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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的锡社主义及其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2016-02-03黄海涛杨芳

新西部下半月 2016年1期
关键词:博古共产主义转变

黄海涛 杨芳

【摘 要】 文章叙述了博古早年为“锡社”写的文章《什么是锡社主义》的主旨:一曰锄强扶弱的侠魂主义,一曰除旧布新的革新主义,认为其实质是民主革命思想在锡社成员中的体现。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博古逐渐转变成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影响转变的原因主要是: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对其影响,其次是国内国民革命运动失败对其刺激, 再次是苏联的学习、生活和革命经历对其影响。

【关键词】 博古;锡社主义;共产主义;转变

一、博古入党前的革命活动

博古,原名秦邦宪,在苏联学习时改俄文名为“博古诺夫”,回国后化名博古。秦邦宪于192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赴苏联学习。在此之前,秦邦宪的革命活动主要囿于“孤星社”和“锡社”(后来两者合并)的影响范围。

秦邦宪从小学起,就有政治敏感性,有政治口才,从小就像个政治家,但是这时接触的多是中国传统文化。直到1921年,秦邦宪考入江苏省立第二工业学校,才开始有机会接触到当时流行的进步刊物。加之后来与安剑平等进步青年的结识,使其思想上有了长足的进步。

由安剑平、糜文浩等人发起组织的“上海大学孤星社”,成立于1923年,其宗旨为“研究学术,讨论问题,彻底了解人生,根本改造社会”,提出要“救急地宣传三民主义,热情地走入民间,彻底地鼓吹世界革命,勇敢地身先向导”的口号,提倡“大侠魂”的精神。不久,秦邦宪就加入了“孤星社”,开始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锡社”和“孤星社”一样,是当时革命知识分子进步团体,成立于1924年1月,其成员有近百人,主要由进步大学生、中小学教师和工厂职员等组成;其宗旨的是:“为建立一个民族独立,政治民主,社会健康发展的民主国家而奋斗。”[1]后来“孤星社”与“锡社”合并,秦邦宪自然而然地加入了“锡社”。“锡社”主办的刊物主要有《血泪潮》和《无锡评论》,年轻的秦邦宪是这两个刊物的主要撰稿人。

二、锡社主义之内容

1925年7月1日,应朋友邀请,秦邦宪在《无锡评论》上发表了《什么是锡社主义》一文,结合社员的活动及《无锡评论》的宣传情况,对锡社主义作了自己的阐释。秦邦宪将锡社主义的内容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锄强扶弱的主义,二是除旧布新的主义。

锄强扶弱主义,即侠魂主义,是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从抽象的信仰层面来看,是“鼓起侠魂千秋的精神,除暴安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侠士传统;从具体的行动表现上来看,对内是要“唤起一切被压迫阶级共同奋斗,扶助一切被压迫阶级向前活动”,对外则是要“打倒一切侵掠压迫的大小侵掠者”。最终的目标是“打破惨无人道的阶级观”。[2]这里所说的阶级观应该理解为阶级社会的不平等待遇。秦邦宪认为,在当时的中国无锡,内部的压迫阶级主要是绅士和军阀,而且“锡社”成员在《无锡评论》上发表了大量揭露绅士和军阀罪恶以及同情、号召小学教员、妇女、工商界青年的文章。

除旧布新主义,即革新主义,是新青年的共同准则。从抽象的信仰层面看,是“追求世界进化的标则,日新又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精神;从具体的行动表现上来看,在革命的破坏性方面是“攻击社会上任何鬼蜮伎俩,打倒一切顽固负隅的恶势力”,在革命的建设性方面是“提高邑民常识,促进无锡社会生活”。最终的目标是“创造光明灿烂的新无锡”。[3]秦邦宪以《无锡评论》第一期的宣言、吴寿彭的《告无锡的青年快来合作罢!》为例,说明除旧布新的革新主义,在“锡社”一直存在,并且随着“锡社”的壮大,革新主义的魅力也日益增长。

至于要实现锡社主义的成功,则需锄强扶弱主义和除旧布新主义的“坚毅合作”,即将两者结合起来。

三、锡社主义之实质

秦邦宪的锡社主义,是在1925年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不具有突出特色的思想,正是由于其思想特色的不突出性,才反映了这一时期被掩盖的一批知识分子早期的思想特性与革命历程。这种思想无法摒弃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侠义”精神,又渴望以西方的进化论来激励人们,其实质是中西文化在相互融合过程中的矛盾及其调和。

锄强扶弱的侠魂主义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在革命时期的彰显。中国传统社会带有浓厚的侠义色彩,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墨家就主张侠义,清代陈澧曾说:“墨子之学,以死为能,战时侠烈之风,盖源于此。”[4]墨家之后,出现游侠并长期存在于中国社会,清代许多革命党人,皆具有游侠风范,其中秋瑾是最为人们熟知的侠义革命者典范,她以花木兰、秦良玉自喻,性豪放,习文练武,自称“鉴湖女侠”。传统的文化和周围的见闻影响了秦邦宪,加之其好友安剑平,极力鼓吹其侠魂主义,使秦邦宪在解释锡社主义之时,将其内容之一概括为侠魂主义。但是通过与安剑平1928年的《大侠魂论》相比,不难发现,秦邦宪的所阐释的侠魂主义与安剑平的大侠魂论是有所区别的。区别主要在于安剑平在1928年所著的《大侠魂论》明显受到了西方文化知识的影响,并且极具唯心主义色彩。例如,安剑平认为:“大侠魂就是最大的哲学,是一切人生事物宇宙之最大的根源。”[5]秦邦宪所解释的侠魂主义,主要还是来源于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这主要可以从其家庭背景和小时候所受的教育来加以分析。秦邦宪是书香门第,家道没落后,其母亲为保持书香世家的名声,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将其送入秦氏公学中接受启蒙教育。后来秦邦宪先后进入当时的第一国民初等小学、无锡省立第三师范附小,对文艺和史地方面的书籍尤其是国文课的古文特别感兴趣,加之经常翻阅家中旧书,因此秦邦宪较早地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熏陶,而这种传统文化的熏陶,对其影响深远。

除旧布新的革新主义其实是晚清以来西学东渐的余音。清末思想家严复的《天演论》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后,中国知识阶层逐渐出现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不论是洋务派对西方器物层面的学习,还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对西方制度层面的学习,均表明中华民族的有志之士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不仅仅再立足于国内,而是把眼光放在整个世界。新文化运动促进了中国人的觉醒,打破旧的秩序,创造光明灿烂的新社会成为很多人的梦想。1925年秦邦宪解释锡社主义的时候,其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仅限于周围人的影响和对一些进步刊物的阅读。在秦邦宪接触的进步人士中,有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家恽代英、肖楚女,但是在1925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秦邦宪已经是中国国民党的党员,是孙中山的崇拜者和三民主义的追随者;孙中山的思想主要来自美国。在进入莫斯科学习之前,秦邦宪对西方文化及共产主义的了解和当时中国很多知识分子一样,是间接的。因此,西方文化这时对他的影响只是在他身上的第二次传播,只是一种余音。

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秦邦宪将中国传统文化与间接学来的西方文化的余音生硬地撮合起来,最终形成了这种不鲜明、不彻底的锡社主义。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不成熟的锡社主义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口号,却隐隐透露着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思想倾向,这在当时年轻的秦邦宪身上已是十分难能可贵。

四、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1925年11月初,秦邦宪的入党申请得到了上级党组织的批准。1926年7月1日,秦邦宪在《无锡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世界中国与无锡》,表明其已接受了唯物史观,开始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认识社会问题。1926年冬,秦邦宪进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经历更加坚定了其共产主义信仰,提高了其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培养了其组织工作才能。这一过程,是秦邦宪对其原有的锡社主义的舍弃,对共产主义的不断学习、接受。既然中国古代可以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他坚信他学习的一系列马列主义的著作也一定能够帮助其解决中国的问题。

五、从锡社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原因

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对其影响。1925年9月,秦邦宪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这里的学习成为其革命生涯的一个里程碑。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家瞿秋白、恽代英、李达等讲授的马列主义理论课引起了秦邦宪的极大兴趣,在以往革命实践的基础上,秦邦宪废寝忘食地攻读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加之顾谷宜主动接近帮助,秦邦宪对共产主义有了一定的认识。为了挽救国家的命运,他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

其次国内国民革命运动失败对其刺激。秦邦宪早先是孙中山的崇拜者,并且积极宣扬其三民主义。1926年,广东革命政府出师北伐,打击封建军阀势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帝国主义势力在华统治。然而这种大规模的革命运动却因蒋介石等人发动的清党活动而宣告失败。大革命失败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当时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很多中国学生陷入了极端困惑之中,革命形势的风云变幻使他们出现了多极分化。一些国民党员离开苏联,投身于蒋介石的怀抱;不少中国共产党党员则满怀激愤走上了反蒋斗争的革命道路。秦邦宪属于后者,他对以三民主义“信徒”标榜自身的蒋介石感到了极度失望与愤恨,希望运用自己在苏联所学的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但是,这一时期,他还过多地寄希望于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

再次是苏联的学习、生活和革命经历对其影响。如果说先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动机是为了寻找一条拯救中国的道路,那么后来秦邦宪申请转入俄国共产党则更像是一种对主义的崇拜与向往。从其学习经历来看,秦邦宪进一步学习了共产主义经典著作。在苏联学习期间,秦邦宪学习了俄语和英语,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如哲学方面,主要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主要学习了《资本论》、卡尔·考茨基所著的《卡尔·马克思经济学说》以及《政治经济学大纲》;此外还学习了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基础》。从其生活见闻来看,苏联的生活条件给予秦邦宪极好的印象。就当时留学生的伙食来看,一天三顿饭很丰富,每月还有25卢布的津贴,比当时苏联一般老百姓的生活要好得多。这种生活和其从小在国内的艰苦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的生活“无疑是上了天堂”。[6]从其革命实践来看,秦邦宪参加留学生的游行活动、反托斗争、担任翻译工作加深了其对共产主义者的了解及其共产主义情结。俄国十月社会主义的领导者列宁是中国留学生崇拜的对象,不论是关于中国国内革命的进程,还是对共产主义的前途,他们都希望苏共领导人能给出答案。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担任了苏联最高领导人,展开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中国留学生也卷进了这场历史漩涡之中。秦邦宪也不例外,先后参加了留学生反对蒋介石清党运动的斗争和反托游行活动等。由于其俄语和英语很好,秦邦宪还经常担任中苏共产党代表的翻译,这些均为他进一步了解共产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政策提供了便利,同时还结识了很多中苏共产党高层人物。

如果将历史进一步细分,不难发现,“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这两个历史时期在不同人身上的作用其实有很大差异。1907年秦邦宪出生,到1915年新文化运动爆发时,他才8岁。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一辈不同,他还处在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小学阶段,到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他的思想仍然是来源于其早年学习思考和周围人事的影响。他由锡社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是复杂的,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历史和他之间的双向选择,是历史在发展过程中多样性的统一。

【注 释】

[1][6] 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24.39.

[2][3] 无锡市史志办公室编.秦邦宪(博古)文集[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42.42.

[4] [清]陈澧.东塾读书记(卷十二)“诸子书”,商务印书馆,1930.10.

[5] 安剑平.大侠魂论第一讲.大侠魂主义.铸魂学社,19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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