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立业

国际视野下的渤海国研究
——小岛芳孝教授、伊夫里耶夫研究员、格里曼研究员访谈录

祝立业

2015年9月24日-25日，由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边疆考古与中国文化认同协同创新中心、吉林大学高句丽·渤海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东北亚古代社会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吉林大学匡亚明楼举办，来自俄罗斯、日本、韩国、中国的40余位考古、历史学者汇聚一堂，以拓展学术视野、更新研究理念、深化课题意识、推动学科建设为理念，就各自的考古新发现开展学术互动，共同谋划东北亚视角下的考古学发展方向。

在参会间隙，记者以同一份“访谈提纲”，分别对日本金沢学院大学小岛芳孝教授、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伊夫里耶夫研究员、格里曼研究员进行了访谈，为小岛芳孝担任现场翻译的是东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研究生，为伊夫里耶夫研究员、格里曼研究员书面回答担任翻译的是吉林大学边疆考研究中心教授宋玉彬先生。

本次学术访谈侧重于国际视野下的渤海国研究，主要是着眼于了解国外学术界的学术认识。应该指出的是，作为学术杂志，我们对国际学术同行的一些观点未必认同，只是希望国内学术界能通过访谈内容，进一步了解国外学者的研究动态。按照访谈顺序，翻译整理后的访谈内容如下。

一、小岛芳孝教授谈渤海国研究

祝立业：关于渤海研究，目前中、日、俄、韩等多国学者都在进行，您对国际视野下的渤海研究怎么看？

小岛芳孝：渤海国的领土以今天的中国东北地区为主，另包括朝鲜半岛北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等地区，包含有渤海国领土的上述国家都把渤海史视为自己国家的历史的组成部分来开展研究。目前，以韩国国立文化财研究所、东北亚历史财团为中心，韩国学者每年均在俄罗斯滨海地区进行田野考古工作。在日本，我所在的金沢学院大学以及青山学院大学，一直在俄罗斯沿海地区进行考古工作。

大体上，日本的渤海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45年以前，借助日本侵略朝鲜、中国的时代背景，日本学术界独占了渤海研究。东亚考古学会曾经进行的有关考古考察具有其代表性。当时，日本所开展的渤海研究，以拥立伪满洲国以及为侵略亚洲寻找理由为目的。1945年日本战败后，这样的史观就结束了。日本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最大的问题就是破除皇国史观和否定皇国史观。为此，日本一些学者开展了承认历史多样性、追求学术自由运动。20世纪60年代，很多曾经在满洲从事过调查的学者，发表了他们的调查、研究成果。这一时期，此类成果较多。当时，研究渤海史的人很少，主要是因为有关渤海史的研究均与侵略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学术界有了新的思考，开始把日本史放入亚洲史中加以理解，这个契机源于1972年高松冢古坟壁画墓的发现，当时邀请了朝鲜、韩国、中国的一些学者共同开展研究，由此开启了日本史视野下的渤海史研究，从日渤交往史逐渐转到渤海史研究，铃木靖民、酒寄雅志等人是其代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一些遗迹对我这样的学者开放了。尤其是日本学者可以赴俄罗斯开展渤海遗址的调查与发掘，如此一来，通过开展渤海考古学研究，以考古学为视角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关于渤海研究的国际纷争，前面说过了，基于每个国家的研究目的不一样。我认为应该深化交流，共享一些基础信息。如对于渤海国遗迹，吉林省已经通过《吉林省文物地图集》予以公布，黑龙江省的信息还没有公开，俄罗斯公开了一部分，朝鲜则基本没有公开。另如出土遗物的编年研究，一件器物究竟应该断代为8世纪还是9世纪？只有多深化交流，多进行讨论，才能促进研究。

祝立业：近几年，《西古城》、《渤海上京城》、《八连城》、《宁安虹鳟渔场》、《六顶山渤海墓葬》等一系列考古发掘报告面世，您怎么看待这些报告？您认为这些最新考古成果对于促进渤海国研究有哪些意义？

小岛芳孝：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渤海上京城、三陵屯墓群、红鳟渔场墓地等渤海遗存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发掘，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西古城、八连城、龙头山、六顶山等6处渤海遗存。现在除了三陵屯、龙头山墓群，其他遗迹的发掘报告都出版了，它们是渤海史研究非常重要的基础资料。

基于渤海上京城、西古城、八连城的调查发掘成果，我们了接、掌握了有关渤海都城构造的各种信息数据。1949年，由于六顶山墓群发现了贞惠公主墓，被学术界视为发现了渤海旧国的重要线索。新出版的报告书内容非常详尽，通过报告书，我们得以了解墓葬构造、建造时间，这对于渤海旧国研究非常重要。

黑龙江的虹鳟鱼场墓群位于上京西北10公里，三陵屯是上京附近的王陵群，由此可对8世纪末至9世纪末上京地区的不同人群进行对比研究，这对思考渤海社会结构有重要意义。三陵屯的报告书还没有出版，作为研究者，我非常希望早日读到这一报告书。目前已经发行的5部遗迹报告都是重要的基础材料，对于推进渤海研究很重要。

渤海上京城、八连城、西古城都是跟渤海都城有关的遗迹，根据报告书，都城的实际情况已经越来越清晰了。1945年前，都城调查都是日本独占的。1949年后，1964年中朝考古队曾进行过联合调查。20世纪90年代以前，西古城、八连城的研究，都是以日本人的调查材料为依据的。像我先前提到的，吉林省、黑龙江省新开展的考古调查均为自主展开，因此，应该给予高度评价。

已经出版的考古报告是研究渤海都城、墓葬必不可少的基础材料。三陵屯和龙头山墓群的调查材料，是研究渤海王权的重要信息，我希望早日看到报告书。

祝立业：以您的观察而言，包括贵国在内的，国际渤海考古与历史研究的热点是什么？就整体而言，近20年取得的的最大成绩是什么？

小岛芳孝：我先介绍一下日本渤海史研究的现状。日本从事渤海史研究的学者，多为研究日本史的历史学者、考古学者。对于此，可能大家会觉得奇怪。我刚才讲过了，现在的日本史研究是在亚洲史的视野下进行的。而且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在以渤海史研究为专业的学者中，研究东洋史、中国考古学的学者非常少。日本学者很注重日本史和中国史的融合，比如研究日本史的学者不仅会从日本国内的角度进行，也会把中国史、朝鲜史相融合，以比较宽阔的视野来进行研究。

接下来我说一下研究渤海史的主要目的。前面我说过，现在日本国内有种倾向，就是要把日本史放在亚洲史视野下进行研究，具体来说，就是进行古代日本与古代东北亚国家、民族的比较研究 。关于渤海，迄今为止主要进行国家形成、社会构造研究。比起日本史，大家认为如何构建日本列岛史更重要。过去比较重视王权支配下的对外交往，现在对地方政权对外交流比较重视，比如虾夷和靺鞨7世纪的交往。

1945年以前，学术界一般认为渤海使臣访问了日本的奈良，主要是研究使节与倭王如何交流，现在则关注渤海使节究竟到了日本的哪些地点，对当地有何影响？彼此如何交往？

作为渤海研究者，我所居住的金沢市是渤海使者船只最早到达的地方，相关交流遗迹也是最先发现于金沢。如此，引发了我对渤海史的研究兴趣，进而开始渤海史研究。

近20年来，日本渤海史研究的最大成果就是田村晃一先生有关渤海上京城出土瓦当编年的系列研究。除此之外，当属在俄罗斯滨海地区进行的考古调查。通过调查，我们廓清了渤海边疆的一些情况。对克拉斯基诺城址的调查，掌握了该城址的城墙营建信息。

总体而言，我认为20年来渤海考古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成果：一是中国开展的渤海上京城、六顶山、龙头山、西古城、八连城等6处遗迹的调查，二是对克拉斯基诺城址、切尔良基诺墓地的调查。

除此之外，韩国在俄罗斯滨海地区进行了长达20年的田野考古工作，韩国出版了相关学术成果，这是渤海考古很重要的事情。

祝立业：请您展望一下未来的渤海研究。

小岛芳孝：第一点，渤海疆域跨越今天中国、俄罗斯、朝鲜三个国家，日本、韩国学术界也很关注渤海研究，因此，渤海文化属于国际视野下的学术研究。未来研究最重要的基础就是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东北亚各个国家一定要创造一种互相尊重、自由交流的氛围。

第二点，非常困难，但也非常重要，一定要克服民族主义因素。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客观研究很重要，抛开简单的民族主义立场的问题很重要。

接下来就是基础资料的共享问题。我认为各国要加强交流，尊重彼此的意见同样重要。

二、伊夫里耶夫研究员谈渤海国研究

祝立业：关于渤海研究，目前中、日、俄、韩等多国学者都在进行，您对国际视野下的渤海研究怎么看？

伊夫里耶夫：我认为，渤海文化研究的国际性有非常充分的客观基础。曾经的渤海疆域分布在现今中国、俄罗斯、朝鲜三个国家之中。20世纪30年代，基于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历史背景，日本考古学者得以考察渤海遗址，从而导致大量的渤海考古资料流入日本。同时，由于存在渤海与日本交往以及渤海对日本文化影响的史料文献，从而推动了日本渤海学的确立以及持续至今的卓有成效的发展。当然，在有关渤海国性质、民族文化起源问题上，各国学者存在认识分歧。并且，这种分歧往往因各个国家政策的影响而得到进一步强化。例如，中苏对峙的苏联时期，中国影响渤海文化的题材被禁止。渤海的各种文化现象，或被认为是其“特色”或在南西伯利亚地区寻找其源头，但均未正视与中国的关系。显然，上述情况曲解了史实。当前，合作成为各国学者开展渤海研究的首要任务，尤其是在考古学考察方面。关于合作，存在不同的方式：如相互交换学术成果，如类似吉林大学举办的此次国际学术会议期间各国学者之间的交流，如相互考察考古遗址、参观考古藏品等等，最后，如俄罗斯—韩国、俄罗斯—日本学者连续多年合作开展的田野考古工作。我们与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之间的合作，促进了两所考古学者对彼此渤海遗存及资料的了解。总之，不同国家的学术研究相互补充、彼此充实了渤海国的历史与文化知识。

祝立业：近几年，《西古城》、《渤海上京城》等一系列考古发掘报告面世，你怎么看待这些报告？您认为这些最新考古成果对于促进渤海国研究有哪些意义？

伊夫里耶夫：借助日本早年出版的渤海上京城考察报告《东京城》，上世纪50年代，A.П.奥克拉德尼科夫、Э.В.沙弗库诺夫发现了滨海地区的第一批渤海遗存。通过比较，他们公布了一批确切的渤海考古资料，分别是克罗乌诺夫卡河谷地的马蹄山寺庙址、杏山寺庙址，以及克拉斯基诺城址。近年出版的《西古城》、《渤海上京城》、《宁安虹鳟渔场墓地》、《六顶山渤海墓葬》、《八连城》等考古报告使中国的渤海考古达到了新的更高的水准，并为今后渤海遗存资料的出版制定了新的更高的标准。对于俄罗斯考古学者而言，全面、系统公布的包含自然科学数据的渤海遗存考古资料非常重要。其中之一，根据书中的资料，我们了解到渤海核心区域考古学文化的特点，使滨海地区8-10世纪考古遗存的比较研究成为可能。同时，有助于解决渤海文化的固有属性问题。

祝立业：以您的观察而言，包括贵国在内，国际渤海考古与历史研究的热点是什么？就整体而言，近20年取得的的最大成绩是什么？

伊夫里耶夫：国际上，渤海史的传统“热点”问题，一是渤海国的性质，即其为独立国家，还是唐朝的地方行政机构？二是渤海人的民族源流以及渤海的民族共同体的构成问题；三是中国与朝韩历史学者之间有关渤海归属问题的争论。在俄罗斯，多数研究者认为，渤海为独立的国家，与唐王朝维持着名义上的附属关系①；渤海的民族共同体起源于靺鞨。对于俄罗斯学界而言，更为关注渤海国东北部边界的历史地理学界定。对于此，俄罗斯考古学者存在意见分歧。一些学者认为，滨海边疆区渤海遗存的东界到达日本海沿岸；另有一些学者指出，日本海沿岸遗存与渤海国核心区域遗存存在差别，渤海的东界没有越过乌苏里河谷地。与之类似，历史学者认为的渤海国北界与中国考古学者确认的考古学遗存的分布区域意见相左。关于此，可以参考《北方文物》2008年2期刊载的姜玉珂、赵永军的文章。我认为，中国考古学者实施的渤海上京城、西古城、八连城、六顶山墓地、龙头山墓地、虹鳟渔场墓地大规模发掘是近20年来渤海考古学研究的巨大成就。基于此，获取了渤海都城的演化数据，发现了渤海统治者及其妻子的墓葬，发现了新的碑刻资料。新近出版的魏存成的渤海遗迹遗物集成，中、俄、日学者的渤海陶器分类与类型学研究（中国的刘晓东、俄罗斯的Е.И.格尔曼、日本的中泽宽将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详尽出版的渤海国盐州故址——克拉斯基诺城址、戈尔巴特卡城址、科克沙罗夫卡1号城址、切尔良基诺5号墓地考察成果是俄罗斯学术界的最大成绩。在克拉斯基诺城址、戈尔巴特卡城址清理了5层居住建筑平面，据此可以构建渤海文化的相对年代学。借助地球物理学方法，获取了克拉斯基诺城址、科克沙罗夫卡1号城址的平面布局信息。在考察上述遗存时，通过运用自然科学方法鉴定种子、动物骨骸、贝壳以及所开展的瓷器研究，获取了重要的经济、生活保障系统、贸易往来方面的信息数据。

祝立业：请您展望一下未来的渤海研究。

伊夫里耶夫：未来研究的远景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包括一定程度的运气成分。可以肯定的是，遗址发掘面积的扩大、遗存发掘数量的增加以及与之相伴的自然科学方法的广发应用，足以引发渤海考古学研究质的飞跃。我认为，需要进一步关注渤海国东北部边界研究，借以揭示乌苏里河谷地及其东部地区波科罗夫斯卡亚文化与渤海文化的时空分布问题。

三、格里曼研究员谈渤海国研究

祝立业：关于渤海研究，目前中、日、俄、韩等多国学者都在进行，您对国际视野下的渤海研究怎么看？

格里曼：近十年来，中国、俄罗斯、朝鲜、韩国以及日本的渤海研究不断强化、成果斐然，通过不同视角、利用不同方法获取了多种多样的渤海史信息。大体上，各国学者拥有相同的课题目标，这些目标需要合力打造、逐步实现。在一些渤海史问题上存在不同观点，对其开展共同讨论有助于学术质量的不断提高。

祝立业：近几年，《西古城》、《渤海上京城》等一系列考古发掘报告面世，你怎么看待这些报告？您认为这些最新考古成果对于促进渤海国研究有哪些意义？

格里曼：不久前，中国学者出版了《西古城》、《渤海上京城》、《八连城》、《六顶山渤海墓葬》、《宁安虹鳟渔场墓地》等渤海遗存多年考察的考古报告，这些高质量的报告彰显了当代中国考古学者的重大成就。上述报告的出版，对于考古学者、历史学者以及对渤海史感兴趣的人而言，均属于大事件。对于俄罗斯渤海学者而言，也不例外，属于案头工具书。这些报告为我们充分了解渤海最重要遗址的出土资料提供了可能，并且，可以随时将之用于与其他渤海文化遗存出土的资料加以比较。

尽管渤海文化已经研究多年，但仍存在诸多渤海史的“空白点”。有关渤海国的编年史文献零散、简洁，无法提供渤海国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层面居民生活的具体情况。考古学考察是扩充我们知识的重要渠道，其中，包括发现新的墓志类文字资料。在渤海国的东北部边界、渤海史分期的时限、考古资料与文献史料的对应关系以及渤海居民构成与人口等方面所开展的研究，尚存在诸多问题。至于近20年来取得的重要成绩，中国境内渤海上京城、西古城、八连城、六顶山、龙头山、虹鳟渔场等遗存的大规模发掘，为我们补充了有关渤海国及其文化方面的知识。在俄罗斯境内，20多年来，俄韩、俄日、俄中组成的国际考察队系统考察了不同类型的渤海遗存。国际考察队致力于不同性质（州、县治所，村落、寺院、墓地）、不同时期渤海遗存研究。一些遗存资料（克拉斯基诺城址、科克沙罗夫卡城址、切尔良基诺墓地）的详实公布，使各国学界受益。不同国家学者间的经验交流，不仅有助于提高研究水平，还可以使渤海国历史与文化的争端问题趋于形成共识。

祝立业：以您的观察而言，包括贵国在内的国际渤海考古与历史研究的热点是什么？就整体而言，近20年取得的的最大成绩是什么？

格里曼：现有的工作已经标明了未来的研究轨迹，必须持续、系统地揭露新的渤海遗存，以期获得渤海国居住地域的真实情景。尤其是依然需要将渤海国东北部边界问题纳入研究日程，系统且大规模地发掘都城及其他城址依旧必要。城址发掘不仅需要研究宫殿综合体，还应关注街坊、不同时期的宗教、手工业中心以及平民的日常生活。多学科介入渤海遗存研究，拓展了我们的学术资源，保障了最大限度地获取信息。必须持续研究不同生态环境下渤海居民的生活保障系统，同时，尝试构拟渤海存国期间的自然气候条件。大体上，有关渤海国经济、各种生产部门工艺学方面的研究尚不够充分，同时，着手渤海国人口研究同样重要。由于客观原因，基本上没有开展人类学研究，但其极具必要性。或许，应该多出版一些出自不同遗存的考古资料的专题图录。

[注 释]

① 中国学界认为渤海国是隶属于唐王朝的一个地方民族政权，编者注。

责任编辑：祝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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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立业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东北史地》杂志社副研究员 吉林 长春 13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