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尚龙

如果只有洋气，那么上海女人就会是野蛮女友，如果只有规矩，上海女人就会是乏味的女人。

年初一，那一位年愈80的老太太会比所有人都早起，然后梳洗，然后念经，然后检阅一下昨天晚上地是不是扫干净了，桌子是不是擦干净了，果盘和糖果是不是准备妥贴了。其实她知道一切都已经准备好，然后一身整齐，戴上助听器便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在儿孙们拜年之前，老太太是不出这个房间的。也对，她已经是这一辈分中的最长者，理应摆一点派头的。一直要等到所有儿孙辈都拜过年了，她才会到厅里入座。谁要是稍稍晚一步，老太太也不会生气，只是会稍稍说一两句：老早阿拉做媳妇的时候，这么晚拜年，阿娘就要不开心了。

老太太是宁波籍上海人，宁波阿婆规矩多。过年了，家里米坛里一定是满仓的，春节里是决计不可以揭开米坛盖子脱口而出“啊哟米没了”;裤子是决计不能洗不能晾出来的，因为“裤”和“苦”谐音，倘使那条裤子还是湿的在滴水，晾出来那就是“苦嗒嗒滴”;同样要避讳的还有塔菜，沪语叫做塔库菜，再转译成普通话，就变成了“太苦菜”。

上海这个城市是很独特的。一方面它水路发达，最早在上海建立起市民文化的就是来自于水路发达的地方;有水路的地方都很富庶，富庶的地方家教严、规矩多，尤其是宁波绍兴一带。另一方面上海最广泛、最深入地接受了来自西方的文明，所以在上海洋气有多重，规矩也就有多重，但是当洋气和规矩这一对本身矛盾的、不兼容的生活理念，同时放射到上海女人身上时，奇妙的反应出现了，它们最终成为上海女人味道的不可或缺。如果只有洋气，那么上海女人就会是野蛮女友，如果只有规矩，上海女人就会是乏味的女人。

80大寿的寿宴上，儿孙们问老太太，那一段很困难很煎熬的日子，你为什么可以做到心如止水。老太太想起了那时候。一个人坐在阳台上，也不开灯，就是月亮光这么一点光亮，谁劝她都没有用，就是一个人坐在阳台上。80年代初的上海，夏天还有全市统一烟熏蚊子蟑螂的卫生运动，家家户户在统一的时间，关闭门窗，在房间里把敌敌畏倒在报纸上，让敌敌畏通过燃烧灭杀蚊蝇，20分钟后开窗，灭蚊效果奇好，但是把人也呛得轻微中毒，有老年人就此一病不起。所以那一天晚上许多人会到公园去避难，草地上铺一张塑料布，带几瓶桔子水也算是消暑。但是老太太是从来不去的。20分钟后，家家户户窗都开了，敌敌畏的气味就在弄堂里弥散，老太太还就是坐在阳台上。一把旧藤椅，藤已经是暗红色，老太太闭目养神，不看天不看地，手里一把芭蕉扇似扇非扇，藤椅旁是一张四脚凳，凳子上有一块小毛巾揩汗，一只半导体，正在唱蒋月泉的《玉蜻蜓》。说来奇怪，很多有文化的宁波籍上海女人并不喜欢家乡戏宁波滩簧，倒是更喜欢苏州评弹，大概就是喜欢苏州评弹的静。除了文革时候没有评弹，老太太每天会听一档书的。蒋月泉，张鉴定，张建国，杨振雄，杨振言，徐云志，徐丽仙，朱雪琴……当然最喜欢的就是蒋月泉了。邻居背地议论说，到老了还是小姐派头啊，老太太是放不下架子和邻居在公园草坪上乘风凉的。其实老太太也不是放不下架子，而是不习惯，人以群分，她不习惯和人家一道轧闹猛，因为她和人家面熟陌生的，也没有什么话要讲。如果一定要去，那么她必须穿戴整齐，她是不会穿了拖鞋出门的，但是这样会和人家更疏远。

有一段时间弄堂里有电视向阳院了，一弄堂的人围牢一只电视机，当然老太太是不会去的，她仍就坐在阳台上，听苏州评弹。唯一一次是毛泽东去世，规定人人要去弄堂向阳院看电视，老太太也就是站在最后面。

寿宴上说到月光下的老太太坐在阳台的藤椅上听评弹，芭蕉扇似扇非扇，似乎也是很美的一景，甚至就像是一幅画，韵味十足。

像老太太一样的上海女人很多。她们不仅是矜持地生活，而且也是勤劳、聪明地生活，以至于在文革时期，她们依然顽强地保留着自己的个性甚至癖好。衣裳可能是旧的，但是花头一直是在翻的，将白衬衫的领头翻到藏青两用衫的外面，据说就是上海女人的发明。既中规中矩，又是一抹亮色。

摘自《现代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