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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助推中蒙文化交流新发展

2016-02-02顾元吉

中国民族博览 2016年4期
关键词:新发展中蒙文化交流

顾元吉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北京 100081)



“一带一路”助推中蒙文化交流新发展

顾元吉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081)

【摘要】蒙古国作为我国的友好邻邦,历史上两国文化交流与合作经历了确立和快速发展、停滞以及复苏三个时期,虽然经历了历史的阵痛,但冷战结束后,双方适时调整了对外政策,中蒙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后,各方面交流与合作取得巨大的成就。但是,由于两国的文化差异给双边关系的发展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所以,通过对中蒙关系中文化因素的具体分析,借助于“一带一路”推进两国关系的未来长远发展。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蒙;文化交流;新发展

我们知道“文化由经济所承载,经济则由文化界定和导引,文化的主要内容是就是对经济的意识,文化反映着经济矛盾,又支配经济矛盾中人的意识和行为,其主要作用就是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和导引”。本文仅以中蒙文化交流为主线,在客观审视的基础上,从文化冲突的积极因素、消极因素的双重作用进行一些分析。

一、中蒙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发展历程

一是转轨前中蒙文化交流与合作,蒙古国是最早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1949年10月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两国在各个领域开展了广泛的交流,发展和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随着中蒙经济及文化合作协议陆续签订后,两国在科、教、文、卫等文化领域展开了广泛的交流合作。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直到80年代初期,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中蒙两国基本上停止了交流与合作,并中断了往来,两国关系处于较为紧张的状态。20世纪80年代以后,东欧剧变和前苏联解体及经互会内部“经济一体化”的瓦解,使得中蒙关系发展进入“快车道”。两国恢复文化领域交流,以1983年11月蒙古国摔跤队应邀访问中国为开端,恢复了中断近20年的两国体育交流。随后中蒙陆续恢复了中断20余年的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领域交流,可以确切的说文化交流恢复和发展推动经济交流与合作。

二是转轨后中蒙文化交流与合作,20世纪90年代初,蒙古国政治上发生重大变局导致对外文化与合作发生变化,从1990年至今,双方陆续签订了《教育交流和文化合作协定》并按照两国政府教育交流协定互派留学生和教师,定期举办文化周、民族、民俗、宗教文化、摄影展览,并且合作开展研究旅游牧民墓葬及调查发掘工作以及两国的学术交流得到加强,而且蒙古国积极普及汉语教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蒙古国国立大学正式设立孔子学院。自此以后中蒙双方在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持续扩大,人员往来日益频繁,双方关系由睦邻友好、互信迈上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新台阶。

二、影响中蒙文化交流与合作积极因素

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是难以持续长久的,中蒙两国共同享有漫长的历史经历和文化资源,这是两国交流的力量源泉。早在“成吉思汗的始祖学儿贴赤那在7世纪带领着蒙古部离开额尔古拉河的密林西迁,到了额嫩河上游的不儿罕山(大肯特山)驻牧。”之后,蒙古原始民族就逐渐同中原大地上的其他民族通过贸易或战争开始了交往,随之伴随着文化交流。

由于地理环境的特点,我国很早就形成了农耕与游牧两大经济体。在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 之后,两大经济体第一次被置于同一个封建王朝的管理之下,成熟的文化相对比较保守,而处于“空旷结构”的文化则更具开放性,更易与其他文化相融合。蒙古民族的文化在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汇之时,往往采取包容和开放的心态。从元朝各民族人民共存共生、各民族文化多元共存、相互融合,各民族宗教自由发展,同亚欧各国商业往来频繁等各个方面都可以得到印证。

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在我国北方草原有一条纵深通向内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腹地到达莫斯科、圣彼得堡的驼道——茶叶之路。当年中国商人从南方采购茶叶汇集到归化今呼和浩特、张家口,然后以骆驼为运输工具,途径二连浩特、乌兰巴托、恰克图等地,带动沿线城镇、商业、加工业、服务业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形形色色的驼队商旅,操着不同的语言、信仰不同的宗教、承载着不同的文化,共同推动了这条贸易之路的繁盛。“三个舌头”的商人们带动了沿路的人们学习汉语、蒙古语、俄语,反映了民间社会密切交往的共同需求,是有利于建设中蒙草原之路的文化力量。

三、影响中蒙文化交流消极因素

当今,尽管中蒙之间在外交上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边交流与合作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中蒙在文化观念等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分歧,主要是有关蒙古国历史以及蒙古国与中国的关系问题。

首先,在蒙古民族文化形成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地理因素以及历史因素的影响,在蒙古民族文化中具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蒙古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对外关系受到中俄两邻国的较大制约,这种制约就成为国家安全实现的障碍。加之,历史上蒙古国在同两个较大邻国的关系中都曾经是一种被统治状态或者依附状态。

其次,中蒙发展关系时一直反复强调蒙古国和蒙古民族文化在历史上的独立性。中蒙文化的根本差异在于中国文化是一种“天下主义”主导的文化,而蒙古国文化是一种“民族主义”主导的文化。此外,在中蒙两国关系的发展过程中,蒙古国传统宗教与达赖喇嘛的关系对中蒙两国关系具有一定的负面作用,特别是达赖喇嘛未来可能对蒙古国的访问,将仍是中蒙关系中的一个敏感话题。

因此,在看到中蒙经济文化不断进步发展的同时,我们应客观认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只有慎重处理中蒙之间目前存在的问题,我们才能对中蒙两国的关系进一步发展做好铺垫,才能为中蒙经济文化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

四、推动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

近年来,随着中蒙战略伙伴关系的不断加强,推动着中蒙两国友好关系深入发展。特别是中国内蒙古与蒙古国国土相连、语言相通、习俗相近,开展文化交流合作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条件。中蒙文化交流是两国发展的力量源泉,必须把两国的文化交流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

一是提升文化与教育合作层次,全面加强地方之间交流。虽然两国之间文化交流取得很大成就,然而两国各级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却较少,现亟需各级地方政府来组织并推动文化以及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特别是要注重建立两国青少年互访交流机制,逐渐扩大规模,日益加深合作的深度与广度。这对推动中蒙两国单独友好关系、增强彼此互信、增加两国人民间亲和力等方面将产生十分深远的积极影响。

二是弘扬民族特色,深入推动中国文化在蒙古国的传播。美国和俄罗斯都在蒙古国建立了联合电视台,而中国却没有。因此,为了文化关系进一步发展,中国的文化部门多举措推动两国文化交流,民间积极主动加强文化交流,定期举办一些文化交流活动,同时开展多种多样的具有民族特色文艺和体育交流活动等,不断扩大双方文化的积极影响。

三是加强人员往来,促进中蒙旅游和文化交流。近几年来,除了很多蒙古学生希望来中国学习先进经验和管理技术之外,到中国做生意、购物、旅游的人也保持着逐年上升的发展态势。双方充分认识到旅游业发展的潜力十分巨大,因此,中国政府应鼓励和支持蒙古公民来华学习、旅游、购物,不论对于蒙古国经济、社会发展,还是对于中蒙关系的进步,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此外,今后继续加强扩大汉学和蒙古学研究、民族历史和传统语言、艺术和体育、新闻出版和影视剧节目制作、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高新技术、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及动物检疫、生态建设等领域交流合作。

五、结论

中蒙两国关系的发展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要维持中蒙关系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除了巩固政治、经贸关系发展之外,还要找准中蒙关系的历史、社会、民意等文化的因素,夯实中蒙关系的深层基础,“一带一路”不光是经济上推动了沿线的国家发展,不光是商品,重要是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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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作者简介:顾元吉(1988-),男,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人,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2015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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