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继武



国际信任的起源：一项类型学的比较分析*

尹继武

国际信任；类型；比较分析

信任是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在综合分析国际信任的起源问题的基础上，国际信任的类型可以细分为五对基本范畴，即情感信任和认知信任、宣示信任和成本信任、制度信任和文化信任、互惠信任和公平信任以及同质信任和声誉信任。国际信任的指向性和非对称性，决定了信任起源及其类型分析包括行为体为何信任他者和如何取信于他者两种维度。信任起源的类型学比较分析，清晰梳理了信任来源及其变化的核心影响变量，对于信任类型理论建构和实践建设具有启发意义。

信任的理论与实践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信任是国际合作与冲突的微观基础，国家间建设战略互信和政治信任是一项重要的政策目标。信任具有系列的特性，如信任首先是关系概念，单个行为体是无法形成信任的，必须要有信任的主体和对象。其次，信任具有指向性和非对称性，一方面，国家主体为什么会信任他者和国际体系等，另一方面是行为体又如何取信于人。国际关系学界对信任的研究已取得了诸多的成就，比如关于信任的概念界定、信任的本体分析、信任的途径以及大国关系中信任的建构路径等。［1］［2］从理论路径来看，理性主义的博弈论分析、社会心理学等成为主流的理论。［3］对于国家为何会信任他者，国家间信任到底是一种理性计算还是一种情感态度等问题，学术界有诸多的研究和声音，也反映了不同的理论和价值取向。既有研究的一个特性是，不同的分析者在考察信任的起源或动因时，往往强调单维度的因素，比如有强调理性利益博弈的，有强调个人接触和交往的等等。这带来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国际信任的研究追求新因素或新动因对于信任起源和维持的重要性，导致信任起源和维持分析的碎片化和注重局部特性。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以国际信任的起源和动因为研究问题，系统剖析其影响因素或因果解释，试图为信任的类型化和起源提供一种系统综合的知识图谱。基于信任的理论研究，探究信任起源的变量分歧在于对于二元对立下的相关因素剖析的认识，在此我们基于五种类型化维度的标准，将信任的起源和类型划分为五种类型范畴。这种类型化的区分，其意义在于对于信任的起源和动因的综合系统归纳，从而有助于从更为宏观的层面把握信任的本体和类型，为进一步的信任理论研究提供一个创新的基本逻辑框架。同时，对于观察和分析国际关系现实中的信任实践及其问题、不足和推进措施，希望能够带来相应的理论启发。

一、情感信任和认知信任

如果我们把信任看做是一种情感，那么，对于信任情感的来源，心理学上有两种相互争议的看法。认知评价理论认为，情感的产生是需要建立在认知评价的基础之上，先有认知才会产生积极或消极情感；［4］（P124-129）而情感优先的观点认为，信任的产生可能来源于一种感觉，而不需要认知评价。［5］（P151-175）这就是情感信任与认知信任的基本类型范畴的心理学基础。

（一）情感信任

情感信任认为信任是一种感觉，来源于行为体对于信任对象的即时信任感。在国际层面，领导人之间的即时信任感觉，则说明国家间也是存在“一见钟情”的信任情感的。一方面，相关领导人的回忆录或自身的话语表述，可以为这种情感信任提供证据，比如小布什在2001年6月与普京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说到“当我看到普京的眼睛时，我就感觉到他是非常直爽和值得信赖的”。［6］另一方面，近几年美国有研究分析领导人之间的面对面交往，强调领导人之间的个人接触对于信任建立和诚意判断是十分重要的。根据最新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人的大脑中有特定的镜像神经元，这是决定人具有基本情感、能够把握他人情感和意图的生理机制。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为人际间的情感移情、信任感的建立和意图把握奠定了微观生理基础。

领导人之间的面对面外交在某些时候对于信任建设是至关重要的，比如美国总统里根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之间信任的建立。［7］（P560-573）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在新思维的指引下，主动与西方缓和关系，在国内和军事上有很多举动，比如削减战略核武器，尽管这些举动非常具有成本性，是一种可信的成本信号，但他仍不能获得里根的信任。这种信任困境的打破，得益于两个领导人在峰会外交上的碰面。经过面对面的外交谈判，里根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可信的，建立了个人层面上的信任情感。总体来说，国际关系的情感信任并不多见，而且尽管认知神经科学给我们带来了诸多启示，但如何验证和还原领导人之间由于镜像神经元的作用而产生了信任，这是非常难以直接观察的，依据历史档案和领导人的回忆也存在方法论上的批评。［8］（P829-861）

（二）认知信任

与情感信任相对应的就是认知信任，即“相知相信”，信任建立在认知的基础之上，其心理学理论基础是认知评价理论。从政治心理学和战略互动观察，这是信任与不确定性的关系问题。其基本逻辑是，信任必须建立在不确定性的消除或减弱基础之上，包括他者的动机和意图等基本信息，以及行为体属性、过往的声誉、国家意识形态和战略偏好等等。［9］（P451-471）首先，最为重要的是对于意图的确定性。信任的前提就是对于意图不确定性的消除，只有建立在意图是善意的基础上，才可能产生可信性的感觉。此外还包括战略动机的确定性，在把握清楚了他者战略动机的基础上，才可以预测其下一步的行为。由于不确定性的消除，需要经过较长实践的战略互动，所以，信任的建立也是与战略实践紧密相关。这就是后文所述的逐步互惠实践对于信任建立的重要性。

其次，与不确定性紧密相关的是沟通与信号（com munication and signaling）问题。［10］在国际无政府体系下，国家的战略意图等重要信息是一种私有信息，所以，国家间战略竞争关系的存在，导致国家不愿意让他者了解清楚其战略意图等相关私有信息。现实主义者认为由于国际体系的性质以及国家间战略竞争的长期存在，所以战略欺骗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常态，因此国家永远无法完全消除对于别国的战略意图不确定性，信任是存在战略竞争的国家间不可能的事情。制度主义者更为强调国际制度和规范，对于国家间相互意图的确定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建构主义者认为国家间的互动实践有助于消除不确定性。［11］尽管各种理论对不确定性消除的看法不同，其政策建议也不同，在此通过沟通消除不确定性，建设战略信任仍然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渠道。

第一个维度就是战略对话，即领导人之间的沟通机制的重要性。中美、中日等相关大国的多层次战略对话机制及其成熟，有助于相互之间对于战略意图的确定，从而避免误判，可以增加相关国家间的信任，至少可以增加消极意义上的信任。［12］第二个维度是注意战略沟通的负面效果。消除了战略意图的不确定性，并不意味着信任的自然生成。因为信任的建立，必须基于相关行为体存在相互合作、和解等正面信息。如果是相互敌对关系的行为体对于相互意图的真实把握，反而会导致行为体更为真实地了解到对方的真实意图，从而产生更加不信任的感觉。此外，由于战略沟通的作用并不仅仅在于对积极有利消息的了解，同时也更为全面认识到行为体的其他相关信息，当中部分信息未必是有利于信任的建立的。第三个维度是，从长远来看，相较于全球化时代之前的国际关系，当今国际间的交往、沟通和交流渠道，广度和深度大大加强，而领导人之间的面对面外交实践也更为丰富和多元，基于此判断，总体而言可以预期一个较为乐观的国际关系信任趋势。

二、宣示信任和成本信任

上述第一类范畴，即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的类型划分，其逻辑出发点是分析行为体为何信任他者，反过来，行为体如何取信于他者，则涉及可信性的问题。可信性的问题，是信任研究中的一个核心议题，也是战略相关议题，比如威慑、声誉等问题的基础。可信性的研究，可以区分为两个维度，其一是宣示信任与成本信任，其二是同质信任和声誉信任。

（一）宣示信任

宣示信任的信任动因与上文所述的不确定性紧密相关，即行为体不信任他者是由于对于相关核心信息的不确定性，那么，从对方的角度来看，要取信于他者，就必须尽可能地传递积极和正面的信息。行为体积极展示自身的品质、属性、意图，则是减少不确定性的方式。将自身的信息展示给他者以及国际社会存在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将自身的信息传达给他者，在现实中如果行为体不自身宣示，那么他者以及国际社会很可能就不知道。一般来说，可以通过正规和权威的渠道进行政策宣示，比如国家战略报告、领导人的话语等。第二个层次就是信息的传递可能会有一定的作用，能够产生一种社会的制约效果，这就是政策宣示所内含的观众成本问题。［13］所以，尽管如上文所言，战略欺骗是一种国际政治常态，但国际关系中的政策宣示，将自己的意图和不确定性都告知别人，还是具有一定的可信性效果。第二个方面，即使他者与国际社会对行为体的信息有一定的确定性，但是仍存在错误认知的可能性，这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比如信息渠道、认知能力、认知偏差等。现实案例中，中国在全球办孔子学院，教授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也是一种自我展示。又如，中国在国家政策层面发布的白皮书，对中国的政策是什么，中国的意图是什么，中国的军事实力怎么样，都做了一个基本的政策宣示。［14］

但是问题在于，宣示信任的可信性是不确定的。政策宣示的内容是否与事实相符，这受到价值判断的很大影响，单纯的政策宣示并不等于信任的确立。究其原因，首先，政策宣示和他者的认知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他者的认知偏差和动机偏差，以及行为体自身的战略欺骗等也是重要因素。［15］其次，重要的是在不同的政治世界下，对于相同信息的解读和归因是不同的。比如现实主义并不看重话语和政策的作用，而只关注行为体的战略行为和力量增长，这一点对于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尤为如此。［16］（P114-154）最后，宣示信任的核心问题在于，依据理性主义的逻辑，宣示信任是一种廉价的信任。政策的权威表述，具有一定的观众代价和成本，但这仍不足以让宣示信任成为一种代价高昂的成本信任。

（二）成本信任

成本信任是与宣示信任相对应的另一类信任形式，其理论基础在于理性主义的成本代价分析。［17］（P325-357）信任是否产生，可信性的起源在于信任信号的成本有多大，成本越大，可信性就越大，就越可能产生信任。宣示信任的信息偏向于积极和正面的信息，但也存在负面信息的宣示信号表达。比如，在战略威慑领域，要使得威慑具有可信性，就必须树立武力使用的积极可信性。

第一种就是上文所述的观众成本。观众成本尽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制约国家行为体，尤其使领导人做出可信的承诺或信号，但是，它的成本性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比如在不同国家中观众成本是否存在、能够发挥多大作用，这是存在诸多质疑的。［18］（P3-42）继而，国际社会的观众成本与国内社会不同，因为国际社会的性质和权威状态也不同。第二种就是将可信性的信号加以制度化。［19］在国内可以通过立法等制度化形式，在国际可以通过加入国际制度的方式增加可信性。比如，中国通过《反国家分裂法》从而增强了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决心，让他者和国际社会相信中国的战略决心。第三种是理性主义主流研究所强调的“捆绑双手”和“沉没成本”的方式。［20］（P68-90）这两种方式的基本理论假设，都是为了减少行为体的可选择方式，从而使得在没有更多选择的情况下，行为体不得不信任或相信对手。这是一种在环境巨大压迫之下的信任形式，同时也是成本高昂的信任。“捆绑双手”是指减少自身的战略力量，从而从利益上将自身紧密与他者捆绑在一起。比如，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也受日本追随强者的心态驱动，日本在军事上完全依靠日美同盟的保护，客观上对于日美之间的战略信任起到了强大的制约作用。而“沉没成本”指由于先期双边关系的发展受到很大推进，已经投入了很多不可回收的成本，那么，行为体自身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只能选择继续投入的方式，这样会产生他者和国际社会对于行为体行为的可信性。

总而言之，宣示信任和成本信任是一对如何增加信任可信性的范畴。依据理性人的假定，成本信任的效用要大于宣示信任，但宣示信任仍是不可或缺的。

三、制度信任和文化信任

如何减少不确定性，确立信任关系，行为体往往会借助于“第三者”。这种第三者平台的构建及其可信性确立，构成了在此所讨论的制度信任和文化信任的范畴。

（一）制度信任

首先是制度信任。社会信任有一个目标、一个主体，就是我信任谁，我信任什么。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尤其是国际政治中无政府状态下战略欺骗的广泛存在，行为体在很多情况下难以达到完全消除对方信息的不确定性。［21］（P379-414）由此，行为体并非直接信任对方，因为并没有掌握完全的私有信息，这时候需要寻求“第三者”。社会生活中我们可以信任法律，信任制度，信任中介。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很多风险，但这里的信任对象是合同、契约、法律、制度以及对方的可预期遵守。在国际关系里，之所以需要制度信任，除了上文所述的无政府状态性质之外，还有如下一些缘由。

第一，沟通渠道受限问题。［10］比如领导人的国际访问，就存在一个场合和时机的问题，有时候两个国家可能还没有直接的外交关系。又如一旦钓鱼岛问题升温的话，中日之间的外交关系受到很大影响。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中双方直接的接触还是有限的，或者主客观条件受到很大程度的制约。比如朝鲜和美国之间不能直接对话，那就只能通过中国来组织对话，通过六方会谈的平台来交流。

第二，国际多边的场合问题。比如中日危机由于领土争端升级，双方的直接沟通渠道、关系改善和信任建立对于多边场合的选择是一个重要的特征。其一是一些国际峰会多边场合为改善中日紧张关系提供了客观的有利场所，比如东亚峰会、联合国等。双方都有意利用这种场合，进行关系缓和与信任建设，对于中美等其他大国关系也是如此。其二，一些第三方平台能够作为双方交流的空间。比如，新闻报道中国驻英大使和日本驻英大使在英国激烈辩论，并不是说中国和日本有信任关系，而是两国大使信任英国这一平台。国际关系中双方的信任关系如果很难建立起来，在条件不够的时候可以借助第三方的平台。

第三，国际制度和规范的兴起。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以及国际组织等国际制度力量的发展，国际制度背后所代表的国际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了相应的国际合法性，尤其是在霸权衰落后的时代更加如此。［22］因此，国际制度具备相应的合法地位，使得它能够成为国家间制度信任的主体以及信任平台。此外，一些国际制度能够超越行为体间的差异以及利益纷争，代表一种集体利益甚至是认同。西方的民主国家共同体是典型表现，而中国等新兴国家群体创设了金砖国家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都代表了国际制度信任的发展。［23］当然，制度信任也存在程度的差异以及领域的差异，与不同行为体的主导作用也息息相关。

（二）文化信任

与制度相对的是文化信任。［24］文化信任也具有多维度的内涵。首先是文化或环境对于信任是有影响的，这里的文化是指跨国或跨社会文化，如西方文化或东方文化，基督教文化或儒家文化，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可能人际关系的准则、人际信任的特点或者行为交换的模式是存在一定的差别的。

其次是国际关系层面的文化信任。国际关系中国家领导人打交道，常常是各自的个体承载着各自的文化，而各自对自身和他者文化的理解也不一样，行为习惯或者行为预期也不同。［25］文化因素会对行为互动产生影响，比如两个国家之间本来没有根本利益冲突，由于交往思维或者交往方式不对，可能会导致双方关系恶化。宏观而论，中西文化差异的表征是中国人是整体主义、集体主义，西方人是个人主义，强调契约和制度的。如中美之间的人际交往确实有很多差异，也体现了对于制度和文化（关系）的不同理解。具体表现一方面是交往的方式不一样，一方面是信任的对象是不一样的。比如中国怎样和一个国家搞好关系，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是一种个体化的角度，从个体、私人的角度开始。［26］这里反映出中国在对外建立和发展关系的时候更容易从个人关系入手，来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

最后是信任的文化差异问题。福山在《信任》一书中系统比较了东亚、欧美的信任关系，亦即在中国儒家、东方社会的信任程度总体上是比较低的，而西方则相反。［27］这种信任的文化差异观点遭到了很多学者的批判。福山从社会层面的文化结构差异出发，论述了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体系之下信任的程度的差异，这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经验基础。在论述文化信任时需要界定清楚，到底是哪个层次的文化：是思维方式观念层次上的文化导致信任的方式、来源存在差异，还是其他的一些如大的环境、社会、人际交往或者社会制度层面的文化对信任的影响。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中国学术界比较强调文化路径，但美国的主流研究并不认为文化是一个重要变量，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者强调权力、利益等根本性的制度或者其他差异所导致的双方的不信任，而建构主义的观点并非文化论，而是体系观念结构差异论。［28］（P27-36）

四、互惠信任与公平信任

信任的起源也是具有过程性的，行为体双方的正反馈实践对于信任的起源和成长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此实践过程看来，信任是对于行为体的利益回报结构的肯定。互惠信任的基础在于对利益回报的积极预期和现实收获。利益的互惠及其预期是重要的，但与此相对的公平信任模式更强调利益互惠过程中公平的感觉。

（一）互惠信任

首先，互惠信任强调“对等回报”，在积极正反馈的合作中信任得到增长。第一种理论研究，是1984年阿克塞尔罗德曾提出：最好的合作策略就是“titfor tat”（一报还一报），就是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差，我也对你差。［29］这是一个逐步的互惠的过程，由点及面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他经过复杂的计算机模拟，在诸多合作策略选择中，认为最佳的合作策略就是“对等回报”的关系。他认为信任不是合作的必要基础，而是具备对于关系长期稳定性的预期，那么就可以进行合作，积极的合作效果会进一步增加双方的信任。

第二种就是战略研究中的“由点及面，逐步互惠”的合作方式。［30］战略威慑时代，由于害怕被欺骗以及首先做出妥协合作、让步一方容易被看作胆小鬼，所以，合作的第一个步骤难以做出。对此，社会心理学家建议通过由点及面的合作方式，进行合作的逐步演化，由此保证合作的背叛能得到及时惩罚，从而奖励合作行为。杰维斯对于安全困境的缓解，也提出了类似的策略，即通过自身适度的约束和妥协，让互惠式的互动关系能积极运作起来，从而有利于树立战略信任，产生合作效果。［31］（P167-214）

第三种就是中国文化中的过程实践，强调礼尚往来的互惠式交往过程，对于社会信任的积极促进作用。［24］中国文化注重通过积极的交往实践，从而打破既有不好的关系基础，或者促进已有的较好关系。互惠信任的第一步，就是要求行为体自身主动做出利他的举动，从而等待他者的积极或消极的回应，由此进一步采取对等的回应方式。这与阿克塞尔罗德的“一报还一报”合作策略的逻辑是一致的。

（二）公平信任

与互惠信任强调利益的交往和互惠的信任起源不同的是，公平信任更加注重对于利益的主观感受的重要意义。正如上文所述的互惠信任都属于理性的思考和理性的计较。但是公平信任这种路径中间加入了一种伦理道德和个人感受的考虑。［32］（P701-722）其理论理由和现实表现为多方面的。

其一，信任具有道德基础。［33］人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动物，有时候是感性的动物。感性的动物假设彰显了社会因素的重要性，如即使我们相互了解，我们之间能够互惠，但如果我对于利益互惠的公平性和公正性等伦理价值产生怀疑的话，则会影响行为体的信任。国内政治中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就是一个例子。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说，相对于过去，我们的收入有所增加，生活水平得以改善，但这并不能直接导致对政府或权力的信任。因为公众的社会知觉和感觉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公众感觉到存在很多不公正或者不公平的因素，加入一种对公正、伦理、价值的追求之后，互惠信任的经济解释可能会面临一些问题。

其二，信任也是一种社会地位资源。［34］从国际关系来看，中国和东盟政治信任问题可以作为一个例子。中国和东盟关系从2009年以来有所变化，双方的政治经济关系进一步发展，但安全领域有所复杂化。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到2008年这10年中国和东盟之间的战略信任得到了很大的增长，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与东盟关系中的尊重与被尊重感觉的存在。中国是一个大国，东盟10国是一个相对较小的组织（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看），中国的合作策略是中国和东盟在经济上合作互惠，政治上更多的是平等对话的伙伴，中国实际上是尊重东盟的领导地位的，并没有试图替代东盟自身的领导地位。［35］

上述两种互惠信任和公平信任，强调了过程实践视角下信任的起源及其发展，也凸显了利益互惠和内心感受对于信任起源的重要性。

五、同质信任与声誉信任

正如上文所言，信任涉及行为体对于他者的关键信息的认知和判断，那么，行为体自身的属性就成为一种重要的影响信任的变量。在此逻辑下，同质信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信任模式，与强调属性同质相对的是对于行为的归因和判断，即声誉信任模式。

（一）同质信任

首先是同质信任论。［1］其基本的假定或者假设是，信任是有信任主体和信任对象的，当这两个对象具备更多的相似性，那么他们就越可能相信或者建立信任。这种同质性表现在很多方面，如老乡之间天然上就有一种亲近的成分，同性之间更加容易建立信任的关系，校友之间也表明具有某些共同的相似之处，校友的集体身份至少会拉近行为体之间的距离等。第一个维度是一种外在的相似性，第二个更多的是涉及价值观的维度，如“意识形态”相似的话，那么行为体之间更容易产生情感关系。所谓志同道合，就是同志，有相同的志趣。政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是决定政治同质信任的核心因素。进而，同质性包括事实和认知两个层次，第一个是基本的属性，第二个是对他者同质性的认识。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同质信任理论在美国特别流行。民主和平论的进一步推演就是民主信任论，［36］（P457-489）即两个民主国家之间它们的信任程度更高，比如美国和日本之间的信任程度可能要高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信任程度。对此有很多因素或维度可以解释，第一个就是意识形态问题，民主国家之间没有这种意识形态冲突，没有民主国家的社会认同和政治认同的冲突。第二是民主的政策制定程序和权力结构的特性。依据观众成本理论，如果一个民主国家做出一个外交政策声明的话，理论上会面临一些观众成本。如果不执行这个政策的话，那么在国内会有反对党派或者选民通过某种机制来惩罚民主国家及其领导人，反过来会增加其外交政策的可信性。中国文化的逻辑和西方是不一样的，亦即西方强调二元对立，比如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由此寻求消除差异；中国强调和而不同，首先强调差异，但是目的并不是为了消灭差异，因此在不同的文化、国家之间寻求建立一种和谐世界。［37］

（二）声誉信任

声誉信任论强调的不是单位属性，而是行为的归因及其一致。其逻辑在于，消除不确定性，就要了解过去的行为。社会信任的逻辑，与声誉信任理论有诸多一致之处。比如，信用卡其实是记录消费者过去的信用，信用度很高的话，那么你的信用度将会一直增加，反之亦然。这就是根据过去的行为来对未来的行为作出预测，所以行为体要取信于人，就要时刻保持自己良好的行为记录。声誉信任论的基本理论依据就是过去行为理论。［38］（P1355-1374）

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在很多国家的对外行为中可以观察到声誉信任论。比如，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这个逻辑的。［39］在宣示信任论中，中国在政策层面有很多的意图和信息展示，如有五千年的和平传统等等；在行为层面，根据中国自我的解释，在很多国际冲突、争端解决中，中国经常表现出妥协性和克制性一面，甚至有诸多让步。以此观察，中国的行为逻辑即我尽量保持自己良好的行为记录，美国和东南亚的小国等会觉得中国不会欺负人。实践中其效果未必如此，美国和东南亚的国家可能并不这么进行归因，如认为妥协和让步是软弱和实力不够的表现。其次，我们很难根据过去的行为来直接预测行为体未来会怎么样，即使过去的行为是信守记录的，也不一定意味着未来的行为也是如此。［40］（P7-51）对于行为的解释和归因是比较复杂的，比如中印边界战争中中国的友好与合作行为，印度的反应或感受可能是耻辱和中国实力不够等。

综上，同质信任论与声誉信任论并非是直接对立的范畴。二者对于信任起源的解释分歧在于单位属性一致还是行为的信用记录是最重要的。

结 语

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国际信任的诸多理论和实践研究，产生了不同的理论路径和学派，也对信任与合作、联盟与信任以及大国的战略信任及其建设等议题进行了充分的研讨。不同的理论路径指导下，国际信任的起源和界定也是各具特色，解释对象和应用范围存在差异。有鉴于既有研究尚未对于信任的起源及其类型进行充分的比较分析，而关于国际信任概念化的研究也甚为少见，［41］（P375-401）在此，本文进行基本的概念类型学分析，同时结合信任起源的理论问题，对信任的两个维度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即信任的起源和可信性的起源。

国际信任的类型学比较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在二元的维度类型划分中，可以观察到信任起源的不同影响变量，特别是相互对立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这给我们的启示是，信任的起源是多元和多维度原因的，同时在实践中也是较为复杂的，因此如果单纯强调某一因素的重要性，可能有利于理论上的推陈出新，但不利于全面和综合把握信任的复杂性。对于大国的对外政治和战略信任构建实践，本文的分析也具有相应的知识启示，比如理性和利益固然重要，但非物质的因素也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信任具有不同的特性，比如非对称性、渐进性等等，这些都值得信任构建实践时注意。［2］在单向性的二元归纳的基础上，本文对于国际信任的类型学分析，可以在双向的类型维度上进一步深入，由此可能产生更为精细或先前理论分析所忽视的信任类型，而这对于丰富国际信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是十分重要的。最后，依据本文所提出的单向性信任类型总结以及未来的双向性和维度信任类型归类，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信任建构将更加丰富，同时也有助于分析中国的信任建设策略、特性及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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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蔚然］

The Origin of International Trust：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ypology

Yin Jiwu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ei j 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Bei j ing 100089）

International Trust；type；comparative analysis

Trustis an important concept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internationalrelations.On the basis of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origin ofinternational trust，the types of international trust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basic categories，namely，the affective trust and cognitive trust，declared trust and cost trust，institutional trust and culture trust，reciprocity trust and fair trust，homogeneous trust and reputation trust.The direction and asym metry of International Trust determine the origin oftrust and the two dimensions oftrust.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the origin of trust，has clearly combed the source of trust and the impact of core variables in its changes，which has provided implication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trust type.

尹继武，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北京100089）。

* 本文得到2012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的资助（项目号：N CE T120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