吝艺伟

（中南民族大学，湖北　武汉　430000）



壮族古壮字与汉字文化圈包蕴相通、共生共荣

吝艺伟

（中南民族大学，湖北武汉430000）

【摘要】壮族古壮字是孽乳仿造汉字的借源字，受汉字及以汉字为核心的汉字文化圈影响颇深。其仿造汉字的构字原则，从萌芽、成形、发展到逐渐弱化退出历史长河，这一路旅途无一段不与汉字交融共生，包含于汉字文化圈之中。在长期的交融过程形成了与汉字文化圈共生共荣的关系。

【关键词】古壮字；汉字文化圈；借源相通；汉壮交融

绪论

诸多少数民族仿效汉字，制造本民族文字，其中壮族的古壮字就是受汉字文化影响颇深的一种少数民族文字。笔者想以壮族文字为例，谈谈其与汉字文化圈的关系。但根据壮族文字的特点，有几句说明要写在前面。壮族语言原来没有统一的成体系的并具有普及意义的文字，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专家帮助搞的一套标音文字，是现在还在推广的壮文。但壮族支系多，语音差别大，以武鸣壮话为“标准音”的标音方式的所谓壮文，很难推广。历史上，壮族民间使用汉字字形记壮语音的文字，叫土俗壮字，也叫壮字和古壮字。土俗壮字未经统一。此外各人各地记音的文字有所不同，因而壮族称不上有统一文字的民族。但古壮字在民间使用很广泛，从古至今在壮族麽公经书和民间山歌唱本上还在使用。而且广西壮学学会专门编有《古壮字词典》一书。因此本文将古壮字作为壮族文字的代表，探讨其与汉字文化圈的关系并非没有意义的无用只谈。

本文讨论古壮字与汉字文化圈的关系，在正式讨论之前有必要明确何为汉字文化圈，何为古壮字，二者是如何发生渊源的。

一、文化圈与汉字文化圈

文化圈，①即文化传播形成的文化场，指具有相同文化特质、文化结构的文化群体所构成的人文地理区域。它通常由某一先进民族或国度组成中心文化丛，通过先来后到，先中间再两边的方式影响带动后来者与边缘者， 在核心与边缘的互动中逐渐形成。

汉字文化圈包括使用汉字或曾经使用汉字并传承汉字文化的民族与国家。汉字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是超越民族与国家的，是汉字文化发展在中国境内外传播的结果。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完成大一统。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集权政策，诸如“车同轨、书同文”等，成就了“天下同文”的伟业。汉字文化自此得以大规模地普及于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汉字便从汉族的民族文字逐渐发展为众族共享、多国采用的文字。②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字在产生发展的过程中都受到了汉字文化圈的影响，或借用汉字或仿效汉字。如水书，据考证与甲骨文造字体例颇为相似，部分字形甚至就是甲骨文或其他形式汉字体的倒写或旋转而成。西夏、契丹等族亦是借鉴汉字来创制本民族的文字。壮族的古壮字也是汉字文化普及潮流下对汉字进行借用与仿效的产物。下面介绍古壮字的来龙去脉及其与汉字文化的不了之缘。

二、何为古壮字

（一）壮族自源型文字——“刻划文字”的萌芽与枯萎

为了满足记事与交流，历史上壮族人民也曾尝试着以在劳动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为基础，创制本民族的文字。与其他文字的萌芽期相似，他们起初采用的也是类似于汉字“结绳记事”式的“刻画文字”③，主要通过用固定的物件做标记、在器皿上用图画或符号来记事等方式。这种文字一般是语言萌芽时期用来提示语言的文字，还不够成熟，并不能担当起记录语言的重任。追溯历史，壮族有记载的“刻画文字”也是壮族的创世史诗《布洛陀》最早出现在商周时期。《布洛陀》也称为sawgoek，意为本源书，即最古老的文字。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原始的壮文萌芽还没来得及发育成熟，就被淹没在先进的汉族文化潮流中了。唐宋时期，越来越多的壮族人接触并学习汉字之后逐渐发现汉字可以直接或部分借用来记录壮语，就像现在的二语习得者们用母语来标注目的语一样，壮族先民在构造本民族文字的过程中更是将这种方法发挥到极致，最初的直接借用发展到后来直接利用汉字部件重构新字，使本民族的文字变成了某种意义上汉字的一种变体。

（二）借源型文字——“古壮字”孽乳仿造、特色鲜明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沉淀，是民族灵魂的重要载体。一个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想要高效快速的建立或丰富自己的语言体系，最简单经济的方法就是参考借鉴现成的外族文字。由于历史上汉民族长期占据主流地位，汉字普及率高、汉字文化圈有着强大的向心力和吸引力等原因，借用汉字是我国诸多少数民族创制文字的重要途径。壮族和汉字文化圈中的其它少数民族一样，在创制本民族文字的过程中借用了大量的汉字来记写壮语。但尽管如此仍然不可否认，方块壮字具有其文字本身特有的属性，壮字读音用壮语来念，同时在形体方面既体现了汉字的形制特点，也反映了本民族的造字文化特色。

方块壮字字形基本与汉字相同，主要以形声字为主，左右结构居多。有趣的是方块壮字中，表示颜色的字大多用表示植物的“艹”作为形符，区别于汉字惯用“艹”表示植物草木，这可能是由于壮族衣物染料主要通过植物提取④；此外很多以“门”字为构字部件的字，大多代表了“堵塞、包围”使某物不能通畅等否定意义。具体而言，文字记录语言时可以从语音、意义、形体等诸多方面着眼，民族语言中的汉源字也不例外。不过承载语言含义的文字客体不同，情况亦相异。壮族古壮字中的汉源字具体是如何借来并使用的，具体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

谐音借用，借用汉字记写与本字音同或音近的壮语词；同义借用，借用汉字记写与本字同义的壮语词；谐音同义借用，借用汉字来记写与本字近音并且同义的壮语词。这类字所记写的基本上是壮语中的汉语借词或壮汉语的同源词。

此外还有通过“删除汉字的某些构件”、“结构变化”、“成分替换”、“重新组合”等方式进行改组借用的。值得注意的是古壮字虽然在造字的过程中对汉字进行了孽乳仿造，其中存在着大量的汉源字。但是其字读音、造字思维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自己的民族特色和思维习惯，是壮族人民的智慧结晶和劳动成果。综上，“古壮字”虽然具有孽乳仿造汉字的特点，但是也保留自己民族的特色，其字体字形在深受汉字以及汉字文化圈影响的同时也体现了本民族独特的思维习惯。壮族自古就是一个和顺的民族，比较少排他性，从善兼容，积极吸纳外来文化，古壮字就是向汉族学习的见证。从文字的交错使用情况也可以看出汉字文化圈魅力不俗、影响颇深。古壮字从萌芽开始就与汉字走上了同一条表意文字的发展道路，其后续的拓展、丰富、逐渐萎缩等都在汉字文化圈的影响下与汉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古壮字与汉字同步并行于壮族地区，甚至出现了壮字与汉字掺半的现象。民间一些书信中往往既有汉字又有壮字。

（三）“古壮字”的生存面貌及意义价值

方块土俗字产生的年代，学术界多认为自从唐代开始。汉字字形在唐宋时基本得以固定，汉字“六书”说尤其是“象形、指事、会意”对方块壮字的创制和后续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方块壮字最早被提及也是在这一时期。如扬雄《方言》、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宋庄禅的《鸡肋篇》等资料。⑥汉代扬雄的《方言》更是富有前瞻性地将古壮字与汉字进行了区分比较。如：“擎，牛也”、“虎巴，式八切，虎也”、“鱼巴，鱼也”。到了宋代，土俗字的运用更加广泛。到了明代，土俗字已成为壮族民间的书面文学用字。清初吴淇的《粤风续九》采录的便是今两广地区的民歌、民谣与谚语。其中俍、壮的“扇歌”、”担歌"和”巾歌”，即为壮族男女写在扇面，刻在扁担和织（绣）在花巾上的情歌。并以此为信物，相赠往来传情达意。⑦壮族土俗字在壮族的文化发展史上为本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发扬发挥了不容小觑的作用。

因此学术界一般认为，壮族的土俗字在唐代最早被描述，之后历朝历代逐步发展，明清时最为兴盛。初步搜集整理，壮族古壮字有大量的师公唱本、民歌抄本以及碑刻传世。壮族的许多传统长诗、神话故事也藉此得以保存。目前已将流传的土俗字集注成《古壮字字典》出版。

三、古壮字与汉字文化圈共生共荣、相得益彰

（一）研究古壮字音韵对于反观同时期汉语音具有积极意义。

对于方块壮字，我们可以利用其字符形体结构进行音韵研究。而考察古壮字的表音成分时可以用来反观其造字时代的汉语音，对于研究其同时代的粤方言历史以及中古汉语而言都是一个崭新的视角。⑧对于这一点，一些专家学者已然走在了前列，如黄必庄《古壮字和汉语音韵》和黄笑山《方块壮字的声旁和汉语中古韵母》这两篇借力于古壮字进行汉语音韵研究的论文就较为系统；又如陆锡兴《壮族使用汉字》篇，通过系统全面地分析字体类型，从字符的来源角度，勾勒方块壮字的形象，从而进行方块壮字的字形构造研究。最终初步为方块壮字系统地建构出了字体类型框架，不失为该领域研究的佳作。

（二）古壮字与汉字文化圈包蕴相通，构成汉字文化圈的南方分支

中国历史上长期的大一统，为如今五十六个民族亲如一家、和谐发展的大中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历史上的大一统与“书同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王朝的大一统中，“天下同文”功不可没。大音希声，文字如细无声的春雨，为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架构着桥梁，为民族文化的融合、各族人民精神的沟通、心灵的交流担当着纽带。各民族之间以汉字为中心的“书同文”为政令的传达和民间交流提供了便利和保障，而政治上的大一统和民族融合的不断深化又促进了汉字普及与传播的进程，使汉字在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过程中发挥了更大的影响力。这也是古壮字很多都是形声字的重要原因。

两千年以来，汉字文化的传播遍布海内外，汉字文化圈不但没有凋零衰退反而迸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周有光先生曾这样生动地描述道：如果画成一幅树形图，汉语汉字是树干，壮字和喃字是南方分枝，朝鲜文和日文是东方分枝，契丹字、女真字和西夏字是北方分枝，还有云、贵、川、湘、桂诸省的汉字式民族文字是西南的散枝⑨。这副形象的图景气势磅礴、丰满充盈，富有张力。这副图景也是古壮字与汉字文化圈，其他民族文字与汉字文化圈共生共荣、包蕴相通的图景。这种共生共荣的关系是对民族交融交流的文化体现，也是对汉字文化圈具有向心吸引力的见证说明。

四、结束语

中国几千年的文明能够绵延至今并仍然充满着蓬勃的生命力归功于很多方面。其中汉族文化的发达是基本原因，而汉字是文化传播和继承的重要载体。壮族古壮字作为壮族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同样为壮族文化风俗的延续与传承，壮族文明的进化与普及立下了汗马功劳。古壮字与汉字，古壮字与汉字文化圈的包蕴相融、共生共荣为汉壮两族人民沟通友谊提供了坚实的纽带，为祖国的大一统和整个中华民族的稳定、繁荣、昌盛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为汉字文化圈不断焕发出蓬勃生机持续注入着鲜活的动力！

参考文献：

［1］田惠刚.汉字与汉字文化圈［J］.语言文学（华夏文化），2003（3）.

［2］蓝利国.方块壮字探源 ［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

［3］李富强.壮族文字的产生、消亡与再造［J］.广西民族研究，1996 （3）.

［5］韦达.壮族古文字的文化色彩［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4）.

［6］李斌英，吴维.中华汉字对周边少数民族创制文字的影响［J］.黑龙江民族丛刊，1995（4）.

［7］周有光.汉字文化圈的文字演变［J］.民族语言，1989.

［8］冯天瑜.汉字文化圈刍议［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

［9］王彩.方块壮文构字法与理据性新探［J］.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

［10］张元生.壮族人民的文化遗产——方块壮字［M］.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中图分类号】J524

【文献标识码】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