称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为，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觉，为之不止。长卿之赋，如言仙无实效；子云之颂言奢有害，孝武岂有仙仙之气者，孝成岂有不觉之惑哉？然即天之不为他气以谴告人君，反顺人心以非应之，犹二子为赋颂，令两帝惑而不悟也。”[8]641-642这是“风”的作用没有奏效，反而出现“劝”的结果的表现，所以王充批评二人赋颂未直言相劝。

扬雄《甘泉赋》也未做到“风”，但扬雄提出的“劝百风一”的批评，为王充所接受，并成为批评辞赋的一条标准。所以，扬雄悔者，一在其“少作”，一在其“风”少、“劝”多之赋，后者亦即刘勰所言无关讽谏的“逐末之赋”。③

综上，我们可以将扬雄“悔作”的对象归纳为三类：1．悔“少作”；2．悔“拟作”；3．悔具有“黄老”或神仙长生不死思想的赋作。

虽然，扬雄的“壮夫不为”有“悔作”的一面，但同时证明了汉赋思想至此发生变化的事实。此后，汉赋“劝”的成分的增加、“风”的成分的减少，也带来了一定的正面作用，使得本来的宫廷之赋，转而成为人们学习语言知识、提高赋作撰写水平的工具，桓谭说扬雄“能读千赋则善赋”，就是这个原因。在此基础上，汉赋进一步被拉下神坛，由本来专为帝王制作之赋，一变而为文人抒发个人情感与生活感受的士人之赋。这样的话，扬雄就将赋的写作技术化，将其视作一种普通的“文章”体式，不再是娱乐帝王或贵族的游戏之作。汉赋的性质与作用，至此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三、扬雄与两汉之际赋学批评思想的定型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扬雄提出的“壮夫不为”与“劝百风一”或“不讽则劝”，实际上是从汉赋理论角度，对汉赋理论认识的一种改造。其基本思路是，从汉赋的性质、作用角度，将本来为帝王服务的汉赋，转化为一种普通的“文章”体式，增强了汉赋的抒情效果。

抒情小赋，在汉初即存在，庄忌《哀时命》、贾谊《吊屈原赋》与《鵩鸟赋》，以及《古文苑》保留的枚乘、邹阳、公孙乘等人的小赋，《孔丛子》中保留的孔臧小赋、董仲舒《士不遇赋》、王褒的《僮约》等，都是继承《诗经》、楚辞抒情传统的文人赋。至司马相如出，其《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开启了汉赋为帝王服务之门。但是，帝王需要汉赋的政治点缀与歌功颂德，所以汉武帝封禅泰山，需要儒术以“文之”④，其中当然也有汉赋的作用。然而，赋家本身具有的儒家色彩，又促使他们具有强烈的“帝王师”理想和积极的“入世”观念。这就使得汉赋在帝王与赋家的理想之间产生了一种“离心力”。赋家的“文心”当然无法抗拒帝王的“皇权”，所以枚乘等人产生了“自悔类倡”的羞耻感。

至汉成帝，赋作数量已经急剧增加。扬雄生活的汉成帝时期，汉赋出现了“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9]22的繁盛局面。这个时候，再要求汉赋皆如汉初一样强调“讽谏”，已不可能。这就需要对积累众多的汉赋进行分类，并从性质上予以定位。也就是说，两汉之际，需要有人出来对汉赋理论进行总结与改造。

首先，汉成帝时期，第一个出来做这个工作的是刘向、刘歆父子。他们的《别录》《七略》将赋分为“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杂赋”四类，是对赋作的一种体系化整理。同时，《汉书·艺文志》将赋与《诗经》联系起来，此思想显然也出自向、歆父子⑤。这种做法，是从儒家思想角度，将赋的性质向经学上靠，是将汉赋纳入汉代主流思想体系的尝试。

其次，扬雄对赋论的第二次改造。在刘向、刘歆父子基础上，后来扬雄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4]91-92也是将赋与《诗经》联系起来，同时提出“辞人之赋”。颜师古以为“辞人，言后代之为文辞”，是沿袭他将赋视作“文章”的思路。这样看来，扬雄应该是在刘向、刘歆父子的赋学改造基础上，又进行了第二次改造。其意义，就是将赋的源流，分为“《诗经》之赋”与“文章之赋”，扩大了赋的表现形式与领域。

再次，扬雄与桓谭论赋，提出“读赋”，是将“赋”等同于《诗经》与“文章”的开始。这是对汉赋理论的第三次常识性改造。

扬雄、桓谭的这种“读赋”认识，还有一种意义，即对赋的源流进行了深入考察。刘向称“不歌而颂谓之赋”，实际上是强调汉赋具有《诗经》“颂”的意义；扬雄强调“讽”，“讽”同“风”，“风”本亦为《诗经》六义之一，这实际上是扬雄与刘向的“颂”一样，皆将赋的源流上溯至《诗经》。但扬雄又强调“劝”，这较“讽”更为直接，其抒情性更强，而其渊源则在楚辞。据目前笔者所见资料来看，将赋与《诗经》、楚辞并列联系起来考察，扬雄是首倡者。这是汉赋在文学史上的一大变化，说明至少在刘向、扬雄、桓谭时代，文学以及文学批评的意识已经出现，并且魏晋南北朝较为发达的文学理论观念，在此已经开始酝酿成熟。

我们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如果将汉武帝召见司马相如并推崇其赋，看作是汉赋正式进入大汉王朝上层社会[7]，并以合法身份参与皇权与社会、成为汉代文学主流的开始，那么刘向、刘歆父子的工作，就属于运用主流文化思想，进一步将汉赋纳入汉代主流文化系统的尝试。将“赋”与《诗》联系起来，就使赋具有了与“经”的血缘关系，其身份更加合法。但扬雄将赋分为“诗人”“辞人”之赋，除了继承刘向等人的思想，还接续先秦屈原等人的楚辞思想。“则”属于《诗》，“淫”即属于楚辞。如扬雄《法言》称：

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4]91-92

在此，扬雄将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皆归入“淫”之列，而此数人，包括庄忌、司马相如，在《汉书·艺文志》中皆属“屈原赋之属”，可知扬雄的确以“淫”之源归于屈原。扬雄对“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认识，其实也源于刘向等人。但是，扬雄的一个进步，是提出“则”与“淫”的概念，是对汉赋功能的理论化尝试。何为“则”？李轨注：“陈威仪，布法则。”是从汉赋对社会秩序的角度，提出的理论概念。何为“淫”？李轨注：“奢侈相胜，靡丽相越，不归于正也。”这是从赋的文学功能角度提出的概念，与上文“风”正相对。如果说，扬雄提出的“则”，接续的是《诗》的传统，那么“淫”就是接续楚辞传统。同时，扬雄对“淫”是一种陈述，并非反对，而是将其作为赋的一种风格提出来。从这里说，扬雄对“淫”的重视，其实是从赋的“文章”功用与性质的角度，将“赋”提到了与其他文章体式并列的高度。这是扬雄对汉代文学批评思想的一大贡献。

最主要的是，扬雄并无刘向、刘歆、桓谭、王莽的政治身份、家庭出身与学术地位，他以出身底层的文人身份对汉赋理论的总结，对汉赋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表明，“赋”被出身下层的文人所注意，并被下层文人以理论化形式进行总结，一方面说明了汉赋开始进入“文学”轨道，并被文人所注意的事实；另一方面，也说明汉赋开始脱离皇权的控制，不再仅仅成为文人歌功颂德的工具，从而为下层文人使用汉赋表达个人感情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在这里，扬雄的“赋心”（或者说文学责任），强烈干预了“皇权”对汉赋的控制，将“赋”送上了正常的文学轨道。其后，桓谭《道赋》篇中的汉赋批评思想，即与扬雄一脉相承，是对刘向、刘歆、扬雄赋学思想的进一步发挥⑥。汉代文艺批评思想初具雏形。就此而言，扬雄对汉赋批评思想的贡献，绝对不容忽视。

结合扬雄自觉继承刘向、刘歆的赋学思想，以及扬雄与桓谭往来书信中对当时语言、文学的评论看，尤其是结合桓谭步刘向、刘歆、扬雄之后，在《新论·道赋》中体现出较为成熟的汉赋写作、批评思想看，两汉之际尤其是东汉初年，较为成熟的文学批评已经基本定型。后来王充、班固大多继承了他们的赋学思想。魏晋六朝时期挚虞、陆机、钟嵘、刘勰等人非常成熟的文学批评著作，其渊源至少应追溯至西汉末年或两汉之际。而在西汉末年至六朝之间，到底有无或者究竟有多少类似于《文章流别论》《诗品》《文心雕龙》的理论著作，由于文献无征，我们虽然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六朝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定非向壁虚造，而是有其汉代文学的思想渊源，甚至曾以已经亡佚的汉魏同类书目作为参照。

注释：

①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称：“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风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这个“劝百而讽一”，也印证了扬雄《法言》中的说法。

② 《汉书补注》卷 57《扬雄传》：“甘泉本因秦离宫，既奢泰，而武帝复增通天、高光、迎风。宫外近则洪崖、旁皇、储胥、弩阹，远则石关、封峦、枝鹊、露寒、棠梨、师得，游观屈奇瑰玮，非木摩而不雕，墙涂而不画，周宣所考，般庚所迁，夏卑宫室，唐、虞棌椽三等之制也。且其为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谏则非时，欲默则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乃上比于帝室紫宫，若曰此非人力之所为，党鬼神可也。又是时赵昭仪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从，在属车间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车骑之众，参丽之驾，非所以感动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却虑妃’，以微戒齐肃之事”（第11册，第5339页）。

③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縠者也。”

④ 《史记·封禅书》称汉武帝“欲放黄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莱士，高世比德于九皇，而颇采儒术以文之”。（《史记》卷28《封禅书》，中华书局2014年修订本，第4册，第1678页）

⑤ 《汉书·艺文志》袭自《别录》与《七略》，其中所言“不歌而诵谓之赋”“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等，皆以赋来源于《诗经》。

⑥ 桓谭称：“予观新进丽文，美而无采；及见刘、扬言辞，常辄有得。”（《文心雕龙•通变》）这个“见刘、扬言辞”之后的“常辄有得”，就是一种阅读感悟之后的思想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