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棠主粤与广州城市近现代化

2016-02-02司徒尚纪许桂灵

岭南文史 2016年4期

司徒尚纪许桂灵

陈济棠主粤与广州城市近现代化

司徒尚纪许桂灵

广西防城人陈济棠，曾经是统治广东的“南天王”，治粤八年（1929—1936），成就斐然，获得广东人认可，被誉为“陈济棠时代”。并且在其离世半个世纪后，仍能得到邓小平的肯定和称道。1980年9月10日，邓小平对陈氏之子陈树柏说：“令尊治粤八年，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在怀念他。”[1]显示陈济棠为国为民做了不少好事，在旧中国广东地方史上享有崇高声誉。

本文力图从广东省会城市广州在20世纪20—30年代的城市性质、产业结构、功能、对外辐射和影响等向近现代化城市转变上与陈济棠治粤业绩相联系，以期证明，正是陈济棠主粤的政策、胆识、魄力、勇气、谋略和科学合理规划与实施，在当时广东相对稳定局势中，建设了一个近现代化广州，既能前承，更可启后，这是广州城市建设发展第一个黄金时期，非常值得反思和总结，当有助于当今广州城市规划发展。

一、广州城市原型

广州自秦汉建城，经2000多年不断发展，至清末民初，已建成为一座遐迩闻名传统大城市。这当时广州城市的原型，包括：

（一）政治中枢

广州历为岭南政治中心城市，至明代为广东布政使司和广州府治，以及南海、番禺县治。清因之，故方志称：“五岭以南，郡以十数，县以百数，幅员数千里，咸执秩拱稽受治于广州之长”。[2]民国成立后，广州为广东省省会。1918年10月，成立广州市政公所，1920年成立广州护法政府，编定广州市区。1921年2月15日成立广州市政府，直隶广东省，孙科为首任市长。192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故广州又有穗京之称。1930年1月，广州升格为特别市，直隶于中央，政区级别相当于省级。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设置的建制市，反映了近代气息，不但强化城市本身的治理，促进了市政建设和经济发展，而且改变了广东政治空间结构，形成了高踞于其他政区之上的政治中心，加快了行政指挥的空间进程，提高了办事效率，也推动了地区之间的政治结合。广州一经确定为全省行政中枢，对加速全省政治统一起了很大作用。另外，广州也由此成为各种政治力量活动中心。30年代以前，广州不断发生各种政治、军事力量反复较量事件，即因其为广东乃至华南，甚至一度为全国最大政治中心。故广州这种政治地位，无疑为后来崛起的的陈济棠独霸广东、主政一方奠定了坚实的政治舞台，陈氏即借此充当了一个威武雄壮的政治角色，撰写了治粤8年的政绩篇章。

（二）广州城建设和布局

明清不断修筑和扩大广州城，时广州城分属番禺和南海县管，无统一管理机构。据清同治《番禺县志》记载，全城属番禺县辖的街道有48条，而同期《南海县志》载，属南海县辖街有44条。两县共辖92条街，全分布在城内，并形成以今北京路为城市中轴线，奠定了广州城市发展基础。

明清以后，广州城市经济不断发展，广州地区在明代已扩展到城外，即今西关一带，后又开发海珠岛（河南）和东山一带，形成新街区。据载，清代有街道55条，番禺县属24条，南海县属31条，新城区为新兴商业区，[3]为富商居住，故时谚“东村西富，南富北贫”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这些街道皆按中国城市传统方格状布局，浅窄狭小，广州虽为商业大都会，但仍不能摆脱封建经济下城市形制和风貌。这也成为旧城改造的基础。

（三）工商业发展

组织内外贸易和商品流通是广州城市最基本一个性质、最重要一项功能，也是它的基本活动。1921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提出把广州建设为“南方大港”，也是世界性港口，广州不仅有集散国内外商品功能，而且也是一个巨大商品生产中心城市。1912年，广东有工业企业2426家，大部分集中在广州，不少是新兴工业，如机器缫丝、织布、橡胶、水泥、冶炼、火柴、机器制造、造船等，处全国先进地位。这不仅有官营，更多的还是民族工业，且工业往往与商业相互依存。商品零售业也很发达，与旅业相互关联互动。珠江河上疍艇，既捕鱼、运输，又从事餐饮、住宿，甚至色情业，造成广州畸形繁华。

（四）交通网络

广州得益于三江交会、（珠江）八口入海地理优势，水陆运输非常便捷。1903年广三铁路通车，1911年广九铁路全线通车，广州与香港联成一体，极大地促进珠三角这两个经济中心发展和互补；1900年开始筹办粤汉铁路，经30年反复和努力，后在陈济棠时代结束前全线通车。此外，以广州为中心水上交通在清末民初也呈良好发展态势。与广州有直接联系的珠江水系干支河流近600条，通航里程1.3万公里，在梧州西江中下游和珠三角地区，可通行500—1000吨驳船，这对无论民用还是军事运输都非常有利。至于海上交通，虽然战后广州港地位由于上海港、香港崛起而丧失战前地位，但仍不失为华南区最重要港口之一。

在民初社会动乱、军阀混战，外忧内患背景下，广州政治、经济动荡不安，民生困苦，始终不能摆脱衰微破败局面，广州仍是一座传统意义上的大城市。

二、陈济棠执掌广东

陈济棠在20年代以广东为舞台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斗争中出奇制胜，施展拳脚，扩大势力，夺取地盘，最后登上执掌广东军政大权的宝座，成为“南天王”，为治理广东、建设广东、造福广东奠定了强大的政治基础。

1929年初，陈济棠在国民党广东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执行委员。同年3月，国民党广西军阀李济深在南京被蒋介石软禁，随同李济深出发的陈济棠却抵达上海，接受蒋介石的任命，担任广东编遗区特派员，掌握了广东军权；并于同年6月担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组织部部长，掌握人事大权。这样，陈济棠一步一步掌握国民党在广东的党权、军权和广东省、广州市议会的控制权，从而完成了他政治上的南天霸业，直到1936年倒台。

陈济棠执掌广东之初，到处破败不堪，百业凋敝，人心浮动，是一个大烂摊子。陈济棠出于维护他统治广东的根本利益，采取一系列稳定政局、恢复元气的政策和措施。1929年，陈即提出“速谋建设，以回复地方元气”[4]的设想。但因其时粤桂战争和中原大战未止而未赴诸于行。直至1932年9月27日，陈济棠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提出并经西南政务委员会通过《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提议书》，包括建设“模范新广东”口号。“提议书”指出：“国民革命事业，策源于百粤。二十年来，百粤人民自献其生命财力，以效忠勤于革命运动者踵趾相接，其有造于党国，确为不可磨之事实”。如果今日仍“若非预先步骤，严厘方针，各本其牺牲奋斗之精神，一致努力，则所谓革命建设、人民权益，无所寄托，甚非本党革命建设之本旨”[5]。陈济棠希望通过经济建设以增强政治生机，“做成三民主义新广东”。[6]提议书内容涉及政治、财政、乡村、城市、教育、交通等方面，其中与广州城市相关者，提出“乡村建设、城市建设，须平衡发展，不宜偏重城市建设。”“物质建设、精神建设，须平衡发展，不宜偏重物质建设”；“为收容失业人员，在乡村应发展农业矿业，在城市应发展工业”；另对城市教育，提出广设职工补习学校，扩充平民学校，增设职业课程，教育职业化，学生劳动化，扩充大学文、法、政、经等学科，以及农矿工商等应用门类；在救济事业方面，提出多设平民医院，广设养老院、托婴所、收容乞丐，设义仓、公共饭堂、平民寄宿舍，设立公共坟场等；在交通方面，提出建设省道，整顿水运，经营航空业、长途电话，以及修筑江门至饮廉、广州至潮梅铁路，以及三水至梧州铁路等。[7]在实施这一施政计划过程中，陈济棠作过多次检查，并发表相应讲话。如1933年《三年施政计划是准备建设新广东的计划》，同年《林云陔在联合纪念周作关于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的报告》，同年5月30日《关于扶植商务以吸引侨商投资实业提案》；1934年2月4日《党员应切实协助政府实施三年施政计划》，同年7月《唤起民众协助政府推行三年计划》、《整理广州市政要抓人和法两要点》，同年8月《三年来本省施政状况》；1936年3月《绥靖、整理警卫队与三年计划执行情况的回顾》等。[8]这些讲话，清楚地说明陈济棠在统治广东期间，确实为改变广东政治、社会经济面貌作出不懈努力，并在这方面产生积极效果，特别在广州城市建设方面。

三、建设广州城市的成就

马克思认为“商业依靠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9]商品经济的活力，将到达它所发挥作用的一切地方，推动卷入商品生产地区的发展。列宁指出：“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的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10]一座近现代化城市应具备这些条件，即商品经济发达，文化事业发达，还有“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要的集中”。[11]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为评价广州是否达到近现代城市指明了方向。

陈济棠建设“模范新广东”最重要一项内容，即致力于使广州进入近现代化城市之列。1934年7月23日，陈济棠在《市府纪念周的讲话》中指出：“广州是革命策源地，中外观瞻所系，办理广州市政，不独应为全省政治的模范，而且应进而建立全国的模范，所以我们必须努力前进，实施三年计划。”他强调，“整理广州市政要抓人和法两要点。”对于前者，政治人格“必须操守好，态度好，养成廉洁的态度，亲民的态度。一切工作都为人民着想、事事设身处地，明白人情，才能熟揣人民利害，关切人民痛痒，替人民做兴利除弊的事情”。“第二是法的问题，政治制度不是死板的，如制度有未臻完善，自然要设法改良，总以便民为依归。比方办理自来水、电力的，必须注意供求适应，对于用户请求安装水管或电表，应迅速办理，不敷供应的时候，应设法补救。其他如土地局对市民声（申）请登记及工务局对于市民请领执照，均须设法迅速办理，使市民感觉快意便利。又如公用局对于发给司机执照等事项，应要慎重与敏捷，以免市民生命危险，及领照者有久候的麻烦。总而言之，政府和人民间一切办事的手续，如有不便利于人民的，都要使到便利于人民为止，否则令到市民失望，便失了为人民谋福利的宗旨。”[12]即使从文字上看，陈氏对广州市政府公务员操守要求，对市政设施的建设和运作等事无巨细，都了如指掌，由此可窥在其治理之下广州城市改革改变化之一斑。这主要反映在如下方面：

（1）制定广州城市建设计划。

1918年广州市政公所成立，即开始大规模拆城筑路，历时三年，完成了这一巨大工程，开辟了城内主要马路，广州开始达向近现代化城市。但一座近现代化城市不能没有科学合理的城市发展建设规划，故1929年，也就是陈济棠主政广东第一年，广州市政府即公布《广州市施政计划书》，可视为广州第一个城市规划方案雏形，虽然它还有很多不完善之处。1930年，由广州市工务局局长程天固编制《广州工务之实施计划》，提出广州城市建设计划，比前一个计划书更全面、详细地阐明广州的地志、旧城改造和新区建设，以及道路、港口、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等内容。1932年8月，广州市政府公布《广州市城市设计概要草案》，这是广州城市规划的第一部正规设计文件，包括广州功能区划分、市区道路干线，粤汉、广三铁路在广州桥梁、车站，以及机场、水厂、电厂、黄埔外港、白鹅潭内港、轮渡码头及仓库选址、布局等。1932年11月，又公布广州市道路系统图，确定道路系统为棋盘式，由此奠定了广州城市基本格局，并为后来继承、发展至今。

（2）扩宽或新开辟主要街道。

广州完成拆城墙后，即开展拓宽取直街道工作。结果是路网结构合理，街道宽阔，交通方便，全市面貌焕然一新，近现代广州街景得以形成。1929—1936年，拓宽或新辟街道凡42条，[13]约为清末广州92条街道的46%。据统计，至1936年，广州修建马路总长度达134公里。而同期广州全市内街街道有6000多条，皆纡曲狭隘，房屋极不整齐，有碍消防、交通和卫生。1930年开始整顿，规定最窄是2.2米，最宽是11米，先后完成整治、拓宽内街1350条。[14]这是一项巨大城市建设工程，为此付出资金、技术和劳动以至精神，难以估量。

这些街道建成，广州城区范围进一步扩大。作为城区扩大最明显的标志是骑楼马路分布变化。按骑楼为地中海式建筑，由欧洲人传入南洋，继在广州拆城时传入广州，因适合广州气候和商业环境，很快获得推广，成为广州标志性建筑，成为广州城市名片；并在广东一些城市推广，成为岭南建筑文化最有特色一部分。另外，这时竣工的中山纪念堂、中山图书馆、广州市府大楼、海珠桥等，都是广州著名建筑，今已成为国家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与陈氏和一批城市规划专家大胆吸收海外先进文化是分不开的。

经过30年代前后建设，广州新城市中轴线已经形成，即北自越秀山中山纪念碑开始，南下山麓有中山纪念堂、经广州市政府、中央公园、维新路（今广州起义路）、延至海珠桥通河南区，纵贯广州南北，将广州城区划分为东西两部分。且与广州今北京路传统中轴线一起，构成广州第二条中轴线，一直保护持到近几年广州天河区兴起，以广州大道为骨架广州第三条中轴线出现。它们构成广州三条南北向城市中轴线，代表了广州城市发展所经历的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历史时期。中轴线沿线文化遗址，成为广州城历史沧桑的见证。

（3）广州近现代产业兴起。

陈济棠时代，广州制造业和商业贸易成为广州经济支柱，是广州城市走向近现代化的基础和标志，也是陈氏主粤最灿烂一笔。

陈济棠利用1929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和广东半独立、相对安定的社会条件，广开门路，发动华侨，广泛筹集资金，吸收先进技术，网罗人才，大力振兴以广州为中心的广东近现代产业，主要是工业、商业贸易和交通运输业成就卓著，留下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可供后人借鉴和参考。

在工业方面，广州新兴行业和产品不断涌现。据有关统计，至抗战前夕，广州新建工业部门就有非金属加工、燃料加工、有色金属冶炼、金属加工、化学加工、建材、玻璃、陶瓷、橡胶、木材加工、纺织、缝纫、皮革皮毛加工、油脂加工、食品、食盐、印刷、文教艺术等159部门，产品有数十种。比较著名有西村水泥厂、广州泥城发电厂、增埗自来水厂、广州硫酸厂、协同和机器厂、市头糖厂、新造糖厂、冯强胶厂、西村肥田料厂、河南纺织厂、省营造纸厂（南石头造纸厂）等，皆达当时先进技术水平，形成旧中国广州发展的高峰时期，很多工厂保存到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广州现代工业更新改造的基础。

商贸是广州城市基本活动。陈氏利用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带来的冲击机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发展对外贸易，刺激了广州工商业发展。据统计，1928—1932年，广州口岸对外贸易约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5%左右，[15]多数年份入超，且平稳地发展，平均年增长157%，[16]远远超过前代。

外贸与商业相互促进，广州市场一片繁荣兴旺。1933年，广州民营商业银号达498家，分早、午、晚三市交易，其兴旺景象超过香港。至茶楼酒肆、商业网点、旅馆、戏院等遍布全市。1933年广州各行商店达2.2万多家，平均每50人一家。仅旅馆一项，1933达291家，广州成为中外商旅云集之地。1929年广州人口为81.17万人，1932年增长到112.26万人，三年间增加了38.3%。广州跻进百万人口城市之列，成为大城市。时有评论说：“外人初到广州游览，常叹广州近年物质之进步。盖高楼大厦、车水马龙，颇足眩人耳目。”[17]梁漱溟也大加称赞：“民国十六七年，兄弟曾到广州，现已隔七八年。现在之广州，与以前之广州又不同，码头增多，市面扩大，建筑物、汽车都日有增加。”[18]1934年，广州已有长途汽车线路15条，长途汽车公司15家，营运汽车121辆；市内公交线14条，总长124公里，客车532辆，脚踏车9380辆。广州呈现一派近现代城市景观，令外地人刮目相看。

陈济棠在戎马倥偬生涯中，深知交通运输作用，故十分重视广州交通网络建设。他说：“建设之要首重交通。欲现地方经济之盈虚，文化之隆替，民生之丰歉，莫不以交通之便否为衡。”[19]1928年，广东公路总长仅3850公里，至1934年已上升到1.34万公里，增长2.48倍，无论总长度和密度，都居全国第一，超过交通发达的山东和江苏。[20]这一公路网络，以广州为中心，其中东路分第一、二、三干线，打通汕头、潮州、梅州、惠州等地县交通；南路第一干线和琼崖环岛公路，使广州湾（今湛江）、茂名、徐闻、合浦、饮州等地公路增多，海口至三亚公路畅通；西路则建成三（水）四（会）公路、三（水）高（要）公路、高（要）德（庆）公路与德（庆）封（开）等公路；北路则修筑南（雄）韶（关）公路、韶（关）坪（石）公路、韶定（南）、韶（龙）南公路等。至1937年，广东省内有17条主干公路，326条支线，总长2.2万公里，[21]连结福建、江西、湖南、广西，广州成为省际公路总枢纽。铁路交通也步步逼进，1936年，粤汉铁路全线通车，并与广九、广三铁路连网。加上已投入使用潮汕、新宁铁路，广州在华南铁路网上处枢纽地位。

内河向为广州主要交通方式，无论长行渡或是横水渡都辐辏广州。1932年广州港务局成立，改善河道管理；至1935年，省内各江通航里程达3000多公里，广州是最大客运中心，通西江、北江、东江和三角洲网河各埠，全省有17640艘民船日夜穿梭于各水系河道，加速城乡物资交流。

航空运输兴起较晚，但甫一起步，即呈良好势头。1932年，陈氏成立民国航空公司，次年设广东民用航空公司，后联合广西发起西南航空公司，开通广州至海口、梧州、南宁、桂林、柳州、龙州、北海国内航线，以及广州至河内国际航线，促进各地物资和商务往来。

（4）奠定广州现代教育基础。

陈济棠作为一位军政人物，同样致力于教育事业。他说：“教育是立国张本，是永久的事业。……今日的教育问题，是我中华民族的生死问题。”[22]又说：“世界上没有教育不发达的国家，能够进步的。”在他制定“三年施政计划”中即体现了这一教育思路。这包括：一是推广义务教育，拟三年内解决200万名失学儿童复学问题；二是扩充中等教育，在广东增设省立中学，各县也增加中学班数；三是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就业素质，解决就业问题；四是推广师范教育，培养各类师资；五是增加高等教育，“以造就专门人才”。除在广州东郊新建中山大学校园外，决定设立广东勷勤大学的工学院、师范学院、商学院，筹办省立农业专科学校、水产专科学校、美术专科学校、音乐院和编译馆；补助私立大学；选派优秀学生出国留学等；六是推行社会教育，提高人民知识、道德，补学校教育之不足。这些教育政策和措施，很快见效。在陈氏主持期内，全省普通小学由18964间增加到22754间，增长19%；学生人数由109.8965万人增至146.9406万人，增加33%；中学由205间增加到299间，增长46%，学生由4.5万人增到6.1423万人，增长36.5%；高校学生从4000人增加至5000人，增长25%。此期间，广州即有中山大学、广东法科学院、岭南大学、国民大学、广州法学院、广州大学、光华医学院、夏葛医科学院，以及美术、铁路、中医学校等，广州成为南中国一个教育重镇，在近现代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

（5）延揽人才，保障广州经济社会发展。

在陈济棠时代，广州即汇集了一大批各个领域时代精英，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为建设广州大城市，功不可没。

陈济棠面对广州建设各项难题，除筹措资金、技术外，同时十分重视人才，果断地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延揽、重用知识分子，使之有职有权，并获得优厚生活待遇，从而保障他建设广东的三年施政计划落实在坚实的智力基础上。而从实际效果看，陈氏这种理念和决策，他的前任主粤者无一人出于其右。恰如留英美硕士、博士学位获得者，时任韶关飞机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新中国成立后任华南工学院院长的罗明燏说，陈氏“治粤期间，很重视知识分子，只要是专家或有一技之长者便提拔重用”，让他们“掌握工业中各部门的经营管理大权，使他有职有权，充分发挥才干”，“并在生活上给予优厚的待遇”。[23]在这些政策吸引下，大批留学生远涉重洋，回归广东效力，包括石井兵工厂副厂长邓演存，留美硕士南石头造纸厂总工程师陈丕扬，成为广州硫酸厂、饮料厂、新造糖厂技术骨干的留美专家谢吴明，留法建筑师林克明负责设计了中山图书馆、广州市政府大楼、中山大学石牌校区多座教学大楼及任中山纪念堂建设委员会顾问、海珠桥设计监理等。从美国学成归来林士祥，不依靠外国技术人员建成广州电解厂，另有水泥厂工程师黄肇翔、邓鸣仪、刘鞠可、林业，硫酸厂黄炳芳，肥料厂陈宗南、方宁赞，饮料厂陈国机、余骥，无烟药厂梁卓严、司徒灼，纺织厂王福卫，造纸厂刘宝琛、赵帝森，以及省建设厅、市公用事业局、省农业局等都有一批这样技术精英，支撑着这些新兴企业事业的建设和发展。特别是番禺黄埔村人冯锐，在内地多所大学毕业，留学美国获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在陈氏时期出长广东省农林局，在发展广东甘蔗种植、加工等方面甚有建树，为陈氏赏识和重用。也因为如此，在陈济棠倒台后，冯锐为蒋介石下令捕杀，成为蒋陈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此外，陈济棠还巧妙地利用世界经济危机机会，大量引进外国（区）工业设备和原材料，装备落成企业，使之很快投产，效果斐然。如陈氏从菲律宾、爪哇、台湾地区引进多个优良甘蔗品种，广种于广东，甘蔗和糖产量大幅度增加，民受其惠。陈氏又引进机器榨糖，时属创举，以后使用不辍。

（6）尊重传统文化，提倡尊孔读经。

在广东局势相对稳定、社会经济逐步发展背景下，陈济棠也十分尊重传统文化，认为“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有独立的文字，重和平，崇仁让，有历来相传的美德。”[24]在行动上，大力提倡尊孔读经，掀起“广东复古运动”。但抵制行为也不在少数，故这一运动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同时，陈氏又积极支持“国有文化”研究，在广州成立“明德社”学术研究机构，以阐扬国粹，改造人心。为此，办报刊、开演讲、设研究班、出版各类丛书等，轰动一时。不管其目的如何，这对梳理、保存传统文化，也有积极一面。当然，陈氏在这一运动中，还以文化判官面孔，干预妇女服饰和涉及男女公共活动，批评工农商学政军界病态心理，以达到改造心理之目的。这在某种意义上说，也不无进步意义。这对活跃广州等城市文化氛围，也有促进作用。陈氏也深知利用广播来达到教化、宣传和娱乐目的。广州自1927年起筹备广播电台，1929年5月6日正式播音。1934年8月，广州广播电台工作人员多达348人，每天播音6小时，使用广州话、国话和英语播音，[25]这在全国城市并不多见，这也标志着广州不仅在物质文化上，而且在精神文化各方面，正一步步地向近现代化大城市迈进。

认真梳理、总结陈济棠治理、建设广州城市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今天制定广州城市发展规划和战略，实施城市建设、布局有关项目，都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同时，这些历史事实，也是正确认识和评价陈济棠主粤其人其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事实。

注释：

［1］［17］［18］［19］［24］《羊城晚报》1982年9月22日报道，转见肖自力：《陈济棠》第297、343、322、36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

［2］清光绪《番禺县志》卷10。

［3］［13］陈代光：《广州城市发展史》第119-120、133-140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

［4］陈济棠：《敬告民众书》（1929年5月），《广东党务》第8期。转见钟卓安《陈济棠》第156页。暨南大学出版社/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00。

［5］陈济棠：《广东三年施政计划提议书》（1932年9月27日），转见同［4］第157页。

［6］陈济棠：《三年施政计划是准备建设新广东的计划》转见同［4］第157页。

［7］［12］广东省档案馆：《陈济棠研究史料》（1928—1936）第139-141、274-275页。广东省档案编印，1985。

［8］参见［7］第137、155、158、222、274、281、347页。

［9］［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57页。人民出版社，1965。

［10］《列宁全集》第19卷和第264页。人民出版社，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