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和“结构”之外:“中国”作为话语整体的传播研究新视角——评施旭国际新作《中国话语研究》(英文版)
2016-02-04徐迎春
未来传播 2016年1期
“西方”和“结构”之外:“中国”作为话语整体的传播研究新视角
——评施旭国际新作《中国话语研究》(英文版)
徐迎春
一个相关而严肃的问题是,今天,中国在转变和发展过程中的文化话语和传播角色问题总体上被忽略了。谁是中国的说话者(谁不是)? 他们在说什么?所说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说?他们的话语又是如何历史性地被比较?说者在国际和跨国性意义中被放置于何处?类似这些重大的问题,这些反映中国时代精神、中国身份、中国关注和期望、中国状况和潜力的问题,还没有更综合或更系统、全面的考察方法。
——施旭
一、传播学的“西方”烙印和反思
提到传播学研究发端,必定要提到欧洲“知识社会学”领域的发展。20世纪早期,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宗教、艺术等学科成果为传播学奠定了基础。同时,社会科学在意识形态、行为科学、宗教、文化等领域的争论也为传播学发展的不同方法、原则和策略提供了框架依据。其中,欧洲“知识社会学”两大基本传统,即以涂尔干(Emile Durkheim)为代表的法国实证主义传统和以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为代表的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传播学的影响都值得一提,前者乐观地认为社会虽然精彩纷呈,但其背后必隐藏着世界同此一理的普遍理性,科学思想便是人的理性认识发展结果;而后者则因对理性社会学的批判被人类社会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认为陷入了“曼海姆悖论”。[1]传播学者一开始就面临类似困境,之后传播学在行为科学(目的在法规阐释)、形式科学(目的在结构阐释)和文化科学(目的在意义阐释)三个方向的策略性发展成为应对该悖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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