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宏伟

（西柏坡纪念馆，河北　平山　050411）



西柏坡时期从严治党历史经验探析

杨宏伟

（西柏坡纪念馆，河北平山050411）

[摘要]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即将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面临这样一个重大而全新的历史考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清醒地认识到，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要有更加严格的纪律管党治党，如果没有纪律和规矩的严格约束，就会出现肆意妄为、腐化堕落的问题，就会失去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就将不能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而且原来已经取得的胜利也会丧失。在这一关键时期，党中央站在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新政权长治久安的高度，高瞻远瞩，把从严治党摆到十分突出的位置，定制度、立规矩，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确保“进京赶考”考出了好成绩，没有被退回来。经过几代共产党人的艰辛探索和不懈努力，使我们党始终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坚强的领导核心，始终站在时代发展的最前沿。

[关键词]西柏坡；从严治党；历史经验

西柏坡时期，是我们党发展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个时期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党中央立足当前、着眼未来，提出建立廉洁政治的执政目标，在反腐防腐上下狠心、使猛药，采取有力措施，推进从严治党，既克服当时有些人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等弊病，又防止“四种情绪”、贪污腐化、侵害群众利益等问题的发生，使我们党达到了高度的团结统一。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西柏坡时期从严治党的基本经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到现在还在沿用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经验之一：建立廉洁政治，确保新政权长治久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不顾国家民族的存亡，仍然推行独裁统治。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国民党的作风就开始败坏，各级官员的贪污腐化已经非常普遍，“奢侈和豪华”成为了国民党高官特有的生活方式。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腐败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峰，接收大员们已无廉耻和人性可言，他们财迷、色迷、官迷成风，借机大肆搜刮民财，巧取豪夺，贪婪地掠夺金子、房子、车子、票子、女子，“接收”变成了“劫收”，把原沦陷区搞得乌烟瘴气，怨声载道。当时，北平流传着这样的民谣：“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想老蒋，盼老蒋，老蒋来了米面涨”。对此，国民党负责经济接收的重要官员邵毓麟曾当面向蒋介石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然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他预言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这颗“定时炸弹”在内战期间就爆发了，其直接表现就是国民党在战场上的溃败。

但是，蒋介石并没有从根本上觉悟过来，在国共较量的最后几年里，仍然继续奉行腐朽的反动统治。在处理国内一些重大问题时，不是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而是考虑自身小集团的利益，竭尽全力维护蒋家王朝的独裁统治。

国民党失败，人民最终取得胜利，毛泽东早已是成竹在胸。1947年10月，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了一份政治宣言，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被称为《双十宣言》。在这个宣言里，毛泽东客观分析了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基本政策。其中第四项提出废除蒋介石统治的腐败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的政权建设目标。战略反攻前夕，政治目标既定。

很明显，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提出建设“廉洁政治”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国民党腐朽统治的反面教训。对于中国共产党自身而言，它自身不仅提出了建立“廉洁政治”的目标，同时在执政前夕，在自己所不断建立的新解放区内，也不断进行了政权廉洁的实践。随着军事斗争的巨大胜利，新解放区的迅速扩大，党中央提出创建新的解放区必须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和廉政建设，坚决反对腐败。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决定进军东北，在东北辽阔的土地上建立新的解放区。党在1946年初提出的《共产党对于东北时局的具体主张》，明确提出要建立廉洁政治，严惩贪腐行为，如果是共产党员犯法，必须从重论罪。1947年5月，东北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结合新解放区建设实际，作出了《东北目前形势和任务的决议》，指出当前有些人已经开始腐化堕落、思想发霉，追求享乐、名誉、地位。因此，必须加强教育，纠正错误。第二天，东北行政委员会颁发了第一个《东北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克扣或截留应发或上交之物的，盗卖或窃取公有财物的，利用职权私受贿赂、索取回扣、徇私舞弊的，借机敲诈勒索人民财物的，假借征收募捐的名义中饱私囊的，都是贪污行为。同时，针对违法数额大小和情节轻重规定了具体的量刑标准。《条例》颁布后，东北行政委员会立即查处了一批贪污腐化分子，起到了惩治、教育和震慑的作用。1948年，华北解放区也发出《关于反贪污浪费的指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带头执行纪律，拒绝一切不应得的享受。动员广大党员干部要敢于同一切贪污腐败现象做斗争，特别是在整编队伍、审查干部思想和检讨财经工作时，要认真查找存在的问题，深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通过民主的方式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全国各解放区都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反腐措施，使因为胜利而滋生的一些腐败苗头一露头就得到遏制，在关键的十字路口，挽救了一大批人，把控住了政治局面，保证了新解放区的政治廉洁。

经验之二：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坚持依规治党

西柏坡时期，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进攻以后，迅速来临的大好形势使党内及部队有些人头脑发热、得意忘形甚至恣意妄为，无组织、无纪律、擅自决定重大事项等问题十分突出，甚至出现了贪污腐化的现象。这些问题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加强党内、军队纪律建设已经迫在眉睫。党中央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吸取各解放区的正确做法和经验，果断采取一系列措施，制定相关制度和规矩，认真加以解决和防范。

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在多年战争环境下，各级领导机关形成相对独立的自治局面，各地中央局和军区存在着的不请示、不汇报现象，严重影响着中央对战略全局的把握和对政策方针的科学决策。党中央一边进行治理，一边制定相关制度。1948年9月，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第七部分专门讨论了“加强纪律性，克服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央同志要以全力来做这件事，要在战争的第三年内，在全党全军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任弼时也在发言中强调：“由于地区趋于统一，党之威性高了，战争规模大了，兵力集中作战，更感需要统一集中领导，加强纪律。”并指出中国共产党由乡村走向城市，更需要强调统一和纪律，只要统一集中起来，加强请示报告制度，大家都服从纪律，就能战胜一些错误的倾向和外界的不良影响。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具体规定了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宣传、党务等方面的中央权限，凡属于中央决定的事项，必须由中央决策，地方不许擅作主张。中央已经作出决定的，各地党委必须无条件地严格遵守并正确执行。凡在执行中遇到困难及特殊情形或有不同意见，均可向中央说明理由，提出意见等候中央批示，但不允许擅自修改。在执行中遇有特殊原因在不得不权宜处理的情况下，可变通办理，但事后必须请求中央追认。

健全党委会制度。由于各根据地、解放区长期处于被分割包围和相对自治状态，个人包办和个人决定重大事项的习气甚为浓厚，而且成为一种工作习惯，中央的政策和指示得不到很好贯彻执行，不仅影响了中央的权威，而且严重制约着革命的发展进程。为解决以上问题，党中央于1948年9月印发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党委会议制度。高级领导机关的部、委、校、室，也要召开有领导分子参加的集体会议来讨论决定重要问题。并规定在此决策过程中，还要正确处理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的关系，二者不可偏废。同时，党中央注意到有了正确的规章制度，还不等于是真正健全了党委制，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的。为此，在1949年3月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总结报告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理论观点，系统阐述了党委会12种工作方法。健全党委制和党委会的12种工作法成为我们党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重要制度，科学具体地阐明了党委会在集体领导的原则下如何做好工作的问题，创造性地解决了领导集体与领导者个人、民主与集中等方面的问题，成为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法宝。

实行党代会制度。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实现和扩大党内民主生活是一个重要方面。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为拥有300多万党员的大党，对于这样一个即将走上执政地位的大党，加强纪律性极端重要，是保障革命胜利的重要一环。而加强纪律性与发展党内民主又是相连的，如何保障广大党员参加民主政治生活的问题摆到了重要议事日程。为此，在党的九月会议上，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建立和扩大党内的正常民主生活的办法，是实行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制度。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决议》下发后，各级党委按照党章定期召开本级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研究决定重大事项。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召开，使党内的民主生活更加活跃，进一步扩大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范围。更加有利于统一全党思想，有利于贯彻落实中央的方针政策，有利于推动各地工作的开展。

严肃新闻宣传纪律。新闻宣传是党的喉舌，是党的政策的风向标。我们党历来重视新闻宣传工作，牢牢把握新闻宣传工作的正确方向。西柏坡时期，有些地方的新闻媒体在舆论宣传中，由于态度不认真、没有好好研究中央政策、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立场，不请示、不报告，擅自宣传，出现了许多错误观点和言论。比如说有的通讯社和报纸，不加选择、不加分析、不进行严格把关，宣传报道土改中许多包含“左”倾错误的做法。诸如此类不正确的通讯或文章，影响着各级机关和群众对中央方针政策的正确理解和执行。为此，党中央下发了一系列指示，采取多种措施加强舆论宣传纪律。1948年6月和8月，党中央专门发出了《必须以严肃科学态度对待宣传工作》和《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规定各地党报必须坚决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并不得在宣传中将中央和受中央委托执行中央的路线政策和任务的机关（即各中央局、分局、军委分会和前委会）处于平列的地位。相反的，必须公开向党内外声明：各受中央委托的机关，是执行中央的路线政策和任务的。党中央还专门制定了关于舆论宣传工作的请示与报告制度，其中具体规定了宣传内容有不同于中央现行政策和指示的，均应事前将意见和理由报告中央批准的制度。党中央反复强调各中央局、区党委要切实加强报社、通讯社等重要宣传媒体的领导，以严肃、认真、科学的态度对待宣传工作。对于自己发行的报纸，必须于每天出版之前，由一名懂得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同志看大样，进行严格把关，改正错误观点后出版，坚决杜绝把错误观点和做法作为好经验在党报党刊上进行宣传的现象。

经验之三：开展整党整军运动，纯洁党的队伍

西柏坡时期，党中央高度关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整党对象则是规模更大的基层组织，这些农村基层组织都是老百姓实实在在能够感受到，能够监督到的，也因此这种整党从某种程度上说，对于决定中国革命的向背，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西柏坡时期，为什么要整顿农村党组织？这显然与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息息相关。众所周知，1948年7—9月份，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掀起了彻底废除中国几千年封建剥削制度、变革中国社会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汹涌浪潮。进行土地革命，解决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的问题，着力贯彻执行党内土地革命政策就是这些生活在老百姓身边的农村基层党员、党的干部。如果这个基层组织队伍不纯洁、作风不正，直接影响到土改工作的进程。

在全国土地会议召开之前，全国仍有三分之一的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已进行土改的地方也有夹生饭，不彻底。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在于党的地方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组织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组织不纯问题。除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外，有些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干部在抗战时表现很好，现在却跟不上形势，惊呼革命革到了自己头上，很难迈过土改这一关，成为半截革命者。他们阳奉阴违地阻扰土地改革，往往出现包庇地主、富农的现象。二是思想不纯问题。有些党员干部阶级意识模糊，执行土改政策不坚决，甚至袒护地主、富农。究其原因，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没有跟上。党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但受战争影响，对基层党员尤其是新党员的学习教育抓得不够系统严格。不少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党性修养不高，突出表现为对党的群众路线缺乏认识、有个人主义倾向、容易滋长官僚主义作风和骄傲自满情绪、工作中忽“左”忽右。三是作风不纯问题。有些党员干部特别是村支书、村长等，严重脱离群众，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搞家长制、一言堂，习惯包办代替、强迫命令，甚至欺压群众。有的党员干部私心膨胀，有多拿多占甚至贪污现象。

因此，西柏坡全国土地会议讨论的另一个中心议题便是整党。同年10月10日，《中国土地法大纲》正式颁布后，整党与平分土地的工作同时在各解放区铺开。按照中央部署，各解放区纷纷开始进行。随着工作的开展，党中央及时总结并推广新鲜经验，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被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视为整党成功典型的“平山经验”。

平山整党的主要做法是：首先，公开党的支部，在广大群众帮助下进行整党，把党的会议与群众大会合起来开；其次，就是从乡到县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赋予相应权力。这在当时被称为“开门整党”，这种做法也是在一次次关门整党，尤其是在整顿基层党组织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过去农村党支部开会具有很强的神秘性，这样很容易被坏分子利用，隔离党与群众的联系，不利于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不利于广大群众的监督。把门打开，吸收具有一定觉悟的非党贫农、中农参加，使整党在群众的监督下进行。由于有了群众的监督和对证，使得每个党员的阶级思想作风行为是否存在问题，很快得以查清。问题查清后，由党支部和群众提出处理好坏党员的意见，该奖励的奖励、该处罚的处罚，改造坏分子、瓦解小宗派。农村党的公开，并接受群众意见改造、教育党员，党支部不再包庇自己的党员，畅通了党的领导者与群众的联系，使得广大群众再没有任何顾虑地和党站在了一起。

这场整党运动前后历时一年多，有不少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一是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基层组织为重点进行的大规模整党运动；二是首次实行开门整党，党的支部和党员公开化，邀请群众参加整党会议，征求群众对党员尤其是干部的评议意见，接受群众监督；三是整党运动与土地改革、促进生产相结合，做到整党与日常中心工作两不误、两促进。

随着战略反攻的推进，有大量的翻身农民参军，还有上百万国民党官兵被改编加入到解放军的队伍。在这些新成分中，由于思想上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有些人参加革命的动机不纯，有些人怕苦怕累、贪图享乐的习气非常严重，有些干部的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军阀主义作风有所抬头。针对这些问题，在整党的同时，党领导的军队也从1947年冬开始利用战争的空隙，开展了整军运动。整军运动采取民主方式，进行文件学习、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

这次整军运动，从本质上说是一次军队内部严查成分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群众性、民主性纪律提升运动，毛泽东将其称为“新式整军运动”。西北野战军在宜川战役取得辉煌胜利后，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中，给予高度评价，指出：宜川战役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胜利，原因很多，主要得益于在冬季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的整军运动。全军上下经过一年多的新式整军运动，部队的纯洁性得到提高、纪律性得到加强、思想作风得到整顿，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起来，这样的军队将无敌于天下。

经过整党整军运动，党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性加强了，有了领导、有了秩序，共产党在部队和群众中的领导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这一场运动不仅在当时显示了它的极大有效性，更是启发我们当下应该坚持不断地深入推进党务、政务建设的有序公开和建立健全权力在阳光下透明运行机制。

经验之四：筑牢思想道德防线，永葆党的先进性

到了解放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即将由革命党转为执政党，执掌全国政权大势已定。

为了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培养一批优秀的建国人才，1948年7月，党中央决定在西柏坡重办高级党校，名为马列学院，以刘少奇为院长、陈伯达为副院长。中宣部从各地招考了100多名具有实际工作经验和一定文化水平的领导同志组成了第一批学员。11月8日，马列学院第一班在离西柏坡不远的平山县李家沟口村开学。12月24日，刘少奇对第一班学员做了重要讲话。讲话中直接点明了在当时形势下更加迫切地重视干部理论学习的异常重要性。刘少奇指出，有人说，我们不读马列主义的书不行吗？以前我不读这些书，也当了县委书记、地委书记。我现在不读，也能当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这种想法是极其错误的。过去在山上打仗，情况比较简单，而现在下山了，进了城，情况就复杂了。面对复杂的环境、繁重的建设任务和各式各样的考验，要建设新中国，管理全国的事情，不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是不行的，不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是不行的。

中央马列学院开学后，各地也迅速创建地方党校。1949年2月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东北人民革命大学、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相继成立。中宣部负责规定各地党校教材。1948年9月15日以中央名义下发了《关于党校教学材料之规定》，详细规定了在党校学习的课程：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概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党的建设、党的历史、人民解放战争和党的政策。并规定了各课程必须阅读的书籍和文件。随后，各级各类学校中均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课程。同时，中宣部还负责为各地党校审定和编印了教材。各地党校成立后，按照党中央的指示，采用中宣部提供的教材，积极开展教学培训工作，为党培训了一大批优秀干部。

随着一些大中城市相续解放，入城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党中央要求各级领导机关都要注意研究这个问题。但是，在战略反攻初期，由于城市接管经验不足、思想宣传教育不到位、纪律要求不严格，有的入城部队出现了打人骂人、乱拉向导、吃粮用草不打条子、吃菜烧柴不给钱等现象。甚至有些党员干部一进城就开始思想堕落、道德沦丧，追求低级趣味、作风奢靡败坏。这些问题在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破坏了军民关系，影响了党的形象。鉴于这种情况，党中央要求全党全军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全党一致、全军一致，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思想和行为存在。1947年10月又重新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统一规定了具体内容，要求各地各军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1948年初，毛泽东对西北地区就我军进入高家堡后违反政策和破坏纪律行为提出严厉批评，要求西北局对违纪者要严格追究责任，并以此向全党全军施行政策教育和纪律教育。同年4月8日，在解放军再次攻克洛阳后，毛泽东又亲自起草电报，发给洛阳前线指挥部和其他前线的领导同志，强调对于一切新解放的城市，部队等进入时应执行的“城市政策”。随后，朱德也在部队中强调，城市政策、工商业政策方面，过去犯过的错误，一定要彻底纠正。要使部队能正确执行政策，就要严格部队的纪律，要靠纪律来保证政策的执行。要求各部队每打进一个城市，一定要先把工厂、商店等好好保护起来，真正做到仁义之师，秋毫无犯。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6月4日，中央军委考虑到东北野战军颁发的八条具体化入城守则，比较扼要，对内对外注意事项都包括在内，遂要求各地参考，希望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战斗员及所有入城工作的人员一体遵行。

从中央到地方一再反复开展入城纪律教育，反复强调入城守则。这些入城纪律和守则，看似是一个又一个具体的行事准则，实际上却是最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面对执政的深刻忧患。这种忧患里面，居于第一位的就是——贪污腐化。包括党中央为入京做准备专门成立的中央“转移委员会”，在制定了有关的进城守则的第一条就是“把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带进北平”，各个地方也是把“不贪污、不腐化”列为守则的第一条。

到1949年初，中国共产党浴血奋斗了28年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马上要获得最后的胜利。关于如何面对执政考验，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者，熟读历史经书的毛泽东比他人有更深刻的忧患和警戒意识。早在1944年4月，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之时，毛泽东就曾号召党内高级干部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告诫全党不要学李自成，因为胜利导致骄傲、腐败，进京后因为骄傲、腐败而最终走向失败。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会上，毛泽东深刻分析了党执政以后最主要的危险是腐化、官僚化，指出因为巨大胜利可能出现的四种情绪——骄傲的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提出“两个务必”的重要论断，“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会议最后一天，作出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平列的“六条规定”。这些都是党中央要求全党同志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的告诫，也是直接针对党内革命胜利后可能滋长的享乐主义、功成名就等腐朽思想的告诫。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中国共产党即将登上全国性执政的大舞台的历史性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能否密切联系群众，经得起执政的考验，能否永远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呢？为此，毛泽东以万里长征来形容中国共产党事业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提出了“进京赶考”的重大历史命题，以此来告诫全党。这个告诫是及时的，也是超前的，是对历史的深刻思考，也是对未来的深刻警示。

结束语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我们党长期坚持的方针。党执政以后的实践充分证明，西柏坡时期的从严治党经验，敲响了拒腐防变的警钟，为党的长期执政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提供了坚强的制度保证。我们党始终坚持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建设廉洁政治”与60多年西柏坡时期提出的“建设廉洁政治”是一脉相承的；新时期党中央制定的“八项规定”与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两个务必”和“六条规定”是一脉相承的；新时期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老虎苍蝇一起打、建立健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与西柏坡时期的反腐倡廉思想和实践也是一脉相承的。总之，新时期党中央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与西柏坡时期的从严治党经验是一脉相承的，并赋予了新的内容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

[3]刘少奇选集:上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西柏坡与新中国[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5]西柏坡纪事:下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6]西柏坡档案:第1、2卷[M ].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王玮玮

【“三农”问题研究】

[作者简介]杨宏伟(1966-)，男，河北无极人，西柏坡纪念馆纪委书记、高级政工师，主要从事党建和党的纪律审查、行政监察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69（2016）04-002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