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爱雯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诗者何为？
——论《闹鬼的房子》中的止语性书写

王爱雯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90年代以来，商业大潮席卷下的诗坛变得喧嚣而又沉寂。诗歌需要笼括更加驳杂而繁复的日常经验，诗人的创作也陷入了情绪化的宣泄和商业化的炒作当中。在诗歌日益边缘化的时代，诗人张曙光作为90年代诗歌创作中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一直独自坚守着自己的诗歌立场，于止语中对诗歌精神与历史现实进行冷静客观的叩问与反思。本文以《闹鬼的房子》为例分析张曙光诗歌中的止语性书写，旨在探究止语背后所蕴含的诗歌精神，以及作者附着于叙事性诗句中的沉潜诗意，领悟其心系当下、渴望真实的知识分子情怀。

诗歌精神；张曙光；《闹鬼的房子》；止语

张曙光自20世纪70年代末便开始了诗歌创作，却总是徘徊于诗歌边缘地带，未能进驻主流。诗人儒雅而内敛的个人气质，敏锐却孤独的执着坚守使其既不沉迷于情绪化式的激情写作，也不陶醉于易被意识形态化的宏大叙事。凭借自身独有的洞察力，诗人对现代诗歌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冷静客观的思考，反思、叩问为时代所掩埋、遮蔽的诗歌精神。诗集《闹鬼的房子》中很多诗作都对诗人的责任与身份、诗歌的价值和意义进行了本质性的探索。诗人自身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体察，和对历史的虚假与真实的认知，在其诗歌中的止语性描写中得到了富有张力的表达。

一、独立精神的执着坚守

在90年代的诗歌史中，张曙光被看作是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然而，张曙光本人并不认可，他在《90年代诗歌及我的诗学立场》中这样解释道：“似乎在一些批评和赞扬的文章中都把我列入知识分子写作的行列，但这无疑是一个误会：我从来不曾是这一理论的倡导者”。然而，他也同样不是“民间写作”的倡导者，他只是沉默而内敛地做着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情，独自坚守着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品质和独立人格。喧哗与骚动之中，他坚持在灵魂和精神极度萎靡、匮乏的时代里，以诗歌进行自我救赎。时代的飞速变化中，他坚守着知识分子思想批判的立场，将个人体验融入时代历史当中，洞察历史的本质，切入时代精神的内核。

作为一位止观型诗人，张曙光的诗歌中出现了很多不确定的、模糊不清的诗句，诗人诚实而直白地表达出了自己对于历史现实的反思与困惑。在历史的禁锢中，诗人将自己视作无法解救困于魔法中的公主的旅人（《危险的行程》）；面对生活的真实的存在与虚假的本质，诗人战栗却也无法抗拒，甚至开始质疑“我们说出的又是否像这场雨一样真实（《雨》）”。在自我否认与自我怀疑当中，诗人陷入了“无知”当中，低沉而舒缓的音乐调解着人们奔向快乐的忧伤与惶惑，人们并不知道飞驰的列车要去哪里（《听〈辛德勒名单〉主题曲》），我无法确定夜晚里传来的声音是如何发出的（《声音》）；1963年五一节前的夜里，也不知道明天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1963年五一节前夜》）。在疑问与惶惑里，诗人向天地问询，“谁会告诉我这一切为了什么？哪里是我们最终的归宿？（《被追逐的梦》）”，天地间，一片寂静，一切都“在虚无中消失，像一个句号（《时间表》）”。止语性的书写背后暗含了诗人洞察一切后的觉醒与自在。节制言语的诗歌写作方式与话语泛滥的诗歌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智性沉默，更是一种孤独的诗歌坚守。

二、诗人与诗的灵魂低语

90年代诗歌的发展面临着多重压力。一是80年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朦胧诗”带来的影响的焦虑；二是经济至上的商业理念对诗歌精神的冲击；三是远远超出原有诗歌承载范围的愈加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及生活经验带来的压力。如何打破“朦胧诗”的诗意遮蔽，确立90年代诗歌创作独有的艺术风格？如何拓展诗歌的创作领域，融入更多复杂的生活经验？如何摆脱意识形态的控制，展现知识分子独立的精神思考？这一系列共时性的问题都指向了一个点：“这一行必须重新做起/学会活着，或怎样写诗。”（张曙光《责任》）

作为一位富有责任担当意识的诗人，张曙光一直对诗歌创作的本质进行着客观、冷静的省察。对于诗人间影响的焦虑和读者的接受，诗人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献辞》中，诗人将自己的诗作献给“先行和后来者”、献给从事于各行各业的人们，“死去或正在死去的人”，他们“戏谑”着诗作。诗意并不能使人信服，也无力改变什么，只是“沿着自身的轨道运行/环绕着我们……”面对复杂的人性，面对无能为力的一切，诗人发出了最后的叹息——“诗歌已经无能为力，原谅我吧，它们/只是发出叹息，或微不足道的抗议”。

认知人性，洞察社会真相后的诗人自我消解了诗歌的意义。这种消解本身所展现的并非是放弃，而是诗人对诗歌艺术独立性与知识分子理想主义精神的更高层次的追逐。究竟什么是真正的诗歌？诗人又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进行诗歌的创作？诗意的光照又能覆盖多远？张曙光坚持，诗歌需要“走心”、需要“真实”。诗既不会“教我们如何生存/或死亡”，也不会阻止“早已开始了”的悲剧。在诗中，生与死，鲜花与死亡并没有什么不同。“是的，诗即是生活。而生活/有时也会装扮成一首诗”，然而，并没有谁会乐意，体味生活。追求内心的真实，用质朴而直接的语言去叙写生活的日常，这是属于张曙光的诗学体验。也许，“人们向你扔石头”，也许朋友们都一脸毫不相干的淡漠，也许这一切都让你觉得虚无，但是，独立的品质与独立思考的精神让诗人相信，知识与智慧的力量能够促使他们发现，蛰伏于虚无之后的意味（《诗人》）。因着这份知识分子的坚守，诗人总能在介入日常生活，将个人经验带入诗歌创作时，将个体的经验转化为智性的思考，在表达主体思想和独立意识的同时，对当下的现实进行反思性的体察与毫不妥协的揭露。

三、诗意空间的自我放逐

90年代以来，诗歌精神为诗坛的表面喧嚣所遮蔽。对人类生存境遇进行真实而深切的关注，探寻生命的实质，诗人发现，“这世界就是/一片墓地，或一间闹鬼的房子”（《闹鬼的房子》），诗人们如同鬼魂一般，洞悉人性却只能在寂寥空荡的夜晚，孤独的徘徊。在《失语症》中，诗人如此表达：“我无法说出想说的话。/事实上我无话想说”。这样洞悉现实后对语言的节制，使得诗人的许多诗歌创作在结束之时，都留下了空白，诗歌的结尾都出现了传递无意义、无话可说等含义的诗句。在整体的诗歌创作中，诗人多采用“自白式”的叙述语调、“对话式”的口语进行叙述，好似在与自己的灵魂低语。而“是否”、“或许”、“仿佛”、“可能”等充满不确定性情感色彩的词语的运用，更是展现了诗人内心情感的焦灼。互相矛盾、对立的可能性交织在一起，使得经验由单一转向复杂，诗人于不动声色中，展现出了洞穿真相的智慧。诗人的沉默是对现实止语，与内心交谈。在对自我灵魂的透视与审察中，诗人直面生活现实，剖析生命的本质，揭露出了人性或真实、或虚伪、或美好、或丑陋的本质。

相较于其他作家注重在诗中展现智性的思考与哲性的体悟而言，张曙光的诗句中营造出来的是一种细腻而温婉却又暗藏凌厉与凝重的氛围。对复杂经验的叙事性描述，以及止语性的空白、不确定和虚无的表现使他的诗歌内蕴虽然并不张扬，却能于不经意间击中人心。

诗歌是诗人灵魂的表达，张曙光凭借广博的想象力，将个人的体验融入时代历史语境下，对其进行诗意的解剖、观察与提升，在呈现出生存的矛盾、真理的荒谬和人性的悖论以后，回归到自我的情感体验和日常化叙述。他的写作并非是一个人的写作，他诗作中展现的是一代人的心路历程，一代人的精神成长史。在他冷静、客观的叙事性诗学背后，展现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对“此在”现实的深度关注，对历史文化的反思性探索，以及对诗歌艺术独立性的自觉承担。

［1］张曙光.闹鬼的房子［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2］张曙光.小丑的花格外衣［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

［3］张曙光.90年代诗歌及我的诗学立场［J］.诗探索，1999（3）.

［4］罗振亚.“知识分子写作”：智性的思想批判［J］.天津社会科学，2004（1）.

［5］罗振亚.九十年代先锋诗歌的“叙事诗学”［J］.文学评论，2003（2）.

［6］李德武.灵魂的低语——张曙光诗歌读感［J］.诗林·诗人谈诗，2015（2）.

［7］刘晓飞.论20世纪90年代诗歌中“知识分子写作”的艺术特征［C］.燕赵学术，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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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爱雯（1992-），女，黑龙江鹤岗人，黑龙江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