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缓



海外学者关于邓小平理论研究评析

王缓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上海闵行200241）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海外学者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并成为邓小平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海外学者对邓小平理论进行研究的原因及取得的成果、研究存在的缺陷以及新阶段邓小平理论研究的新趋向三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与概括，对推进邓小平理论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海外学者；邓小平理论；研究动因；成果；新趋向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确立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抉择，不仅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也开启了学术界对中国进行研究的新阶段，开启了海外学者对邓小平研究的新旅程。此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不断发展，海外学者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热度不断提高，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要推进邓小平理论研究，就要深入分析海外学者关于邓小平理论的研究，了解新阶段海外学者研究的新趋向。

一、海外对邓小平理论进行研究的原因

（一）改革开放的实行和全面展开，开启了海外邓小平理论研究的新旅程，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邓小平热”

1940年，在美国出版了美国军人埃文斯·卡尔逊的著作《中国的双星》，此书是国外最早提及邓小平的著作。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这一报告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邓小平也因此开始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此后，在与苏联、东欧等盟友的接触中，邓小平逐渐被这些国家共产党所熟悉和了解。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邓小平才开始在国际舞台上直接亮相并被国际社会认知。此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提出，海外学者才真正开始了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在改革开放全面展开的实践过程中，海外学者逐渐把研究重点从毛泽东思想研究转向关于邓小平和改革开放的研究，并在世界上掀起了一股“邓小平热”。尽管后来西方学者对邓小平的研究出现了“由热转冷”的现象，但是，海外学者对邓小平理论研究始终在不断深入推进，从未出现过断代现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全面展开，海外学者有机会接触到更多与邓小平相关的史料，研究水平不断上升，研究深度不断提高，内容不断健全。

（二）海外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是为满足自身国家和战略利益

海外学者对中国研究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他们都有着自己的国家立场，为本国的国家战略利益服务。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教授，就曾毫不避讳的表示，他从事中国研究是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和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力量，对维持国际秩序发挥着积极影响。中国的崛起和发展，引起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各国的政界人士。曾在美国克林顿政府中担任中国事务帮办的谢淑丽女士，因为对中国问题进行研究和出版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一书而一举成名并受到了政府的重用。1996年，美国政界人士萨姆·纳恩在美国人大会上指出：“中国已成为美国对外政策关注的中心问题，在美国利益攸关的各个领域中，无论是在战略、政治、经济领域，还是在文化领域，在美国能否实现自己的目标和诸多决定因素中，中国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1］。他的讲话，进一步刺激了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也包括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很多的西方学者都认识到：要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就要了解中国，了解中国领导人的思想和国际国内政策。

（三）发展中国家通过借鉴中国经验，加速本国现代化建设，为海外邓小平理论研究提供了推动力

通过改革开放，中国成为当今世界典型的快速发展国家。中国的发展经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提供了典型范本，给他们极大的鼓舞。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和学者纷纷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对邓小平的伟大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认为邓小平理论，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宝贵精神财富。尤其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为发展中国家进行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和启示。格鲁吉亚的前总统谢瓦尔德纳泽访问中国时曾指出：“中国的改革很成功，中国的经验对格鲁吉亚很有意义，格鲁吉亚在经济改革中注意考虑中国改革的经验。”［2］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的总统在对中国访问时，也都表示了对中国改革的肯定和借鉴的可能。这些因素，都为发展中国家加强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动力。

（四）学术研究内在机制作用是海外学者研究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动因

“国外对邓小平理论研究既有明显的功利的特征，也有非功利的文化和学术内在机制作用的影响。”［3］邓小平理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基本国情相结合的成果，而且是对中国优秀文化进行继承和发展的结晶。因此，海外学者只要继续对中国学进行研究，就不可避免地触及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总会接触到新的研究课题，这就促使学者不断随着具体实际的变化，适时地转向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正如改革开放以前，海外学者侧重于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并致力于实现对毛泽东研究的客观化、学术化。但是，随着毛泽东的逝世和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展开，一些海外学者逐渐转向对邓小平个人及其理论的研究，不断把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学术研究领域本身存在的学术化和专业化内在特征，要求专家学者们在研究时还要能够去功利化，全身心地投入研究，做到与时俱进，同该领域的相关研究保持同步发展。这些学术研究的内在机制，促使海外学者在进行研究时摆脱功利化影响，更加客观专业地对邓小平理论和其他问题进行研究。

二、海外关于邓小平理论研究的成果

海外关于邓小平理论的研究真正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今已有30多年的时间。其间，海外舆论、新闻媒介和学者对邓小平的生平和思想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报道，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一）关于邓小平生平的研究成果

海外最早关于邓小平的研究，是从对邓小平生平的研究开始的，主要包括对邓小平性格特征、领导风格和历史地位的研究。

邓小平性格特征和领导风格的研究，是海外学者对邓小平进行研究的一个侧重点。海外学者普遍认为，邓小平是“一位务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务实”是邓小平的典型性格特征。有些学者认为邓小平是一位敢于接受各种挑战的领导人；芬兰首相注意到邓小平具有“忍耐”的性格特征；邓小平丰富的人生阅历，使一些学者认为邓小平是一位极有见识的人；还有些学者认为思想充满活力也是邓小平的性格特征之一。海外各界人士在与邓小平接触和了解的基础上，都从不同方面认识到了邓小平的人格魅力。

有一些学者“把邓小平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进行对比，“他们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富于想象的理想主义者，周恩来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邓小平则是一个富有勇气的改革家、一位精明的生意人和一位善于使可能变成现实的实践家”［4］

海外学者在对邓小平的生平进行研究时，也免不了对邓小平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评价。国外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改革浪潮、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由冷战转入世界和平、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等四个主要方面评价了邓小平的历史地位”［5］。第一，邓小平是当代最成功的改革家。第二，邓小平是中国现代化之父。第三，邓小平是世界和平的维护者。第四，邓小平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除此之外，国际社会还积极评价邓小平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做出的贡献。可以说，海外学者对邓小平性格特征、领导风格和历史地位的这些评价，都是非常客观和深刻的。

（二）关于邓小平理论的研究成果

关于邓小平理论和政策的研究，是海外学者对邓小平研究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对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来源、哲学基础和价值取向以及关于邓小平理论具体内容的研究。

关于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来源问题，海外学者重点探讨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问题。有的学者持“割裂理论”，认为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背离和割裂，在理论上根本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相反，另一些学者认为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解释。

关于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问题，海外也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邓小平讲“猫论”、讲“实事求是”、讲“三个有利于”，这些都是注重实用主义的结果。另一种观点认为，邓小平的哲学基础是现实主义，正如英国学者派伊指出：“西方分析家们所运用的实用主义的意思是中国的政治已经变得较少意识形态而更多实际的因素，并因而公共政策强调经济理性以及与物质现代化相联系的世界进步。”［6］

在邓小平理论的价值取向问题上，海外学者也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邓小平理论的价值取向是资本主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姓“资”，是“变相资本主义”。另一种观点认为，邓小平理论倡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然是社会主义，是发展了的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关于邓小平理论的具体内容，是海外学者关于邓小平理论研究的重中之重。包括对邓小平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政治思想、改革开放思想、军事思想、外交思想、“一国两制”思想、现代化建设思想等相关的专题式研究。海外学者根据各自不同的知识基础，理论背景和经验，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所取得的这些研究成果，即使海外各国人民对邓小平理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一些国家的发展具有理论借鉴作用，也为中国学者进行邓小平理论研究提供更为广阔的视野，有助于中国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加深邓小平理论研究。

三、海外邓小平理论研究存在的不足以及发展趋向

（一）海外邓小平理论研究存在的不足

不可否认，海外学者大都具有追求学术研究的客观化、专业化精神，提倡客观主义的研究方法。但是，由于所处的国家立场不同，海外学者很难完全不受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影响。正如日本评论家国良分成在评价美国对中国的研究时所说：“美国在中国研究上的短处是‘极易受到美国的外交政策、国防环境、中国国内形势或美国国内形势等外部情况的左右’。”［7］对邓小平的研究也不例外，海外学者受政治因素影响，很难以客观的态度对邓小平个人及其理论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海外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由于理论背景、文化背景以及价值观与邓小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具有阶级局限性。如西方学者对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评价，往往一厢情愿的从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出发，把邓小平探索前人没有走过的社会主义改革，看作是中国走上一条没有路标的资本主义式的经济改革之路，严重曲解背离了邓小平原来的思想。

此外，海外真正从事邓小平研究的学者较少，导致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存在重复性，难以产生创新成果。而且，海外学者能够接触到的资料有限，某种程度上阻碍了邓小平理论研究的突破性发展。这些局限性，致使研究不够全面，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二）新阶段海外邓小平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向

当前，中国处于全面深化改革新阶段，邓小平理论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邓小平理论这种指导地位和作用的发挥，是国外学者继续加强对邓小平理论进行研究的一个基本动因。

国外学者普遍承认，由邓小平提出并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不会因为邓小平的逝世而停滞，因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继承并创新发展了邓小平理论。这将给国外学者对邓小平理论研究添加新的活力。从研究的成果——论文以及著作的发表来看，专题性的研究成果大大增加了；海外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经验和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更加广泛和深入。当然，随着研究力度的加强，也必然能开拓海外邓小平理论研究的新局面，取得更多的创新研究成果，建立邓小平理论研究的科学体系。

参考文献：

［1］埃兹拉·沃格尔．21世纪的中美关系［M］．新华出版社，1998：247．

［2］高瑞．格鲁吉亚新总统——爱·阿·谢瓦尔德纳泽［J］．东欧中亚研究，1996（01）．

［3］马启民．国外邓小平理论研究评析［J］．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14．

［4］朱理．海外邓小平研究综述［J］．学术月刊，1994（10）．

［5］马启民．国外学者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J］．毛泽东思想研究，2006（02）．

［6］派伊．论80年代中国的实用主义［J］．中国季刊，1986（夏季号）．

［7］国分良成．美国的现代中国研究［J］．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1（04）．

责任编辑：刘建文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994（2016）01-0028-03

收稿日期：2015-10-11

作者简介：王缓（1990-），女，安徽淮北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