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商业文明
2016-02-05时勇
文/时勇
古希腊商业文明
文/时勇
古希腊地处地中海东部,它的地理范围大致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爱奥尼亚群岛和小亚细亚半岛西岸等地区。但关于古代希腊史的时空范围,史学界一般又以较大范围内操古希腊语人的居住地和古希腊人统治的地区与时间为划分标准。因此,这一历史的创造者是居住于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小亚细亚西海岸、黑海沿岸、南意大利等地的古希腊人,一度受希腊人统治的某些亚、非地区也往往被列入古希腊史的范围之内;而其时间断限,上起于大约公元前20世纪(考古验证克里特岛人类活动的上限),下止于公元前30年(罗马灭亡最后的希腊化国家埃及托勒密王朝)。其中包括:爱琴文明时期(公元前20世纪一前12世纪);荷马
时代(公元前11世纪一前9世纪);古风时代(公元前8世纪一前6世纪);古典时代(公元前5世纪一前4世纪下半叶);希腊化时代(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一前30年)等。本文重点分析古希腊经济最发达的“古风”和“古典”时期(即公元前8世纪一前4世纪)商业文明的发展。
古希腊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特征
古希腊城邦国家,是在古代氏族社会解体中公共权力分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典型的奴隶制国家。在古希腊,奴隶制的社会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古希腊的国家形态是众多分散城邦组合而非一个统一的国家。这是一种特殊的古代国家组织形式。由于希腊临海和多山,群山及孤岛把希腊半岛分隔成若干小块地区,每一地区便容易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生活环境,因此在这种生产条件及地理因素的作用下要建立广大领土的帝国是极为困难且不实际的,小国寡民是顺乎情理的结果。
因此,城邦是古希腊文明的基本特征之一,它通常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结合周围的农区组成。每个城邦对外独立,对内享有完全的自主权,城邦本位主义和多中心构成了古希腊的政治特点。因而,古希腊史其实就是城邦的历史,整个希腊世界就是由数以百计的城邦所组成的, 其中最著名的城邦有雅典、斯巴达、底比斯、科林斯、米利都、麦加腊等。这种城邦体制的特点:一是地理条件的相对隔绝助长了希腊人强烈的独立自主意识,尊重各邦作为独 立实体的存在似乎也是邦际关系中不成文的法则。二是小国寡民的规模和自然资源的单纯性,这也成为其向外发展的助推力。在古希腊,最大的城邦斯巴达面积仅8400平方公里,人口总计约4O万。雅典领土约2550平方公里,人口最多时约20万~30万,更多的是蕞尔小邦,甚至“还有几千人的弹丸小邦”。因此,在这种小规模的城邦内部,不可能形成完全自给自足的经济,也不可能产生发达的商品交换经济,为了生存和发展,只能靠带有军事性的掠夺与贸易,来满足其人口发展和多种消费的需要。而受群山和孤岛分隔所形成的自然产品差异性和水路交通的便捷性,也正好提供了这种经济生存的基本条件。
同时,由于希腊城邦形成初期的国家机器不够完备,对较远地区的控制非常微弱,这也是希腊城邦作为早期公民共同体的基本特点。而当城邦经济发展到成熟时期,因人口增长和对土地需求的扩大,便开始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移民运动,是大规模的海外移民带来了希腊商业的发展。而且,当希腊移民在海外建立起商贸据点后,就依照本土城邦的模式建立起新城,将希腊的制度和宗教文化带到那里,用希腊的生产方式和文化改造着当地与周围的社会,把更多的地区融入希腊化世界的范围和市场关系之中。
第二,古希腊城邦是奴隶社会的民主制与贵族寡头制并存的社会体制。
希腊早期的征服者处在军事民主制阶段,并未建立自己的国家;而在农业社会中,因不需要大河流域的统一生产性组织,较早地形成生产的个体性,即较早地脱离了宗族血缘关系而进入家庭经济结构的地域化社会。由于血缘关系模糊,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便出现了一道抽象的文化界限,法权意识随即增强,公民的身份和权利成了一个敏感的问题。_所以,尽管由于贫富分化而出现贵族和平民,而维系原始共同体的公民大会在摆脱氏族宗法关系之后,仍依据传统保留着对公共权力的较为强大的制约作用。这既不同于古代中国的宗法血缘制社会,也不同于古代印度的村社制社会,以及埃及和东方的君主专制。在这种政治格局下,公共权利在公民和贵族之间制衡和博弈的结果,公民占上风则形成民主制(如雅典的民主政体),贵族占上风则成为寡头政治(如斯巴达的贵族专制)。
此外,由于每个城邦各自独立,又互相竞争,还不时面临外部的战争威胁(如希波战争)。为了能使自己的城邦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也需要全民动员的军事体制和良好的政治动员机制。因此,或通过提高公民在国家管理、官员监察等方面的活力,激发公民的爱国热情(如雅典);或通过国家强制的异族奴役和军事强化制度,而培养、训练职业化的常备军(如斯巴达),这对于提高国家军事实力无疑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希腊城邦制政体产生的各自原因,不仅是出于政体自我保存的需要,而且也是政体自我发展的需要。
第三,古希腊社会经济的基础是自然经济,但商品经济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古代东方文明(如埃及、巴比伦)多发源于大河流域,大河流域孕育出的是农业文明。而希腊是山地和海洋造就的文明,山地产品的差异性和海上交通的便捷性则成为滋生商品经济的有利条件。
尽管希腊古代社会仍属于农业社会,但由于地处巴尔干半岛最南端,三面环海,山多地少,“大部分是贫瘠无用之地”,“比较宜于畜牧而不宜于耕种”,“国内水源不足,没有经常供水的河流、湖泊或大的泉井”,客观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古希腊农业经济的粮食作物无法自给,但却有利于果木经济作物(如葡萄和橄榄)的栽培与加工利用,以及畜牧经济的发展;同时,陆路交通多有不便,但是海上的舟楫交通却很发达。因此,古希腊城邦的经济基础,正是建立在这种小农业和小手工业结合的稳定发展之上的,独立的、私有的、自由民的小生产方式是希腊文明的基础。由于城邦问的交往和海上贸易的发展,造就了古希腊商业繁盛的根本条件,也是古希腊文明达到鼎盛的经济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自然经济的本质是以“谋生”为主的经济,它既不等于单纯的农耕经济(还包括渔业、牧业、手工业、农牧混合、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等多种经济形态),也并不天然地排斥商品经济。而且,尽管自然经济社会的商人经商带有“牟利”性质,但社会的商品生产主要是来自小商品生产者,而他们的生产则主要是以“谋生”为目的的。所以笔者认为,古希腊社会经济的基本性质虽不能说是完全的农本经济,但仍属自然经济性质。
公元前8世纪一前4世纪古希腊的商业发展
(一)“古风时期”希腊商业的发展
随着早期希腊城邦农业、手工业和航海业的逐步发展,古风时期的希腊城邦经济和商业流通渐渐活跃起来。在希腊城邦内部,商品交换是通过市场来完成的,交易形式多种多样。最通常的交易形式是城镇市场,市场中的分工较细,交易多在集市的店铺、货摊上进行;或是把农产品、手工业产品直接出售,或是经中问人销售。其中,雅典的市场最具代表性,称为“阿格拉”(Agora)。 在市场中,各种不同的市场用活动的栏杆分开,在规定的时间逐个开市;市场设施分有顶棚和没有顶棚两种,总的趋势是有顶棚的市场逐渐取代了露天市场。市场中还设有专门的官吏维持秩序,并负责解决交易中可能发生的争执。
这一时期希腊商业活跃的表现,更在于各城邦间和海上贸易的扩展,其主要原因有二:其一,生产和造船业的进步,为商品交换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从造船业的发展来看,这一时期的希腊人主要是吸取了腓尼基人的造船技术,建造的商船有高大的圆形船首、船尾和宽大的货舱;建造的长身军舰拥有50个划船手,有甲板、兵房;在公元前8世纪末的科林斯,还建造了第一批三列桨战舰,载有200个划手。这对希腊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其二,商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地中海地区经济联系的恢复和加强以及商业中心的出现。这一时期,希腊通过海外殖民,在地中海东部沿岸和意大利、西西里等地建立了许多殖民城邦,各殖民城邦大多农业条件较好,有希腊本土缺少的粮食和很多地方特产,因此他们纷纷用谷物、鱼干、羊毛、奴隶、木材等交换希腊的工艺品、酒、油等产品。由于本土和殖民地物资交流的需要,大大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不过,作为地中海最精明的商业民族腓尼基人和迦太基商业帝国的有力竞争者,希腊的商品交换在初期还是比较落后的。据载古风时期开展的海上贸易的一条最重要渠道,是通过腓尼基的商人航运开辟的,而且初期的海外贸易几乎全部为腓尼基人所操纵。
值得注意的是,“希腊之所以能在商业国家中占有地位,并不是基于它的工业,而是基于其交易方法的先进。他们是以货币经济代替自然经济的第一个民族。” 巧这一时期,贵金属货币的交换在希腊开始出现,金子用重量单位塔兰特(talent)计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品交换经济的提高。但因各地区的货币衡制不同,交换中需要相互换算和兑换。如最通用的伊齐那(厄基那)衡制的“塔兰特”(约为37.80千克)与优卑亚衡制的“塔兰特”(约为25.86千克)的重量就不相同。塔兰特之下的米那(mina)、斯塔特(stater)、德拉克玛(drachma)等的重量也不相同,因此给城邦之间的交换带来诸多不便。当雅典的手工业发展起来以后,在梭伦改革中改革了币制:采用优卑亚的衡制,减轻货币重量。一方面由于减轻了货币重量,使雅典国家的内外贸易更加方便和广泛,从而有利于在对外贸易竞争中战胜对手;另一方面使“负了债的人因此可用数量相同而价值较少的货币去还债,受惠很大,而收债的人也没有什么损失”,因而直接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不仅是币制改革,梭伦改革还废除了公民债务,改革度量衡制度,吸收外籍技工等,从而使无地的公民获得了就业于农业以外职业的机会,使雅典迅速从一个农业区域发展为工商业区域。
然而,希腊各城邦国家工商业的发展并不平衡,有的国家甚至还采取阻碍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如斯巴达在来库古改革后,采用了铁钱,“使一大堆沉重的铁币只具有一点可怜的价值,十个米那斯需要家里有一大间库房存放,需要两头牛来搬运……因为这种钱币既不便收藏,也不值得占有……还有谁要去偷窃它呢?……因为没有货币,就不可能购买外国货物或古玩摆设;航海商旅就不再将货物运入斯巴达的港口。”在这种情况下,斯巴达的工商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被严重阻碍,社会经济仍停滞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中。
(二)“古典时期”希腊商品经济的繁荣
古典时代的希腊,是奴隶制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首先是农业耕种扩大,从希腊本土到小亚细亚、黑海沿岸以及北非的西利内伊卡,开垦和利用的农田、牧地大为增加;其次是手工业空前发展,利用的原料大大增加,手工业分工、专门化的发展促进着劳动效率的提高;再次是商业飞跃提高,人们经济活动的范围大为扩大,从家庭经济到城市经济,再进而发展为国际经济,“他们买卖的主要货物是食粮、各种原料和一切种类的制造品;制造品中又以纺织工业品、陶器工业品与金属工业品为主。”
由于商业规模的扩大,为了防止商业中的纠纷和不合理现象,出现了关于商业的立法条文和规章。如在许多城市中,为保证公平交易和保护公众、私人利益,在出售商品的数量、重量、价格方面,都采取了种种限制和禁止的措施。特别是希腊本土紧缺谷物,受到了国家严密的监督。如在雅典,早在公元前6世纪初,国家就通过立法,禁止农产品出口和奖励谷物输入,并且为防止囤积和抬高谷物价格,还规定“除雅典的外港拜里厄斯外,谷物不许运往他处。凡运入这个‘谷港’的任何货物,再出口的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一次所买的谷物不能超过五十担”。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在公共经济范围内,市场上个人的买卖自由,要受到国家公共利益的限制。
但商业经营一般仍主要是外邦人的职业。在希腊本土,早期对从事商业采取鄙视的态度,但允许常驻的外国商人做买卖。如雅典(及其他相似政体城邦)人口通常被划分为三类:自由民、外侨或外国人以及奴隶。到公元前5世纪,外侨人已成为雅典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外邦人不能拥有土地。因为“在希腊的绝大多数城邦中存在着一条重要的政治原则,即没有地产的工商业者几乎没有权利过问政治”,因此他们主要从事商业和手工业。城市的政策鼓励他们移民,不过他们被剥夺了所有的政治权利,还要缴纳特殊的税种。
当时的贸易不仅在希腊人内部和各城市之间进行,在希腊人与非希腊人之间也进行着。公元前5世纪的海外贸易达到极盛,“希腊的船舶,东自高加索山的山坡,西至比利牛斯山的山岬,北自波河河口的沼泽,南至北非西利内伊卡海岸的沙岩,把地中海和黑海都走遍了。”l6 当时,在黑海沿岸的殖民地、小亚的米利都和北非的施勒尼等地,都有希腊人的商站。而且,公元前5世纪一前4世纪,希腊人的贸易活动还远远超出其殖民地区,“为了寻求原料和市场,希腊的工业和技术向着遥远的地方打开了它们的道路,即到英吉利海峡,到北海,到波罗的海,并到欧亚交界的未知区域”,其足迹已“远远超过他们已经建立了殖民地和商站的地方”。_6 在这些商品的转运中,除希腊商人外,腓尼基的商人也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既是希腊城邦的贸易伙伴,又是希腊商业的有力竞争者;分散而粮食供应不足的希腊城邦为腓尼基商人提供了商机,而腓尼基人的贩运也为希腊城邦的商品生产开辟了市场。从这一点上来说,尽管希腊城邦和腓尼基人存在着贸易竞争,但这是一种合作共赢的竞争,它完全不同于后来腓尼基人建立的海上帝国(迦太基)与积极对外扩张的罗马在贸易关系上那样紧张。
关于希腊的外贸数额,据有关材料估计,雅典外港拜里厄斯的贸易额是巨大的:公元前5世纪商业兴旺时,每年贸易额估计在2500塔兰特~3000塔兰特之间;公元前4世纪雅典商业虽日趋衰微,贸易总额也约为2000塔兰特。而且,为增加国家收入,“希腊人对于入口货与出口货都征收关税。在阿提卡区,入口货和出口货都征从价税百分之二。
值得注意的是,公元前5世纪一前4世纪希腊的货币制度已有很大进步。尽管各城邦国家使用的铸币各不相同,但可以通过货币重量单位进行兑换。特别是雅典城邦的强大,使其使用的货币单位“优卑亚一阿提卡币制”最终稳定下来,并几乎成为希腊世界的“通货”。在“优卑亚一阿提卡币制”里,最主要的货币单位是德拉克玛(约为4.31克),在德拉克玛之下更小单位还有奥波尔(obol,约为1/6德拉克玛)和查库斯(ehalkos,约为1/8奥波尔)。
从购买力来看,雅典当时1个奴隶的平均价格约为100德拉克玛,50公升大麦的价格约为2德拉克玛。据考证,雅典人的月收入是:一个甲兵或执政官、“500人会议”成员为30德拉克玛左右,一个“6000人法庭”陪审员和一般低级工种工人约为15德拉克玛,高级工匠约为45~60德拉克玛。而从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看:一天的口粮大约需要1/2个奥波尔购买,即人均每月口粮仅需花费15个奥波尔,即使再加上其他支出,个人的收入要维持较为简单的日常生活应是不困难的。另据法国人记载:在伯里克理斯时代(公元前490一前429年),普通雅典人1年的基本生活费用大约120德拉克玛(30块银币)就可以维持。即1天只需2奥波尔,因为当时城邦给退役的伤兵及未满18岁的孤儿提供的津贴就是每天2奥波尔。由此可见古希腊的物价和城市生活水平。
此外,在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同时还铸造有金币、银币和琥珀金(金银合金)币。在币种如此复杂多样的情况下,有时为了兑换方便,可以按重量大体相当的同种金属货币作为等价货币来交换和使用。如厄基那币制4奥波尔银币重4.20克,阿提卡德拉克玛银币重4.31克,两者即可视为等价。因此在公元前5世纪时,由于雅典的强盛,阿提卡银币流行,在爱琴海的城邦及远方的贸易中,铸有雅典娜头像的德拉克玛银币,竞排挤掉了当地货币。
在始于公元前490年前后的希波战争中,雅典人建立了一支舰队,为雅典打开了海上霸权之路;到公元前5世纪中期,雅典人又修筑65公里的长墙连接雅典城与比雷埃夫斯港,使雅典成为一座掌控着制海权而进可攻退可守的城市。不久,雅典的三列桨舰队取代了腓尼基人在东地中海的霸权。
同时,在希波战争中的公元前478年,以雅典为首的城邦建立了提洛同盟,到公元前454年,又将同盟金库从提洛岛搬到雅典。此后,雅典到处输出它的民主政体,扶植各邦亲雅典的民主党来反对贵族党,同时剥夺各邦的司法独立,使提洛同盟变成了雅典的帝国。这引起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恐惧,以及沦为雅典属国的部分盟邦的怨恨。最终在公元前431年引发了双方的全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随着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的失败,雅典不但丧失了优势的货币地位,希腊城邦的黄金时代也宣告结束。
古希腊从公元前8世纪进入文明社会,公元前5世纪一前4世纪是其发展的鼎盛阶段。在这一时期,希腊社会不仅小商品生产和交换经济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并且给后世留下大量丰富的制度和精神文化遗产,“在某些方面还作为一种标准和不可企及的规范”。
(一)古希腊商品经济形成的基础及其局限
古希腊社会文明的基础是其具有的发达的商品经济,而这种商品经济产生的原因,与古希腊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是密切相关的。首先,古希腊的商品经济是建立在商品性农业较为发达的基础之上的。古希腊各城邦大多领土狭小,山多地少,不利于粮食作物种植,于是人们较多地转向园艺和商品性农业。正是这些园艺性农业,不仅使贫瘠的山丘坡地得到广泛的开发利用,而且对园艺作物进行加工后的葡萄酒和橄榄油等产品输出,也促进了这种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加之
希腊自身环境条件造成的粮食供应不足,不得不依靠外部供应来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而外部供应在和平条件下主要依靠的就是商品交换,也即柏拉图所说:“如果我们派出去的人空手而去,不带去人家所需要的东西换人家所能给的东西,那么使者回来不也会两手空空吗?那么他们(指希腊人)就必须不仅为本城邦生产足够的东西,还得生产在质量、数量方面,能满足为他们提供东西的外邦人需要的东西。”这也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的商品化发展。
其次,古希腊的商品经济是建立在发达的城市手工业基础之上的。分工和专业化,是工业进步的基础。在公元前5世纪时的雅典,“不仅有专门制造车、船、马鞍、马具、鞋的人,而且又有只做缰辔的马具店,及专做男鞋或女鞋的鞋店。在造屋这一行里面分木工、制模匠、石匠、金属匠、油漆匠、装饰匠。有铁匠、制剑匠、制盾匠、制灯匠、七弦琴调音手、磨坊工、面包工、腊肠工、鱼贩。”在其他城邦的手工业生产也各具特色,如科林斯以盛产优质毛毡、地毡著称于世;米利都以纺织、家具制造而闻名遐迩。斯密称专业分工是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可见希腊的手工业生产和分工已达到较高的水准,这显然是为商品贸易而进行的生产。今日的考古学家在黑海沿岸、埃及以及北非、意大利等地都出土有古希腊的陶器等产品,也进一步证实了古希腊这种商品生产的规模与范围。
第三,古希腊的商品经济是建立在发达的海上运输和广泛的对外贸易之上的。在古希腊城邦分布的界域范围内,水上交通便捷且邦际联系广泛,造成了希腊城邦发达的对外贸易。而古希腊人又充分利用了这一大自然的馈赠,大力发展其航海和商贸事业。他们在继承和发展从古埃及、腓尼基时代就开始的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市场关系的基础上,以造船业和航海业的进步为手段,把它推向更加广阔的“希腊化”市场和提高到繁荣的程度。尤其是在雅典、科林斯等著名的工商业城邦里更是商贾云集,市场繁荣。如果脱离了发达的海上贸易,这是不可想象的。这种贸易有力地促进了古希腊商品生产的深入和流通范围的扩大,也有力地促进着古希腊文明精神的对外扩张和传播。特别是后来随着古希腊移民运动向更远地区的扩散,为整个地中海地区大市场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但是,古希腊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关于古代奴隶制的商品经济,要客观地分析其存在的历史环境。过去史学界一直有一种似是而非的看法,认为希腊人商业发达,是他们相比其他文明的一个重大优势。也有一些人为这种“优势”大唱赞美词,并对其他文明的以农立国大加贬斥。的确,发达的商业在希腊文明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也使希腊文明具有了一些特殊的长处。但是,从文明生存的最根本的利害关系出发,可以认为,古希腊农业基础的薄弱,始终是它及顾及商业经营者整体利益的政策。这些在和平的条件下,就要求商品交换者主体之间必须有平等和自立的地位。可见,商业社会根本利益的基础是对个性的尊重,而这正是民主政治建立的基础,因为民主体制的核心理念就是平等,等级制和专制制度是无法产生民主的。这恰如雅典时代的伯里克利曾经强调的:“我们的制度之所以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
同时,这种自立和平等的文化意识,也造就了希腊人独立自治、自我开拓、勇于求索的民族性格,以及不畏强暴、争取自由的民族精神。它极大地激发了古希腊人的创造精神,使其焕发出惊人的智慧,在哲学、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等领域获得了辉煌的成就。
再次是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探索未知的理性精神。如果说是美丽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希腊人积极的人生态度,那么崇尚个性和注重创新,则是商业文化所赋予的突出特征。因为商业的竞争性使个体的突出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同时商业竞争的根本动力就在于创新,只有注重创新,才能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积极的人生态度也是古希腊民族文化开放性的重要表现。特别是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冒险的海上生存方式,也使得古希腊人必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抗争。所以在最初的古希腊哲学里,人们本能地把人与自然区别开来,孜孜不倦地探求自然界的奥妙,追求事物的本质,这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只注重探求人际关系的心理,是大相异趣的。
因此,在古希腊民族的生活中,常年的航海和商业活动,不但带来生存所需的各种物质资料,也带来各种异域世界的新奇知识和信息。居民出于牟利的内在冲动,对外界的新事物敏感好奇,使他们变得见多识广、广采博收。为探求未知世界的真知,他们充满着理性的求索精神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如古希腊的哲学家们更多讨论的是关注社会、探索自然、关怀人生;在其教育理念当中,也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为重点,以增强个体在社会中的生存能力为最核心和最重要的目标。所以,古典时代的希腊文化,无不洋溢着英雄主义、现实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精神。
第四是商业文明基本原则的贯彻——交易规则的制度化、契约化和法制化。由于希腊地处地中海沿岸的东西方要道,尽管自身比较贫瘠,但地中海东岸有着悠久的农业文明,这个自然条件有利于航海事业的发展,从而成就了希腊的商业文明。而商业文明的发展,需要比农业文明更为严密的财产制度、更多和更大范围的社会分工与合作、更加平等与公平的社会交往(交易)规则、更多的国际交往技术。因而,商业社会更注重规则的制度化、契约化和法制化。甚至可以说,商业文明的发展,完全是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之上的。于是法制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它造就了一个产权独立、以商为主的多经济体的希腊社会,也成就了希腊社会严密的财产制度、产权制度、商业规范和货币流通规则。而这成就的一切,正是近代西方商业文明的最早源头,也是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和变革的重要因素。
总之,四通八达的海上通道和发达的航海贸易事业,开阔了古希腊人的眼界,便利了其同周边地区的交往、交流,也锤炼了其吸纳、融合其他民族文化的能力。同时,在频繁的交流中,古希腊人的民主政治、自由经济(贸易)和科学文明也发展起来了。因此,正是商业文明这一高度开放性的文化特质,才使得古希腊文化得以大力吸收其他民族文化要素,博采众长,青出于蓝,取得辉煌的成就,并为之后的西方商业文化、殖民经济和海洋文化创造出最早的临摹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