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期中考”

近年来，为了将“权力关到笼子里”，中央开始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但是在具体的推进中，急需进一步将责任细化，不然也可能导致官员因害怕追责而不作为。

过去的2015年，既是中国“十二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新一届领导班子任期的中间年。

十八大召开以来，“顶层设计”一词被越来越频繁地提及。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分别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代表着中国改革顶层设计的完成。

顶层设计如何从纸面转化为现实，执行力是关键。如何将改革中的各个行动体调动起来，将是“十三五”期间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

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其中明确：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中共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按照这份规划建议，到202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也就是说，人均GDP要从2015年的7800美元左右（约合人民币51341.94元），提高到1万美元至1.2万美元左右的水平。

同时，未来一段时期内，要至少保持中国经济年均6.5%的增长。这意味着，即将开始的“十三五”，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必须如期完成任务。

警惕权力拥有者不作为

尽管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离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不短的距离。与曾经动辄8%以上的经济高速增长期相比，6.5%的目标设定看起来不难完成，实际上，以今天的国内外环境来看，未来5年一直保持这一平稳的增速，也并非易事。

改革推进得顺利与否，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问题，人的因素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如果因为人的原因，政策不能执行下去，或者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大问题，就会导致不可预计的后果，不但不能推进改革，也有可能导致改革的倒退，甚至出现颠覆性的错误。

最近几年，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做顶层设计，结果导致很多方面说得多，做得少。2015年5月5日，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提出要“引导大家争当改革促进派”；最近，习近平又提出“鼓励和允许不同地方进行差异化探索”。也就是说，中国下一阶段发展必须警惕权力拥有者的不作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除中央以外，已经形成了地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四大经济行动体。也就是说，中国若要推动改革，这四大主体必须要调动起来，但是，从目前看来，这四大主体均存在各自问题。

外资企业近年来的增长一直比较平缓，且受中国国内劳动力成本增加等因素影响，已经有一些外企开始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外转移；民营企业除了“互联网+”这一领域比较热闹，其他实体经济则暂时起色不大。

外资与民营企业虽受市场的影响较大，但其发展带有自身动力。相比之下，我们最需要警惕的，是地方政府与国企的不作为。

导致这两个行动体不作为的一个因素是中国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反腐败行动。

在一些基层政府和国企中，出现了互相揭发、互相举报的现象，以至于领导班子变得人人自危，非常不团结。未免“惹祸上身”，商人和政府官员开始远远地避开对方，甚至令很多必需的沟通与合作也中断。很多政策因为网络叫骂的声音多了，也再不敢去推进。

不作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立法速度往往是滞后于社会发展，改革就难免要在某些领域、某些程度上冲破现有的法律法规，这就形成一个矛盾——是不是没有相关法律就不能去做？政府应该提供什么样的保护和支持？

近年来，为了将“权力关到笼子里”，中央开始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对约束一些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领导干部过度膨胀的权力，以及“一言堂”和“拍脑袋”决策的出台，这一机制是非常有针对性的。但是在具体的推进中，急需进一步将责任细化，不然也可能导致官员因害怕追责而不作为。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建议中国制定一部改革促进法，把改革中的试错和腐败区分开来。改革永远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试错不是腐败，只要决策过程和执行过程是公开、公正、透明的，程序步骤是没有问题的，也没有掺杂个人利益，那么，哪怕出现一些错误，也不能算作腐败。

相反，如果把改革试错和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一些不可避免的错误视为腐败，整个官场就很难有改革动力，更会挫伤其他各领域改革者的积极性，导致全社会不作为、不能作为、不敢作为的状况。而这，正是当前中国在很多地方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顶层设计向下延伸不足，中层政策执行者没能回答“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市场化改革”这个重要问题。其不作为使得顶层的政策理念不能有效转化成为切实可行的政策和制度，把理念转化为现实。

“共享经济”有助缩小贫富差距

纵观中国改革开放史，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不仅仅是实现经济保持6.5%增速就可以完成的，也就是说，这不仅是一个经济课题，也是社会问题，甚至关系着国运党运。

在社会改革方面，其与经济改革应该是一个整体，需要统筹推进。

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例，作为一个困扰全球大部分国家的难题，多年来，中国官方一直试图通过改革收入分配方式缩小差距，但事实是中国的贫富差距仍然在迅速扩大中。

在刚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官方首次提及“共享经济”这一发展新理念。在专家看来，发展“共享经济”不应局限于互联网领域、经济领域，也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应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曾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这在当时是对的。但是发展到今天，如果还不重视贫富差距问题，就可能影响社会稳定。而“共享经济”，本质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共同富裕的道路。

所以，真正的“共享经济”并非消灭贫富差距，而是让财富分配的差异大大缩小，增加社会公平。至于如何实现共享，出路唯有创新，即通过体制创新来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

缩小贫富差距，扶贫工作也很重要。扶贫就是保证最低限度的社会公平，如果一个国家仍然有数量庞大的贫困人口，不能保证基本的、体面的生活，社会就是不公平的。

另外，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也不要总是使用政治的方式，而需要使用法律的手段。从欧洲国家的经验来看，依法保护个人财富的方式就很多，如产权法等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提出了依法治国，但如今，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缺乏个人财富的保护机制，社会也远没有达到公平。

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也一直被中国上下看作是提高收入水平、缩小贫富差距的希望之一。然而城镇化发展到了比率过半（54%）的今天，也出现了不容忽视的问题，需要改变一下发展思路。

一方面，城镇化在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实现人的城镇化。

统计数据显示，在目前54%的城镇化率中，仍有百分之十六七比例的农民。城镇化不应仅是简单地把农民赶上楼，而是要帮助他们适应城镇，实现人的城镇化。

消除已经城镇化地区出现的问题，政府仍需做大量工作。尚未实现城镇化的地区，也不应当盲目推进，首先实现农村的乡镇化，也就是新农村建设，可能比一步城镇化更适合发展。

另一方面，近年来超级城市和特大城市群的出现和扩张，也带来了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环境污染不仅关乎国民身体健康，也关乎社会的健康，甚至有可能上升为政治问题。

以重化工业较为集中的京津冀地区为例，2015年的冬天，仅北京已经多次拉响雾霾警报，环保部门和地方政府都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虽然过往经验显示，众多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均出现过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时期，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此为借口置之不理。应该思考，中国的发展是否需要这么多的超大型城市，每一个城市是否能够承担过多的职能。城市越大经济就越强的结论是不成立的。

实际上，城市是人生活的地方，是人们的家，中国城市的发展更应该以宜居与协调取代雾霾、交通拥堵和其他公共政策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