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刘敏 通讯员 张永胜 杨安

忠诚和信仰铸就的人生
——访老红军王承登

本刊记者 刘敏 通讯员 张永胜 杨安

1935年10月21日，一支红军队伍在陕北一条狭窄的山路上拉成长长的队伍，缓缓前行。在飞机的掩护下，一路尾随的宁夏军阀马鸿宾、马鸿逵的骑兵和原东北军白凤翔部的骑兵紧追不舍。敌军哪里知道，这是红军的诱敌之计。红军在吴起镇头道川两边的山岭上和沟道里布下了伏兵，专候敌人骑兵的到来。当马鸿宾的第35师骑兵团进入红军的埋伏圈后，彭德怀立刻下达了攻击命令。顷刻间，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敌军被打得晕头转向，落马溃逃。随后，白凤翔的骑兵先遣团也被红军迅速打乱，掉头逃命。

这场被称为“切尾巴”的战斗，史称“吴起镇战役”。此役，红军切断了长征中一直甩不掉的“尾巴”，结束了长征中的最后一仗，为中央红军长征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在江西省赣州市人民医院，有一位102岁的老红军，他不仅参加了这次“切尾巴”的战斗，而且在会师中扬起了红旗，他叫王承登。近日，“重走长征路，寻找长征精神”联合采访团对他进行了采访。

亲历反“围剿” 勇当先锋

“你到我左边来，我右耳听不清楚。”接受记者采访时，王承登指着耳朵说。

80年前，在瓦窑堡战役中，一颗子弹从他的左眼射进、右耳射出，贯穿头部，他的右耳永远丧失了听力。多次负伤所带来的伤痛至今仍折磨着王承登，但回忆起往事时，他总是保持着乐观与豁达。

1914年出生的王承登祖籍江西省兴国县城岗乡。他的父辈逃荒到吉安县富田乡北坑村后，留在当地靠种田度日。王承登3岁丧父，7岁丧母，连自己的生日都不知道。年幼的他捡柴、放牛、打猪草、喂猪，吃的是红薯，睡的是稻草，遇到饥荒年，只能用凉水充饥。

1930年3月的一天，一位名叫康光伟的红军回到了村里。在康光伟的动员下，16岁的王承登参加了地方游击队，当年8月被编入红二十军。当时，红二十军在吉安、乐安、宜黄、峡江、宜春一带活动。

1930年12月，“富田事变”发生。事件平息后，红二十军解散，被编入了红三军团，王承登被编入红三军团三师九团，后九团被编入红三军团四师。说起这段经历，王承登惋惜地说：“一支由赣西南地方武装组建而成的正规红军部队，为苏区立下赫赫战功的红二十军，从此消失了，那是我参加红军的第一支部队啊！”

1930年12月16日，蒋介石命令10万“围剿”大军向中央苏区腹地发起第一次“围剿”。12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在小布河畔召开了军民誓师大会，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的游击战术方略。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一方面军以急行军的速度，向龙冈集结，在浓雾的掩护下悄然布下伏击阵地。此时，敌人也进入龙冈以东的小别地区，缓缓蠕动在山路间，突然与埋伏在这里的红三军团第七师交上火，拉开了龙冈大战的序幕。从1930年12月30日到1931年1月3日，红一方面军接连在龙冈、东韶奏捷，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1年2月，蒋介石调集约20万兵力，对红军实施第二次“围剿”。王承登所在的部队奉命抢占九寸岭、观音崖，正面强攻敌军。战斗进行得非常残酷，王承登和战友们一手提枪，一手攀附岩石、树藤，冒着枪林弹雨向上攀登。山高坡陡，敌人依托山势，集中火力向山下射击，一个个战友中弹跌落，王承登和战友们与守敌展开对攻，终于把敌军逼出两处险隘，压到山洼中。第二次反“围剿”的战斗，红一方面军在由西至东的800里战线上，横扫千军如卷席，从赣江之畔一直打到闽北山区，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1931年6月21日，蒋介石将其嫡系5个师调到江西，发起了第三次“围剿”。当时，红军主力还在闽西、闽西北地区，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经过讨论，决定千里大回师，红军主力从闽西、闽西北出发，向赣南方向集中待命。8月25日，红一方面军3万多人出发了，借着月光在一条仅2里宽的狭窄地带中穿行。一路上，红军战士翻山越岭，到达兴国东北部白石、枫边地区进行休整。国民党“围剿”大军筋疲力尽地跑到兴国时，连红军的影子都没见到。

说到第四次反“围剿”，王承登提到了草台岗之战，他竖着大拇指说：“草台岗战斗，我们师是主攻师。”草台岗四周群山环抱，道路崎岖，敌人重型装备无法发挥威力，飞机又难以实施空中支援。装备轻便并擅长山地运动战的红军，却易于发挥其优势。国民党第十一师孤军行进在山路上，红军抓住战机，迅速出击，干脆利落地消灭了草台岗、徐庄附近的国民党第十一师，再突击东陂、五里排之敌。国民党第十一师被歼灭后，敌军各部纷纷撤退。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王承登调任红一方面军三军团四师十二团通讯班班长。谈起第五次反“围剿”，王承登兴奋的表情不见了，沉默了一会儿之后，他愤慨地说：“我们一天到晚都在碉堡里，不能离开工事。一个碉堡有百把人。白天，敌人先用炮轰，然后是步兵进攻。阵地战和防御战让红军吃尽了苦头。”

年轻时的王承登

突破防线 光荣入党

对于长征路，王承登的记忆里就是两个方面：打仗加挨饿。他对记者说：“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几乎每天都是在打仗，饿着肚子行走。”长征途中，王承登担任红三军团三师四团十二营机枪排班长。他回忆说：“一个班有一挺重机枪，扛机枪就得5个人：枪架子30多斤，两个人扛；枪身也有30多斤，两个人扛；枪杆子18斤，我自己扛，加上手榴弹、子弹、挖工事用的铁锹，以及行军包，总共50多斤。”

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红军踏上了突围转移的征途。10月21日，夜幕降临，王承登随红三军团从江西于都城出发，那天晚上天很黑，还下着小雨，部队向广东南雄进发。在龙布、新田直至古陂、韩坊一线，红军和粤军交上了火，尽管枪声撕裂着寂静的夜空，却无一人伤亡，原来双方都是朝天放枪。就这样，8万多红军轻松地突破了位于江西省信丰县固陂圩的敌人第一道封锁线。

冲破第一道封锁线后，蒋介石还未看出红军西进的意图，只是在广东仁化、乐昌，湖南宜章等地设置第二道封锁线，采取一般的防堵措施。红军进入湖南汝城、宜章等地，又顺利突破了仁化县城口镇的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粤北地域。这时，蒋介石才回过神来，判断红军将继续向宜章方向行进，于是命令部队在粤汉铁路湖南境内构筑第三道封锁线。

1934年12月中旬，党中央在贵州黎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放弃向湘西前进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在通往贵州遵义的大道上，天下着瓢泼大雨，道路泥泞不堪，王承登个子矮，几次摔倒了又爬起来，战友们都笑着说他是“泥猴”。

1935年元旦前夕，中央红军云集乌江南岸，准备强渡乌江。新年第一天，中央红军冒着凛冽刺骨的寒风，分三路突破乌江天险。王承登和战友们冒着密集的炮火，每人扛一根杆子，到乌江边架浮桥，协助大队人马渡过乌江。

突破乌江之后，红军到了遵义。在遵义城，王承登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承登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从小失去了父母，红军就是我的家，党组织就是我的家。我们穷小子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有前途，有希望，我相信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一定会取得胜利！”

遵义会议过后两天，由于战况紧急，中央红军撤离遵义。四渡赤水之后，王承登所在的红三军团由贵州行进云南、四川、西康，到达金沙江畔。

金沙江两岸悬崖峭壁，激流滚滚，空中又有敌机侦察轰炸……时间紧，军情急，为了组织好渡江工作，红军制定了渡江纪律，每只渡船和过江战士都被编了号，按号入座。不远处，红五军团掩护主力过江，与敌人筑垒对峙，整整7天7夜，军委纵队和一、三、五军团全部安全渡过金沙江，跳出了蒋介石10万大军围追堵截的圈子。这是红军长征以来，第一次赢得主动。

渡过了金沙江，红三军团来到了大渡河旁，才发现船只都被敌人掳到北岸去了，只有一条留作往返交通用的小船停泊附近，并有一个班的敌人看守。这个班的敌军听到枪声，正准备解开船索逃跑，王承登和机枪班的战友立刻纵身下水，用机枪猛扫，夺取了这条唯一的小船。

然而，两岸峻岭夹峙，河床倾斜，水流湍急，小船往返一次，需要一个小时左右，红军要全部渡过江，大约需要一个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聂荣臻等人经过商讨，决定左右兵分两路，循大渡河溯河而上，夺取泸定桥过河。王承登和战友们接到命令后拼命赶路，顺河而上向泸定桥挺进。经过激烈的战斗，红军主力终于全部渡过了大渡河，将长途尾追的国民党中央军彻底甩掉了。

历经苦难 斗志未减

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后，继续北上。经化坪、水子地、甘竹山到达天全、芦山地区。此时，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只隔着一座夹金山。“冰雪严寒，战士们都穿着破旧的单衣，草鞋早就裹满了冰雪，脚都冻得失去了知觉。有的战士跌倒了，想挣扎着爬起来，但是肌肉麻木得像是不存在了，结果倒下去就再也没有起来。有的战士被风刮倒了，跌进了雪谷深渊，被狂风暴雪淹没了……”说到此，王承登伤心抹泪。与肆虐的风雪搏斗之后，王承登和战友们终于翻越了雪山，和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胜利会师，战士们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1935年6月，红军内部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开始踏上了松潘西北的茫茫草地。草地条件非常恶劣，红军战士进入草地后，没有干粮就只有野菜，野菜挖完了就吃树叶，宰杀乘骑的牲口，煮皮带、皮鞋……王承登和战友们高一脚低一脚地在草地上行走，每天要走百余里路，他的两只脚都生满了疮，他当时只有一个想法：不能掉队，掉队必死。他咬着牙、忍着痛，跟着部队往前走。8月底，王承登和战友们终于走出了草地。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在甘肃哈达铺正式改编为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后，和陕北红二十五军会师了。会师的那天，王承登和许多战友一样，兴奋地叫喊着，挥舞着手中的红旗。

会师之后，王承登被调到红军学校学习。在这里，他经历了一生中最为凶险的一次负伤。

1936年，敌人向瓦窑堡大举进攻，当时红军主力部队去甘肃进攻马步芳了，根据地只有红军学校的1000多名学生。为了掩护全校学生撤退，王承登带领十几名同志阻击敌人。当时，王承登站在高坡上观察敌情，敌人的一发子弹从他的左眼下方进去，又从右耳穿出来，贯穿了他的头部。说到此，王承登让记者摸一摸他的左眼下方，那里松松塌塌的。王承登说：“那一枪肯定是老兵打的。”

当时，战友们都以为他牺牲了。王承登扑倒在地上不能动弹，看着自己的血流到地上。第二天早上，王承登听到有刺刀响，还有说话声，他的一只耳朵被打聋了，另一只耳朵还听得到，当听到说话的是江西老表的口音后，他趴在地上用力喊道：“同志，同志……”听到呼喊，路过此地的红军侦察员才发现浑身是血的王承登。后来，红军学校的4名学生用一块门板抬了4天4夜，才把王承登送到野战医院。在野战医院休养了半年，康复之后，王承登回到部队与战友们转战大江南北，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又多次负伤。王承登就是这样用忠诚和信仰铸就了自己壮美的人生。

责编/文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