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畅

(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战乱与生存：抗战时期鲁西冀南乡村平民生活管窥

徐畅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抗战爆发后，鲁西冀南乡村平民宁静的乡土生活被打乱。他们在战乱中过着恐慌与被掠夺的日子，日伪不间歇的“扫荡”中，“跑反”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由于日伪残酷掠夺和榨取，加之灾荒连绵不断，使得鲁西冀南乡村平民百姓生活极度困苦，吃、住、行都与战前呈现出不同的样态。鲁西冀南乡村平民百姓的战时生活状态，某种意义上是中共抗日根据地某个时段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抗战；鲁西冀南；乡村；平民百姓；生活

我们常说遭受战争影响最深的是平民百姓，但是在既有研究框架中，无论是通史还是专史，他们却又往往处于失语状态，至多是作为革命史、地方史的背景或陪衬简单叙事而已*关于抗战时期鲁西冀南乡村平民生活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该地区的文史资料、党史资料、革命史资料有一些回忆性质的文章；二是一些著作有所涉及，代表性的有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冀鲁豫边区概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冀南革命斗争史编审委员会：《冀南革命斗争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对于在兵荒马乱、天灾人祸不断的战乱岁月里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总体印象其实是模糊的。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一是因为观念问题，重视不够；一是因为史料缺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本文利用口述史料，参以文献资料，对抗战时期鲁西冀南*本文所谓“鲁西冀南”，是指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东、德石路以南、漳河以北，以河北馆陶至山东德州卫运河为中心的鲁西北和冀南平原地区，包括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冀南区和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鲁西北地区。本文讨论的时间段主要集中于1941—1943年。乡村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某些层面进行粗线条描述，冀此管窥战争背景下该地域乡村平民百姓的生存状态与生活实态。

一、“扫荡”与“跑反”

日军在占领鲁西冀南重要城镇之后，成立了各级伪政权，组建伪军，对沦陷区实行殖民统治。由于地域广大，日军数量有限，只能实现点和线的占领。为了有效地对沦陷区实行殖民统治，除了利用伪政权进行“日常管理”外，日军主要采取两种手段：一是广建据点，对鲁西冀南乡村实行武力控制；二是不时进行规模不等、程度不同的“扫荡”，打击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就是这些林立的炮楼和不时的“扫荡”，打乱了鲁西冀南乡村平民百姓原本平静的田园生活。下文我们通过平民百姓的“跑反”，展现其在战乱中恐慌的生活实态。

所谓“跑反”，是指人们为了躲避兵乱或匪患而逃往安全处的行为。鲁西冀南乡村平民口中抗战时期的“跑反”，系指老百姓在得知日军和伪军下乡“扫荡”、抢掠、拉伕时四下躲藏。民国以降鲁西冀南经常发生战争，一有军队过境，老百姓就纷纷逃跑，虽然“跑反”由来已久，但是抗战时期的“跑反”异于从前，因为他们“跑”的是从未见过的日军及其附属的皇协军。

为了躲避日伪“扫荡”，大多数村庄都自发组织群众站岗放哨，发现日伪下乡，立即通知村民：“日本鬼子要来扫荡啦，快躲躲。”*孙义福，男，73岁，中共党员，河北省清河县王官庄镇小屯办事处张侯铺村民，2008年1月24日访谈。需要说明的是：第一，下文所用口述史料较多，故省略了访谈人；第二，访谈对象均为随机抽取的老人，访谈基本上是单独进行的；第三，每个访谈对象所讲内容，均有笔录和录音；第四，访谈对象口述内容，均为亲身经历，因此是可信的。于是老百姓就拾掇东西，牵着牲畜逃跑。有的村庄发现日军后，点燃火把让其冒烟，通知村民赶紧跑走*杨文孝，男，78岁，上过小学，清河县油坊镇董家那村村民 ，2008年1月25日访谈。。有的村庄站岗达四五里地之远，“敌人来时，村外岗哨就向村头岗哨送信；敌人来得突然，就以扬土为信号。有时……用鸽子传信，遇到紧急情况，让带哨子的鸽子在村的上空飞翔”，以此告知老百姓“跑反”*中共邢台地委党史资料征编办公室编：《冀南革命斗争史料》第2辑，1982年印，第272—273页。。总之，在各种形式的“预警”之下，往往是日伪在离村庄还有六七里地时，老百姓就“饭也顾不得吃了，啥也不要了，保命要紧，牵着牛，带着干粮就跑了”*霍庆昌，男，85岁，河北省邱县梁二庄乡霍赵屯村民，2010年5月2日访谈。。

在中共势力较为强大和活动频繁的地区，八路军有计划地组织老百姓躲避日伪的袭扰。例如针对日军1942年“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冀南军区制定了详细的办法*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58—460页。：平时将不常用的器具、物品以及不能携带的物品挖洞埋藏起来，白天由妇女、儿童或成年男性站岗放哨，夜间由壮年自卫队员严加戒备，出入村落必须出示通行证件，夜间使用暗语口令。日军扫荡，当其接近村庄15里地时，侦察员击鼓警报，并且用不同的击敲方式表示日军所在方向；10里以内鸣锣报警，通知村民向指定地点集合；离村6里，由向导带路，男女老幼开始撤退；在日伪离去返回村庄后，必须详细检查有无混入身份不明的可疑人员，一经发现，必须移交上级机关处理。对此，有老人回忆说：“儿童团在村里放哨，老日(日军)一过来，就赶快通知村子的人跑”*李梅科，男，73岁，河北省鸡泽县小寨镇魏街村村民，2010年9月30日访谈。；有的说“不等日军来就跑了，八路军一报信就跑了”*王春林，男，85岁，邱县梁二庄乡张何村村民，2010年5月2日访谈。。

鲁西冀南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既无高山，又少湖泊，日伪“扫荡”，老百姓往哪里跑？总的来说，就是怎样能够躲避日伪军就怎样跑，所以老百姓说“日本人一来就跑，四下里跑，打东来往西跑，打南来往北跑”*王桂英，女，74岁，山东省冠县桑阿镇郭福疃村村民，2010年10月2日访谈。。逃跑地点，一是自然存在的庄稼地、坟地、坡地，二是人为改造的道沟、地道。春天麦子、棉花还没收割和采摘之前，就跑到麦地和棉花地里。日军一来“都害怕，都藏起来了，关上门，赶紧往麦地里跑”*李桂芳，女，75 岁，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道口铺镇邵屯村民，2010年10月4日访谈。。秋天就往高粱地里跑：“一说道上过鬼子了，快跑，上高粱地里跑，可受惊怕了”*蔡秀琴，女，86岁，上过冬学，河北省临西县大刘庄乡前闫村村民，2010年8月31日访谈。。在有河流和水塘的地方，就往芦苇丛里跑。到了冬季，没有东西可供隐蔽，就只能跑到坟地、坡地里了。

为了打破日军的交通网和护路沟墙的严密封锁，八路军从1938年开始将村与村相连的大车道，挖成深4尺、宽4尺的道沟，沟底与顶口之间再开出一层台阶，做行人便道，沟底则可供大车和牲口通行，而日伪的汽车则无法通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村村相连、县县相通的交通沟网络，并且道沟成为躲避日军的绝佳地点。老百姓说日伪“扫荡”时，都“在沟里跑，日本人看不见，打枪也打不着”*焦海岭，男，80 岁，河北省馆陶县柴堡乡东富庄村民，2008年8月3日访谈。。

地道最先一家一洞，继之村内户户相通，最后一些村庄之间也有地道，从而形成一个复杂的系统。日军来了“跑不及，就钻地道。地道是先挖一个圆井，再朝旁边挖洞，通向外边，能防水、防烟”*田会民，男，81岁，上过小学，鸡泽县风正乡中风正村村民，2010年10月1日访谈。。即使日军“知道八路军和老百姓在里面，日本人也不敢下地道追，只能放水、放毒气”*郭如江，男，80岁，邱县邱城镇中段寨村民，2010年5月4日访谈。。虽然鲁西尤其是冀南村里有很多地道，但是构造相对简单，一般只做应急之用。老百姓害怕日军往地道里“放臭炮(毒气)”，所以一般宁愿跑野地里，也不敢进地道*王天齐，男，77岁，上过私塾，聊城市东昌府区道口铺办事处后月河村村民，2007年1月29日访谈。。

“跑反”的时候，年轻女性最慌张，因为她们不仅要逃跑，而且还要“化妆”。姑娘要打扮成“娘们”，妇女“都抹成灰脸，披头散发，装得老相，不像年轻的”，因为“年轻的、漂亮的，就祸害你，都装成老年人，都花脸，他(日军)祸害人，光祸害妇女”*郝宝秀，女，74岁，河北省威县候贯镇西候贯村民，2008年1月26日访谈。。因为说不定什么时间就要跑，所以很多女性“脸也不洗，老长时间才洗一回”*王英科，男，83岁，中共党员，念过私塾，清河县连庄镇李井村村民，2008年1月28日访谈。。“跑反”的时候，小孩啼哭就暴露了目标，在大人的教育下，时间长了，跑的时候连小孩都不敢哭，甚至平时说要“跑反”，正哭着的小孩都吓得不敢哭了*杜书桥，男，72岁，冠县冠城镇马寨村民，2010年10月5日访谈。。

老百姓最值钱的动产莫过于牛了，“跑反”一般都要带上。日军一来，老百姓“扛着被子，牵着牲口就跑了，跑得晚的连牛也不要了，啥都不要了”*钟记山，男，79岁，中共党员，上过小学，清河县连庄镇后苑村村民，2008年1月28日访谈。。时间长了，连牛都习惯“跑反”了，有的说“那牛一听见打枪，在院里就蹦，牛也知道，说跑，它也跟着跑”*顾奉章，男，81岁，上过私塾，清河县谢炉镇后杜林村村民，2008年1月26日访谈。；有的说“喂的牛比人跑得都快，都通人性”了*刘凤联，男，87岁，邱县新马头镇马庄村民，2010年5月6日访谈。。

因为不知道日军何时进村，进村之后又要待多长时间，所以老百姓有家难回，不得不经常露宿野外。由于“日本人扫荡，一到傍黑了，没有人敢在家，都跑到河边、地里去了，天黑也不敢回家，睡得满地都是”*李汝丰，男，85岁，上过小学，冠县东古城镇李圈村村民，2010年10月4日访谈。。老百姓“在地里刨个窨子，黑了在那里睡”*陈凤海，男，83岁，上过私塾，临西县临西镇龙潭村村民，2010年7月18日访谈。。经常是晚上睡小麦地、高粱地，白天再回家。在日军“扫荡”频繁的地区，甚至常年睡在外面。有老人回忆说：“光在地里就待了一年，见天去地里睡，不敢回家。就有一天，下雨了，不能往地里去，日本人来了，跑不出去，逮住了好几十口子。”*王振朝，男，82岁，中共党员，馆陶县路桥乡王桃园村村民，2010年7月8日访谈。由于在太阳似落不落的时候，老百姓都到地里、河边、坟地夜宿，所以往往是“见天到黑了，村里都没啥人了，都跑出去了”*马振玉，男，80岁，上过小学，邱县陈村回族乡陈二村村民，2010年5月4日访谈。，村庄死气沉沉，漆黑一片。

二、被掠夺与被奴役

鲁西冀南乡村平民百姓在抗战时期除了横遭屠戮外*据不完全统计，冀南区所属仅原河北省30个县，在抗战期间被屠杀人口即达274424人，冀南区44县达36.6万余人(《冀南区各种灾情统计表》，河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卷宗号：27-1-88-1)；茌平、博平、观城、朝城、筑先、阳谷等11县被屠杀47335人(中共聊城地委党史办公室等编：《日伪军在鲁西北的罪行录》，1992年印，第357页)。，还备受日伪和形色各异的游杂武装的掠夺与压榨，过着非人的日子。这主要体现在财物掠夺与劳力劳役方面。由于日伪摧残与掠夺的总体情况资料缺乏，我们举例说明。

冀南于1942年成为游击根据地后，90%以上的地区遭受日伪榨取，捐税繁多，诸如户口税、牲畜税、门牌捐、居住证捐、电杆费、护路费、照相费等等，几乎衣食住行，无一不捐。据调查，冀南广(平)大(名)公路沿线，1942年4—8月每亩负担冀钞百元，相当于50斤小米*一般而言，小米亩产100斤左右。；南宫1942年每亩对敌负担250元，如以当时粮价折合，则农民一年劳动收获尚不敷缴敌。邢(台)济(南)路北的威县董家村，1942年对敌负担111250元，全村一年收成全部抵上，还差44213斤谷子。威县王家陵村1942年被敌榨取的款项共计219800元(当时该地小米5角钱1斤)，致使全村180户中20户经常断炊，35户日仅一餐。枣(强)南、故城、垂杨、冀县、清河、武城6县1942年全年对敌负担在3亿元左右*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冀鲁豫边区概况》，第71—73页。，全分区平均每人对敌负担328元，大约相当于600斤小米。

据1941年秋至1942年春半年之内对鲁西冠县日伪县政府和伪区公所所征赋税不完全调查，征收的赋税有团费(成立自卫团、购买枪支弹药)每亩1角5分至2角4分，实际用一征三；建护费(修筑碉堡、挖封锁沟)每亩3角6分；支应费(招待过境日伪军)每次每亩交纳5角到1元，每月少则交两三次，多则交八九次；情报费，按次数随时摊派，无定数，一般每次每村交纳50—100元；日军娱乐费，无定数，每次日伪军“扫荡”过后，或本县驻军外出抢掠归来，都要“慰劳”，向各村索要牛、羊、猪、鸡、鸭、鹅，大摆酒席；联络费(上下互相请客)，伪区长联合请伪县府职员、日本军官、翻译官，伪军警、伪职员请上司等等，三天一大宴、两天一小宴，每次请客都要摆七八桌，费用全部由各村摊派。此外，伪区公所至少还要按每亩10—20斤标准征收小麦。日伪的县大队、区队将按时按数纳税出伕者定为克服村，不加烧杀；对于税赋交纳推诿或缓慢、不能经常出伕者为半克服村，日军“扫荡”过境烧杀、抓人、索拉牲畜时，伪县、区政府予以保释；拒绝交纳税赋、不出伕做工者为未克服村，伪县、区政府则请日军“讨伐”，实行“三光”政策*中共聊城地委党史办公室等编：《日伪军在鲁西北的罪行录》，第340—341页。。由此可见乡村平民受到何等程度的掠夺！

除了征税，日伪尤其是伪军还肆意在乡间抢劫*参见拙文：《形象与成因：抗战时期鲁西冀南平民百姓眼中的伪军》，《福建论坛》2016年第3期。。日伪经常抢掠乡村之外，土匪(老百姓称之为“老杂”、“老缺”)也是乡村的主要掠夺者。七七事变后，土匪如蚁，烧杀抢劫，无恶不作。由于土匪十分猖獗，老百姓纷纷“加入红枪会，组织站岗，来了土匪就喊，碰巧没有站岗，老缺来了，就祸害你”*武玉山，女，77岁，冠县东古城镇北刘庄村民，2010年10月4日访谈。。老缺“都是本地人，饿的，被逼的，没办法才当土匪，后来老缺一变就成了皇协军”*李荫宽，男，76岁，邱县旦寨乡东大省庄村民，2010年5月4日访谈。。老杂虽然三天一来，两天一趟，但只敢晚上来，变成皇协军后，就白天来要，明目张胆地抢了。1943年秋天八路军强势之后，土匪渐渐弱了，少了，因为“八路军光打他，见了就打”*赵振刚，男，78岁，上过小学，邱县香城固镇东赵屯村民，2010年5月5日访谈。。

总之，在日、伪、匪的共同掠夺下，鲁西冀南乡村平民百姓生活在恐慌和掠夺之中，正如有的民谣所唱：“日本鬼子进村庄，男女都心慌，拿了好被子，又拿好衣裳，临走又把你的大牛绑。”*许俊友，男，82岁，冠县冠城镇前旺庄村民，2010年10月5日访谈。

奴役劳动力，强迫老百姓出伕是抗战时期日伪对鲁西冀南平民压迫的又一种方式。

据统计，冀南1940年底公路83条4000里，1941年春116条5000里，1942年600条全长近万里，封锁沟墙3200余里。据齐武推算，冀南人民单是为敌人修路、挖沟、修据点，即出工763.6万多个，全冀南每年出伕约为3.6亿个工*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冀鲁豫边区概况》，第69页。。日伪在鲁西同样修建了多条沟、墙、路一体的公路，据敌灾调查委员会1946年对11个县调查，鲁西11县抓劳工69605人*中共聊城地委党史办公室等编：《日伪军在鲁西北的罪行录》，第36页。，出伕者更是不计其数。

修路、挖沟、建碉堡因项目不同，地域不同，时间不同，出伕的数量存在差别，一般按照需要的数量和土地数目分配到村，5亩、10亩地出1工不等，具体由村长安排。“啥时叫去啥时就得去”*刘日升，男，89岁，上过小学，河北省曲周县曲周镇后河东村民，2010年5月5日访谈。，不去“就得雇人去，不去就崩了你”*张恩善，男，84岁，曲周县南里岳乡张西头村民，2010年5月6日访谈。。出伕时“天一明就去，自己带着饭，干到夜里，有时还扣着不让回去”*宋保连，男，78岁，上过小学，曲周县曲周镇北王庄村民，2010年5月3日。。给日军挖沟，修路，不仅“没有工钱，白干，自己从家里带吃的，干得不好，去得晚了，都不行”*李福兰，女，81岁，冠县清水镇前要庄村民，2010年10月5日访谈。。日伪不仅要村里出劳力，还“管村里要檩条、要砖、要树”等材料*宋士海，男，78岁，冠县东古城镇东罗头村村民，2010年10月5日访谈。。

对于出伕的老百姓，日伪极尽压榨盘剥之能事。1941年冬，日伪强征滏阳河两岸老百姓挖河，因怕工作不力，就命令脱掉衣服，赤膊工作，并且每天把最后到来的民伕当众处死，以此警告不得迟到。类似之事，所在皆是。日伪对民工还经常用“刺刀挑人，拿棍子打人”*王进修，男，96岁，冠县贾镇西庄村民，2010年10月3日访谈。。给日本人“当苦力，可不容易，一看到你歇着，就得挨打”*付怀绪，男，82岁，上过小学，威县贺营乡潘村村民，2008年1月24日访谈。。在曲周，民工给日军“挖沟，有两村去晚了，拉出两个人，当场崩了”*阎成歧，男，77岁，上过日伪小学，曲周县安寨镇敬老院，2010年5月4访谈。。日伪监工不但打骂民工，苛求快速，而且采取扣留、关押等手段敲诈勒索。每个出伕点每天总有数十人被打伤，十余人被关押，逼其家属用钱款来赎。有的民工经受不住折磨，只好东拼西凑借上几个钱交给监工，以求少遭毒打。

三、衰退的生产与艰难的生活

由于自然和社会两方面多种因素限制，近代鲁西冀南乡村平民百姓的生活本来就十分贫困，抗战时期因日军战火破坏和残酷掠夺，使得农业生产条件遭到毁坏，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艰难。下面通过介绍平民百姓生产和生活的某些层面，进一步展现其生存实态。

1、生产方面

首先，老百姓不能安心生产。第一，日军不停地“扫荡”，强迫出伕，青壮年劳力缺乏。所以有的老百姓说：“白天不能种地，日本人在这的时候，来‘扫荡’，把年轻人带走，当他的兵，年轻人都不能在家种地了。”*崔秋生，男，73岁，鸡泽县鸡泽镇崔青村村民，2007年10月3日访谈。第二，日、伪、匪不间断地抢劫，挫伤了老百姓的生产积极性：“白天皇协军，黑间是老杂，地不能种，也不敢种了。你种上，一看你有粮食，他黑间来抢你，不给，就把你弄死。”*马振玉，男，80岁，上过小学，邱县陈村回族乡陈二村村民，2010年5月4日访谈。总之，在“今天脱下鞋和袜，明天不知蹬不蹬”*李润梅，女，76岁，上过小学，邱县梁二庄乡霍赵屯村民，2007年5月2日访谈。的兵荒马乱日子里，本是老百姓的头等大事——生产，却成了无心恋栈之事。

其次，缺乏耕牛。农民生产离不开耕牛，但是由于日伪的掠夺，耕牛数量急剧下降，生产困难。日军进村烧牛吃鸡，老百姓印象深刻。有的说日军“见猪逮猪，见牛剥牛”*杨新起，男，75岁，冠县梁堂乡杨寺地村民，2010年10月6日访谈。。有的说“种地不好种，牲口被牵走吃了”*贾文郁，男，74岁，曲周县白寨乡致中寨村民，2007年5月3日访谈。。据冀南第四专署南宫县1947年11月调查，全县被抢牲口7884头*中共南宫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南宫风云录》，1986年印，第339页。。据齐武推算，冀南战前每40亩地有耕牛1头，1943年平均每百亩1头*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冀鲁豫边区概况》，第163页。。鲁西北同样如此。抗战时期茌平、博平、筑先、东阿、阳谷、濮县、范县、观城、寿张、张秋、朝城共损失牲口69763头*中共聊城地委党史办公室等编印：《日伪军在鲁西北的罪行录》，第358页。。冠县茉莉营村牲畜102头全被抢光，有的村子仅剩一两头牛*李茂修，男，81岁，曲周县侯村镇龙李庄村民，2010年5月3日访谈。。有的村就剩半个牛(与外村伙养)*王振朝，男，82岁，中共党员，馆陶县路桥乡王桃园村村民，2010年7月8日访谈。。由于缺乏耕畜，普遍倒退到人力耕地。与耕牛相关的是大车，据冀南几个县统计，老百姓车辆每年被征用时间约占全年1/4，抗战8年，车辆损失将近一半，给农业生产造成极大困难*刘存哲：《冀鲁豫边区交通史》，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

比如，在《线段、直线、射线》教学实践中，这三个数学概念较为抽象，还有着一定的关联性，教师应该结合这三种线型的具体性质，引导学生对“无限”和“有限”这一抽象思想进行研究和探索，促使学生进一步理解与认识数形结合思想。如：线段是保持两点之间的距离，性质“有限”；射线能够向一边无限延伸，直线则可以向两边进行无限延伸，性质均是“无限”。此时，教师可以线段知识为基础，带领学生学习有关射线、直线的内容，开展合作探究活动：怎样由一条线段得到一条射线或一条直线？由此得出直线、射线、线段的画法，以及它们的区别和联系，掌握概念的本质，使其通过分析认识有限和无限的抽象思想。

战争对生产的破坏和造成的困难，还远不止这些。“夏收”和“秋收”都是农忙季节，在承平年月是指农民必须趁天气好，抢收抢割，粒粮入仓。但在抗战时期粮食成熟后，农民必须尽快收，否则就会被日伪抢收。粮食收获之后并未完事，必须尽快脱粒，尽快藏起来，“快收、快打、快藏”是收获季节缺一不可的三部曲。尤其是藏粮，鲁西冀南老百姓记忆深刻。例如聊城市东昌府区道口铺办事处后月河村王天齐说：“小时候就挖地坑，埋粮。闹灾荒，粮不够。土匪抢，杂支队各立山头，三支队齐子修要，皇协也伸手要，不藏没办法。”*王天齐，男，77岁，聊城市东昌府区道口铺办事处后月河村村民，2007年1月29日访谈。馆陶县魏僧寨镇马兰厂张灯法说：“收了以后，(日、伪、匪)有没有都上你家去，翻、抢、砸。粮食没收，收了就抢，挖洞挖坑，柴火垛底下，怎么能把它藏起来，不给他就是好法。”*张灯法，男，78岁，上过冬学，馆陶县魏僧寨镇马兰厂村民，2006年7月9日访谈。

尽管老百姓的私粮和八路军的公粮都做了藏匿，但是仍有大量粮食被日伪抢走。例如1942年冀南“九一二”“扫荡”中，日伪仅从枣(强)南县第2、3、5、7区就抢走13600多石粮食*谢忠厚：《河北抗战史稿》，北京出版社1994年版，第219页。。1940—1945年，日伪从冠县白塔集村共抢走3万斤粮食*中共冠县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血火春秋：冠县革命史料选编》，山东省出版总社聊城分社1988年版，第431页。。日军继1943年5月春季抢粮，10月又开始更大规模的秋季抢粮。10月12日和21日两天，日伪军仅在永年县太辛庄、故城村两地，就抢走粮食4万斤，在西杨庄、西陈甫、郭庄等村抢粮1.2万斤。据不完全统计，日伪在第一军分区抢走粮食30余万斤，其中大名一县即抢走14万斤，第四军分区的威县被抢走粮食20余万斤，第六军分区武城县敌人抢走粮食3万余斤*冀南军区战史编辑委员会编：《冀南军区战史》，蓝天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页。。

2、生活方面

第一，由于收成减少，苛捐杂税增多，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自然下降，而在风不调雨不顺的灾荒年份，简直就是无以为生。

抗战前，鲁西冀南老百姓的主要食物是玉米、谷子、高粱等杂粮，例如涉县“普通食品，大致以糠面(小米麸面)等为之。境内美恶稍殊。上有玉蜀(黍)面等占十分之四，糠面占十分之六者，其下玉蜀面等占十分之二，糠面占十分之八者。”*杜学德主编：《中国民俗大系·河北民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总之，虽然是杂粮掺野菜，对付着吃，但是一则饿死的毕竟不多，二则逢年过节还能吃顿白面，甚至过年时还能“吃点肉，红高粱碾成面，包个包子”*王付林，男，83岁，邱县旦寨乡李庄村民2010年5月5日访谈。。

抗战后随着灾荒成为常态*例如1939年大水；1942—1943年秋天大旱、蝗灾；1944年蝗灾。，老百姓的饮食从杂粮掺糠菜，变成了糠菜掺杂粮，“吃糠咽菜”成为生活的代名词，而1942年到1943年大旱灾、蝗灾期间，杂粮麸糠是佳肴，能下咽的都成了“粮食”。老百姓把 “玉米芯压碎，用磨磨，再筛筛，掺上树叶，好家掺点糠，掺点粮食，就吃那个”*李刘氏，女，85岁，聊城市东昌府区北城街道办事处李中楼村村民，2010年10月2日访谈。。吃“草籽，拉出来，大风刮都动了，净草籽面那些东西，轻啊！”*刘鸿昌，男，85岁，上过小学，聊城市东昌府区于集镇西靖村村民，2010年10月1日访谈。吃“棉籽，吃得脸肿，解不下手来，用小棍子掏”*张恒翠，男，74岁，上过小学，清河县坝营镇后坝营村村民，2008年1月23日访谈。。吃“树叶，榆叶、槐叶、椿叶都吃”，只有枣树叶没有吃，“一个是苦，一个是硬，煮不烂”*孙保振，男，79岁，邱县香城固镇刘云固村村民，2007年5月5日访谈。。吃“野菜，灰灰菜，树头菜，味儿不大的都吃”*苏二花，女，76岁，鸡泽县吴官营乡邢堤村村民，2010年10月3日访谈。。到最后，野菜抢光，树皮剥光，树叶采光。蝗灾期间还吃蝗虫。1943年秋天“闹蚂蚱，多得很，满地都是，蚂蚱吃庄稼，天上飞得多了去了，没吃的，没粮食，都到地里轰，逮回家，锅烧热了，倒锅里，盖上锅盖，里边乱蹦，囫囵个儿地就吃了”*周银泰，男，68岁，上过小学，邱县陈村回族乡陈一村村民，2010年5月4日访谈。。

由于长期吃不到粮食，始终处于饥饿状态，营养失调，老百姓的身体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吃糠咽菜导致人“身上没肉，脸上骨头凸着，邪(非常)瘦，肚子邪大，水肿”*刘德兰，男，73岁，临西县下堡寺镇务头村村民，2008年9月3日访谈。，人浑身没有力气，走路“脚都踩不死蚂蚁”*梁保军，男，77岁，邱县旦寨乡西大省庄村民，2010年5月4日访谈。。尤其是小孩，更可怜，吃野菜过多，胀得肚子老大，脸瘦得愣小，皮包着骨头。

第二，抗战前鲁西冀南的老百姓一般都有遮风挡雨的房舍，抗战后由于日伪的破坏、水灾的侵蚀和人为的拆卖，鲁西冀南平民的居住条件恶化，大多数人经历了从茅舍平房栖身到露宿残舍或荒郊野外的转变。同时村庄渐变荒芜，呈现一片凄凉的景象。

鲁西冀南乡村民居，一般不打墙基，最害怕长时间浸泡和雨淋。抗战时期鲁西冀南水灾、旱灾交替发生，尤其是1943年秋天下了七天七夜的大雨，对房舍危害极大。是年“过秋下雨，连阴天，土房，墙都不结实，都塌了，房倒屋塌”*王超文，男，82岁，馆陶县房寨镇王徘徊头村村民，2010年8月31日访谈。。1943年灾荒的时候，变卖房屋是老百姓活命的重要方法之一。能自己贩卖的，就把房子拆了，把值钱的檩条、门、窗，用小车“推着上(黄)河南卖*此处“河南”，系指“黄河以南”。，一根檩条能卖几块钱，一次弄去好几根，卖了再买点粮食回家，卖一回能撑几天”*刘玉振，男，92岁，聊城市东昌府区湖西办事处五里屯村民，2010年10月3日访谈。。孤儿寡母、年老体弱的人家或者就地卖建筑材料，或者卖整座房子。因为要活命，房子十分便宜，“那会儿，没啥吃，房都卖了，不值个钱，三斤二斤，几斤粮食一座房”*赵振刚，男，78岁，邱县香城固镇东赵屯村民，2007年5月5日访谈。。即使砖房也值不了多少钱，有老人说“两间砖房，卖了30斤谷子”*马林青，男，73岁，初中毕业，邱县梁二庄乡坞头村村民，2010年5月2日访谈。。所以1943年秋天之后，很多老百姓只能搭棚居住了。

总之，由于上述原因，鲁西冀南村庄在抗战时期庭院荒芜，一片残破。村子“路上都是草，院子里也都是草，没有路，连门窗都没有了”*周庆法，男，78岁，中共党员，威县洺州镇西河洼村民，2008年1月24日访谈。。大街上有的“臭蒿子长得有秤杆粗，高的能长一人高，都看不到村子”*石彦芳，男，86岁，小学毕业，邱县陈村回族乡陈三村村民，2007年5月4日访谈。。1944年八路军力量强大之后，情况才逐渐好转。

第三，鲁西冀南是平原地区，河溪较少，土路四通八达，出行十分方便，抗战时期日军和中共为了各自的需要，都改造了平原地形，老百姓的出行因之发生变化。

首先，平坦之地变成坎坷之途。日军占领鲁西冀南重要城镇后，依托铁路，大修公路干线和支线，把鲁西冀南分割成格子网状的若干小块，同时加高铁路或公路的路基，公路两旁挖掘成五六尺深、宽的壕沟。为了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中共先是组织群众挖横沟截断公路，继而开挖可供大车和牲口通行的交通沟，并形成一个村村相连、县县相通的交通沟网络。为此老百姓出行受到影响，走路必须不停地“过沟”，而大车则从“地上”转入“地下”，走道沟。

其次，从自由移动变为流动受限。鲁西冀南成为游击根据地后，日伪强化保甲制度，颁布保甲条例，户设户长，5户为邻，两邻为甲，5甲为保，设邻、甲、保长，25户为闾，设闾长，两闾为坊，设坊长。1人有事，全家受累；1户有事，5户担保；1邻有事，10户株连；1甲有事，全坊承担。同时实行大乡制，筑寨并村，清查户口，建立门牌，发良民证，推行“爱护村”和“村民连坐法”*冀南革命斗争史编审委员会：《冀南革命斗争史》，第209页。。

日军还规定凡12岁以上的居民，均须办取“良民证”，证上粘贴本人照片，经伪警察局(所)加盖钢印。老百姓要走动，尤其是到集镇城里，必须随身携带“良民证”，不带不让进*赵春发，男，79岁，邱县新马头镇杏园村村民，2010年5月4日访谈。，“没有证，抓住就说是八路”*孟昭兴，男，83岁，上过小学，鸡泽县小寨镇孟贯庄村民，2010年9月30日访谈。。人“不能随便走动，你不能动了，逃荒也不能逃，逃荒走到哪里，还得整个日本的良民证”*季贤彬，男，81岁，鸡泽县吴官营乡旧城营村村民，2010年10月2日访谈。。见到日军，不仅必须出示“良民证”，还必须行90度鞠躬礼，口称“太君”，否则轻则被打伤，重则送走充当劳工甚至丧生*王传龙主编：《永志不忘——德州军民抗日斗争纪实》，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5—36页。。所以有老百姓回忆说，外出得向“他们鞠躬行礼才行，不能得罪他们，弄不好就揍你”*王轩堂，男，85岁，上过小学，聊城市东昌府区堂邑镇村民，2007年1月31日访谈。。

结语

鲁西冀南乡村在近代既曾经受太平军、捻军、义和团等农民反叛的洗礼，也曾经历中共在1930年代领导的农民暴动；既曾经历过清政府对地方农民起义如景廷宾、宋景诗反叛的镇压，也曾遭受20世纪20年代各派军阀来回拉锯的蹂躏；同时不时出现的大小杆匪也经常袭扰村庄，牵牛架户，绑架勒索。但是总体看来，抗战前鲁西冀南乡村仍然是平静的农业社会，烽火之警毕竟是暂时的，炊烟缕缕才是常态，老百姓过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土生活。然而，随着日本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的全面拉开，鲁西冀南乡村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被彻底打乱，老百姓乡村生活也因之发生了巨变。但是，上文所述尚有两点须作说明。

第一，上文从三个方面叙述、分析了抗战时期鲁西冀南乡村平民百姓日常生活，但是这只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同时，这些方面虽然区别于战前，但是某些部分并未发生改变。例如他们还必须像战前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耕作；即使是粗茶淡饭，也还是需要日日果腹，所以大多数时候，乡村还是会飘起袅袅炊烟；他们还是需要购买必须的日用品，也需要走亲访友，所以尽管日伪盘查严厉，他们还是会赶集进城；他们之中地主还是要出租土地，贫农还是要租地耕种，缴租借贷依旧进行；尽管鲁西冀南乡村平民经历了战乱中恐慌与被掠夺的生活、天灾人祸下的艰辛生活，但是也存在时段和地域的差异。总之，虽然抗战时鲁西冀南乡村平民的生活发生变化，但也有很多没有改变的层面，尤其是从根本上讲，生活方式并没有改变。

第二，上文所述，除日军、伪军、土匪的活动及其对鲁西冀南老百姓日常生活影响外，基本上没有谈到中共和八路军的活动及其影响。其实，中共和八路军在鲁西冀南的发展、活动，使当地老百姓经历了革命中的新型生活，因此问题内容丰富，需另文专论，于此不赘。同时，因为中共和八路军在鲁西冀南经历了U型发展过程：1937—1940年发展较快，相当程度上控制了鲁西冀南广大乡村以及部分城镇；1941—1943年在日、伪、顽进攻下，根据地遭受严重挫折，面积缩小，力量减弱；1944—1945年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发展。所以在不同时间段，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是有所区别的。此外，本文所论虽主要为1941—1943年抗战时期鲁西冀南乡村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华北其他根据地乡村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应与之有相通之处，鲁西冀南乡村平民百姓的战时生活状态，某种意义上是中共抗日根据地某个时段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一个缩影。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战争·灾荒·瘟疫：抗战时期鲁西冀南地区历史研究”(09YJA770036)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汪谦干

中图分类号：K2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6)04-0016-08

作者简介：徐畅(1965-)，男，安徽金寨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Warfare and Survival:A Brief Survey on the Life of Civilians in the Rural Areas of Western Shandong and Southern Hebei

XU Cha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China)

Abstract:The peaceful life of civilians,residing in the rural areas of western Shandong and southern Hebei,was substantially disturbed by the outbreak of Anti-Japanese War.Consequently,they lived through nothing but fright and pillage,besides which,famine made it all the more indigent and intolerant in comparison to the living circumstance before warship.To some extent,the unfavorable plight of these civilians is the miniature of the normal life in Anti-Japanese bases.

Key words：Anti-Japanese War；western Shandong province and southern Hebei province；rural area；civilian；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