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复活》儒家修身成人思想略论

2016-02-02朱保安

殷都学刊 2016年2期

关键词：克己朵夫力行

朱保安

（河南农业大学，河南　郑州　450002）

托尔斯泰《复活》儒家修身成人思想略论

朱保安

（河南农业大学，河南郑州450002）

托尔斯泰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其晚年代表作《复活》是他世界观巨变的结晶，淌溢着对“仁政德治”社会的企盼。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纯洁—沉沦—犯罪—复活的心路历程，诠释了中国先秦儒家内省、克己、力行等修身成人思想，对世人理想、目标的追求有一种警示作用，对实现人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现代意义。

托尔斯泰；聂赫留朵夫；儒家思想

一、托尔斯泰与中国儒家思想

托尔斯泰从19世纪80年代初开始接触中国儒家思想，其渐次形成的“托尔斯泰主义”无不淌溢着其道德理想与以孔孟精神为核心的儒家学说的深度结合。［1］

托尔斯泰首先研读的是孔子，他于1884年的日记中多处记载了研读儒学的心得。在托尔斯泰看来，了解了孔子的思想，其他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了。儒家学说无疑是全世界共有的财富，托尔斯泰为此还撰写了《论＜大学＞》、《论孔子的著作》等文章予以诠释。［2］［3］

托尔斯泰其次研读了孟子的“仁政”思想和“养心说”，认为研究孟子也是一件非常重要和非常好的事情，为此他还在其编辑的《读者园地》等小册子中多次评述过孟子的学说。［4］

在中国儒家思想对托尔斯泰影响的这一问题上，众多学者均持肯定的态度，比如，雷丛菁就肯定托尔斯泰的确受过孔子等儒家思想的影响，从1884年开始的二十多年里，托尔斯泰不但研读，而且多次编辑和出版过孔孟等哲人的著作或文章。［5］许海燕认为，托尔斯泰把中国儒家“仁”的思想视为永垂不朽的道德伦理原则，这促成了他道德自我完善思想的形成。［4］王景生也同样认为，托尔斯泰从中国儒家思想中找到了自己思想的支撑点，并期望以此“建立起人类向善的大厦来”，二者在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6］

俄罗斯汉学家嵇辽拉认为，与同时期研读中国儒家思想的普希金等民族文化精英相比，托尔斯泰对其从“正心”到自我修养的思想实质领悟得最到位和最透彻。［7］刘亚丁认为，托尔斯泰是19世纪俄罗斯的孔子形象最重要的塑造者之一，他视孔子为道德完善的楷模。［8］刘亚丁和李明滨都在对托尔斯泰翻译的《大学》、《中庸》等文章的分析后认为，托尔斯泰非但接受了中国儒家“修齐治平”等思想，而且更把其作为自己追求道德完善实践的理论指导。［8］［2］李明滨还认为，回顾托尔斯泰主义三要点中的“博爱”、“道德自我完善”，就可以发现“仁”、“省身”等中国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他进而以小说《复活》为例，认为托尔斯泰这套“道德上自我完善”的理论体系来源于孔子。［2］［9］张建华认为，“道德自完善”是托尔斯泰后期人生的一大目标，也是其作品的一大主题，并且在思想、行动和创作上积极付诸实施。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道：“什么也没有写，在研究孔子，而且非常好，吸取了精神力量。孔子—慎独的学说至今还在结出果实……”［10］韩惠俐认为，托尔斯泰在《忏悔录》中的忏悔与儒家曾子“吾日三省吾身”的修身实质是一致的。韩惠俐还进而分析认为，托尔斯泰的人生经历和其塑造的艺术形象聂赫留朵夫的经历，完全吻合中国儒家思想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和修身”的道德完善次序，印证了托尔斯泰对中国儒家思想的接受和阐释。［11］

中国儒家思想对托尔斯泰思想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尤其青睐儒家的“修身”行为准则，是现在学术界共性的认识。托尔斯泰主义及其晚年塑造的艺术形象聂赫留朵夫精神的成功“复活”和其艰难坎坷的历程，彰显了孔孟儒家思想对托尔斯泰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了儒家内省、克己和力行等修身成人的传统文化。

二、《复活》中的儒家修身成人思想

在儒家等传统文化诞生的先秦时期，先圣孔子据“为仁由己”孕育了涵盖自省、克己和力行等儒家修身成人思想，并由亚圣孟子、后圣荀子予以传承光大，期望实现人格的自我完善。按照启发-促进-认同-消化变形-艺术表现的发生路线来看，中国儒家思想启发和促进了托尔斯泰思想的认同和转变，最终塑造出了不朽的艺术形象聂赫留朵夫。

托尔斯泰缘于对一真实案件精雕细琢10年之久，六易其稿而杀青了晚年代表作《复活》，塑造了一个为既往过失而忏悔赎罪的公爵聂赫留朵夫，倾诉了对社会和人生的全部思考。在《复活》中，作为陪审员，聂赫留朵夫愕然发现被告席上所谓的“杀人犯”竟是昔日遭其诱奸、抛弃而后沦为妓女的玛丝洛娃。拨开尘封的记忆，聂赫留朵夫内心阵阵隐痛，进行了有生以来最痛苦也是最成功的一次“灵魂大清扫”，苏醒的精神渐渐战胜了兽性。于是他先是辗转探视玛丝洛娃，求其饶恕并决定向其求婚；接着聘请律师进行上诉；最后在上诉失败后断然放弃家庭、财产而随其来到流放地西伯利亚。尽管期间有过犹豫和彷徨，但他顽强地坚持着灵魂大清扫的苏醒而不断坚定其意念，践行了自省、克己和力行等修身成人思想，非但自己完成了从兽性向精神的转换，而且还带动玛丝洛娃从自暴自弃的沉沦区逆转上岸，共同实现了精神人的“复活”。

1.自省是修身成人的总体规划师

古往今来，世人皆能洞察他人缺点并予以剖析，而勇于省察自身缺点并揽责者甚少，更有力图推诿他人者。因此，孔子有感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大力倡导“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而且视自省与否为君子有别于小人的重要标志，“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12］

自省就是自我反省、自我评价、自我批评、自我调控和自我教育，是儒家修身成人的立志环节。自省的是人生新目标，“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12］如此反省自己，就像用多面镜子在映射自己，有助于规划自己。孟子传承孔子自省思想，更提倡“反求诸己”，只要努力达不到预期效果，都应反躬自问，好好检查自己，“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13］荀子主张“自省”与学习的有机融合，认为“知明而行无过”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博学而三省吾身。［14］而《复活》中聂赫留朵夫，恰恰就是通过艰苦的道德自省而最终实现灵魂复活的艺术典型。

在庭审现场，玛丝洛娃的悲惨际遇震撼了聂赫留朵夫的心灵，十二年来一直隐藏在其内心深处的残酷、卑鄙和恶劣的罪行渐渐浮现在了眼前。因此，回到家里以后，他的灵魂大清扫就开始了，他认为应该抛弃一切虚伪的和不合理的东西而重新生活。

托尔斯泰所称作的“灵魂大清扫”，其实质就是儒家的自省思想，是经常把堆积在灵魂深处而腐蚀思想的种种污垢清除出去的一种精神活动。但是，自诱奸玛丝洛娃而沉沦之后，聂赫留朵夫十二年来没有再进行过大清扫。因此，这次重启的“灵魂大清扫”加大了他的恐惧感，他发现与“精神人”的自己相比从来没有这样悬殊。

一般而言，解剖自己是一件既艰难而又残酷的事情，因此人们总是在企图永远逃避自己，逃避现实。［15］聂赫留朵夫也不例外，惊人的差距、肮脏的积垢，他惮于直视以至于将丧失“灵魂大清扫”的信心，认为自省和弃恶从善的尝试毫无结果，大家、人生无不如此，完全没有再试的必要。［16］但是，这次“灵魂大清扫”的动力太大了，完全激活了他内心深处“精神人”的细胞，他坚信凡是人能做到的一切最好的事，如今他都能做到。在这个问题上，托尔斯泰有着来自中国儒家思想的明确认识，他认为，真正的人是时时刻刻进行自我反省的人，只要敢于直视自己而让“精神的人”挺立在“兽性的人”之上，那就能拯救自己。历来评论家都尤为称道托尔斯泰表现心理活动的技巧，称道其掌握了“心灵的辩证法”，他能够获此殊荣儒家自省思想的影响与应用功不可没。

聂赫留朵夫“灵魂大清扫”的自省为他规划了人生新目标——要重新做一个“精神的人”，在之后精神“复活”历程中，他还多次进行“反求诸己”的自省，不断坚定其信念。在辗转探视玛丝洛娃的时候，面对精神死亡了的玛丝洛娃，聂赫留朵夫犹豫了；在风闻玛丝洛娃在医院同一位医生调情的时候，他有了她非但不感恩而越变越坏的念头，但最终都在自身找到原因后而意志更加坚定。

2.克己是修身成人的安全工程师

克己，就是克制和约束自己，严格要求自己，这是儒家修身成人的护航环节。“克己复礼”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命题之一，“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因此，儒家倡导人人都当以社会道德规范为克己的准则，“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反之则易酿害己贻亲之悲剧，“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显然，“仁”不是生而有之的，而是后天“克己”修身的结果。在孔子看来，因为对自己节制、约束而犯过失的事情就会少之又少，“以约失之者，鲜矣。”［12］在《复活》中，聂赫留朵夫之所以最终能够成功复活，“慎独”、“宽恕”等涵养的“克己”能力尤为关键，这彰显了中国儒家“为仁由己”、“克己复礼”等修身成人思想对托尔斯泰“博爱”、“道德自我完善”主义的影响，二者有着深刻的共性。

在庭审后的“灵魂大清扫”之前，聂赫留朵夫曾进行过多次类似的行动，往往自省之后也会通过写日记等形式给自己立章程、立誓言，从内心深处希冀由此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并称之为“翻开新的一页”。“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由于缺乏“克己”能力的保驾护航，在尘世的诱惑下，聂赫留朵夫每一次内省后的行动都无疾而终，甚至堕落得更深。比如，最有生气、精神最振奋和效果保持相当长久的一次是他到姑妈家消夏的时候，但随后还是堕落了；战争时期，他断然弃文从戎而甘愿以身殉国是其第二次“灵魂大清扫”后的规划，但不久就又一次堕落；辞去军职而毅然出国学画是其第三次“灵魂大清扫”后的规划，他断定自己有绘画天才，但七年后他又一次感到在绘画方面已经无法继续前进了。

每次自省规划的人生因克己不力无疾而终时，他也不断思考过“这到底是怎么啦”，他也不断抉择着“究竟怎样做是对的”，“精神的他”与“兽性的他”在作着抗争，但最终“兽性的他”占据了上风——“因为别人都这么做”，他看到上层社会的人们都是这样，做着一些低级趣味的事情：他们爱慕虚荣、唯利是图、挥霍无度、自私自利，这些与他从前的意志完全相反。所以他就跟着别人“低级趣味”了。从前的纯洁渐渐被泯灭了，取而代之的是肮脏的习气。

而这一次却不一样了。在监狱等待探视玛丝洛娃时，仅仅五分钟光景，他的心里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苦闷感，感到自己无能为力，感到自己和整个世界很不一致，他在精神上产生一种就像晕船般的很强烈的恶心感。但他很快就克制住而给自己鼓气，“我是来做什么的，还是要做什么。”［16］就这样，他完成了自省后的第一次探视，心中出现了一种新生后的胜利感和欢乐感。不过，这种心情当他风闻玛丝洛娃与医生调情时而又阴郁了起来，换成了一种恐惧感以至对她的厌恶感。但自省的他再一次克制住而决定不再离开她，并更加坚定了同她结婚的决心。

聂赫留朵夫“克己”的成功，也彰显了托尔斯泰“博爱”的主张。在托尔斯泰看来，人们不能或者难以宽恕伤害过自己的人，是“博爱”的最大障碍。也正因为此，他在《复活》中反复强调要永远和无数次饶恕人。

3.力行是修身成人的引擎

“力行”是先秦儒家自省、克己等成人环节健康有序开展的保证，是儒家修身成人的完成环节，是百炼成钢和完善人格的刚需，强调在严酷环境中日臻完善其人格，“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17］

基于“行义以达其道”的认识，孔子主张“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首创“听其言而观其行”的察人法，力推“言必信，行必果”、“言寡尤，行寡悔”等以“信”为核心的“力行”原则，力避“言过其实”、“躬之不逮”。［12］传承其“力行”思想，孟子和荀子又分别引入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准则“善”和“行”。孟子为其注入了“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新内涵。［13］荀子提出了“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行之，明也……”的知行统一、理论联系实际和“锲而不舍”等力行方法。［14］

在《复活》中，聂赫留朵夫饱尝了“灵魂的大清扫”“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的痛苦而最终实现了精神人的苏醒，［18］明确了重塑精神人的目标，坚定了从兽性人向精神人转变的信念。但这也仅是其完成人性本质转变的第一步，接踵而至的含辛茹苦方是灵魂大清扫的关键。聂赫留朵夫的心灵朝圣之路并非坦途，期间历经了四次反复与动摇，且每次都有无疾而终的危机感暗涌。

第一次动摇发生在庭审现场良心受到极大冲击而决心忏悔之后。聂赫留朵夫在法庭巧遇玛丝洛娃之后，重启灵魂大清扫而决定悔过，但同时也心存疑虑而犹豫，“又不光是你一个人，大家都是这样的，人生本来就是这样”，［16］但精神已苏醒的他，良心上饶不过自己，他知道不能因大家都这样而宽恕自己。

第二次动摇是在监狱里见到玛丝洛娃之后。这时的玛丝洛娃也已完全不是年轻时的样子，她已经没有了爱河。因此，对其而言，此时来探视的聂赫留朵夫只是可以利用谋得更多好处的众多男人中的一分子。［16］于是，她第一次与他相见就提出要十个卢布，而只是为了买酒喝。“这已经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女人了”，一切尊严的丧失昭示着以前的她已经死去。面对精神死亡了的玛丝洛娃，聂赫留朵夫犹豫了，“这个女人已经不可救药了。你这样做，无非是把石头拴在自己脖子上，自己淹死，也无益于别人，是不是给她一些钱，把所带的钱都给她，向他告别，从此一刀两断。”［16］不过，这种情况不但没有使苏醒的聂赫留朵夫后退，而且成为一种特殊的新的力量，推动着他去接近她，觉得他应该使她在精神上也苏醒过来。

第三次动摇是在他为玛丝洛娃的案子而到彼得堡活动之时。贵族圈子里各种生活让他感到清洁、舒适、方便，主要的则是人们在道德方面没有什么要求，过日子就特别轻松。这使他忽然对自己目前所做的一切感到怀疑：“我上西伯利亚去，这种做法好不好呢？我放弃自己的财产，这种做法又好不好呢？”“万一这一切都是我瞎想的，我无法这样生活下去，那就要后悔自己不该做好事了。”［16］他因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心里而出现了很久都不曾有过的苦恼感和绝望感。

第四次动摇是在他听说玛丝洛娃在医院同一位医生调情的事（事实上玛丝洛娃是冤枉的）之后。在聂赫留朵夫的潜意识中，自己是任何一个出身高贵的姑娘都乐意嫁给的贵族，但就是这么一个情愿做她丈夫的上流社会的人，她非但不感恩而越变越坏。既然这个女人已经无可救药，“我还有必要跟她拴在一起吗？她既干出这种事，我不是可以从此不管了吗？”［16］不过很快他就意识到这样做惩罚的将是自己，这种事非但不能改变而且只能增强他的决心，“我的良心是要我牺牲我的自由来赎我的罪，我已经下决心跟她结婚，哪怕是形式上的结婚，不论她流放到哪里，我都要跟她走，这个决心还是不能改变。”［16］在他的灵魂里，恶与善的感情、受了侮辱的自尊心与对这个受苦的女人的怜悯心激战正酣，欣慰的是最终后者胜出。

就这样，在以实际行动忏悔和赎罪的朝圣路上，虽然他有过一次次短暂的犹豫和动摇，有过激烈的内心搏斗，但每一次都是善战胜了恶。经历一次反复，他的力行心也就愈发坚定一次，终于完成了灵魂的“复活”。

托尔斯泰说过，只有返回其内心，坚守其精神本性，才能够足够强大，不容易被其他人和环境所熏染、裹挟，才能够避免接受错误的生命观而不能自拔。在《复活》中，“灵魂大清扫”机制及聂赫留朵夫“复活”历程诠释了儒家修身成人思想的价值。诚然，现实生活中，倘若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能够经常培育和涵养自省、克己、力行等道德修养，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1］彭松.托尔斯泰的道德理想和儒家学说［J］.兰州学刊，2007，（9）：44-47.

［2］李明滨.托尔斯泰与儒道学说［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5）：135-141.

［3］杨庆存.孔子“和”文化思想及现代启示［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143-148.

［4］许海燕.托尔斯泰与中国先秦思想家［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3）：92-95，81.

［5］雷丛菁.《复活》与《论语》的比较研究［J］.外国问题研究，1988，（1）：41-45.

［6］王景生.列夫·托尔斯泰研究中的比较问题［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5，（3）：13-18.

［7］嵇钧生.莫斯科的孔夫子嵇辽拉［J］.俄罗斯学刊，2013，（4）：69-78.

［8］刘亚丁.孔子形象在俄罗斯文化中的流变［J］.东北亚外语研究，2013，（2）：2-9.

［9］李明滨.托尔斯泰与中国文化［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3）：98-103，129.

［10］张建华.近代俄国知识阶层对东方和中国文化的认识［J］.学习与探索，2008，（1）：232-236.

［11］韩惠俐.长篇小说《复活》中复活的是什么？［J］.新闻爱好者，2011，（22）：138-139.

［1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