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张宁

生的思考

文/ 张宁

长久以来，学习东西方不同的文明，脑子里总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在早期西方文明中人们关心的问题极为细微，细微到生活中人与人交往的各种琐事，而我们华夏的先民与哲人却把目光投射在了浩瀚无边的宇宙天地？孰优孰劣恐怕无法一言以定论，然而对这种反差进行一番比较，或可发现些许深长之意味。

“文明”的主题似乎太大了，一篇短文实在无从下笔，我们就从三部法典说起吧——《哥尔琴法典》《十二表法》和《法经》。

1863年至1884年间，一部《哥尔琴法典》在近四千年前古希腊文明诞生之地克里特岛被发现。其内容相当完备，涉及家庭婚姻、养子、奴隶、担保、财产、赠予、抵押、诉讼等70条法律规定。这部法典是公元前5世纪由古希腊的阿提卡地区立法者创制的。几乎在同一时期，也就是公元前450年，在平民的强烈要求下，改组后的罗马共和国十人委员会在法律十表的基础上新增两表，正式颁布《十二表法》。这是罗马第一部成文法，共105条，涉及土地占有、债务、家庭、继承和诉讼等诸多方面的法规，非常详细具体。

此时的东方法律界发生了什么呢？战国初期，魏国的李悝著成《法经》。其原文早已散失，但在其他文献中可了解其大致内容。如《晋书·刑法志》指出，《法经》由《盗》《贼》《囚》《捕》《杂律》《具律》六篇组成，且开宗名义道，“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盗”“贼”并不是现代汉语意义上的盗贼。“盗”是指危害统治者财产的行为，“贼”是指危害统治者政权和人身安全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