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颖慧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西安　710061； 陕西省委党校 文史部,西安　710061)



简述耿祥小说《田韩堡》的方言特色

刘颖慧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西安710061； 陕西省委党校 文史部,西安710061)

摘要：陕西籍作家耿祥的长篇小说《田韩堡》以方言为基础，展现“文革”时期陕西关中东部一个村庄的政治变幻、风土人情及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是一部艺术水准及史学价值较强农村题材力作。小说中的方言充分反映了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和地道的风土人情，为陕西乡土题材小说又增添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关键词：耿祥;《田韩堡》;方言

长篇小说《田韩堡》选择用地地道道的关中方言写作，其实不是偶然的别出心裁，哗众取宠，而是必然的、慎重思考的结果——不是任何人都能把方言写得那么有味道，也不是任何人都能品出《田韩堡》中陕西关中方言的滋味以及这种滋味背后展现出的关中神韵。

一、方言滋味耐咂摸

《田韩堡》叙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关中东部一个村庄的政治变幻、风土人情及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再现了那段岁月的轰轰烈烈和艰难困苦，是一部具有较高艺术水准及史学价值的农村题材力作。小说叙事结构均匀，情节生动，描写逼真，语言质朴平实，社会历史、人物命运结合紧密，生活气息浓郁，人物冲突明显，提供了一种耿祥视角下的感性的乡村史，充分反映了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和地道的风土人情，为陕西乡土题材小说又增添了一道独特的风景。更重要的是，这道风景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用原汁原味的陕西关中方言，将关中农村的风土人情展示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我没你低级下流故事多。”老八大声说。

“我低级下流？”田老三朝空中打了个响鞭，儿马子听鞭响，马头撞老八肩上。，岔子勒嘴，涎水蹭了老八一肩膀，“我低级下流，只说不做，有人不低级下流，大白天爬寡妇肚子上，还问受活不受活。”

老八赶牛，小声说：“你娃甭逞能，永寿，三年等你个润腊月。”

田老三哈哈大笑：“你再当了头，最多不要我吆车算球了，有个啥？抬轿的坐轿的都是一辈子，人不求人一般高。我还就不怕你个韩正飞，把我能咋？”

“叫你能么，能够了再说……”老八打哈哈。

这是小说中一段人物对话，描写几个农民赶牛车耕地的过程中，边赶车边说故事、互相调笑的情景。田间地头，几个老农边干活边说古道今，一边顺便嘻嘻哈哈，互相取笑，这实在是农村最寻常不过的风景。但是耿祥的描写又深入了几分：

田老三是个赶车的普通农民，而老八则是前公社支书。老八虽然已经不再担任支书，但是心里仍然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所以他评价田老三前面讲的一个武打的故事是“下流”故事，以显示自己的“高雅”。田老三当然不服，他早就看不惯老八说一套做一套的虚伪摸样了，所以“朝空中打了个响鞭”，让他的牛先去狠狠地在老八肩上撞了一下，牛“涎水蹭了老八一肩膀”，这一段用方言来写，人未到，声先闻。紧接着，田老三反唇相讥：“我低级下流，只说不做，有人不低级下流，大白天爬寡妇肚子上，还问受活不受活。”这样欲扬先抑，先承认自己说的故事的确有些下流，接着话锋一转，毫不客气地指责老八和韩寡妇的“下流事”，这通指责，用土得掉渣的关中民间方言说出来，惟妙惟肖，生动真切，力透纸背。没有什么语言比这样原汁原味的方言更有生命力。

打蛇打七寸。老八被人揭到最见不得人的老底，底气一下子泄了。不过他仍然不肯善罢甘休，用他当干部时候惯常使用的吓唬人的手段威胁田老三：“你娃甭逞能，永寿，三年等你个润腊月。”这里，作者使用了一句农村常常使用的谚语“三年等你个润腊月”，意思是你等着，等我以后再当了支书，一定找你算账。

不过他这样的威胁，对田老三似乎无效，田老三当即道：“你再当了头，最多不要我吆车算球了，有个啥？抬轿的坐轿的都是一辈子，人不求人一般高。我还就不怕你个韩正飞，把我能咋？”韩老三根本就不在意老八的威胁，他觉得即使是老八再当了支书，能做的也就是不让自己赶牛车。“算球了”、“有个啥”这两个方言短语的使用，表现了他对赶不赶牛车并在意的神态和语气，显然比不用方言来得更有滋味。但是更妙的是后面的两句关中俗语“抬轿的坐轿的都是一辈子，人不求人一般高”，将他这种对功名利禄毫不在意的思想更提升了一步。我们常用的“人人平等”，“不为五斗米折腰”等等叙述，其实表达的都是这样一个意思，可是看到这样的表达，我还是会大吃一惊，原来同样的意思，在陕西关中农村还有别样的叙述。用抬轿和坐轿比喻做官和当老百姓两种生活，用“人不求人一般高”来比喻老百姓与官员之间精神上的平等。这样的平等意识，不是空话套话，而是一针见血、深入骨髓的民间语文的精髓。我们忍不住要拍案叫绝。不仅仅因为耿祥描写出了一个铮铮铁骨、响当当的农民形象，更因为在这段描写中，凸显出了关中农民自古以来“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性格。关中农民的风采，关中大地的神韵，通过这洋原汁原味的关中方言，表现得格外色彩鲜明，绚烂夺目。有专家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全人类的。我觉得，越是地方的，越是民间的，就越是民族的，越是有生命力的。

二、文献和文物历史价值更长远

在方言小说的尝试上，耿祥不是独行者。贾平凹在《秦腔》中描摹中原乡村正在失落的风俗，正是在叙述中不断出现的方言，点染了淡淡哀伤的情绪；豫西山乡的土话频繁出现在阎连科笔下，使他的《受活》《耙耧天歌》有了直指人心的感染力；而早年王朔的“痞子文学”活灵活现，不得不说是得益于一口“京片子”。

而更早一些，在晚清民国时期，很多有影响的作品都用方言写作，比如《何典》《海上花列传》时至今日仍是经典。方言小说之所以可贵，是因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字里行间保存下一定地域的特殊风土人情。耿祥笔下的关中风土人情，很多地方都别开生面，让人耳目一新，很大的原因在于这些借助方言表达的内容，在普通话的领域，一直处于“失语”状态。如果不是使用方言，关中大地上这样的风土民情，大概永远也不为我们所知。

但是长期以来，这样的作品并不多，方言越来越式微。由于普通话被命名为“标准语”“共同语”，似乎高出方言一头，甚至被有些人认为将取代方言，它与方言的关系渐渐变得隔膜起来。方言的词语要用进普通话表达，变得难上难，因为有些人没有听到看到过，就被视作不规范而赶出。但是，在语言中，活在人们口中的口语是第一性的，是随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的，而大部分群众的口语却又是方言。方言因为是活在人们口中的，语言又自有其择优除劣的功能，所以除了在用什么汉字来书写上需要规范外，方言本身不需要建立什么标准规范化也用得很自在。方言因为历史悠久又活在人们的生活中，所以除了文化词外，它积聚了异常丰富生动的土层民间用语，在生活用语和反映民间情感等方面自然要比普通话丰富。这也就是许多名人所说的：向人民群众学习生动活泼的语言。文学作品要反映某地的民俗和生活习惯，尤其要使用本土又别于他地的、描写该习俗的独特词汇；文学对生活的理解和反映是深入、细致和传神，方言的价值最能得到体现。而且，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载体，但如果方言只是同乡之间私下交流的工具，其文化载体的功能也必然会日渐衰退。因此，如何借方言小说，让地域文化通过鲜活的语言得以继续流传，则不仅是方言的生命力所在，也是维系地域文化的命脉所在*参考《论方言传播的魅力》陈悦，价值中国网，2009-08-04。。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方言》杂志前任主编张振兴坦言，“我认为叙述语言也可吸纳方言。普通话和方言其实是分不开的。《现代汉语词典》里收录的很多词条不都是方言词吗？普通话不也正是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吸收其它方言而形成的吗？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方言才是真正的语言，反而普通话是一种折中过的语言。”方言小说的价值更在文学以外，比如语言学价值。“越是在方言式微的今天，方言小说越是显示出价值。当人们还在岸上讲解游泳姿势时，方言小说已经一头栽进水里，给了人们一个鲜活的案例。方言写作最能与地方风情匹配，就像苏州评弹或是粤语歌曲，虽然歌词我们听不大懂，但也能感觉到那种与音乐的契合。”[1]

虽然从晚清时期，总是有人抱怨《海上花列传》用吴方言写作，北方人根本看不懂。但是越是到了当代，《海上花列传》却越被文学界所重视，当成晚清小说的典范来研究。甚至被当成了外地人学习和研究吴方言的“语言教科书”。再说得远一些，在浩繁的古典小说、传奇中，大俗如《三侠五义》、大雅如《红楼梦》，所用语言清一色的京白，明代的《醒世姻缘传》用山东话，但是也并不影响它成为明清小说中的佼佼者。当一种方言真正消失的时候，方言小说甚至还将显示出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当若干年后，不再会说方言的孩子想知道当时方言是什么样时，老师可以对他们说，看看某某方言小说便知道了。研究关中方言的专家学者，大概可以据《田韩堡》窥探关中方言的真正风貌。如果要编一部《陕西关中方言词典》，大概这部小说也有重大参考价值。

而从史料价值看，小说中反映的众多国事、家事、农事、婚丧嫁娶、乡规乡俗等关中农村的生活，也都因为方言叙述的缘故，显得入木三分，真实生动。吸引我能够流利快速阅读的最大亮点,就是小说中的民俗生活场景。陕西方言的运用，典型地刻画出了田韩堡的世态人情,再现了关中农村日常的原态生活场景。书中娓娓道来的民俗生活成为了支撑作品的骨架。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小说不只是乡土文学，不是仅仅展现关中风情，也不仅仅描述了“文革”前后的关中农村一个小村庄的一群农民的生存状态，它也向我们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关中民俗文化，有史学价值。

三、以方言入小说，要把握好“度”

在2005年乌镇举行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研讨会上，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杨扬教授认为，“在普通话写作中，地方神韵往往不能被充分挖掘。方言的优势在于传递文化氛围，它让文化经验和语言表达结合得更紧密，这就拓展了文学表达的空间。想象一下，用京腔说上海的故事，是隔了好几层的，很难领会个中奥妙。而换作上海话表达，则会顺畅很多。”*参考2005年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创作研讨会上，评论家杨扬的发言。但是有个前提，方言不能成为阅读的障碍，否则会影响阅读面。

在《田韩堡》中，大量的关中方言固然增加了作品的韵味，但是即使同为陕西人，即使有农村生活的经历，我读这部小说也不是完全没有障碍，因为我不是陕西关中人，理解还是有一点障碍。有些短语比如“不准抽烟，把他的”，“明个让你做箱子，忘了上底”，“吃了次笨药了”等给我的感觉是，用普通话比用方言表达更好。比如“把他的”，如果换成“真是的”也许更传神。“上底”这个木工活中的术语，用方言理解起来难度就更大，遇过换成普通话表达，并不减弱其特点；而“次笨药”这个词，似乎换做“痴笨药”更为恰当。

不仅仅是以上几例，小说中还有大量的方言词语，都是按照方言发音写出来，而不是按照意义换成较为接近的普通话短语。这样做的意义，当然是见仁见智。从方言资源的保留来讲，固然有更大的价值，但是从小说的传播角度，却无法走得更远。因为这本小说对陕西关中之外的读者而言，读起来难度会比较大。几年前上海话的小说《书远堂六年记》交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时，先出的是普通话本，印了5 000册，而后再出崇明话本，只印了1 000册。因为对于方言版本能否赢得受众，无论作者还是出版方心里始终没底。这本书出版后，与上海崇明无甚渊源的学者们坦言崇明话本“读起来实在艰难”、“简直像是在读天书”，而上海的学者则称“论劲道，还是崇明话本更胜一筹，土得有味”。我想，耿祥先生的《田韩堡》出版之后，此类见仁见智的声音大概也不会少。比如老舍的小说，作家陈建功认为，儿话、双声叠韵以及语言的夸饰色彩只是京味的浅层表现，通过语言表现出的当地人思维方式可能更显出京味的精髓，也更值得小说家追求，比如北京人的幽默感，八旗子弟对自我处境的调侃。毕竟，无论是透着浓浓京味的老舍《四世同堂》、富有山西风情的赵树理《小二黑结婚》，还是运用马桥话的韩少功《马桥词典》、有着山东高密“猫腔”的莫言《檀香刑》等备受推崇的小说都不过是较多地应用了方言词语，尤其是地方俗语、谚语，至于情节叙事、绝大部分的人物对话、作家的旁白评论，使用的还是普通话。*参考2008年11月3日茅盾文学奖在乌镇颁奖仪式上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发言以及《文汇报》相关报道。这也是这些小说之说以能走得更远，被更多的读者所接受的原因。

如果一味地追求乡土而不顾及读者的感受，小说想要着力刻画的地方神韵也必将大打折扣。所以作家需在“好看”与“好懂”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怎样在保持地域文化特色、呈现方言韵味的前提下，使作家的方言写作被更广泛的群体接受，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如果对方言小说的追求不能把握好这个平衡点，则有可能陷入尴尬的境地。所以，耿祥先生如果能从这个角度出发，对文中方言再加斟酌，大约有些必要。

参考文献：

[1]范昕.方言小说，迂腐的坚持还是必要的担当[N].文汇报,2011-05-25.

[责任编辑张敏]

Dialect Characteristics in Geng Xiang’s Novel ——TianHanBu

LIU Ying-hui

(DepartmentofLiteratureandHistory,ShaanxiProvincialPartySchoolofTheCPC,Xi’an710061,China)

Abstract:Tian Han Bu, written by Geng Xiang, a native writer from Shaanxi Province, based on the local dialect, unfolded the political changes, local customs and ordinary people’s living conditions in a village of the eastern Guanzhong Central Plain in Shaanxi Province, so it is considered as a masterpiece with rural themes, high artistic standard and historic value. Its dialect reflected the rich regional culture and authentic local customs, having added its value to Shaanxi rural novels.

Key words:Geng Xiang; Tian Han Bu; dialect

作者简介：刘颖慧，女，陕西商洛人，陕西省委党校文史部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科研人员，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

收稿日期:2015-10-05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0300(2016)01-0068-04

【西部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