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晴晴

(蘭州大學)

敦煌講經文研究綜述

魏晴晴

(蘭州大學)

唐五代時期寺院裏盛行一種以通俗化方式宣講佛經的活動，名爲“俗講”，而記録俗講内容的文字底本就是講經文。20世紀初，隨著藏經洞的發現，敦煌講經文重見天日，與其他敦煌所出講唱體文學作品一同成爲敦煌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爲唐五代時期的文學和佛教傳播研究提供了豐富史料。

關於敦煌所出講唱體文學作品的命名問題，羅振玉最早在《敦煌零拾》中提出，應將講唱體文學作品命名爲“佛曲”，但這一觀點已隨著越來越多保存有“變文”名稱的文書的公布被推翻，因此有學者提出將所有講唱體文學作品統一命名爲“變文”。項楚認爲，變文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變文，包括敦煌所出一切唐代講唱文學，如講經文、變文、話本、詞文、故事賦、因緣、詩話、押座文等；狹義的變文，則專指那種有説有唱、逐段鋪陳的文體，即唐五代民間説唱伎藝“轉變”的底本。從廣義上講，將所有講唱體文學作品統一命名爲“變文”的説法有其合理性，但從狹義上講，講經文和變文是存在差異的，比如，《敦煌變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中收録的文書雖然因形式上的一致性而被統稱爲“變文”，但編者對這些文書的命名還是有所區别的，分别將它們命名爲變文、講經文、押座文等。

目前，學界在講經文與變文的關係問題方面還存在爭議。伏俊璉在《論變文與講經文的關係》(《敦煌研究》1999年3期)一文中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詳細論證，他認同王重民的觀點，提出變文是在講經文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擺脱了講經文宣講佛經的約束，逐漸發展爲演繹佛經，同時兼及佛教故事、歷史故事和民間傳説的講唱文學形式。景凱旋則在《試論唐傳奇的“文備衆體”》(《中國典籍與文化》2002年1期)提出了不同觀點，他指出，變文的出現並不晚於講經文，同時講經文也未被變文所取代。比如，《降魔變》是天寶年間的作品，而《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卻是後唐的作品，所以講經文與變文之間一直都是平行發展而非前後相繼的關係。姑且不論講經文與變文産生、發展的先後，可以確定的是，兩者確實在體裁、題材和講唱方式等方面存在差異。因此，本文只將講經文文書作爲討論對象。

講經文的産生以佛教在中國的興盛和佛經宣講活動的流行爲歷史背景，但它究竟産生於何時，因歷史記載的缺失和現存講經文作品的有限，我们无法推斷。由於藏經洞的封閉，現存講經文與變文文本的年代最遲至宋初，但這並不意味著俗講在這時消失。實際上，宋元以來的話本、寶卷、鼓詞等莫不與講經文、變文有密切的關係，它們都繼承了這種文學形式的傳統。此外，佛教自傳入以來，便與我國的本土宗教——道教存在長期依存、相互借鑒的關係，俗講廣泛流行的時期，道教講經也很盛行。因此，敦煌遺書中也保留了道教講經文文書，它不但是敦煌講經文的組成部分，而且是研究道教宫觀信仰的重要材料，我們也應予以重視。現存的敦煌講經文文書主要有以下幾種：

《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P.380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經文》(P.2133)

《妙法蓮華經講經文》(P.2305、P.2133、Φ.365、BD7849)

《佛説阿彌陀經講經文》(P.2931、S.6551、P.2955、P.2122、P.3210、BD9541)

《維摩詰經講經文》(S.4571、P.2122、S.3872、P.2292、P.3079、S.2440、Φ.252、 BD5394、BD15245)

《父母恩重經講經文》(P.2418、BD6412)

《佛説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講文》(P.3093)

《無常經講經文》(P.2305)

《道教布施發願講經文(擬)》(BD1219、BD7620)

《中元金籙齋講經文(擬)》(P.3021+P.3876)

學界對敦煌講經文的關注由來已久，隨著録文集與圖版資料的相繼刊布，敦煌講經文的研究更是取得了豐碩成果。現將敦煌講經文的相關研究成果分資料刊布與整理、通論和專題研究三個部分擇要介紹，旨在對已有成果進行回顧和總結，爲讀者清晰瞭解敦煌講經文研究的歷史和現狀提供便利。

一、 資料刊布與整理

敦煌講經文的研究以敦煌文書的刊布與整理爲基礎。20世紀二三十年代，我國學者就已發現了敦煌講經文的重要價值，並根據羅振玉等先生公布的零散資料開展早期研究。1954年，經過對敦煌變文的長期搜集、校録和研究，周紹良出版了《敦煌變文匯録》，其中包括根據50餘個寫卷整理出的37篇變文類作品，雖没有具體區分講經文與變文，但周先生對這些變文都做了簡單説明和考證，出版了當時最全的變文目録《敦煌所出變文現存目録》。1957年，王重民等先生校録的《敦煌變文集》出版，這部根據187個寫本整理成的78篇變文類作品集是當時的集大成之作，全書將78篇作品分成變文、講經文、緣起等類别編排，詳述寫本出處及校證情況，爲學者們深入開展敦煌變文研究提供了基礎材料。

進入80年代，各地所藏敦煌文書圖版相繼公布，大大提升了敦煌文書校録的準確性，爲深入開展研究提供了可靠依據。在這種情況下，學者們愈加重視敦煌文學作品的整理工作，一批録文集和校注集隨之出版。1983年，臺灣學者潘重規於臺北出版了《敦煌變文集新書》，該書在《敦煌變文集》的基礎上有所進益，是臺灣學者整理、研究敦煌變文類作品的成果結晶。1987年，張鴻勳《敦煌講唱文學作品選注》出版，該書録釋了25篇敦煌遺書中保存的講唱文學作品，按詞文、故事賦、變文、話本四類進行排列，但變文類中並未收録涉及宗教内容的講經文及押座文，實屬可惜。1989年，周紹良又與白化文、李鼎霞一同編輯出版了《敦煌變文集補編》一書，收録變文類作品15篇，其中有14篇是《敦煌變文集》中没有收録的，該書的録文部分按照原卷行款抄寫，加標點，有校記，書末還附有《俗字表》和原卷圖片。次年，項楚出版《敦煌變文選注》，該書首次結合傳世文獻對不同體裁和題材的27篇變文類作品進行了詳細校注。2006年，中華書局又出版了《敦煌變文選注》增訂本，將入選作品擴充至44篇，同時補充了初版的缺失。1997年，黄征、張涌泉出版《敦煌變文校録》，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作者對俗字、俗語詞的深厚功力，對敦煌的變文類作品做出新的校録，並有詳細的校記，成爲當前學者們研究敦煌變文的重要工具書。1999年，周紹良還與張涌泉、黄征合編《敦煌變文講經文因緣輯校》，根據《敦煌寶藏》等影印本圖版校録變文類作品65篇，在體制的辨正和録文的準確性方面更進一步。

二、 通 論

敦煌文學是敦煌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敦煌學領域中較早開展研究的部分。學者們對敦煌遺書中保存的文學作品進行過系統分類和深入研究，發表了大量論著，其中，關於敦煌變文類作品的研究成果尤爲豐碩。由於很多學者將講經文視爲變文的一部分，所以敦煌講經文的研究往往與變文研究聯繫在一起，有大量通論性研究成果問世。

1954年，鄭振鐸出版專著《中國俗文學史》，於第六章專講變文。鄭先生首先點明了敦煌所出變文對連貫中國文學發展史的重要意義，回顧了變文研究的歷史，論述了變文的定名、來源、文學性和表現形式等基本問題，還將變文簡單分爲兩類，一類關於佛經故事，另一類與佛經故事不相關，而講唱佛經故事的變文又可分爲嚴格説“經”的和離開經文自由敍述的兩類。今天，我們將嚴格説“經”的這類變文稱爲講經文，但當時，作者並未將它們單獨出來進行研究，只以《維摩詰經變文》爲例，分析了這類變文的文學價值。本書雖未詳細區分各類變文的異同，只是進行了宏觀研究，但作者利用敦煌文書進行文學研究，肯定了變文類作品的價值與意義，也初步分析了講經文的特點，使該書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爲之後的研究做了示範。此後，楊公驥又出版了《唐代民歌考釋與變文考論》一書，該書將流傳至今的唐代民歌分七類進行考釋，並在論文部分考辨了變相、變及變文等概念。楊先生認爲，所謂“變文”，因“變相”或“變”而得名，“變相”或“變”，是當時人們對佛寺壁畫的俗稱，“變文”乃是解説“變”(壁畫)的“文字”。這是對“變”、“變文”及“變相”關係的一種解釋。

這一時期，臺灣地區的學者也關注敦煌講經文、變文的研究。比如，謝春聘的碩士論文《敦煌講經變文箋》(臺灣政治大學，1957年)，羅宗濤的博士論文《敦煌講經變文研究》(臺灣政治大學，1972年)和邵紅所著、1970年由臺灣大學文學院印行的《敦煌石室講經文研究》。《敦煌石室講經文研究》是臺灣出版的第一部較爲系統地研究敦煌講經文作品的專著。該書分兩部分進行論述，第一部分分析講經文的結構及俗講的情況，第二部分從講經文的根據、産生年代、内容和藝術特色等角度對8種21篇講經文分别加以論述。雖然本書收録的講經文有限，也有不少錯誤，但作者比對佛經，在第二部分對各篇講經文做了詳細分析和系統研究，其成果對講經文的進一步研究不無參考價值。同年，邱鎮京《敦煌變文述論》(臺北商務印書館，1970年)出版，書中特别關注了敦煌變文類作品創作年代的考察，作者提出的這一研究思路，既有助於歷史背景的呈現，又有助於我們對變文類作品各個階段演變軌蹟的考察。

1982年，周紹良、白化文編輯出版了《敦煌變文論文録》，這部論文集共收録王國維、陳寅恪、向達、孫楷第、傅芸子、周一良、王重民、周紹良、白化文等先生的論文59篇，除港臺及海外學者的論著外，大凡20世紀80年代以前有價值的關於敦煌變文類作品的論文都在其中。這些論文主要有兩個類型，一類是通論性的，另一類是對單篇變文作品的專題研究。通論性的作品大多出自名家之手，有較高的學術價值，例如，關德棟《談“變文”》、孫楷第《讀變文二則》、王重民《敦煌變文研究》、程毅中《關於變文的幾點探索》和白化文《什麽是變文》等，各位先生在變文的來源、命名和定義等問題上持有不同觀點，爲後輩學者進一步探討這些問題提供了可能。此外，本書書末還附有俄藏敦煌文獻中保存的五種講經文，分别是《押座文》、《佛報恩經講經文》、《維摩碎金》、《維摩經講經文》和《十吉祥講經文》，這五種講經文都是當時新公布的没有被《敦煌變文集》收録的作品。

除上述作品外，20世紀80至90年代發表的通論敦煌變文類作品的著作和論文還有很多，比如： 李騫《敦煌變文話本研究》(遼寧大學出版社，1987年)。周紹良《唐代變文及其它》(《文史知識》1985年12期，1986年1期)，周先生從傳播方式入手，對變文、講經文和因緣進行討論，並對變文的含義做出解釋，認爲“變”之一字，只不過是“變易”、“改變”的意思而已，其中並没有任何深文奥義。所謂“變相”，即根據文字改變成圖像；“變文”，即把一種記載改變成另一種體裁的文字。曲金良《“變文”名實新辨》(《敦煌研究》1986年2期)從名稱、内容、歷史演進三個角度探討了名爲“變”或“變文”與名爲其他的敦煌所出變文類作品的實質，認爲“變”或“變文”作爲作品的題名，都表明了作品所衍故事内容的性質，“變”字作爲“奇異故事”是其本身的含義，“變文”就是鋪敍“變”，即“奇異故事”的文字或作品。楊義《敦煌變文的佛影俗趣》(《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3期)記敍了變文由佛教講經文起始，逐漸發展成獨立文體的歷程和其中的邏輯關係，講經文借助佛教的藝術想象和思維方式，融入歷史故事與傳説故事，統合詩、曲、駢、散等文學要素發展成變文，在這種文化和文學的統合過程中，貫穿了佛影與俗趣的交織和衝突，並且攜帶著敦煌的地域特色。另外，陳祚龍《唐代敦煌佛寺講經文之真象》(《海朝音》1992年第73卷11期)、王小盾《敦煌文學與唐代講唱藝術》(《中國社會科學》1994年3期)和徐志嘯《敦煌文學之變文辨》(《中國文學研究》1997年4期)也述及講經文與變文的相關概念。

2000年以後，學界對敦煌變文類作品的研究愈加系統、深入，與傳世的古典文學作品及敦煌所出其他文學作品相結合的綜合性研究也逐漸開展起來。四川大學諸先生編撰“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由巴蜀書社出版，其中包括陸永峰所著《敦煌變文研究》一書。該書從變文的内涵入手，敍述變文發展的歷史過程，將變文分爲佛教變文與世俗變文兩類，並對其外在表現形式、文學性、精神意涵和影響作了深入剖析。作者尤其肯定了變文在文學史上承前啓後的重要地位，也把這一糅合了儒、釋、道三教神靈觀的文學形式視作民間文學的主流，既影響了後世文學，也影響了民衆的精神信仰。近年來，由甘肅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敦煌講座書系”陸續問世，其中包括李小榮所著《敦煌變文》一書。作者記述變文的含義、特點與流變，回顧近百年來敦煌變文類作品的學術史，首次將道教講經和俗講納入到講經文和變文的研究中來，論述佛道俗講思想的互融互攝，拓展了敦煌講經文和變文的研究範圍，也提供了佛道關係研究的新角度。除以上兩部著作外，2000年以後，通論敦煌變文類作品的論文還有潘國英《説“變文”》(《湖州師範學院學報》2000年2期)、孟昭連《“講經文”質疑》(《明清小説研究》2011年4期)、郝翠玉《敦煌佛教講經文研究》(河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和寇鳳凱《敦煌道教講經文研究》(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等。郝翠玉《敦煌佛教講經文研究》從俗講與講經文的基本概念、講經文的解經方法、講經文的語言特色、講經文的影響和作用等四個方面對敦煌所出佛教講經文進行了較爲全面的研究。寇鳳凱《敦煌道教講經文研究》則總結了自己以往發表的相關論文，對敦煌道教講經文進行了全面、綜合的研究。

三、 專題研究

(一) 文本研究

很多學者在定義講經文概念時認爲，講經文是講經或俗講的“底本”，因此，不論講經文以何種説唱形式爲外在表現，它們的首要屬性是“文本”。學界對敦煌講經文和變文文本有著長期的、多角度的研究，也有大量的研究成果産生。

首先，敦煌講經文和變文是敦煌文學的組成部分，概述敦煌文學的專著中均有對講經文和變文文本的文學研究。這類著作有張錫厚《敦煌文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林聰明《敦煌俗文學研究》(臺灣東吴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84年)，王慶菽《敦煌文學論文集》(吉林大學出版社，1987年)，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分會編纂《敦煌語言文學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蕭登福《敦煌俗文學論叢》(臺北商務印書館，1988年)，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浙江省敦煌學研究會、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分會合編《敦煌語言文學論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顔廷亮主編《敦煌文學》(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項楚《敦煌文學叢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周紹良《敦煌文學芻議及其他》(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2年)，顔廷亮主編《敦煌文學概論》(甘肅人民出版社，1993年)，鄭阿財《敦煌文獻與文學》(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年)，張鴻勳《敦煌講唱文學概論》(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年)，項楚主編《敦煌文學論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張錫厚《敦煌文學源流》(作家出版社，2000年)，張鴻勳《敦煌俗文學研究》(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年)，伏俊璉《敦煌文學文獻叢稿》(中華書局，2004年；2011年增訂本)，杜琪《敦煌文學論集》(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2009年)，[日] 荒見泰史《敦煌講唱文學寫本研究》(中華書局，2010年)，伏俊璉《敦煌文學總論》(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年)等。

其次，作爲中國文學史上承前啓後的獨特文體和敦煌文學的代表，講經文和變文在字詞、音韻、語法、語言風格與文體特徵等方面有其獨特性。針對它們在語言學、文字學和音韻學等方面的諸多特點，學者們發表了許多論著。

語音方面： 李小榮《變文講唱和華梵宗教藝術》(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考察了變文與華梵音樂、戲劇的關係，綜合有關梵唄音樂的歷史，對變文中出現的“平”、“斷”、“側”等音聲符號進行了探析，指出“平”、“斷”、“側”等音聲符號既與唐前期的古唄相聯繫，又與當世新聲息息相關，更與印度音樂一脈相承，從而得出佛教音樂是華梵藝術結合體的結論。李小榮的相關論述發展了向達在《唐代俗講考》中提出的觀點，講經文、變文文本中常有“念菩薩佛子”、“佛子”等詞句，這些詞句表明，唱至此處要進行轉讀，即衆人同聲唱偈，這是講經文、變文文本中有轉讀成分的有力證明，向達還注意到講經文中的偈語常注以“平”、“斷”、“側”等字，由此，他推測講經文、變文音韻與梵唄有關，而“平”、“斷”、“側”等字可能爲日本所傳聲明十二調子中平調、側調、斷金調的簡稱。張鴻勳《敦煌講唱文學韻例初探》(《敦煌研究》1982年2期)分三部分統計了講經文、變文用韻的情況、方法和形式，總結了出現在這些文本中的偶句尾韻、頭韻、句中韻、句句韻、間隔韻、奇句韻和交叉韻等七種韻式。同時，他也指出，在實際運用上講經文、變文的用韻更加錯綜複雜，韻式也不拘泥於這七種，還可能出現幾種並用的情況。

語法方面： 吴福祥《敦煌變文語法研究》(岳麓書社，1996年)分稱代篇、虚詞篇、造句篇三部分深入分析了變文語法系統，通過大量材料和科學方法對一些語法現象的來龍去脈進行了分析和解釋。同氏《敦煌變文12種語法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以《敦煌變文校注》新增的12種變文爲考察對象，分十章對這12種敦煌變文的語法做了靜態描寫和定量分析，但没有涉及相關文獻的共時對比和歷時對比。朱慶之《敦煌變文詩體文的“换言”現象及其來源》(《敦煌文學論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介紹了敦煌變文中詩體文部分的“换言”現象，通過梵文佛典、漢譯佛典與變文詩體文的對比研究得出結論，認爲變文詩體文的换言現象源於印度文體。張全生《敦煌講經文中的隱喻》(新疆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4年)則以隱喻這種特殊的語法現象爲研究對象，考察這一現象在敦煌講經文中的運用和它所産生的相關語言效果。

語言與文體方面： 牛龍菲《中國散韻相間、兼説兼唱之文體的來源——且談變文之“變”》(《敦煌學輯刊》總第3期)、汪泛舟《敦煌講唱文學語言審美追求》(《敦煌研究》1992年2期)、邵文實《敦煌俗文學作品中的駢儷文風》(《敦煌學輯刊》1994年2期)、劉蕊《試論敦煌變文的文學性》(《科教導刊》2010年5期中)及王兆娟《押座文文體特徵及意義》(《貴州師範大學學報》2014年5期)等論文，從不同角度入手，對敦煌變文類作品的語言風格和文體特徵進行了描述和研究，探尋變文類作品的來源及其對後世文學的影響。總的來説，講經文、變文是以韻散相間爲文體特徵，以通俗又不失浪漫，同時兼用多種修辭手法爲語言風格，以説唱形式演繹的敍事性文學作品。

復次，變文類作品的創作時間與命名也是學界研究的重點。變文類作品的命名反映著它們的文本内容，學者們在命名上的分歧也推動著文本内容研究的深入。變文類作品創作時間的考察則有助於我們瞭解它們的創作背景和源流。周紹良《〈敦煌變文集〉中幾個卷子定名之商榷》(《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3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集中辨證了一些講經文作品的體制。曲金良《敦煌寫本變文、講經文作品創作時間匯考——兼及轉變與俗講問題》(《敦煌學輯刊》1987年1期、2期)借鑒臺灣學者邱鎮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對《敦煌變文集》所收78種作品中的12種進行了創作時間方面的考證。李小榮《變文生成年代新論》(《社會科學研究》1998年5期)指出作爲講唱文學的變文，它的寫本年代不等於它的生成及創作年代，盛唐時大量變文抄本的出現，只能説明它在此時已達到了最成熟最發達的階段，不能因此説明變文最早出現於盛唐。作者還在程毅中、姜伯勤的研究基礎上，對佛教經疏、僧人文集和其他變文文本等文獻資料做了大量研究，認爲作爲文體學概念的變文當生成於東晉。此外，王偉琴《敦煌講經文作時考》(《貴陽學院學報》2010年4期)還集中考證了《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經文》、《佛説阿彌陀經講經文》等8篇講經文的創作時間。

最後，變文類作品的校勘是一項基礎性工作，無論是概括性的通論還是深入系統的專題研究都離不開文本的準確。所以，學界對變文類作品的校勘非常重視，不但有校釋變文類作品的著作相繼出版，還有大量校勘個别篇章或字詞的論文，特别是針對《敦煌變文集》、《敦煌變文校録》的商榷論文，近年來不斷發表，數量龐大。比如，郭在貽、張涌泉、黄征《蘇聯所藏押座文及説唱佛經故事五種補校》(《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8年4期)，郭在貽《敦煌變文校勘拾遺》(《中國語文》1983年2期)、《敦煌變文校勘拾遺續補》(《杭州大學學報》1983年3期)，蔣驥騁《〈敦煌變文集〉校注箋識》(《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2年1期)，劉凱鳴《敦煌變文校勘復議》(《中國語文》1985年6期)、《敦煌變文校勘補遺》(《敦煌研究》總第5期)，項楚《敦煌變文校勘商榷》(《中國語文》1982年4期)，徐震諤《〈敦煌變文集〉校記補正》(《華東師大學報》1985年1期)、《〈敦煌變文集〉校記補正》(《華東師大學報》1985年2期)，楊雄《〈敦煌變文集〉校勘拾遺》(《敦煌研究》1990年4期)、《講經文四篇補校》(《敦煌研究》1988年1期)，袁賓《〈敦煌變文集〉補校》(《西北師院學報》增刊，《敦煌學研究》1984年10月)、《敦煌變文校勘零拾》(《中國語文》1984年1期)、《敦煌變文校勘零劄》(《社會科學》1983年6期)，張蓁《〈敦煌變文校勘辨補〉辨》(《天水師專學報》1990年2期)，都興宙《敦煌變文校勘辨補》(《青海師範大學學報》1992年1期)，吴藴慧《〈敦煌變文校注〉校釋零拾》(蘇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3年)等。

(二) 歷史研究

利用敦煌文書開展歷史學研究，使敦煌文書的價值得以體現，也使歷史學，特别是魏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和敦煌地區史的研究面貌焕然一新。講經文雖然是文學作品，但其中也包含著許多歷史信息，S.6551講經文就與回鶻的一些史事有關，利用講經文進行的歷史學研究也主要集中於S.6551講經文和回鶻相關問題上。

張廣達、榮新江《有關西州回鶻的一篇敦煌漢文文獻——S.6551講經文的歷史學研究》(《北京大學學報》1989年2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校録S.6551講經文文本，從探討這篇講經文的完成地點問題出發，否定了向達認爲于闐是該講經文寫作地點的認識，指出該講經文的寫作地點應爲回鶻王國，並進一步開展研究，確定這篇講經文的完成時期和地點應是西遷後的西州回鶻王國。此外，作者還分别考察了講經文中出現的西州回鶻的各級職官、僧官，以及講經文所反映的當地流行的宗教。講經文中提及的各個部族也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文章對此略作考察，使我們對當時西州回鶻治下或服屬於它的各個部族的情況有了初步瞭解。

李正宇《S.6551講經文作於西州回鶻國辨正》(《新疆社會科學》1989年4期)也指出前輩學者對該講經文完成地點的判定錯誤。文章首先分析了S.6551講經文文本和莫高窟相關題記，無論從講經文内容所涉地域空間看，還是從講經文提到的部族、職官名稱、特有稱謂和相關題記看，S.6551講經文應作於西州回鶻王國，而非于闐國。此外，文章還研究了S.6551講經文的作者和創作時間，講經文中特有的表達習慣、感情傾向和衆多瓜沙特點的用語表明，它的作者可能是瓜州僧人，而創作時間則可從“唐國”、“聖天可汗大回鶻國”等政權的存續時間上做出推測，當在唐末天復、天祐(901—907)之間。

李樹輝《S.6551講經文寫作年代及相關史事考辨》(《敦煌研究》2003年5期)評述了前輩學者對S.6551講經文寫作年代和地點的判定，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作者結合傳世文獻和其他出土文獻對S.6551講經文所涉歷史問題進行了更加深入的考辨，認爲該講經文應作於貞元五年七月以後，這時的回鶻正處於强盛的回鶻汗國時期，而不是西州回鶻王國時期。此外，作者在“天王”一詞的理解上與張廣達、榮新江不同，他認爲，“天汗”是回鶻的最高統治者，“天王”則是高昌地區的地方長官，並非兩位先生所理解的爲同一人，同時講經文中的“天王”並没有皈依摩尼教的蹟象，反而表現出强烈的排斥摩尼教的傾向。

(三) 個案研究

1. 《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

《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僅存一卷(P.3808)，是後唐長興四年(933)由中國僧人與西域僧人在宫内中興殿爲慶祝明宗李嗣源誕辰所演繹的講經文文本。原卷首題“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末題“仁王般若經抄”，是唯一一篇原目就包含“講經文”名稱的講經文，學界認爲該講經文的結構與P.3849V所記俗講儀式及講《維摩詰經》儀式相合，所以據此命名了與之結構相同的《佛説阿彌陀經講經文》、《妙法蓮華經講經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經文》等文書。據文中“適來都講所唱經題，云《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序品”可知，《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所講之經爲《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約一萬三千字，記述了佛陀爲波斯匿王及諸國王講説佛法、神蹟，對諸王進行誡勉的故事，藴含著深沉的般若哲理。

除前文所述各種校録集和通論作品對《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的研究外，專門研究該講經文的論文也有發表。例如，李明偉《〈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研究》(《社會科學》1988年3期)分析了該講經文的性質、内容、流播和演變情況，認同周紹良在《〈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校證》中所持觀點，認爲該講經文是以後唐明宗朝中興爲歷史背景，針對一定的時間、地點和對象而作的專文。此外，作者還認爲，一些辭賦化作品在俗講中出現，是講經文“俗化”的規律，並從流傳的角度分析了該講經文所反映的晚唐五代時期的社會現實及該講經文通過“頌聖”而傳達的愛國思想。楊雄《〈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研究》(《敦煌研究》1990年1期)則將該講經文所講之《仁王護國經》(又稱《仁王般若經》)與其内容進行對比，認爲《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的主題在於爲明宗祝壽，而不在於宣講《仁王護國經》，鈎稽該講經文牽扯到的史事，在新舊《五代史》、《五代史會要》等史籍中得到史料印證，並討論了可能寫作該講經文的作者及他的語言造詣。另外，楊雄《〈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補校》(《社科縱横》1989年1期)，郭在貽、張涌泉、黄征《〈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校議》(《敦煌學輯刊》1990年1期)等文章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針對以往研究的疏漏，側重字詞語句的校釋進行再研究。

2.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經文》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經文》存一卷(P.2133)，是講説《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的文本。《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又稱《金剛經》，是流行最廣的一部佛經，其現存譯本有六種之多，不但在文字上互有出入，而且歷代注釋者對其内容的闡述與解釋也各不相同。隨著《金剛經》的傳播，《金剛經》信仰也在中國流行開來，因此，敦煌文書中不但保存了大量的《金剛經》寫本，還有這篇講經文和《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敦煌地區的石窟壁畫中更是有大量體現《金剛經》信仰的金剛經變出現。

楊雄《金剛經、金剛經變及金剛經變文的比較》(《敦煌研究》1986年4期)記敍了《金剛經》的流傳和它的主要内容，從講經文解釋經文、講經文發揮經文内容及講經文渲染經文内容三方面對《金剛經》與《金剛經講經文》進行對比，同時以莫高窟現存的17鋪金剛經變爲對象，分中唐和晚唐兩個階段，對金剛經變的構圖及它所表現的内容做了研究。作者認爲，《金剛經》是抽象的佛家理論著作，它與具有文學色彩的《金剛經講經文》有著本質的區别，但《金剛經講經文》宣傳了《金剛經》的思想内容，金剛經變則没有。同氏《〈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經文〉補校》(《敦煌研究》1987年4期)對王慶菽校録於《敦煌變文集》中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經文》進行了補校。許絹惠《試論唐代敦煌金剛經信仰世俗化的發展——以講經文、靈驗記爲中心》(《敦煌學輯刊》2007年4期)分析了敦煌《金剛經》信仰的源流，研究了《金剛經》講經文、靈驗記的世俗化發展歷程和主要表現，並探究其中所藴含的淨土思想。作者認爲，《金剛經》思想與淨土思想的結合，有迎合信衆的可能，也可能是當時淨土信仰成風所致，這一現象當被視爲金剛經信仰世俗化的例證。此外，蕭文真《〈金剛經講經文〉參照〈金剛經〉注本問題之探究》(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敦煌學》第二十七輯，臺北樂學書局，2008年)探討了《金剛經講經文》與《金剛經》注本之間的聯繫。同氏《關於敦煌寫卷P.2133號〈金剛經講經文〉校録的一些問題》(《敦煌學輯刊》2009年1期)參照與《金剛經》相關的《御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宣演》、《金剛經旨贊》和《金剛般若論》等文獻，校正了黄征、張涌泉校録的《金剛經講經文》，指出其中的歧異與問題。釋永有《敦煌金剛經及其相關文獻之題記探討》(《世界宗教學刊》2003年2期)則對《金剛經》相關文獻的題記做了系統研究。

3. 《妙法蓮華經講經文》

《妙法蓮華經講經文》存四卷，分别是P.2305、P.2133、Φ.365和BD7849。王重民認爲P.2305所據經文出於闍那崛多、達摩笈多所譯《添品妙法蓮華經》卷四的《見寶塔品》；項楚則認爲本篇所據經文是鳩摩羅什所譯《妙法蓮華經》卷四的《提婆達多品》。P.2133本無標題，但據内容可知，它所搬演的是《妙法蓮華經》中的《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經文》同卷，這兩卷《妙法蓮華經講經文》録文均收録於《敦煌變文集》。Φ.365藏於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1984年因孟列夫所著《蓮花經變文》的出版公之於世，該卷爲正、背兩面書寫，首尾俱殘，没有題記留存，正面搬演《藥王菩薩本事品》，背面搬演《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但與P.2133取材段落不一，講唱内容也不同。BD7849，據方廣錩考證，也是講説《妙法蓮華經》的講經文，演繹序品第一。

張錫厚《〈妙法蓮華經講經文〉二種》(《法音》1986年3期)介紹了俄藏敦煌文書Φ.365正背兩面所抄《妙法蓮華經講經文》的主要内容。方廣錩《敦煌遺書中的〈妙法蓮華經〉及有關文獻》(《中華佛學學報》，臺北中華佛學研究所，1997年7月)對敦煌遺書所存《法華經》及其注疏進行了較爲全面的收集、整理與介紹，並就《法華經》在中國的主要興盛時期及流傳方式提出若干見解。值得注意的是，除早先發現的P.2305、P.2133、Φ.365三卷講經文外，作者還提出，BD7849雖有殘缺，但也是《妙法蓮華經講經文》，所講唱爲序品第一。釋大參《敦煌P.2133V〈妙法蓮華經講經文〉之内容與思想》(《敦煌學輯刊》2007年4期)集中研究了該講經文的題名、體例、選材取向及其中藴含的觀音、法華和異教信仰，强調了佛教世俗化趨勢的不可避免。黄國清《敦煌伯2305號〈妙法蓮華經講經文〉的注釋方法與思想特色》(“佛教史與佛教藝術： 明復法師圓寂一周年紀念研討會”，臺北，2006年；又見《新世紀宗教研究》，2007年3月)從注釋方法入手，對P.2305《妙法蓮華經講經文》的思想内涵做了專門研究。徐孟志《法華經講經文與法華經注疏之比較研究》(臺灣玄奘人文社會學院中國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將法華經講經文與法華經相關注疏進行比較研究，討論法華經講經文、法華經與法華經注疏的關係。

4. 《佛説阿彌陀經講經文》

《佛説阿彌陀經講經文》存六卷，分别是P.2931、S.6551、P.2955、P.2122、P.3210和BD9541。《敦煌變文集》收録其中四卷，P.2931由王重民校録，S.6551、P.2955和P.2122由王慶菽校録，在校録P.2122時，王慶菽還參考了P.3210和BD9541的内容進行比勘。《敦煌變文集》出版後，徐震堮、蔣禮鴻、郭在貽、項楚等先生繼續對這幾篇講經文進行校勘，使《佛説阿彌陀經講經文》文本日益準確、完善。

楊雄《〈佛説阿彌陀經講經文〉補校》(《敦煌學輯刊》1987年1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利用佛經、其他講經文以及傳世的歷史文獻對P.2931、S.6551、P.2955和P.2122這四篇講經文中仍存疑的詞句進行了補校。董艷秋《〈佛説阿彌陀經講經文〉寫作時代考》(《敦煌研究》2004年1期)主要考察了S.6551講經文的寫作時代，指出其寫作時代當在774年至780年之間，即唐代宗時期，也是回紇牟羽可汗執政時期，其作者是出於唐與于闐國之間的某個西域國人。[日] 荒見泰史《關於〈佛説阿彌陀經押座文〉的一些問題》(“常書鴻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會”，浙江杭州，2004年)從該講經文的擬題入手，針對《佛説阿彌陀經講經文》的命名與校勘提出觀點，同時也討論了關於押座文功能的若干問題。劉靜宜《敦煌本佛説阿彌陀經講經文研究》(臺灣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以天台宗派爲切入點，將天台宗判教説與彌陀淨土思想相聯繫開展研究，側重考察了阿彌陀經的思想意涵。廖貫延《〈佛説阿彌陀經講經文〉論稿》(蘇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則對俗講這一口傳佛教形式以及《阿彌陀經》、《佛説阿彌陀經講經文》分别進行了研究。

5. 《維摩詰經講經文》

《維摩詰經講經文》是現存講經文中卷數最多的一種，共九卷，分别是S.4571、P.2122、S.3872、P.2292、P.3079、S.2440、Φ.252、BD15245和BD5394。《敦煌變文集》收録其中五卷(S.4571、P.2122、S.3872、P.2292、BD5394)，BD5394由向達參照P.3079和P.2292校録，其他由王慶菽校録。

據各卷講經文的内容可知，各卷講經文雖然均命名爲《維摩詰經講經文》，但它們所搬演的經文内容各不相同，比如，P.2122和S.2440實際上是《維摩詰經押座文》，S.4571和S.3872分别搬演了《佛國品第一》的前半部分和後半部分，P.2292搬演了《菩薩品第四》的前半部分，BD5394和Φ.252分别搬演了《菩薩品第四》持世菩薩推辭問疾維摩和善德長者推辭問疾維摩的部分内容。

郭在貽、張涌泉、黄征《伯2292〈維摩詰講經文〉補校》(《浙江學刊》1988年5期)針對王慶菽和徐震堮、蔣禮鴻校勘及匡謬補闕的不足，利用同卷或其他幾卷相關講經文、《維摩詰經》及其他傳世的歷史文獻，對P.2292和P.2122講經文進行了補校。楊雄《〈維摩詰講經文〉(S.4571)補校》(《敦煌研究》1987年2期)和《〈維摩詰講經文〉補校》(《敦煌研究》1989年4期)對收録於《敦煌變文集》中的《維摩詰經講經文》進行了詞句方面的補校。項楚《〈維摩詰講經文〉新校》(《四川大學學報》2005年4期)對《敦煌變文校注》中收録的幾篇《維摩詰經講經文》提出了補校意見。何劍平《敦煌維摩詰文學研究》(揚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0年)對敦煌遺書中保存的《維摩詰經》及相關文學作品做了專門研究，不但介紹了《維摩詰經》的翻譯、流傳和思想内涵，還分門别類地研究了維摩詰文學的産生和發展，以及維摩詰經講經文的傳播和維摩詰變相的興盛給維摩詰信仰帶來的影響。同氏《〈維摩詰講經文〉的撰寫年代》(《敦煌研究》2003年4期)利用佛教史和佛教經疏的相關記載，考察了《維摩詰經講經文》的創作年代。同氏《從中晚唐的維摩詰經變畫看民衆的佛教信仰》(《雲南藝術學院學報》2005年3期)深入研究唐代的敦煌維摩詰經變，認爲敦煌維摩詰經變和維摩詰講經文的發展方向相一致。武曉玲《〈敦煌變文校注·維摩詰經講經文〉商榷》(蘇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2年)及《〈敦煌變文校注·維摩詰經講經文〉商補》(《敦煌研究》2003年3期)都是對《敦煌變文校注》中所收《維摩詰經講經文》的校録商榷。李文潔、林世田《新發現的〈維摩詰講經文·文殊問疾第二卷〉校録研究》(《敦煌研究》2007年3期)指出，國家圖書館藏BD15245也是一種《維摩詰經講經文》，該卷演繹《維摩詰經文殊師利問疾品第五》中文殊受命前往維摩詰處問疾的部分，内容與《文殊問疾第一卷》相接，文章對這卷《維摩詰經講經文》進行了校録和研究。此外，很多學位論文也將《維摩詰經講經文》作爲研究對象，如楊雅惠《敦煌本維摩詰經講經文研究》(臺灣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蕭信雄《維摩詰經講經文與注疏之比較研究》(臺灣玄奘人文社會學院中國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和崔善熙《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説經〉與敦煌本〈維摩詰經講經文〉的“之”字偏正結構用法比較研究》(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年)等。

6. 《父母恩重經講經文》

《父母恩重經講經文》存兩卷，分别爲P.2418和BD6412，《敦煌變文集》均有收録，由向達校録。《父母恩重經講經文》既承襲了佛經中的孝道思想，又增添了儒家文化的倫理元素，日本學者岡部和雄就曾在P.2418《父母恩重經講經文》中發現《孝經》被引用的痕蹟，此外，講經文中還多次出現曾子、《論語》和《曲禮》等儒士和儒家論著，也在字裏行間體現出“不孝入地獄”的觀念。

學界關於《父母恩重經講經文》的研究成果不多，蘭利瓊《〈父母恩重經〉研究》(河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介紹了兩卷《父母恩重經講經文》的保存現狀和它促進《父母恩重經》傳播的重要作用。賴積船《〈父母恩重經講經文〉的辭彙語義學價值》(《求索》2004年4期)從漢語史的角度，以講經文中常常出現的“應對”、“成人”兩詞的語義考釋爲例，討論該講經文在辭彙語義學方面的價值。張子開《敦煌變文“若欲得來生： 相周圓”辨》(《宗教學研究》2011年2期)從文獻學和佛學的角度重新探討了P.2481講經文中“若欲得來生： 相周圓”一句的意義，認爲“： ”是校勘者所加，表示重文，“生相”指出生之後肢體健全、相貌超群，與同卷後文的“十相”含義迥異。

7. 道教講經文

正如俗講的流行爲佛教講經文帶來了生長土壤，道教講經活動也使道教講經文有了發展的空間。但長期以來，道教講經文研究並未受到學界的關注，成果遠不如佛教講經文豐富。寇鳳凱對敦煌所出道教講經文進行專門研究，發表了一些研究成果。《淺談道教講經文》(《中國道教》2008年6期，又見《傳承》2008年11期、《世界宗教文化》2009年1期)指出，敦煌所出道教講經文有4個卷號、3種文本，分别是BD1219《道教布施發願講經文(擬)》、BD7620《道教布施發願講經文(擬)》和P.3021+P.3876《道教中元金籙齋》。首先，作者通過研究這三種文本，總結了道教講經文的特點和内涵，認爲道教講經文反映道教講經活動的真實情況，是道士講經活動的産物，它集受戒、説法、布施、發願等多項内容爲一體，是一種綜合性的齋會文書。其次，作者回顧了魏晉南北朝時期至宋元時期道教講經文的産生和發展歷程，指出現存的這三種道教講經文文書，最早的寫成於唐玄宗先天二年(713)，最晚的寫成於歸義軍時期。最後，作者還總結了道教講經文的研究價值，認爲道教講經文的研究不但可以幫助我們瞭解歸義軍時期的道教發展狀況，也有助於佛道關係研究的開展。《〈道教中元金籙齋講經文(擬)〉長生成仙研究》(《重慶科技學院學報》2009年5期)對敦煌道教文書《道教中元金籙齋講經文(擬)》所反映的道教神仙信仰中的長生思想進行分析，認爲這一思想正處於肉體成仙向精神超脱的轉型過程中，承魏晉神仙思想之餘緒，開金元神仙思想之先機。《盛唐時期的道教“三教合一”思想探析——以敦煌道教講經文爲中心》(《今日科苑》2009年10期)以P.3021+P.3876《道教中元金籙齋講經文(擬)》所反映的“三教合一”思想爲切入點，概述“三教合一”思想的發展歷程，指出該講經文中提出的三教同源、同質説是盛唐時期道教“三教合一”思想最早、最明確的表述，這一思想也是在繼承以往“三教合一”思想的基礎上，積極反思三教論衡而形成的。此外，劉永明《略析道教神仙信仰對佛教的影響——以敦煌P.2305〈妙法蓮華經講經文〉爲核心》(《敦煌學輯刊》2007年4期)一文以敦煌文書P.2305《妙法蓮華經講經文》爲例，分析了佛教相關文獻中包含的道教因素，説明佛教在利用道教信仰豐富自身内涵的同時，也在傳播過程中借助了道教在民衆中的影響。更重要的是，文章通過文本分析考察了中國文化的兩大主流——佛與道的借鑒與融合。

8. 其他

除上文詳細介紹過的幾種講經文外，藏經洞還出土了其他一些講經文文書，它們或因發現較晚，或因存世數量有限，極少受到關注，研究成果也比較有限。這些講經文包括《佛説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講經文》、《太子須大拏經講經文》、《雙恩記》(《佛報恩經講經文》)、《盂蘭盆經講經文》、《十吉祥講經文》、《維摩碎金》等。與之相關的論文有： 方南生《〈雙恩記〉創作年代初探》(《社會科學》1983年5期)，白化文、程毅中《對〈雙恩記〉講經文的一些推斷》(《敦煌學論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馬國强《敦煌變文〈雙恩記〉校注商補》(《古漢語研究》1995年1期)，黄建寧《〈雙恩記〉補校》(《敦煌研究》2004年6期)，簡佩琦《敦煌報恩經變與變文〈雙恩記〉殘卷》(《敦煌學輯刊》2005年1期)，陳洪《敦煌須大拏變文殘卷研究》(《蘇州大學學報》2004年2期)，周紹良《盂蘭盆經講經文》(《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5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5月)，項楚《〈維摩碎金〉探索》(《敦煌文學叢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羅宗濤《敦煌本〈佛説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講經文〉中李稍雲小考》(漢學研究中心編《第二届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1991年)等。

(四) 俗講研究

作爲講説經典的文本，講經文的價值很大程度上是通過講經説法活動體現的。俗講就是面向俗衆開展的講經説法活動，在傳播宗教思想的同時也號召信衆布施。講經文廣泛地運用於俗講活動中，是僧俗互動和經典傳播的介質。俗講的研究，主要集中於俗講的場所、儀軌、影響等幾個方面。

1961年，湯用彤撰寫《何謂“俗講”》(《湯用彤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1981年)一文，提出“俗講”是對“僧講”而言的，其作用一爲宣揚教義，二爲聚斂布施，兩者因聽講對象的不同而有所區别，俗人不得聽“僧講”，出家人不得聽“俗講”，“違者當受官責”，這一觀點基本被後輩學者所承襲。向達的《唐代俗講考》(初稿於1934年刊《燕京學報》第16期。後收入《國學季刊》第6卷第4號；《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三聯書店，1957年；《敦煌變文論文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主要考察了俗講話本的定名、俗講的儀軌和俗講的源流問題，是俗講研究的典範之作。孫楷第的《唐代俗講軌範與其本之體裁》(《俗講、説話與白話小説》，作家出版社，1956年；又見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綜合運用講經文、變文文本及傳世史料的記載，從唱經、吟詞、吟唱與説解之人、押座文與開題、表白等五個方面研究了俗講的儀軌和參與者，分析了俗講文本的結構。傅芸子的《俗講新考》(原載於《新思潮月刊》第1卷第2期，又見《敦煌變文論文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在孫楷第、向達二位先生的研究基礎上，著重對中唐以後活躍於社邑的俗講情況和講經變文、講史變文的講唱方式進行研究。周紹良的《俗講和講經文》(中國佛教協會編《中國佛教》第5期，2004年)辨析了俗講與講經文的關係和俗講的講經文與釋家講經的關係，並在俗講的儀式、俗講興盛的原因和講經文文本的結構等問題上做了研究。此外，圍繞向達的《唐代俗講考》，周一良、關德棟還提出了商榷意見，向達也做出了回答，周一良《讀〈唐代俗講考〉》、《關於〈俗講考〉再説幾句話》，關德棟《讀〈唐代俗講考〉的商榷》，向達《補説唐代俗講二三事——兼答周一良、關德棟兩先生》等相關文章均收録於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中。

李正宇《敦煌俗講僧保宣及其“通難致語”》(《社科縱横》1990年6期)介紹了敦煌文書中靈圖寺俗講僧保宣的相關資料及他所撰寫的幾篇《通難致語》，通過對這幾篇《通難致語》和幾件敦煌講經文文本的分析，作者認爲，現存的敦煌講經文主要是法師的講唱，很少涉及都講的助唱及設難，通過現存講經文認識講經活動存在很大的片面性，而保宣及其《通難致語》則爲還原講經原貌提供了必要材料。劉凱鳴《從韓愈〈華山女〉看講經文變文講唱》(《敦煌研究》1991年3期)以韓愈所寫《華山女》一詩爲切入點，通過分析講經文、變文的主要内容，概括了講經文、變文講唱的特點，講經者根據受衆的實際，一方面將艱澀的經文擴展成通暢易曉的講唱文學，一方面爲支持他們的帝王將相不吝褒詞頌語，這些講經文、變文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當時的社會思潮。聖凱《論唐代的講經儀軌》(《敦煌學輯刊》2001年2期)以圓仁的記載和敦煌文書爲主要史料，討論唐代講經法會的主要成員及其儀軌，對講經法會的主要成員“都講”進行了溯源性考察，提出佛教中的“都講”一詞並非來自儒家的都講制度，只是在翻譯佛經時借用了這個名詞而已，另外，文章對法會通用儀軌的構建，爲進一步研究唐代法會儀軌提供了背景知識。侯沖《俗講新考》(《敦煌研究》2010年4期)從什麽是俗講、俗講儀式、俗講話本三個方面對俗講進行了新的考察，在具體化俗講内涵和拓展俗講文本方面創新了觀點。作者認爲俗講是唐五代時期一種在三長月舉行的勸俗人輸財的佛教法會，在佛寺和講院舉行，其方式也不僅僅是講經，還有授八關齋戒，其目的是勸人施財輸物、充造寺資，因而俗講與齋供並無本質的區别。伏彦冰、楊曉華《敦煌文學的傳播方式》(《敦煌學輯刊》2012年2期)介紹了敦煌文學講誦、演唱、傳抄的三種傳播方式，從傳播學的角度分析了俗講對佛教傳播的貢獻。

此外，日本學者對講經文功能、講經儀軌和講經者的研究也很關注，發表了一些研究成果。福井文雅《都講の職能と起源——中國·インド交涉の一接點》(櫛田良洪先生頌壽紀念論文集《高僧傳の研究》，東京山喜房佛書林，1973年)研究了講經者的起源和職能。同氏《講經儀式における服具の儀禮的意味》(日本佛教學會編《佛教儀禮——その理念と實踐》，京都平樂寺書店，1978年)在佛教禮儀的大視角下研究了講經儀式的要素和各項程式的禮儀意涵。同氏《講經儀式の組織内容》(福井文雅、牧田諦亮編《講座敦煌·7·敦煌と中國佛教》，東京大東出版社，1984年)則對講經儀式做了綜合研究。平野顯照《講經文の組織内容》(《敦煌と中國仏教》，東京法藏館，1984年)全面研究了講經文的結構、内容與意義。中鉢雅量《敦煌變文的説唱者和聽衆》(發表於“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八届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陝西西安，1996年)則從説唱者和聽衆的角度研究了俗講的儀式和敦煌變文的傳播。

(五) 講經文與講唱文學研究

敦煌遺書中保存了種類繁多的講唱體文學作品，講經文只是其中一種，它與其他講唱文學或並存，或相互承襲，或借鑒，或相互融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因爲藏經洞的封閉，這些講唱體文學作品保持了原始的狀態，與傳世文本有顯著的區别，它們雖没能流傳，但仍舊反映著當時當地的文學發展境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後世文學的體裁，是中國文學史上不可忽視的環節。因此，很多學者通過講經文和變文關注講唱文學，研究講經文與變文的關係以及講經文、變文與其他講唱文學的關係，探索敦煌講唱體文學作品對後世文學的影響。

羅宗濤《敦煌講經文與講史變文之比較研究》(臺北《幼獅月刊》46卷3期，1978年)對講經變文與講史變文的體裁、作者、抄者、聽者等進行比較，逐篇考證年代，提出佛教的唱導是促使變文發展的主要因素，其發展脈絡是講經文由膨脹到擺脱經文約束，進而隨意支配經文形成真正的變文，講史變文則另有源頭，當講經文和講經變文流行時即已存在，兩者之間有著複雜的關係。羅宗濤的這一觀點，無疑是對講經文概念的進一步細化。王小盾《敦煌文學與唐代講唱藝術》(《中國社會科學》1994年3期)總述了敦煌文學資料及其所提基本問題，首先，作者明確了敦煌文學作品作爲表演藝術底本的本來性質，在否定傳統三分法的基礎上，提出了以體裁樣式爲分類標準的敦煌文學概念體系。其次，結合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背景，論述敦煌各類文學作品的文化淵源，得出唐代講唱藝術是西方文化和中國本土文化相融合的果實的結論。最後，文章肯定了敦煌文學作品的價值，認爲它爲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資料、新的視野和新的思維。伏俊璉《論“俗講”與“轉變”的關係》(《北京圖書館館刊》1997年4期)辨析了俗講與轉變之間的關係，認爲就其原始意義而言，轉變與俗講異名而同實，就敦煌通俗文藝而言，轉變是從俗講發展而來的。同氏《論變文與講經文的關係》通過對講經文、變文的研究，辨析了學界關於講經文與變文關係的兩種觀點，認爲講經文的顯著特點是引用佛經，變文則是就佛經中故事性强的部分鋪陳，慢慢發展成純粹講中國傳統故事的文學作品，總的來説，變文是在講經文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兩者在體裁上存在著諸多共性。尚永琪《佛經義疏與講經文因緣文及變文的關係探討》(《社會科學戰線》2000年2期)在變文的定義及其起源問題上評述了前輩學者的觀點，然後另闢蹊徑，利用佛經義疏，探討講經文、因緣和變文的産生時間、産生方式以及三者之間的關係。王志鵬《試析敦煌講唱文學作品的小説特徵及其與唐傳奇之比較》(《敦煌研究》2000年4期)探析了故事賦、話本和變文等敦煌講唱文學作品中包含的小説因素，比較了這些敦煌講唱文學作品與唐傳奇的異同，指出唐代曾廣泛流行於民間的故事賦、話本、變文等通俗類故事作品具有結構完整、情節曲折、富於想象和誇張、表現手法多樣、口語化色彩鮮明等小説特點。鄭阿財《敦煌講經文是否爲變文爭議之評議》(發表於“百年敦煌文獻整理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浙江杭州，2010年)對學界關於“講經文是否是變文”的爭議進行梳理，逐條分析評議，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解與觀點。謝思煒《唐代講唱文學的民間性及其文化意義》(《江蘇師範大學學報》2014年5期)認爲以講經文、變文爲代表的唐代講唱文學是上層文人和民間自發創作之外的第三種文化産品，在繼承宗教宣教性的同時，發揮了民間文化認同的重要社會功用，同時，唐代的科舉制度和教育普及爲講唱文學提供了必要的社會生産條件，講唱文學的内容演變也反映了佛教教義與世俗倫理的融合過程。

四、 結 論

總的來説，敦煌講經文研究起步較早、成果豐富、視角全面，是敦煌文學研究中的重要課題。通過上文對近60年來敦煌講經文研究的回顧，可知現階段學界對該問題的研究呈現如下幾個特點： 1. 各國所藏敦煌文書，特别是高清圖版和電子圖片的大量公布，爲敦煌講經文的研究提供了豐富、準確的原始材料；2. 學界歷來重視敦煌講經文的整理與校録工作，目前已出版了一批具有較高學術價值的録文集和校注集，同時，針對這些録文和校注，學者們又提出了很多商榷意見，不斷促進著敦煌講經文研究的深入；3. 敦煌講經文的通論性研究已相當成熟，但學者們在講經文定義、講經文界定和講經文與變文的關係等基本問題上仍未形成統一認識，這些問題還需要繼續進行研究；4. 專題研究方面，雖然已有十分顯著的成果，但研究仍存在著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比如，學者們更多地關注了講經文文本的研究，忽視了對講經文社會意義的探索，更多地關注了公布較早、存世卷數較多的講經文，忽視了公布較晚、存世卷數較少的講經文，道教講經文的研究還比較薄弱等。因此，針對當前研究中的薄弱環節，我們應持續關注問題，繼續發掘資料，努力完善敦煌講經文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