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步机



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与中国苏维埃革命道路的确立

凌步机

提要：中共成立后，虽表示“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却未明确实现这一目标的措施。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在促成中共与国民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开展大革命运动过程中，不赞成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仍要求中共高举“国民党左派”旗帜。面对大革命运动失败惨痛教训，中共党内和共产国际内部要求打出苏维埃红旗的呼声日益强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毅然决定放弃“国民党左派”旗帜，在土地革命运动中打出苏维埃红旗。至此，斯大林终于同意让“中国同志自己去进行把苏维埃移植到中国的工作”。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遂蓬勃兴起。至1930年，经过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艰辛努力，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理论基本确立和形成。

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中国；苏维埃革命道路的确立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开展中国土地革命运动中，最终选择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走苏维埃革命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艰难选择。说它艰难，一是因为当时国共合作开展的大革命运动刚刚失败，中国共产党从血的教训中猛然醒悟，认识到中国土地革命必须走苏维埃革命道路；二是中共选择并确立这条道路，是奋力冲破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所设藩篱的结果。本文主要就后一个问题，即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与中国苏维埃革命道路的确立，做一历史考察。

一、中共第一个党纲虽表示“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却未明确提出实现这一目标的措施

苏维埃，俄文Совет的音译，意即会议或代表会议。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继承并丰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俄国工农进行革命斗争中，及时总结了1905年10月圣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的经验，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建立全俄工农兵苏维埃政权，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创造了无产阶级政权的崭新形式和崭新经验，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

1921年7月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在其第一个纲领中就宣布：“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可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毕竟理论准备不足，对中国国情缺乏足够认识。党的纲领中只是笼统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却没有明确提出实现这一目标的措施。1922年7月召开的党的二大，开始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经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不同阶段，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然而，在民主革命阶段，对于应不应该领导工农大众夺取政权这个重要问题，党的认识并不清楚，更谈不上如何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问题。

二、国共合作开始后，共产国际同意孙中山“苏维埃制度不合中国国情”观点

1922年秋冬，共产国际根据中国国情，开始酝酿推动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开展民主革命运动。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明确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同国民党合作是必要的，合作的形式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只要国民党实行客观上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国民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1923年1月1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577-578页。。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这个决议中，虽然强调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合作中应当保持自己政治上的独立性，却没有提及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更有甚者，1月26日公开发表的《孙文越飞宣言》中写道：“孙逸仙博士认为共产党组织，特别是苏维埃制度不合中国国情，因为中国没有使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成功的那些条件。越飞完全同意这个见解。”*周文祺、褚良如编著：《特殊与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1919-1991)》，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8页。

越飞是苏俄政府驻北京全权代表，他的意见，实际上获得过俄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的同意。也就是说，无论是俄共(布)中央，还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孙中山关于“苏维埃制度不合中国国情”的观点都表示出赞同态度。

共产国际的上述态度，决定了它必然将中国国民革命胜利完全寄托在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身上，也影响着中共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对革命领导权和苏维埃制度的认识。

三、陈独秀热衷于中共在国民革命中做“在野党”

受共产国际影响，中共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后，党的领导人既不去同资产阶级争夺对于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也不重视建立自己掌握的军队和政权。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提出了“二次革命论”，认为中国民主革命的结果只能是建立资产阶级政权，而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只是将来的事情。陈独秀一再声称，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是“在野党”，强调党“不可即有对于政权的尝试，我们同志不能加入政府组织”*《中央局报告(十、十一月份)(192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515页。。北伐军占领江西之后，有4名在北伐军中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人因工作需要加入了江西省政治委员会，受到中共中央的严厉批评，并被要求退出政府。江西的共产党人陈赞贤、师古隆、王环心、涂振农等4人受组织委派，分别担任南康、九江等县县长。他们依据党的纲领，在任上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惩治土豪劣绅，扫除社会积弊，帮助工农群众解除痛苦。这种由共产党员代表工农大众掌握政权的举动，本是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题中应有之义。然而中共中央却致信江西地委，斥责江西党的举动是“党中机会主义作官热的倾向”，要求江西党组织“对于以上严重的错误倾向必须急速纠正，这几个当县知事的同志，当立刻限期命令他辞职，如果过期不理立即登报公开开除”*《中央局给江西地方信——江西政府组织问题与国民党工作等》(1926年12月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468页。。在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湘、鄂、赣3省，有些地方的农民协会实际上已经夺取由豪绅地主把持的乡村政权，实现“一切权力归农会”，农民们已经提出建立乡村农民政权的要求。有些县还成立了由共产党员和工会、农协负责人及国民党左派代表组成的政务委员会或公法团联席会议，掌管全县政务。这种现象非常类似于俄国1905年10月后乡村农民自发建立的农民苏维埃组织。列宁热情支持这种组织，而陈独秀主持下的中共中央却认为：“乡村政权问题即是农民政权代替封建式的土豪劣绅政权问题。这种政治运动，在实际运用上，我们重在实际推翻土豪劣绅的政权而不必叫出农民政权的口号，以免除别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发生恐慌。”*《关于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578页。这无异于给农民的政权要求泼冷水。

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助长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嚣张气焰，导致国共合作的大革命运动遭到失败，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惨遭国民党右派杀害。

四、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关于中国苏维埃的论争

中国大革命运动后期，随着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气焰日益嚣张，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层围绕中国革命是继续走国共合作道路还是应当走苏维埃革命道路，发生了激烈争论。争论以联共(布)党内反对派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等为一方，以斯大林、布哈林等为另一方。

1927年4月5日，季诺维也夫向联共(布)中央提交了他撰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季诺维也夫认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由哪个阶级来领导农民的问题，中国的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农民；中国国民党在国共合作初期虽然多数成员属于左派，“但这个左派多数不领导党。领导党的是资产阶级右派少数”*季诺维也夫：《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摘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6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国民党的官方意识形态是孙中山的学说”，“孙文主义的三个主要口号众所周知，就是：‘1．民族主义，2．民主主义，3．国家社会主义(即民生主义——引者注)。’集中起来，它们形成一个模糊不清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很清楚，这种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绝不可能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已经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为基础”*季诺维也夫：《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摘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6卷，第4-6页。；国民革命军“是非常不纯的”，“国民军的指挥员大都不仅不熟悉工人，而且也不熟悉农民运动，他们是资产阶级和大地主。他们中有相当数量的人不久前还站在北方那一面。共产党人在军队为数很少。总司令蒋介石是右派，即国民党的资产阶级分子，而且已经一再证明自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敌人，是会背叛中国革命的人”*季诺维也夫：《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摘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6卷，第6-7页。；“国民政府直到最近都是将军们手中的工具”，“国民政府往往公开反对工农运动”；“在社会问题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常常推行的政策令人想起旧俄国的立宪民主党的政策。政府没有保证工人和农民在经济上得到实际改善。国民党的政治立法同样也是有限的并浸透着资产阶级的原则”*季诺维也夫：《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摘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6卷，第7-10页。。季诺维也夫认为，以上就是“国民党的真正本质”，而国民政府根本不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政府”或者是“四个阶级的联盟”*季诺维也夫：《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摘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6卷，第10-11页。。

季诺维也夫严厉抨击共产国际主导下建立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以非常含糊不清的条件加入到国民党里去的一个成分。她不能批评孙文主义这个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学说。”“在人民看来，共产党人要对国民党的一切行为，包括反对工农的行为，负共同责任，因为他们对国民党不作任何尖锐批评。在向群众宣传鼓动时，共产党人根本不以或者几乎不以人民的名义，不以本党的名义，而总是以国民党的名义出现。这样，在联系群众时，常常丧失党的共产主义的立场观点。尽管发生的事件规模巨大，共产党却没有自己的日报，或者根本没有影响广泛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报刊，虽然共产党在国民政府中已经有着部长的席位。没有共产党的日报实际上就是没有共产党的组织中心。总之，共产党变成了国民党的附属品”，而“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附属性，使党不可能履行对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义务”*季诺维也夫：《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摘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6卷，第14-15页。。在季诺维也夫看来，“中国共产党可以在以下条件下参加国民政府：1．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完全独立；她完全有自由进行鼓动、宣传、组织工作、武装工人等等。2．共产党完全有自由向群众批评国民党的不彻底的措施和错误。3．共产党本身和共产国际要非常严格地监督他们在国民政府中的代表。4．中国共产党人可以利用一切机会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并在群众面前捍卫这个口号，如果党认为这是正确的话。5．政府的立场应当是：‘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列宁)”。季诺维也夫认为：“没有这些前提条件，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就隐藏着巨大危险，并且可能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遭到毁灭。”*季诺维也夫：《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摘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6卷，第18页。季诺维也夫还认为：“在当前的军事和政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可以和必须留在国民党内，但为的只是积蓄力量、立即将群众吸引到他们的旗帜下、对国民党进行无情的斗争并竭力将他们赶出去和消灭掉”；“中国共产党必须公开宣告，她不再承担使她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受到丝毫限制的任何义务；她宣布她以前承担的这种义务现在无效。中国共产党必须发表宣言和散发传单，向人民说明这一宣告的理由。中国共产党必须立即创办一份日报。”*季诺维也夫：《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摘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6卷，第21页。

在中国要不要成立苏维埃政府？季诺维也夫认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已经谈到有必要在东方也宣传关于苏维埃的思想，并一有机会就成立苏维埃。在中国这一时刻已经来到。”他说：“只有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才能真正保证防止中国民族运动按照‘基马尔主义’发展。只有建立苏维埃才能保证和准备中国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只有建立苏维埃才会给整个运动以必要的推动力量，因为这使民族运动注入社会的内容。只有建立苏维埃才能为工人阶级领导整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创造一个较好的形式。只有苏维埃才能摧毁旧的资产阶级政府机构和开始建立新的政府机构，因为直到今天实际上还是旧官吏在进行管理。”*季诺维也夫：《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摘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6卷，第24页。季诺维也夫在文章中提出了中国苏维埃的行动纲领和关于农民的口号，认为：“中国共产党必须采取攻势，公开和广泛宣传苏维埃和上述纲领，而不让国民党有任何干扰。”*季诺维也夫：《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摘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6卷，第26页。

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证明：季诺维也夫关于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本质的分析，以及在国共合作已显露裂痕、即将破裂的时刻应在中国果断建立苏维埃的意见，是对的；而他反对中共与国民党合作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态度，过分夸大中共建立初期的中国无产阶级力量，明显是脱离了中国国情，是不切实际的“左”倾想法。

托洛茨基同样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主导下建立的中国国共合作统一战线进行了猛烈抨击。他根本否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性，根本否定国共合作开展国民革命的必要性，认为在国共合作政策下建立的国民政府根本就不是什么“四个阶级的联合政府”。托洛茨基主张应立即在中国成立苏维埃政权机构。他认为：“为要使革命发展到更高和更新的阶段，必须把受欺骗的群众拉回到自己方面来，唤醒那未觉悟的群众”，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立即停止执行国共合作政策，“无论任何人假若还……帮助那所谓四个阶级联合的政策，徘徊不前，就应该不客气地请他们从共产党中出去”，因为“群众所需要的只是革命的大纲和从自己队伍中组织与群众发生密切关系的为保证自己内部的战争机关，上层分子所组成的武汉政府是放弃这使命的，担负这种使命的只有工农兵苏维埃和劳苦群众的苏维埃才有可能”*托洛茨基：《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大纲》(1927年5月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6卷，第95-96页。；同时，“武装工农自然是很好的事，但必须有个很好的政策”，“谁来武装工农群众，谁来领导这武装的群众？……殊不知革命前途发展过程中只有苏维埃是事实上武装工农群众和领导武装群众的一种组织”*托洛茨基：《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大纲》(1927年5月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6卷，第96-97页。。托洛茨基还认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必须迅速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如果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革命，不在最近的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则工农代表苏维埃将要从舞台上退出而代以资本主义的制度。再等到世界革命在历史的路程上开一新阶段，则替资本主义制度以无产阶级专政方能实现。”*托洛茨基：《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大纲》(1927年5月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6卷，第104页。

托洛茨基的上述理论，明显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左”倾色彩十分明显。不过，他关于中国苏维埃道路的意见，有一定的合理成分。

面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指责和挑战，斯大林、布哈林等进行了批驳和反击。1927年4月21日，《真理报》发表了斯大林的《中国革命问题》文章。斯大林在文章中认为，中国的客观实际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或者是民族资产阶级击败无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共同进攻革命，以便建立资本主义的统治而结束革命；或者是无产阶级把民族资产阶级挤到一边，巩固自己的领导权，率领城乡千百万劳动群众克服民族资产阶级的反抗，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然后把它逐渐转移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上，并取得由此而产生的一切结果。二者必居其一。”斯大林认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和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这一专政的经验可为中国无产阶级有成效地加以利用)大大地促进了中国革命走第二条道路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共产党人的基本任务就是为中国革命的第二条道路的胜利而奋斗”*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联共〈布〉中央批准的给宣传员的提纲)(1927年4月2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6卷，第78页。。斯大林坚持认为，中国革命分二个阶段开展。“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在第一次北伐时期，当国民革命军迫近长江，节节胜利，而工人和农民的强大运动还来不及展开的时候，民族资产阶级(不是买办)是和革命一道前进的。这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这并不是说革命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没有矛盾。这只是说，民族资产阶级在支持革命时，竭力利用革命以达到自己的目的，限制革命的规模，使革命主要沿着争夺地盘的路线前进。这个时期国民党内右派和左派之间的斗争就是这些矛盾的反映。”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都认为，在这个时期内“必须执行把共产党保留在国民党内的路线”，应当“使国民党右派退出国民党或把他们开除出去”。斯大林说：“这条路线使革命进一步展开，使左派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和国民政府内亲密合作，使国民党的统一巩固起来，同时揭露并孤立国民党右派，使之服从国民党的纪律；如果右派服从国民党的纪律，就利用他们，利用他们的联系和他们的经验，如果右派破坏这种纪律并背叛革命利益，就把他们逐出国民党。后来的事件完全证实了这条路线的正确性”*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联共〈布〉中央批准的给宣传员的提纲)(1927年4月2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6卷，第78-79页。。这是斯大林对于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第一时期国共合作的评价和结论，基本符合历史事实，是正确的。

对于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斯大林判断说：“蒋介石的政变表示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国内反革命中心已经产生，国民党右派已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反对中国革命”，“表明革命已进入其发展的第二阶段，已开始从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转变为千百万工农群众的革命，转变为土地革命……这就是说，革命的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拥护进一步展开革命的人们和主张消灭革命的人们之间的斗争，将日益加剧，充满当前整个革命时期”*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联共〈布〉中央批准的给宣传员的提纲)(1927年4月2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6卷，第80页。。斯大林的这一判断也是正确的。

但是，对于中国革命在这个阶段该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路线，斯大林的观点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绝然相反。他仍然将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左派和武汉的汪精卫政府身上。他认为，“蒋介石的政变表明从此以后在中国南部将有两个阵营、两个政府、两个军队、两个中心：武汉的革命中心和南京的反革命中心”；“武汉的革命的国民党既然与军阀制度和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事实上将逐渐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关；而南京的蒋介石反革命集团既然脱离工农并勾结帝国主义，终究要遭受和军阀同样的命运”。斯大林因此得出结论：“由此可见，保持国民党的统一的政策，在国民党内孤立右派并为了革命目的而利用右派的政策，已不能适应革命的新任务了。这个政策应当代之以坚决把右派逐出国民党的政策，和右派作坚决斗争乃至在政治上把他们消灭干净的政策，把国家全部政权集中于革命的国民党、没有右派分子的国民党、作为左派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联盟的国民党手中的政策。其次，由此可见，左派和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密切合作的政策在现阶段上具有特殊的力量和特殊的意义，这种合作反映出国民党外渐渐形成的工农联盟，没有这种合作，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联共〈布〉中央批准的给宣传员的提纲)(1927年4月2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6卷，第80-81页。斯大林的这些认识和主张是错误的。

对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关于立即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府的主张，斯大林给予了驳斥。斯大林认为，“苏维埃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成立的，——苏维埃只有在革命浪潮特别高涨的时期才能成立”，换言之，斯大林认为现阶段在中国成立苏维埃政府的时机不成熟。斯大林还认为：“苏维埃不是为了空谈而成立的。苏维埃首先是作为和现存政权进行斗争的机关、作为夺取政权的机关而成立的……但在目前，例如在武汉政府活动地区内成立苏维埃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提出反对这个地区内的现存政权的口号，这就是说，提出成立新的政权机关的口号，提出反对革命的国民党(和左派国民党人结成联盟的共产党人也加入其中)的政权的口号，因为现时在这个地区内，除了革命的国民党政权而外，没有其他的政权”。斯大林认为，如果这样做，就是将中国革命的两种任务(一是成立和巩固现在革命的国民党所依靠的工农群众组织，一是成立作为新型国家政权的苏维埃制度以代替革命的国民党的政权)混淆起来了，就是不懂中国革命处于什么阶段，只会给敌人反对革命提供新的口实，因而斯大林的结论是：“可见反对派提出在目前成立苏维埃的口号是有利于中国革命的敌人的。”*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联共〈布〉中央批准的给宣传员的提纲)(1927年4月2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6卷，第82-83页。历史证明，斯大林的这个论断也是错误的。

五、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仍然要求中共高举国民党左派旗帜

1927年5月1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信。信中说：“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的派别活动，他们对中央政治局及其个别成员(布哈林、斯大林)的不能容忍的攻击、他们对联共中央的指责(说它在使中国革命遭到‘灭亡’)——所有这些事实不值得专门加以评论，因为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出对他们的正确评价，无须加以证明。”“联共中央确信……反对派要求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和实质上把国民党的领导权交给国民党右派的方针，则是拱手让出中国革命阵地，迎合取消派，不再让中国无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袖。”*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致共产国际执委会，抄送联共(布)中央委员和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256页。

斯大林的观点，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所接受。1927年5月18日至5月3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召开第八次全会，主要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斯大林在会上发言，再次阐述了他关于中国革命的论点。主持会议的布哈林在做总结发言时，也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并表示坚决支持斯大林的意见。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决议案对共产国际为中共制定的国共合作路线和政策给予充分肯定，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在革命的过去阶段中，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策略，完全是正确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1927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598页。决议案赞同斯大林的观点，认为：“武汉国民政府及左派国民党，就其主要的趋势看来，是城乡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革命联合之表现。虽然某个军官某派军官以及国民党‘左派’某个政治领袖某派政治领袖有继续叛变之可能——而且必然不可免——，但是阶级斗争的进展，必将调动群众；此外群众运动正是将来胜利之担保。”因此，共产国际执委会坚决反对中共退出国民党，认为“在目前的瞬间，无产阶级的政党恰要在国民党内，确定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固有的组织形式，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与农民合作的党。在目前的情形下，共产党——工人阶级的政党不能在国民党内取得领导作用，则无产阶级便不能在全国取得领导作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1927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603-604页。。

对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看轻武汉政府的意义，因此实际上否认它极伟大的革命作用，这种见解是错误的。武汉政府及国民党左派领袖，就其阶级成分而言，不仅代表工农及手工业者，亦代表一部中产阶级。所以国民党左派的武汉政府还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但它已经走到工农专政的路上；在阶级斗争中，如果无产阶级获得胜利，赶去了那些跟着资产阶级跑的人们，战胜了无数叛变之后，则武汉政府便必然发展到这个专政的方向去”。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武汉‘临时革命政府’的活动，是必要的。那个不主张参加，或对于此问题抱一种不定的怀疑的态度，他形式上很是‘激进革命’，但在实际上是重演一九○五年俄国少数党的错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1927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606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决议案中明确表示，中共“在目前提出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口号是不适宜的”，因为“在中国革命进展目前的阶段中，即刻成立工农兵苏维埃，必然被认为是两个政府，是推翻武汉政府的路线，是越过国民党这个群众的组织及国家的政权，直接拿苏维埃政权作为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1927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608页。。说明白一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此时反对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主要是担心与武汉国民政府及所谓国民党“左派”弄僵关系。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扩大会决议案在中共中央传达后，因中共中央领导层意见不统一而未得到贯彻。

1927年夏，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日趋反动，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宣布与中共决裂，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彻底破裂。事实证明，斯大林与共产国际对汪精卫武汉政府的判断和政策是错误的。面对这一新情况，斯大林于1927年7月28日撰文指出，中共在半年以前不应当提出“打倒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的口号，“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应不应当提出‘打倒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的口号呢？是的，应当，完全应当”，因为“现在国民党领导集团已因它反对革命而大丢其脸，使自己和广大工农群众处于敌对地位，这个口号一定会在人民群众中获得有力的响应。现在每个工人和农民都会懂得，共产党人退出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中央而提出‘打倒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的口号是做得正确的”*斯大林：《时事问题简评(节录)》(1927年7月2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6卷，第270-271页。。

那么，汪精卫武汉政府公开反共后，中共应不应该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呢？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现在没有完全失败，在一定条件下它仍然可能出现革命高涨时期。在当前条件下，“成立苏维埃”,可以作为中共动员群众的一个口号提出来。他说：“昨天，在几个月以前，中国共产党人不应当提出成立苏维埃的口号，因为这会是我们的反对派所特有的冒险主义，因为国民党领导集团还没有作为革命的敌人而使自己信誉扫地。现在，相反地，成立苏维埃的口号可以成为真正革命的口号，如果(如果！)在最近时期将有一个新的和强大的革命高潮的话。”*斯大林：《时事问题简评(节录)》(1927年7月2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6卷，第277页。但是，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新的和强大的革命高潮”暂时还没有到来，因此现在只“应当在广大劳动群众中间极广泛地宣传拥护建立苏维埃的思想”。他强调，中国革命“不要冒进，不要立即成立苏维埃，要记住只有在强大的革命高涨的条件下苏维埃才能兴盛起来”*斯大林：《时事问题简评(节录)》(1927年7月2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6卷，第277页。。

为使上述主张在中共得到贯彻，1927年8月8日，斯大林给在汉口的共产国际新任驻华代表罗明纳兹和加伦发出电报，指示说：“关于苏维埃的最近指示是这样：发动国民党左派群众起来反对上层；如果不能争得国民党，而革命将走向高潮，那就必须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并着手建立苏维埃；现在就开始宣传苏维埃”*《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9号(特字第97号)记录(摘录)》(1927年8月11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9页。。罗明纳兹收到电报后，将斯大林的指示理解为立即着手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斯大林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于8月12日晚给罗明纳兹发出密电，说：“您没有理解指示的意思。我们没有建议成立苏维埃，我们只是讲宣传苏维埃的思想。我们的具体口号是与共产党人一起重建革命的国民党和在这样的国民党周围组建可靠的军队。要尽一切努力使国民党革命化和民主化。只有当重建革命国民党的尝试明显无望和明显失败，而随着这种失败出现新的革命高潮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走上建立苏维埃的道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0号(特字第98号)记录(摘录)》(1927年8月18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22页。第2天，即8月13日，斯大林又致电罗明纳兹和加伦，重申：“如果国民党革命化在实践上毫无指望，同时出现新的巨大的革命高潮，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建立苏维埃”，“在目前阶段只限于在共产党报刊上宣传苏维埃，绝不能迫使国民党左派支持这种宣传”*《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0号(特字第98号)记录(摘录)》[附录]密电(1927年8月18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21页。。

不过，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虽然不赞成中共立即打出苏维埃的旗帜，但却始终坚定地、积极地推动中共迅速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

鉴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都主张中共当前“应当在广大劳动群众中间极广泛地宣传拥护建立苏维埃的思想”，而不要“冒进”立即打出苏维埃的旗帜，所以自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至同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所作出的决议和所发文件中，都只要求各地宣传苏维埃，而不建立苏维埃。1927年8月1日，中共领导的南昌起义取得胜利后成立的临时政权，仍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其主要成员都是国民党左派成员，甚至包括张发奎在内。起义部队也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8月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八七紧急会议，彻底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总方针。随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又作出在湘、鄂、粤、赣四省立即组织和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的决定。然而，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在暴动时仍以“国民党左派”相号召。1927年8月21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明确要求：“中国共产党应当组织工农暴动于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理由是：“(一)国民党是各种革命阶级的政治联盟之特殊的形式，这种形式是中国历史上所集垒生长出来的”；“(二)国民党是一种民族解放运动之特别的旗帜，中国共产党员加入了国民党，而且一直形成了国民党内左派的中心……共产党下级党部群众的行动与宣传，使中国国民党在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以至一部分工业群众之中，已经很有革命的威信。中国共产党现在不应当让出这个旗帜，使一般叛徒篡窃国民党的名号，而做军阀及反动资产阶级掌握里的玩物”；“(三)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国民党旗帜之下组织暴动，还有一个目的，便是吸引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尤其重要的“是使革命的国民党民权主义化，凡是在革命的国民党旗帜之下举行暴动而胜利的地方，工农群众团体，应当用团体加入的方法，加入这种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群众团体联合的党，使反动分子不能假借国民党党部名义，来实际上做阻滞革命的工作”*《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1927年8月21日中央常委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35-337页。。暴动期间和胜利后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政权？中央在决议案中说：“为指导各地暴动起见，应当在各地建立革命委员会。暴动成功之后，这些革命委员会之中加入左派国民党人(但必须保持共产党在革命委员会之中的指导权)，革命委员会就变成临时的革命政府之性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1927年8月21日中央常委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39页。至于苏维埃，中央认为：“本党现时不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城市、乡村、军队之中都是如此。只有到了组织革命的国民党之计划，完全失败，同时，革命又确不〔在〕高涨之中，那时本党才应当实行建立苏维埃。现时，本党既组织革命的工农暴动于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自然还只限于宣传苏维埃的意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1927年8月21日中央常委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38页。

这就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虽然开展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斗争，却迟迟没有打出苏维埃旗帜的原因。

六、中共党内和共产国际内部要求放弃国民党旗帜、打出苏维埃红旗的呼声日益强烈

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领导层相反，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内许多同志从革命斗争实践中深切体会到公开打出苏维埃旗帜已迫在眉睫。

参加南昌起义的一些基层官兵，对于起义部队继续打青天白日旗十分不解和不满。8月下旬南昌起义军到瑞金后，从报纸上得知张发奎已公开反共，国民党到处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周恩来等起义军前委领导人意识到不能再打国民党旗子了，遂开会决定，建立以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政权，实行工农政权之下联合贫苦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即工农分子占多数和共产党占多数的政府。同时决定乡村政权应完全归于农民，并须以贫农为中心；城市政权，工人须占绝对多数；县政权，工农分子应占绝对多数。

在湖南，1927年8月20日，毛泽东代表中共湖南省委致信中共中央，明确指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但从前总以为这是在一九○五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设，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国之胜利。……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湖南致中央函》(1927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54页。

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一些同志，通过观察和分析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过程中发生的一些现象以及广东地区的实际情况，也认为中共不能再打“左派国民党”的旗子了。1926年至1927年曾在鲍罗廷驻华机构工作、后为苏联塔斯社驻华记者沃林，1927年9月20日在莫斯科就他在中国广东地区所作的观察和思考意见，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写出一份书面报告。报告中说：“中共中央关于在国民党旗帜下在广东开展暴动的决定是不可理解的。国民党曾经确实是革命解放运动的旗帜，国民党当年或许甚至是在群众中享有声誉的，但是我们在最近革命历史阶段所经历的一切不能不在群众的情绪上引起深刻的变化。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对于在整个反革命持续猖獗的时期付出了成百上千生命代价的大部分有觉悟的革命工农来说，国民党的旗帜已经是令人憎恨的了。……现在国民党的旗帜确确实实地染满了成千上万优秀的和忠于革命事业的工农的鲜血。这面旗帜现在不仅不能鼓舞群众掀起新的革命高潮，尤其不能鼓舞他们的革命英勇精神”。*《沃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书面报告》(1927年9月20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81页。沃林在报告中认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而不是宣传苏维埃的思想)现在就应当作为能切实实现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并确立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唯一形式来加以接受。”*《沃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书面报告》(1927年9月20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85页。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对共产国际关于重建国民党指示的态度是认真的。但是，国内革命形势急剧变化的严酷现实，使中共领导人认识到原先提出的复兴左派国民党计划根本无法实现，必须作出调整。1927年9月19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决议案》明确指出：“以前国民党在群众中的革命威信，已因资产阶级军阀之到处利用国民党的旗帜实行流血屠杀，恐怖与压迫而消灭了。这是毫无疑义的。现在群众看国民党的旗帜是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的象征，白色恐怖的象征，空前未有的压迫与屠杀的象征。可见土地革命的急剧的发展，已经使一切动摇犹豫的上层小资产阶级脱离革命的战线。彻底的民权革命——扫除封建制度的土地革命，已经不用国民党作自己的旗帜。中央根据此点，所以认为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以后关于组织群众的革命斗争，当然无论如何说不上再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关于苏维埃，《决议案》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左派问题既有不同，则对于八月中央决议案中的苏维埃的问题自然亦有异点。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1927年9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69-370页。

这个决议案的通过，表明中共已完全放弃对所谓“左派国民党”的幻想，决定在土地革命运动中打出苏维埃的红旗。不过，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尚未完全摆脱共产国际对于中国苏维埃的束缚，在决议案中规定：“苏维埃的组织，首先应当在那些中心的地方如广州长沙等”；而“在小县城里面要坚决的拒绝组织苏维埃，这是为着不要失掉苏维埃政权的真意”；在农村则仍实行“一切政权属于农民协会”*《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1927年9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70-371页。

七、斯大林最终同意“让我们的中国同志自己去进行把苏维埃移植到中国的工作”

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时，并非思想僵化、一成不变。南昌起义后，斯大林密切关注中国革命形势发生的变化。他发现原先要求中共重建国民党的计划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也开始调整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1927年9月19日，斯大林拟写了一份答复罗明纳兹的电报。电报说：“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指示和中央最近一次全会的决议可以得出在左派国民党的思想确实遭到失败和存在新的革命高潮情况下有必要建立苏维埃。显然，在具备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应当着手建立苏维埃。建立苏维埃和扩大苏维埃地区的时机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执行局和中共中央来决定。”*《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5号(特字第103号)记录(摘录)》(1927年9月22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87-88页。9月22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斯大林起草的这个电报，并很快发送给了罗明纳兹，并传达给了中共中央。在这个电报中，斯大林不仅同意在中国“建立苏维埃和扩大苏维埃地区”，并且将“建立苏维埃和扩大苏维埃地区的时机”决定权，最终交给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中央。

1927年9月27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说：“如果以前在国民党兴盛时期，没有立即成立苏维埃的有利条件，那么现在，当国民党人因为勾结反革命而声名狼藉、威信扫地的时候，在运动取得成功的情况下，苏维埃就能成为而且事实上就要成为把中国工人和农民团结在自己周围的基本力量。谁来领导苏维埃呢？当然是共产党人。……共产国际已经给我们中国同志发出了相应的指示。我们不对此大喊大叫，我们不在报刊上宣扬这一点。也不应该这样做。就让我们的中国同志自己去进行把苏维埃移植到中国的工作吧！”*《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摘录)》(1927年9月27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92-93页。

八、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蓬勃兴起和正确革命道路的确立

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为中国苏维埃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而设置的藩篱，终于被彻底拆除；束缚中共领导开展苏维埃革命的绳索，也被彻底挣断。从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苏维埃革命运动开始在中国大地波澜壮阔地发展兴盛起来。

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选择苏维埃革命道路，这只是正确道路选择的开端。接踵而至的另一个重要而紧迫的问题，就是这条道路该怎么走？毫无疑问，要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绝不可能通过和平的方式，只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通过武装起义推翻旧政权，才能建立苏维埃新政权。由于中国共产党尚处幼年，不成熟，于是就选择了苏俄革命的现存模式——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于是就有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有了秋收起义进攻长沙，有了各地农民武装暴动后盲目进攻县城的行动。结果都失败了。

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湘赣边界农民举行秋收起义受挫后，再一次勇于冲破苏俄革命模式的束缚，率起义部队南下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将革命斗争重点转向农村，开辟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闯出了一条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农村武装割据的苏维埃革命新路。1928年1月，朱德、陈毅领导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农军，举行湘南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同年4月又率起义部队奔赴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共同为巩固、发展和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而斗争。

1928年春、夏间，在中共江西省委领导下，赣西先后爆发了万安、东固、延福、泰和三十都、永丰、吉安官田等农民武装暴动，赣南先后爆发了南康潭口、赣县大埠、信丰、于都、寻乌、兴国崇贤、安远茶梓等农民武装暴动，开辟创建了吉安东固、延福和于都桥头、信安定边、寻乌阳天嶂等小块红色割据区域；在中共福建临时省委领导下，闽西地区先后爆发了龙岩后田、平和、上杭蛟洋、永定等农民武装暴动，创建了永定县溪南里红色割据区域。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挺进赣南、闽西，开辟创建了赣西南、闽西苏维埃区域，至1930年10月，初步建立了以赣西南苏区为主要基础的中央苏维埃区域(中央苏区)。

与赣西南、闽西等地农民武装暴动和开辟、建立中央苏区的同时，在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江西赣东北、湘鄂赣边、广东东江、琼崖、湘鄂边和湘鄂西、鄂豫皖边、广西左右江等地区，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也相继举行武装暴动，开辟、创建了面积广阔的苏维埃区域。

在开辟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的斗争实践中，毛泽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特别是农村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实际紧密结合，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进行了艰辛探索和总结。1928年10月至1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写作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重要文章，创造性地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红色政权理论。毛泽东说：“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情。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49页。在同年11月25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明确地指出，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除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军阀混战这一客观条件外，“还需要具备下列的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7页。

毛泽东还及时总结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指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时，必须区分不同时期的政治环境。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红军的战略可以相对地冒进，依傍着割据区域的中心迅速向四周扩展；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时期，则必须稳步地逐渐推进，注意集中力量巩固内部，以应付敌军的进攻。同时，毛泽东指出，割据区域必须十分注意军事，加强红军建设，实行正确的游击战术；必须十分注意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切实加强红色政权的建设和党的建设。1928年12月，毛泽东根据党的六大决议精神和井冈山土地斗争实践，领导制定和颁布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解决了红色割据区域建设的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关于在农村建立红色割据区域这一重要理论成果，成为中国共产党后来领导中国农村苏维埃运动的重要理论指南。

1929年2月下旬，红四军与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四团东固会师后，毛泽东敏锐发现并总结了东固割据区域实行公开斗争与秘密割据相结合、在大范围内进行灵活巧妙飘忽不定游击活动的“林文林式”的割据经验。3月20日，毛泽东在福建长汀城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作出在闽赣边界20余县范围建立新的红色割据区域，并使之与湘赣边割据区域相连接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一战略决策的作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深化对苏维埃革命道路认识的结果，是毛泽东井冈山时期“工农武装割据”和红色政权思想在新的条件、环境下的发展。是年4月5日，毛泽东在瑞金主持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上，进一步向党中央提出要在闽、浙、赣3省边界建立红色割据区域问题，并提出了“一年争取江西”计划。他在瑞金写信给党中央，再次郑重建议党中央要重视农村和农民斗争，重视小区域苏维埃区域之建立和红军之创造与扩大，认为这是“帮助城市斗争、促成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他说：“抛弃城市斗争沉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最大的错误，但畏惧农民势力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不得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5页。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陈毅、朱德等协助下，根据党中央“九月来信”指示精神，领导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大会通过的决议案，正确解决了在农村开展苏维埃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所遇到和必须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通过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将农民占多数的党建设成为真正无产阶级政党，红军中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红军处理军内关系、军民关系和瓦解敌军的原则，等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苏维埃革命实际紧密结合的光辉结晶，不仅是指导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也是指导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紧接着，毛泽东又于1930年1月5日在福建古田协成店，以给林彪回信的方式，写作发表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光辉著作。毛泽东在信中深刻分析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村，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原因；批评了林彪等人认为应先在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然后来一个全国总暴动，再建立红色政权的理论，指出这“是于中国革命不适合的”；并指出“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8页。。毛泽东在信中明确提出，要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三位一体”紧密结合。也就是说，中国革命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主要依托，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舍此没有别的出路。他在信中预言：“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2页。毛泽东的这篇党内通讯的发表，标志着中国苏维埃革命“以乡村为中心”，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道路理论的基本确立和形成。此文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已经为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和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实践所证明。

从1927年9月19日共产国际正式同意在中国“建立苏维埃和扩大苏维埃地区”，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公开打出苏维埃旗帜，到1930年初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理论的确立和形成，再到同年10月中央苏区和赣东北、湘鄂边、鄂东北、闽粤赣、广西左右江等6大苏区初步形成，全国苏维埃革命运动波澜壮阔蓬勃向前，只用了短短3年时间。

中共领导开展的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蓬勃兴起，充分说明中国苏维埃革命已深入人心，也充分说明中共冲破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束缚，彻底抛弃国民党旗帜，高高举起苏维埃红旗，是完全正确的选择。这也说明，中共领导中国革命，既需要共产国际、联共(布)的帮助指导，更需要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独立自主地选择和确定革命道路和斗争方式，才能领导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领导革命如此，领导建设亦如此。

责任编辑：李佳佳

The Comintern,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SU (Bolshevik)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Soviet Revolution Road

Ling Buji

After its foundi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showed its recognition of "Soviet management system", but didn't give explicit measures to realize that goal. During promoting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PC and the Kuomintang to establish a united front in the process of carrying out the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Comintern) and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CPSU) (Bolshevik) didn't agree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oviet regime in China. After Jiang Jieshi and Wang Jingwei have betrayed the revolution, Stalin and the Comintern still required the CPC to hold high the banner of "the left of the Kuomintang". In the face of the painful lessons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failure, the internal CPC and the Comintern increasingly demanded to play the Soviet Red Flag. Therefore, Political Bureau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dopted a resolution, deciding to abandon the KMT Left Banner and play the Soviet Red Flag in the land revolutionary movement. Thus, Stalin finally agreed to let "the Chinese comrades themselves to carry out the work of the Soviet Union in China". Afterwards, the Chinese Soviet revolutionary movement was flourishing. In 1930, through hard work of the CPC which was represented by Mao Zedong, the the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s correct road has been established and formed basically.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Comintern);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SU (Bolshevik);China;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oviet revolution road

10.16623/j.cnki.36-1341/c.2016.04.004

凌步机，男，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原副主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特聘教授。(江西赣州34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