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档案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的积累，已经成为一种丰富的文化资源。对其进行挖掘，不仅具有现实意义，而且也存在着可能性。但目前高校对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不够充分，应将大力开发档案文化资源作为高校档案馆现今的一项重要工作。

1 开发高校档案文化资源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先后制定了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领域的发展战略，但迟迟未形成文化发展战略。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提高国人的文化意识显得日益重要。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强调，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不少高校具有可追溯到晚清的档案，对如此丰富的档案资源进行挖掘，可以使人们了解近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起步情况及艰辛的发展历程、看到高等教育对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提升国民综合素质的作用，进而为国家制定文化发展战略做出重要贡献。

大力开发高校档案文化资源，对实现高校四大功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人才培养一直是高校的主要功能。能否培养出合格人才，是衡量一所高校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培养合格人才离不开高校档案馆的参与。高校档案馆可以为高校学生的智能教育做出贡献；科学研究是高校的一项重要功能，高校档案馆保存着大量的师生在科学研究中形成的有价值的科研档案，这些档案能为师生深化科学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高校档案馆中关于社会服务的档案材料也十分丰富，高校档案馆完全可以将这部分馆藏档案进行系统归类，重点对涉及国计民生、能够惠及广大民众的档案材料进行开发，为高校更好地开展社会服务工作做出积极贡献；实现高校的文化传承创新功能，同样离不开高校档案馆的积极参与。高校档案馆承载着高校历史记忆，是传播校史文化的重要场所；高校档案馆作为高校档案的保存基地，人文资源丰富、知识密度高，开发反映校史、本校优秀文化的档案并形成一系列成果，不仅可以为高校师生利用，还能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与“科教兴国”战略，并为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做出贡献。

随着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我国档案事业快速发展，高校档案工作也取得了明显成效。然而，高校档案事业与时代的发展要求还存在一定距离，需要在工作内涵上加以拓展。目前，高校的档案工作主要围绕档案管理展开，即侧重于档案的收集、整理、鉴定、保管、统计等，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档案利用，也就是说，高校的档案工作注重档案的信息价值，而较少注意到档案文化价值，没有生产出能够满足不同层次人群需求的文化产品。因此，加强对高校档案文化产品的开发，拓展档案馆工作内涵，满足社会广泛的文化需求，彰显档案价值，是高校档案馆今后的发展方向之一。

2 高校档案文化资源开发的基础

2.1 高校档案文化产品日益广泛的需求

广泛的社会需求是高校档案文化产品不断涌现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高校档案是一种不可多得的文化资源，可以开发出很多的文化产品。从高校内部来看，高校的决策者认为，利用档案资源开发出的文化产品，如校史、校志及年鉴，能清楚地展现学校的发展历程、辉煌成就，为学校进一步发展提供启示和借鉴；高校的教师认为，提供档案文化产品可以了解学校过去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的成就，也可以感知学校学科发展的特点及未来走向；高校的学生认为，众多的文化产品让他们熟悉学校的历史、感知学校的办学精神、增强对本校文化的认同感。从社会各阶层来看，高校的档案文化产品可以满足人们学习求知、事业合作及文化消费等多方面的需要。因此，广泛的需求是高校档案馆开发档案文化资源发掘的主要动力。

2.2 高校已初步具备开展档案文化产品开发的机构和人员

为开发高校档案文化产品，目前不少高校都设立了相应机构、引进了相关人才。从机构设置来看，这些机构大体有三类:一类是档案管理和利用为档案馆负责，即管用一体，如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四川大学、安徽大学、厦门大学、山西大学等；一类是档案管理和利用名为一体，实有区别，即管理和利用档案名义上由档案馆负责，实际上管和用是两个机构在负责，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同济大学、云南大学等；还有一类是档案管理和利用分开，即档案管理由档案馆负责，而档案利用由宣传部负责，如南京大学、重庆大学、陕西科技大学等。一般来说，在档案馆内设立专门的档案文化产品开发机构是最为理想的机构设置模式，因为这样不仅取材方便，而且档案人员长期与档案打交道，熟知档案的性质、特点，对档案有亲切感，便于工作开展。随着高校档案文化产品需求的不断增加，高校档案馆逐步改变了传统的用人观念，建立起一支专业开发文化产品的队伍。

2.3 高校已开发出一批数量可观的档案文化产品

经过多年的产品开发，不少高校已经开发出数量可观的档案文化产品，为下一步的开发工作提供了经验。目前开发出的文化产品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以图片为主的文化产品，这类文化产品主要是对图片档案进行筛选与打磨，配以适当的文字，通过校史馆、专题展等平台展示的文化产品。二是以文字为主的档案文化产品，这类文化产品主要是对档案材料内容进行不同形式的挖掘。目前，这类产品大体有三类:一是对档案资料进行整理汇编，形成的专题资料集或资料长编；二是在资料汇编的基础上进行基础性编研工作，形成编研作品；三是开展专题研究形成的产品。

3 高校档案文化产品开发利用的不足

3.1 以图片为主的文化产品还有许多深挖空间

从开发广度看，以图片为主的文化产品还存在着开发广度不够、覆盖面有限的问题。从目前所知情况看，全国高校中只有一些历史悠久的重点大学建立了校史馆，不少高校尤其是二本以下的普通高校没有校史馆，这些高校需要创造条件建立校史馆，并不断提升专题展览的质量。从开发深度看，这项工作也存在着可深入的空间与进一步深入的必要性。如，不少高校在校史馆举办的展览中侧重于展示办学的一些主要指标，以及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交流、党建和基础建设等方面的情况。展示这些内容是必要的，但需要优化:一是展示内容应更注重艺术感染力，并展示本校特色内容，避免格式化；二是应增加一些观众愿意知晓的展示内容，并多展示一线工作人员的风采。

3.2 以文字为主的档案文化产品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应加强

要加强原始档案材料汇编工作，对于开发基础不好或完全没有开发的高校，要进行重点开发和系统开发。要加强建立在档案基础上的基础性编研，目前各高校结合学校的决策、宣传以及校庆等工作，以档案材料为基础，开发校史、校志和年鉴等系列文化产品，但还有不少学校尚未开展这三大基础文化建设工程，或者开展得不全面。利用档案材料开展专题研究，从全国来看是完成得不好的。这一工作对人员的素质要求很高，不少高校因为人员缺乏，工作完成情况不理想。从已经开发的产品来看，还存在着不少缺陷。总体而言是编多研少，如对人物、史实考证、断代史等方面的研究，史料汇编甚至堆砌的情况严重，研究的东西不多。

4 高校档案文化产品开发的思路对策

4.1 改变档案工作的理念

目前，高校档案工作急需改变现有“管用分离，以管为主”的工作理念，尽快实现“管用结合”。历史上我国档案工作已有过“管用结合”的实践，这些实践对于今天的工作来说仍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主要是通过已开发的档案文化产品来证明。《尚书》是我国第一部档案文献汇编，《春秋》是孔子利用档案撰写的第一部编年史。与此同时还有左丘明的《左传》《国语》等，都是根据大量档案汇编而成的。西汉太史令司马迁的《史记》、东汉兰台史令班固的《汉书》、魏晋南北朝时期郭璞的《晋书》、魏收的《魏书》、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常璩的《华阳国志》、唐朝时期编撰的《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唐书》《唐春秋》《唐六典》、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明代的《明实录》《明会典》、前清的《四库全书》《皇朝文献通考》《大清会典》《大清一统志》、晚清的《光绪政要》《中俄约章会要》《通商各国条约》等，都是利用档案产出的成果。

新时期，高校档案馆要改变档案工作理念，应从“管用分离、以管为主”的模式，向“管用结合、以用为主”的模式转变。要利用丰富的馆藏档案资源，加大对档案文化产品的开发力度。档案馆在改变工作理念的同时，还要争取学校决策者转变思想，既要争取他们重视档案管理工作，也要争取他们注重档案的开发利用工作。

4.2 加强对专门人才的培养

开发档案文化资源，人才是关键因素。一要加大对人才的引进力度，要选取具有历史、教育专业背景的且取得硕士、博士学位的人才留下来；二要对现有人才进行转型升级，将原来习惯于对档案进行管理的人才转变为能够做好档案开发利用工作的人才。人才的转型一方面要补充新的知识，如学习中外历史、高等教育史、中国文献编纂学、文书学等；另一方面要在学习的基础上，结合档案材料进行练习，在熟悉档案材料的基础上，由浅入深地开展档案文化资源的挖掘。

古人在利用档案修史时，对工作人员提出四个方面的要求，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古人刘知几、章学诚、梁启超等对利用档案材料修史者提出了“史德、史识、史才、史学”的“四史”的要求。史德，即修史时要坚持秉笔直书的精神；史识，就是能够通过分析大量的史实，得出客观的结论；史才，主要是写文章有文采，掌握古人所谓的“辞章之学”，以及具备收集鉴别史料的能力，作为一个修史者，能用简洁、明晰、准确的文字表达出深邃的思想，应该是修史者的最高境界；史学，是指学识，即具有一定的历史专业知识。对于修史者来说，既要掌握史学各门的基本知识，还应具备广博的人文知识基础。因此，在档案文化资源开发的过程中，不断提高人员素质是重要方面。这类人员不仅要有甘于清贫、乐于奉献的思想素质，更要有知识全面、技术过硬的业务素质。

4.3 将发展规划与发展契机相结合

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工作，要争取列入高校的发展规划之中。列入发展规划，工作就有了执行依据，就有一定的强制性，并且工作就能争取到学校人、财、物方面的支持。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还应该抓住时间节点或重要契机。校庆是一项涉及面广的学校庆典活动，应该抓住这一契机开发系列档案文化产品。除此之外，还应该抓住一些特殊的纪念活动开展资源发掘工作，如学术大师的诞辰纪念、大学校长的治校纪念、学科发展庆典等，都可以开发系列档案文化产品。

4.4 在开发内容上多措并举

一要根据自身情况因地制宜。不同的高校档案文化资源占有情况不同，应该根据各自情况因地制宜地开展工作。要结合单位人财物的基本情况，有计划地向前推进。综合型、人文型、历史悠久型的高校，应该对学校的档案文化资源进行全面开发；理工科类型的高校可考虑着重开发对实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功能有帮助的档案文化资源；其他类型的高校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开发。

二要将开发与应用适当结合。档案文化资源开发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提供应用。因此，在开发文化资源前要摸清社会需求。高校是专门培养人才的阵地，为保证学生健康成长，应该考虑开发对学生的价值观形成、人格的塑造有促进作用的档案资源。开发出的文化产品可通过专题爱校教育、校史课以及各种竞赛活动发放到学生手中，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和感染力。开发出来的档案文化产品有着好的影响力，反过来又会促进文化产品的开发。

三要适度开展联合开发。联合开发对一些历史悠久的高校显得尤其重要，这些学校发源于晚清、民国，存在许多共同性。可以就学校发展过程中的有关问题进行共同考证，对学校的办学成就、办学经验进行共同总结，以及对学校发展过程中某一方面的问题共同开展深层次研究等。以下方面均可进行联合编研:对大学文化标识的共同探讨。如校门、塑像、校徽、校歌、校旗、校服等，这些文化标识是大学文化的重要载体，融合了学校的办学理念和学校精神，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对大学学科的共同探讨。学科是大学发展的龙头，如民国大学的学科，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北洋大学是一类，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是一类，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一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是一类。对当时大学的学科进行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各学校的学科分布情况及对后来大学的影响。对大学大师学术轨迹的共同探讨。民国教师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教师的流动性很大，一般的教师都有在多个学校教书的经历，如朱光潜先后在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四川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国立安徽大学任教；竺可桢先后执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闻一多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国立山东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如果对其进行协同研究，可以给人们提供学者大师的完整学术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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