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利

论官员道德责任法治化及其限度
——以“道德问责”为分析视角

徐国利

官员道德责任法治化表现为官员道德责任法律化和道德问责，其源于道德规范调整官员道德行为的有限性，对约束官员恪守义务道德有若干作用。但道德责任法治化存在立法难题，无法将愿望道德责任转化为法律责任，难以穷尽义务道德责任，以及私德应否入法令人纠结。道德问责也存在实践难题，“依法问责”原则难以坚守，问责存在归责之难，问责受“回应性困扰”。总体上，道德责任法治化能防止官员成为魔鬼，却不能将官员铸就成天使。对官员担当道德责任需要德法并治。两者的关键都在于将捍卫人的尊严原则作为官德的首要道德原则。

官员道德责任法治化；道德问责；立法与实践难题；捍卫人权原则

近十几年来，伴随问责风暴迭起，问责也向官员的道德领域拓展。一方面，国家立法与执政党党内法规增加了官员的道德责任条款，另一方面，实践中出现大量的官员道德问责案例。这些问责案例可谓形态各异，起因复杂。既有王明忠见死不救，林嘉祥在公共场合举止不当行为引起的问责，也有雷政富、顾涌“不雅照”和谢志强“微博传情”引起的问责，还有杨达才“不当微笑”和周久耕抽名烟引起的问责。更有甚者，何修礼因与交响乐团合作拉二胡，被网友指责为“糟蹋艺术”，最后被免去县委书记职务。那么，如何看待实践中这些道德问责？问责是在追究官员的道德责任还是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