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兼明

2015年，全国人大先后修订或通过了十部法律，如立法法、行政诉讼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食品安全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反家庭暴力法等，展示了中共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建设法治社会”、“立法先行”的行动力。

其中，2016年明起正式实施的《反家庭暴力法》是第一次推出，亮点较多，诸如：不仅从范畴上把“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等身体伤害列为家暴，还将“经常性谩骂、恐吓”等精神侵害行为亦列入家暴行列；同时，明确了幼儿园、学校、医疗机构及相关社区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疑似被虐负有强制报告义务；在具体处置上，针对加害人设立了告诫书条款；针对受害人设立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等等。反家暴法由大陆女性团体历时十余年促成，彰显了时代的进步，也标志大陆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和为根除性别歧视不懈努力而取得的硕果。

对于家暴的严重程度，很多大陆人并没有清晰的概念。因为在人们日常的感觉里，如某些艺术小品里所表现的那般，好像女人的名字并不叫“弱者”，她们几乎在家庭中都属于“强者”、“决定者”，地位不是“低”了，而是“高”、甚至“太高”了，究竟是家庭暴力的加害方还是受害方尚属两说的事情。然而，全国妇联的相关统计却展示了现实残酷一面“我国2.7亿家庭中，24.7%存在家暴，其中90%的受害者为妇女、儿童和老人等弱者，家暴受害者平均遭受35次家暴后才选择报警。”另有媒体披露，“我国每年有15.7万名妇女自杀，其中60%的妇女是因为家暴，家暴致死约占妇女他杀死因的40%以上”——从整体背景的角度看，大陆女性的确还不是强者，借由反家暴法的实施，将有望改变这种局面。

但真正实施起来，也不容易，革命性的改变必须来自文化和制度层面的变迁。

反家暴法遭遇的最强阻力，很可能是这些受害妇女的自我设限。一方面想冲出去，一方面又想留下来。这种矛盾和胶着，正是社会变革时期新旧价值观急剧冲撞的投影。让受家暴伤害的女人欲罢不能的，既有怕丢脸的面子情结作祟；也有传统婚姻观的压力，如“过日子哪有不打打吵吵的”，“能凑合过就不要离婚”；更有具体的现实恐惧，如离婚的女人贬值、一人生活（带孩子就更）艰难、再嫁难；未来生老病死没有依靠——这其中，生存压力和老无所依压力，又是最没有安全感的根本性恐慌。因此，如果不能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家庭暴力也会像中国所面临的很多问题一棒都是难以高效解决的。

家庭暴力追根溯源，离不开性别歧视——这是根源也是背景。大环境的性别平等或不平等，对小家庭的男女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从1949年后中国妇女在家庭地位的变迁——由三从四德到能顶半边天——就可以看出，随着女性地位的整体上升，家庭暴力呈大规模下降。中国社会的男女相对平等主要是通过男性在社会上的“扩权”和在家庭里的“让权”来实现的，这也是为什么在西方女权主义概念里，一些具有明显特征的“性别歧视”行为，却没有让中国人产生“歧视或被歧视”的感受的主要原因。

但大部分人的感受并不能掩盖某些歧视的存在对小部分家庭关系产生的影响，每年有近10万女性因家暴而自杀，毕竟是事实。她们为何宁死也不寻求法律援助和社会帮助？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就源于她们无论在社会分工还是在家庭分工里，都处于弱势的、被歧视的地位，没有“资源”供她们获取“相对平衡”，让她们看不到任何可以改变命运的希望。因此，只有为这些弱势群体提供教育和就业帮助，同时，彻底根除“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女人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类男权思想在文化上种下的性别歧视基因，建立起真正符合时代发展的文明价值观，反家庭暴力法才会得到良好运行。没有社会共识和文化价值观的现代化，只靠法律的绳索勒住施暴者的拳头，是不够的。

仔细研读反家暴法，还会发现，它所针对的不仅仅是男性；所保护的也不仅仅是女性。精神暴力对“经常性谩骂”条款的含纳，可能就是更多地出于对包括男性在内的，特别是孩子、老人等弱势群体的保护，而偏重对婚姻中的女性加强约束力。尽管缺乏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话语权统计数字，但“谩骂”通常是女人在争吵中表达情绪的重要工具，“谩骂”一经列入“精神暴力”，则家庭纷争很可能会从传统的、人和人的、“情的”解决，变成夫妻双方各执法律这一工具进行的、“理的”解决，这对未来的婚恋观念和婚姻形态，可能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变化。

从这些层面看出，反家暴法最显性的作用和看得见的改变，将来自具体措施的执行。如对不合格监护人的监护权剥夺，对法庭受理保护令的72小时（紧急情况24小时）限定，以及强制报告的法律义务认定。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开始，假以时日，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改良一旦跟上，则必将开启中国男女平权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