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相护”的官场“江湖文化”

“圈子文化”在中国根深蒂固，对身处官场的人来说，结交情谊是为了将来相互提携、互通款曲。官场圈子成为一种“潜规则”，但有些是明圈子、有些是暗圈子，多样“人情圈”掩护的不过是核心“利益圈”。

近几年，一些地区、领域腐败案件高发的背后，“一把手”与官员、商人、亲属、情人等以利益为纽带结成各种贪婪的“共腐关系圈”，这种异化的官场“黑色文化”现象引起两会代表委员们的关注。

职级越高越沉默的“朋友圈”

和老百姓喜欢在微信朋友圈里分享各类信息相比，官员、基层公务员的微信朋友圈很“单一”，除了工作，多是转载类文字、图片，很少表露个人观点、情感，而且职级越高，转发的东西越少。

2014年开始使用微信的厅级官员徐一超表示，现在每天要花两小时看微信朋友圈。“凡是当天的社会热点或重大事件，微信上一般都能看到很不错的解读内容。”但他发在朋友圈的内容加起来一共6条，其中最后一条信息的发表时间为2015年初。

徐一超认为朋友圈是一个公共场所，即便自己以个人身份发东西，也容易引起别人的猜想，想了好久干脆不发了。

他举例说，有一个同为厅级官员的老同学，2015年在朋友圈转发了一则社会热点事件的评论，结果被许多人解读为官方对此事的态度。朋友后来怕事情复杂化，在删除了这条转发后从此不再发朋友圈，只是当观众。

仔细研究不同群体的微信朋友圈，不难发现一个现象：领导干部在朋友圈一般都比较沉默，而且级别越高越不爱在朋友圈说话，他们几乎从不参与热点话题的讨论，即使偶尔更新也以转发“心灵鸡汤”、分享风景照为主。这个现象在公务员群体中非常普遍，完全可以用“官样朋友圈”为之命名。

这种“官样朋友圈”的文化是怎样形成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当今的官场文化并不鼓励官员有“个性”，反倒主张面目越模糊越好。

一些公务员表示，在体制内生存不怕你跟其他人言行相同，就怕你跟别人不同。当别的领导干部都在网络时代谨言慎行，如果有谁表现得特别活跃，就很容易被贴上“爱出风头”“不够稳重”的标签。

导致“官样朋友圈”的另一个原因是，很多领导干部将网络当作可能影响个人仕途的危险因素，而非加分因素。在一些领导干部的观念中，体制内生存的一个重要法则就是“管住嘴”。在朋友圈“乱说话”，很可能会被过度解读或被人“打小报告”——此前就有媒体报道过官员因发朋友圈被处分的案例。

事实上，官员群体中有不少富有真知灼见的人，但在一种不健康的政治生态中，他们退休前通常都会韬光养晦，不愿意通过网络推动社会进步。

而当“官样朋友圈”成为官场主流，很多刚进入体制的年轻人也开始显现出“鸵鸟心态”，或是表现得像个“鸡汤爱好者”，或成为网上网下“两面人”。

“一轴多圈”：“权力任性”形成利益板结

更为严重的是，“圈子文化”的蔓延，带来了腐败的恶果。以腐败官员为轴心，夫妻联手，父子上阵，兄弟串通，七大姑八大姨共同敛财。从近年爆出的腐败案件看，“独狼式”案件越来越少，而“拔出萝卜带出泥”、一人牵出一窝人的区域性腐败、家族式腐败、塌方式腐败越来越多。

一些代表委员提出，当前系统性和领域性腐败交织，用人腐败和用权腐败共存，体制外和体制内挂钩，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同在，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盘根错节，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共腐关系圈”。

全国人大代表、秦希燕联合律师事务所主任秦希燕说，一个腐败官员周围，常常围绕着亲友帮、秘书帮、朋友帮、商人帮等形形色色的圈子，“一轴多圈”上下勾连、左右同谋形成利益板结，在板块内和平共处、利益共享。

2014年审判的湖南省交通系统窝串案中，被处理的28名干部中，有13人涉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局长冯伟林案、5人涉湖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邹和平案、4人涉湖南省交通厅原党组书记陈明宪案、3人涉湖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李晓希案。

据调查，陈明宪案发后，除刚满周岁的小儿子外，其妻周茜、其子陈钏、其妹陈明珍、其弟黄道军都通过陈明宪的职务便利牟取了巨额非法利益，甚至身边的朋友、同事、司机也都有涉案。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道真县纪委书记郑维勇说，在近年查处的腐败案件中，一人当官“全家腐”的事例不胜枚举。

有的主政一方，老婆孩子经商办企业，包揽工程、批发项目，套取巨额利益；有的搞“一家两制”，“前门当官，后门开店”，家人跟着一起大发横财，自己成了“权钱交易所所长”。

上梁不正、下梁易歪。代表委员们提出，“一把手”如果存在严重经济问题，往往会在一个地区、系统引发窝案、串案，涉案人员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甚至几十人，这种“黑色圈子”的本质是腐败结成的利益共同体。

“暗圈明圈”：多样“人情圈”掩护核心“利益圈”

亲友圈、朋友圈、同学圈、同乡圈、同事圈、同行圈……“圈子文化”在中国根深蒂固，不少人都喜欢在“圈子”中来回穿梭、乐此不疲。

可对身处官场的人来说，看着漫无目的“圈子”，或许醉翁之意不在酒，结交情谊是为了将来相互提携、互通款曲。

据调查，江西萍乡市腐败窝案中，萍乡市原政协主席晏德文与原常务副市长孙家群有“师徒关系”，孙的提拔曾得到晏的诸多关照；原市委秘书长张学民与晏德文有同学关系，这些盘根错节、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为他们共同作案提供了便利条件。

湖南省华夏廉洁文化研究会会长傅学俭说，官场圈子成为一种“潜规则”，但有些是明圈子、有些是暗圈子，多样“人情圈”掩护的不过是核心“利益圈”。

对一些干部来说，没有“关系”，也要千方百计创造“联系”，为了进“圈子”，一些人通过“打干亲”、“打礼”等方式拉关系；一些干部千方百计架“天线”、搞“勾兑”，“圈子文化”形成“近亲繁殖”、“山头主义”和“群蛀现象”。

浙江省纪委一名干部表示，一些干部将分管领域当成私人领地，将家人变成了下级干部，将下级干部当成“家臣”。

原有的规章制度成为摆设，腐败起来上下联手、肆无忌惮，一旦被查，就是窝案、串案。

原安徽泗县县委书记晏金星收受47名干部的贿赂，涉及“买官卖官”岗位不仅包括副县长、县委常委等要职，还覆盖全县20余个科局和10多个乡镇。“钱帽交易”滋生“塌陷式腐败”，一手收“票子”一手发“帽子”。

“圈圈相护”：“江湖文化”异化“官场文化”

有“圈”走遍天下，无“圈”寸步难行，部分代表委员说，这是社会的病态，决不能成为当前的常态。

湖南省委党校党建研究部主任龚永爱等专家分析，某些干部的“人际圈”已沦为“以腐败为荣、以廉洁为耻”的旧式官场，在这个“生态圈”内，众人尊奉共同的“权威”，共同维护并确保其话语权；层级之间抱团不断输送利益，甚至形成隐形的“利益市场”甚至“交易价格”。“圈子”与“圈子”之间，既相互独立、互不干扰，又因板块交叉和利益纠葛而相互妥协，形成共案。

一些代表委员痛斥，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等“大老虎”都有以权力为核心所形成的“腐败圈子”。以广东茂名市原市委书记罗荫国为首的窝案，网罗了200多个腐败官员，其中省管干部就有24人。

拉关系、找靠山，攀龙附凤、跑官要官；举大旗、拉山头，选边站队、拉帮结派。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专家朝克提出，“圈圈相护”形成异化的官场“江湖文化”，一些涉案官员之间平时多以兄弟相称、抱团腐败，一旦预感将“东窗事发”，又推崇“江湖义气”，订立攻守同盟，企图逃避法律惩罚。

一些地方已经开始严厉打击病态的“圈子文化”。湖南郴州就曾出台《领导干部“为官不为”五个一律问责实施细则》，将“以任何形式成立‘同乡会’、‘老乡会’、‘战友会’等组织，拉圈子、搞小团体、拉帮结派，为晋升、办事等提供方便”纳入监管、问责范围。

郴州市纪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一经发现有拉帮结派的官员“老乡会”类似组织出现，将按照细则进行问责，轻则通报批评，重则免职，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华商报》2016.6.13、新华网2016. 3.7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