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忠

江苏省射阳县人民法院，江苏 盐城 224300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法治化措施

胡耀忠

江苏省射阳县人民法院，江苏 盐城 224300

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需要通过法治化的措施得以实现，其基本要义是通过劳动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劳动者和执法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制定法律、法规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科学性、民主性原则，使各方主体的利益要求都能得以充分的反映。同时，还需要通过严格的执法措施保障所制定的法律、法规能够得到充分的实施。最终形成亚里士多德所谓的良法之治，即“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

一、加强劳动基准立法

所谓劳动基准，是指“国家法律所规定的劳动条件最低标准，一般包括工资、工时、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女工与未成年工的保护等方面的内容。”劳动基准是劳动者宪法权利的具体化，体现对劳动者基本权利的保障。当前我国并没有专门的劳动基准法，有关内容散见于《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中。劳动基准是劳动执法的基础，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当前我国劳动者的生命权和健康权难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休假权遭受肆意侵害、劳动者的生存权不容乐观、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特殊保障权难以落实，因此建议制定单独的《劳动基准法》，如台湾地区就通过单独的《劳动基准法》一方面加强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另一方面作为劳动行政执法的依据。

二、加强劳动法中的反歧视立法

就业歧视现象还是在较大范围内存在。例如，小吴应聘教师岗位，但是小吴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因而被拒绝录用。教育局的理由是：他们都是孩子，能不能接受“艾滋病检测呈阳性”的人做自己的老师？但是小吴和他的律师认为，录用教师不能依照录用公务的标准来衡量应聘者。这个案例所反映的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劳动权保障问题。从公法层面看，公法层面的立法主要是《宪法》、《就业促进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这些立法对于就业歧视应该有所规定，具体来说，《宪法》应该规定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就业促进法》中应该进一步加入有关就业歧视的法律规定。除了需要将损害公平就业的行为列入法律规定外，还需要通过明确法律责任的方式，将就业歧视的法律责任明确化。唯有如此，才可以有效地增加就业歧视的违法成本，制止就业歧视行为。从私法层面看，就业歧视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人们的私权利，所以也可以从私法的角度来规制就业歧视行为。那么，如何在私法层面维护人们的权利呢？由于在就业歧视行为发生的当时，用人单位和求职者之间还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因此不存在劳动关系，彼此之间由于就业歧视而发生的争议也不能算作劳动争议。但是应聘过程在本质上是一个磋商的过程，所以求职者可以要求用人单位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理由是，求职者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经历和金钱参加应聘，但是由于对方的歧视行为而不能被录用，损害了求职者的信赖利益。

三、推进集体劳动关系法治化

集体劳动关系法治化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中心和重点，当前须以“劳工三权”为主导，发挥工会作用、推进集体谈判、规范集体争议，尤其强调劳资之间的对话与协商。“集体劳动关系又称团体劳动关系，通常是指劳动者集体或团体一方(通常以工会为代表)与雇主或雇主组织，就劳动条件、劳动标准以及有关劳资事务进行协商交涉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现实中的集体谈判关系、集体争议关系、职工参与管理关系等即属于此类关系。”在集体劳动关系管理中，劳资双方可以充分协商、充分博弈，只要不违反国家的强制性法律法规，双方可以就其权利义务事项任意安排。在这样的协商机制中，劳动者的意见可以得到充分表达，用人单位的一些要求也可以得到劳动者的谅解与理解，从而有助于和谐、融洽劳动关系的形成。

此外，推进集体劳动关系法治化，能够有效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劳资关系的平衡化。集体劳动关系是以工人团结意识的出现并成立自己的工会为前提形成的。工人只有通过工会这样的组织形式，才能够成为一支完整的社会力量。工会的出现改变了雇主对于工人的绝对优势，使劳动关系达到相对的平衡。工人成立工会主要是通过集体协商谈判来提高自己的劳动待遇，而工人的集体行动则是保障集体协商谈判的威慑手段。因此，劳动三权——即团结权、集体谈判权和集体行动权——作为劳动基本权，便成为集体劳动关系的核心权利，承认和保障劳动者的集体劳权，便成为集体劳动关系形成的基本要求和前提条件。集体劳动关系的法律规范因此成为劳动关系法治化的核心内容。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李培志.我国劳动基准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析[J].河北法学，2007(3).

[3]常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与劳动关系法治化[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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