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鴻

南北朝時期的氏族之辨
——從《南齊書·高逸傳》“民族弗革”一語説起

胡 鴻

一

《南齊書·高逸傳》載顧歡與人辯論佛道二教異同，説道“今諸華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濫用夷禮”。*《南齊書》卷三五《高逸·顧歡傳》，北京： 中華書局，1972年，第934頁。至21世紀初，遂被學者發掘，認爲這是“民族”一詞在我國古代的最早用例，*邸永君： 《“民族”一詞見於〈南齊書〉》，《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第98— 99頁。此説流行甚廣。然而中華點校本校勘記曰：“‘民’，南監本及《南史》《册府元龜》八百三十作‘氏’。”*《南齊書》卷三五《高逸傳》校勘記[三〇]，第950頁。這處版本與他校共同的異文不應被忽略。南監本時代較晚，《南史》又是成於唐代的他書，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册府元龜》的異文。《册府元龜》卷八三〇所引顧歡之論，字句詳於《南史》，除少數異文外全同《南齊書》，故其所録爲《南齊書》可以無疑。今中華點校本《南齊書》所據底本爲百衲本，而百衲本所影宋本即傅增湘雙鑒樓所藏“宋刻宋元明初遞修本”，*尾崎康： 《正史宋元版の研究》终章《正史宋元版書誌解題》，東京： 汲古書院，1989年，第390—392頁。其文本乃北宋中期曾鞏等校訂，完成於治平二年(1065)。*傅增湘： 《藏園群書經眼録》卷三《史部一·南齊書》，北京： 中華書局，1983年，第210—211頁。北宋刊本早已不存，南宋紹興年間在四川眉山重刻，是爲“眉山七史”之一，*晁公武撰，孫猛校證： 《郡齋讀書志校證》卷五“正史類·宋書”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84頁。而今所據宋本更是50年後浙中復刻之本。*張元濟： 《校史隨筆》“宋書·蜀大字板在南宋時入浙”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 40頁。黄永年： 《古籍版本學》第五章《宋刻本》，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88頁。另一方面，《册府元龜》於大中祥符六年(1013)編成，比之曾鞏校訂《南齊書》，仍早了半個世紀，而今所見《册府元龜》含有卷八三〇的殘宋本(現藏於日本靜嘉堂文庫)也是南宋中期於眉山刊刻*參看《宋本册府元龜》影印説明，北京： 中華書局，1989年，第1—3頁。，與浙本《南齊書》約略同時。在此意義上説，《册府元龜》所引《南齊書》異文是很有參考意義的。

結合當時的語境來看，此處原文極可能是“氏族”。其證有三：

第一，“民族”連用除此一例之外，在古代文獻中極爲罕見。南齊時代以至整個魏晉南北朝，僅此一例，孤證難立。而“氏族”是當時最爲流行的詞彙之一，詳見下文。

第二，或有人懷疑此處原作“民族”，《南史》之“氏族”乃因唐代避諱“民”字而改。唐代避“民”字諱改字，從民之字改爲從氏，如“昬”改作“昏”；但“民”一般改爲“人”或“甿”，或缺筆*陳垣： 《史諱舉例》卷八《歷代諱例》“唐諱例”條，北京： 中華書局，1962年，第147頁。，未見改民爲氏之例*浦起龍針對明刻本《史通》中“自遼而左，氏屬慕容”一句批評道：“‘氏’字當由‘民’字之訛。唐諱‘民’爲人，亦有信手忘諱者。因‘民’作‘氏’，豈復成語。”(劉知幾撰，浦起龍釋： 《史通通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78頁)可見在他看來，“民”因避諱改作“氏”是不可理解的。。避諱改字之説難以成立。

第三，古籍傳抄刊刻中“氏”與“民”二字因字形相近而易互訛*這兩個字的形近互訛，是在秦漢時代漢字隸變之後才經常發生的。參看黄文傑： 《氏民辨》，收入《容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96—708頁。。多數情況下是民訛作氏，因爲減筆比加筆更容易發生，然亦間有氏訛作民的例子。如《周禮注疏》卷二十“春官小宗伯”條鄭衆注“九皇六十四民”，其中“六十四民”即爲“六十四氏”之誤。*清人張宗泰已有詳論，參看張宗泰： 《質疑删存》卷上“小宗伯注六十四氏氏誤作民解”條，吴新成點校，北京： 中華書局，1988年，第25頁。

二

如上所論，“民族弗革”的文本已是疑問重重。然而，顧歡的這段文字既是以華夷之辨來論證佛道異同問題，那麽此處的“氏族”或“民族”是否具有現代意義上民族(nation)或族群(ethnic group)的含義呢？然所謂現代意義的民族和族群定義也紛紜複雜，難以簡單概括，不妨先來確定顧歡的用法。

顧歡所處的南北朝時代，是譜牒之學極爲發達的時代，《隋書·經籍志》著録的題爲《百家譜》、《姓族譜》、《諸姓譜》等書籍就有數十種。*《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北京： 中華書局，1973年，第988— 990頁。鄭樵有一段很好的概括：

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歷代並有圖譜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譜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狀者則上之，官爲考定詳實，藏于秘閣，副在左户。若私書有濫，則糾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則稽之以私書。此近古之制，以繩天下，使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譜系之學，家藏譜系之書。*鄭樵： 《通志·氏族略第一》“氏族序”，王樹民點校，北京： 中華書局，1995年，第1頁。

家世門閥是當時重要的政治和文化資本，故而氏族之辨就成爲社會精英們極爲關注的事。氏族之辨所辨何物？《宋書·宗越傳》載：

本爲南陽次門，安北將軍趙倫之鎮襄陽，襄陽多雜姓，倫之使長史范覬之條次氏族，辨其高卑，覬之點越爲役門。……出身補郡吏。……元嘉二十四年，啓太祖求復次門，移户屬冠軍縣，許之。*《宋書》卷八三《宗越傳》，北京： 中華書局，1974年，第2109頁。

宗越被定爲“役門”，也就是被排除於士族之外，於是只能從雜役之類的“郡吏”出身。他因軍功得以擢升之後，念念不忘的是恢復“次門”即“次等士族”的家格。可見，在九品官人法行用的時代，氏族之辨首先是解決高卑貴賤的問題，它直接關係到當事人及其後代的仕宦前途。而對高卑貴賤的判斷依據，又是其祖先的仕宦經歷，於是不斷上溯以致於一姓始祖的譜牒便大量被製作出來。*中古譜牒的情況，參看陳直： 《南北朝譜牒形式的發現和索隱》，收入《文史考古論叢》，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18—230頁。陳爽： 《出土墓誌所見中古譜牒研究》，上海： 學林出版社，2015年。

中古時期，氏族之辨受到廣泛關注，以至成爲一種通行的常識，又成爲精英階層慣常的談資。如《北齊書》載東魏末期李繪出使梁朝事云：

與梁人泛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本出自黄帝，姓在十四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共車千秋分一字耳。”一坐大笑。*《北齊書》卷二九《李繪傳》，第395頁。

南北方士人引經據典地共同談論“氏族”話題，無疑是以雙方共有相同知識爲基礎的。又如《隋書·藝術·盧太翼傳》載：

(煬)帝常從容言及天下氏族，謂太翼曰：“卿姓章仇，四嶽之胄，與盧同源。”於是賜姓爲盧氏。*《隋書》卷七八《藝術·盧太翼傳》，第1769頁。

隋煬帝賜姓之際，不忘炫耀一下自己“氏族學”的修養。

此種士族的文化品位，影響甚至及於北方異族之人。十六國後期赫連勃勃爲自己改姓的著名詔書，就引用了當時流行的氏族理論和知識：

下書曰：“朕之皇祖，自北遷幽朔，姓改姒氏，音殊中國，故從母氏爲劉。子而從母之姓，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或以因生爲氏，或以王父之名。朕將以義易之。帝王者，系天爲子，是爲徽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永享無疆大慶。系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統，皆以鐵伐爲氏，庶朕宗族子孫剛鋭如鐵，皆堪伐人。”*《晉書》卷一三〇《赫連勃勃載記》，北京： 中華書局，1974年，第3206頁。

從北族政治傳統來看，這道詔書要解決的問題，其實是通過改姓區别開皇族和支庶，從而縮小汗位繼承人的候選範圍。*這一過程在北魏的表現，參看羅新： 《北魏直勤考》，原載《歷史研究》2004年第5期，後收入同作者《中古北族名號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80—107頁。但從表達形式來説，正是華夏傳統中的命氏理論爲此詔書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無獨有偶，遠在青海的吐谷渾首領葉延，也有過類似的言論：

又曰：“《禮》云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爲氏，吾祖始自昌黎光宅於此，今以吐谷渾爲氏，尊祖之義也。”*《晉書》卷九七《吐谷渾傳》，第2539頁。

現存有關吐谷渾的史料，多由他國使臣記録而成，這話大概不是直接出自葉延之口，但此種附會吐谷渾人不會陌生，很可能就出自其政權内部。

三

與吐谷渾及赫連夏一樣，拓跋政權自入主華北以來，也不得不面對此類社會觀念。由於拓跋集團自身的北族屬性，在南方純粹用來分辨高卑貴賤的氏族之辨，在北魏卻涉及了華夷的問題。因爲氏族之辨重視本氏族自五帝三代秦漢魏晉以來的長期履歷，按這一標準，塞外夷狄無疑是地位極低的。掌握政權的征服者適應和改造於己不利的社會觀念，經歷了漫長的過程，一些夾雜其中的人付出了流血的代價，比如崔浩。《魏書》曰：

(崔浩)大欲齊整人倫，分明姓族。……浩敗頗亦由此。*《魏書》卷四七《盧玄傳》，北京： 中華書局，1974年，第1045頁。

值得注意的是，《魏書》在此處所用的詞語是“姓族”。“姓族”一詞極少被用於南朝，而多見於北朝史料，“氏族”則是南北方都通行的。這大約是因爲孝文帝頒佈的改姓詔書，以法令形式規定了“姓”和“族”，但未提到“氏”：*在此之前的太和二年，有道詔書中寫道：“又皇族貴戚及士民之家，不惟氏族，下與非類婚偶。”(《魏書·高祖紀》，第145頁)這或許説明“姓族”這一新的法律詞彙當時尚未發明出來。

太和十九年，詔曰： 代人諸胄，先無姓族，雖功賢之胤，混然未分，故官達者位極公卿，其功衰之親，仍居猥任。比欲制定姓族，事多未就，且宜甄擢，隨時漸銓。其穆、陸、賀、劉、樓、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勳著當世，位盡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自此以外，應班士流者，尋續别敕。原出朔土，舊爲部落大人，而自皇始已來，有三世官在給事已上，及州刺史、鎮大將，及品登王公者爲姓。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來，職官三世尚書已上，及品登王公而中間不降官緒，亦爲姓。諸部落大人之後，而皇始已來官不及前列，而有三世爲中散、監已上，外爲太守、子都，品登子男者爲族。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來，三世有令已上，外爲副將、子都、太守，品登侯已上者，亦爲族。凡此姓族之支親，與其身有緦麻服已内，微有一二世官者，雖不全充美例，亦入姓族。五世已外，則各自計之，不蒙宗人之蔭也。雖緦麻而三世官不至姓班，有族官則入族官，無族官則不入姓族之例也。凡此定姓族者，皆具列由來，直擬姓族以呈聞，朕當決姓族之首末。*《魏書》卷一一三《官氏志》，第3014—3015頁。

從太武帝時期對崔浩“齊整人倫”的拒斥，到孝文帝改革時由官方來“分定姓族”，北魏政權和社會經歷了巨大的變化。這一最終的解決方案，是學習了南方以氏族高下決定仕宦的路子，所不同者乃確立由朝廷以至皇帝本人判定姓族高下之制，同時爲代北的各姓在原有的框架中找到了優越的位置，所謂“一同四姓”即與原華夏高門同等對待。這裏的姓、族是高下有别的兩等，此後“姓族”便成爲北朝社會中的主要身份尺度之一，其本質與南方的“氏族”並無不同。另外，慣用的氏族一詞在北方仍被沿用，孝文帝的這一行動在《魏書》一些傳中也被寫作“初定氏族”*《魏書》卷二七《穆子弼傳》，第674頁。、“辨天下氏族”*《魏書》卷五七《崔挺傳》，第1265頁。等，説明這兩個詞彙是可以混用的。

四

姓族與氏族兩詞的混用，很大程度上是因爲姓和氏的混用，這種情況從很早就開始了。古人早已注意到這一問題，唐張説論曰：

古未有姓，若夷狄然。自炎帝之姜、黄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爲之姓。其後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黄帝二十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異者姓殊，其後或以官，或以國，或以王父之字，始爲賜族，久乃爲姓。降唐、虞，抵戰國，姓族漸廣。周衰，列國既滅，其民各以舊國爲之氏，下及兩漢，人皆有姓。*《新唐書》卷一二五《張説傳》，北京： 中華書局，1975年，第4404頁。

鄭樵所論與張説略同：

秦滅六國，子孫皆爲民庶，或以國爲氏，或以姓爲氏，或以氏爲氏，姓氏之失自此始。*鄭樵： 《通志·氏族略第一》“氏族序”，第9頁。

顧炎武《日知録》有多條論及姓、氏族等，頗爲詳盡：

言姓者，本於五帝。……自戰國以下之人，以氏爲姓，而五帝以來之姓亡矣。*顧炎武撰，黄汝成集釋： 《日知録集釋》卷二三“姓”條，欒保群、吕宗力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75—1276頁。

戰國時人大抵猶稱氏、族。漢人則通謂之姓，然氏族之稱猶有存者。……姓氏之稱，自太史公始混而爲一。本紀于秦始皇則曰姓趙氏，于漢高祖則曰姓劉氏。*顧炎武撰，黄汝成集釋： 《日知録集釋》卷二三“氏族”條，第1278—1279頁。

現代學者岑仲勉的總結則更爲簡潔明了：

中邦古禮，姓以統氏。姓，百世不變者也；氏，數世一變者也。氏同姓不同，可婚；姓同氏不同，不可婚。……炎劉既興，混氏於姓，夫於是姓氏之别湮。*岑仲勉： 《元和姓纂四校記自序》，收入林寶撰，岑仲勉校記： 《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北京： 中華書局，1994年，第7頁。

雖然流俗中姓氏早已不分，但“姓以統氏”的觀念始終未被士大夫們徹底忘懷。尤其當華夷關係緊張時，整理姓氏源流的動機也會隨之增强。顧炎武的特殊處境，讓他對此非常在意。朱元璋洪武元年詔書，曾宣稱蒙古人改漢姓“非先王致謹氏族之道”，令改正之。顧炎武對此大爲贊許，並批評明中後期給韃靼等賜姓的做法是“徒誦用夏變夷之言，而無類族辨物之道”。*顧炎武撰，黄汝成集釋： 《日知録集釋》卷二三“二字改姓一字”條，第1301—1303頁。他還説自己有撰述姓氏書的志向：

愚嘗欲以經傳諸書次之，首列黄帝之子，得姓者十二人；次則三代以上之得國受氏，而後人因以爲姓者；次則戰國以下之見於傳記，而今人通謂之姓者；次則三國南北朝以下之見於史者；又次則代北複姓，遼、金、元姓之見於史者；而無所考者别爲一帙。此則若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而望族五音之紛紛者皆無所用，豈非反本類族之一大事哉。*顧炎武撰，黄汝成集釋： 《日知録集釋》卷二十三“姓氏書”條，第1293頁。

岑仲勉在上引《自序》開篇即云：

姓氏之不知，民族烏乎立？先進之國，類皆置重譜牒，凡以嚴内外之防，明種族之别也。*岑仲勉： 《元和姓纂四校記自序》，第7頁。

在失去了分别貴賤的功能之後，辨别姓氏源流的主要目的變成了“嚴内外之防，明種族之别”。之所以具有此種功能，是因爲“姓以統氏”，氏可歸並到姓，而姓最終要上溯到五帝，尤其是黄帝諸子得姓者十四人的十二姓。不能完成上溯的，便是夷狄内入之姓氏，中古時期史書中已經注意到獠、羌等“無氏族之别”。正因此，在“氏族之辨”主要用於别貴賤之時，其中暗含的華夷之辨已經隱約存在了，敏感的拓跋燾因此而憎恨崔浩。顧歡也是較早覺察到這一點的，故將“氏族弗革”一語用於批評信仰佛教的華人。此種華夷之辨，是從血統入手的，若對應到現代概念，應歸入“種族民族主義”(racial nationalism)。近代中國持此立場者，首推清末的排滿革命派，如章太炎1907年在《中華民國解》一文中宣稱：“夫言一種族者，雖非銖兩衡校於血統之間，而必以多數之同一血統者爲主體。何者？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統而起。”*章太炎： 《中華民國解》，收入《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録初編》，徐復點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61頁。孫中山在1924年宣講三民主義之民族主義時，論造成民族者爲五大自然力，仍曰其中最大的力便是血統。*孫中山： 《三民主義》，收入《孫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 中華書局，1986年，第187頁。當然，民族定義的血統論在此後日漸被抛棄，讓位於文化論了。

最後不得不提一下與顧炎武處境相似的胡三省，他的那段著名感慨廣爲人知：

拓跋珪興而南北之形定矣。南北之形既定，卒之南爲北所並。嗚呼！自隋以後，名稱揚於時者，代北之子孫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資治通鑒》卷一〇八孝武帝太元二年魏群臣勸魏王珪稱尊號條注，北京： 中華書局，1956年，第3429頁。

胡三省親歷南宋被蒙古滅亡之事，終身不仕元朝，這段議論自有極强的代入感。然而就事論事，其中“氏族之辨”一語，字面所指應是南北朝盛行的“辨别氏族”的譜牒之學，*值得注意的是，胡三省的宋代，也是譜牒之學發達的時代。官修、私撰的各類譜牒數量衆多，著名的如歐陽修《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鄧明世《古今姓氏書辨證》、鄭樵《通志·氏族略》等，都對後世有深遠的影響(參看王力平《鄧名世與〈古今姓氏書辨證〉——兼談宋代姓氏譜牒學的發展》，《文獻》2006年第3期，第41— 49頁)。胡三省發出感慨時，這一事實也應在他考慮之中。而非廣義的華夷之辨。胡三省感慨的是，原本處於在貴賤、華夷雙重邊緣的代北雜類，其子孫卻在隋唐成爲時代的中心，南北朝士人汲汲於斯的“氏族之辨”，並未能阻擋這一“悲劇”的發生，果何益哉？

《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三十三輯

2016年7月，24— 3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