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今年还画了一套以猴为主题的挂历，含封面一共13幅。其中一幅是猴妈妈紧紧抱住猴宝宝，不忍直视旁边的一个大人用棍子打小孩。还有一幅取名《二桃杀三士》。此典故出自《晏子春秋》，讲的是齐景公使用计谋让三员大将争两个桃，结果三人均未得到，都自尽而亡。在黄永玉的画里，三个猴子说：“别管它，吃了再说。”

画中的猴子机灵、团结、通人性，正是今天人们所熟知的猴形象。然而在久远的春秋战国时期，猴文化源头上的形象却呈现出两面性。从爱憎皆有到全民喜爱，是一个复杂而有趣的演变过程。

褒也是它，贬也是它

早期关于猴的记述并不美好。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就有涉及猴的诗句：“毋教猱（音同挠，指猴的一种）升木，如涂涂附。君子有徽猷，小人与属。”意指猴子习性不好，本就会爬树偷食，不用再教，否则就如污泥之上又附污泥;而君子有美德，小人就会来依附。这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关于猴的诗句，成语“教猱升木”即出自于此，比喻教唆坏人干坏事。

《庄子》记载了“朝三暮四”的故事。一个养猴的老人粮食不多，问众猴，以后你们早上吃三颗橡实，晚上吃四颗，行吗？众猴怒。老人又问，早上四颗晚上三颗呢？众猴喜。庄子笔下的朝三暮四与今天的含义并不一样，是说猴子为了虚名喜怒无常，实际所得并无差别。汉代魏伯阳《参同契》中的“心猿意马”，是说猿猴性子不定。司马迁《史记》中的“沐猴而冠”是讽刺回乡炫耀的项羽就像猕猴学人戴帽一样，学别人当英雄却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