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萱

在《西部招妻》《中国人的家当》《最后的耍猴人》这些图册出版之后，不少人都好奇我为什么用十几年甚至三十几年的时间来拍摄这些题材，以及我是如何完成这些

因为对其他摄影师敷衍态度的不满，马宏杰一个人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完成了专题“中国人的家当”的拍摄

拍摄的？其实，对我而言，这也是一个漫长的，不断体验、思考的过程。

我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相机是1984年，那是一台玛米亚单反相机。当时的人觉得只有自己出现在照片中才不算浪费钱。不过在我模糊的印象中，脑海中的每一幅画面都充满了普通人的故事和那些故事背后的环境。我常在田间地头和车间里、马路上寻找题材——无论是在乡间野地里打闹的孩子，还是安详地为自己打造棺材的老人;无论庙里一边拜佛一边打手机的妙龄少女还是春节庙会上正在用肉眼验钞的小商贩，那些琐碎生活表象的背后总是那么迷人。

1987年，我在《大众摄影》杂志上看到一组对我职业生涯影响巨大的作品——摄影师埃里克·瓦利的《喜马拉雅采蜜人》。这是当年荷赛奖的获奖作品，一组大概七八张，摄影师跟着生活在喜马拉雅山区的古隆人记录下他们在耸入云霄的悬崖上与巨型蜜蜂搏斗的采蜜情形。

看了这些照片，我第一次觉得摄影竟然能有这么强烈的视觉牵动力，让我看到一种平时根本看不到的人类生存。我就想，我身边很多人的生存状况、他们的世界和价值观是怎样的，别人也一样看不到啊。我开始好奇，想尝试用摄影去表达。

1994年，我成为一名摄影记者，先后在地方的四家媒体工作。那个阶段，我的相机镜头中充满了各种社会矛盾。当时，我内心对自己的要求是，希望通过自己的镜头给那些祈求正义的人一些关注，从而化解社会矛盾。但那些年工作中的遭遇一次次让我发现摄影师的力量竟然如此渺小。

那段时间我的内心总是很痛苦。我意识到在中国，有些事情是摄影记者解决不了的。我开始寻求另一种记录社会，记录生活的方式，拍摄题材转向人文故事，记录常见的百姓生活场景，希望观者能从这些本真而平凡的图片中品味普通人的生存状态。

那些观者已经看到的拍摄，其实，我从没把它们当成任务，也对拍出来的东西没有过多的预期，我就想知道，在我生活的同时，那些人生活得如何？他们如何生存？

婚姻买卖

《西部招妻》是我这些年跟踪时间最长的一个题目。可以说，当年我还是个摄影爱好者时，就开始为来自河南的农民老三记录他三次远赴宁夏农村谈亲事的曲折经历。老三本是我的远房亲戚。在一些摄影师看来，拍自己身边的人可能并非什么明智之举，不过当时的我觉得如果连自己家的事情都拍不好，如何拍好这个社会呢？

老三从小患有小儿麻痹，加上他的家境并不富裕，所以他娶媳妇的问题成了家中的难题。他家同意我几次跟着他去宁夏固原地区找媳妇，可能既是出于我给他家提亲充门面的考虑，又觉得也许我这个到外边闯荡过的人能够为他们解决些困难。我就这么看着老三经历了好多次悔婚、骗婚，最终耗尽了他父亲生前的全部精力和全家积蓄，才找到了一个能够过日子的媳妇，过上了相对平静的生活。

1998年冬，老三与憨姑娘成亲，那是他第一次结婚

在第一次婚姻失败后，老三继续招妻，图为2000年1月，老三和另一位女孩单独见面，彼此初步认识

在旁观老三去宁夏找媳妇的过程中，我才真正意识到在当下中国还有一些地方，因为贫困，人们往往以“买卖”的形式促成一段婚姻——先讨价还价，然后问一下“妥了么”，最后“成交”。

我们在宁夏见到过一位老媒婆，她收养孩子的目的就是小孩之后长大后能够卖给别人做媳妇，帮她赚得几万元的彩礼钱。所以，有时女方家人想把女儿嫁给老三，但因为媒婆从中作梗，想多要600元钱，眼看着一桩挺好的亲事就能被她搞黄了。

老三第一次谈成的亲事是和邻村一位精神有障碍的“憨姑娘”。男方家花了彩礼钱将“憨姑娘”娶回家后却发现她并不愿意和老三同房。每天晚上，憨姑娘和衣而眠，独自睡在卧室的沙发上。我给他们拍照时，婆家人无时无刻不在“教育”她，可“憨姑娘”却显得极有主见。老三则一个人害羞地躲在菜地看人家向他推荐的《新婚必读》。

要知道在偏远的农村地区，传宗接代是婚姻最重要的目的，老三的母亲急疯了，去找丈母娘理论，但没人有办法。老三只能听村里人的建议，把安眠药放在饮料里，但不知是不是假药，对憨姑娘没用。最终，老三觉得不应该违背一个女人内心的意愿，他拒绝使用暴力，只能选择和憨姑娘离了婚。

几经周折后，老三终于定下了一个媳妇。第二天早晨交钱领人走时，新媳妇瞎眼的母亲，在寒风里扶着墙，大哭。女儿穿着新棉袄，蹲在脏雪里埋着头哭。我为她们拍照片时，这画面背后的哭声充满了买卖婚姻的苦涩。

花钱买来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在算计得失。刚嫁过来时，姑娘不干活，还不断在小卖部赊东西吃，老三家里受不了，让她回家去。临走时，老三给了她一百元钱，姑娘担心是假币，说自己只认识五十元的真假。于是老三就换了两张五十元钱给她——两张50元纸币也宣告了他们的分道扬镳。

后来，老三还经历了好几次媳妇的来来走走。有一对兄妹，定亲时，老三给了一万二，还有金戒指耳环。人家假借送亲戚到火车站拿了钱就跑了。老三被“放鹰”了，老父亲气得在屋里大哭，被活活气死了。最后，还是在宁夏，老三招来个叫红梅的媳妇，生了小孩。可没过两年，红梅也想家了，喝农药自尽。老三只好让她回家去。不久，红梅又跑了回来，因为“还是这里日子好过些”。

原本我觉得，一个人找老婆首先是满足自己的一种精神需求，然后才是传宗接代。但看着老三招妻的这些年，我发现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生孩子，要让家族延续下去。尽管红梅的心思没在老三身上，老三失明的母亲还是用双手去摸这个儿媳妇，像是触摸这个家庭的功臣，因为红梅生了男孩。

2008年，当老三招妻的故事在《读库》上发表后，我收到了湖北男青年刘祥武的信，说看了我的书想让我帮他找个老婆。我赶忙解释自己不是人口贩子，但是后来经不住他一再给我写信打电话，我就去孝感市见了他。

刘祥武的性格比老三复杂得多。据他讲，他家以前是个大户，那么他就应该是个有文化的人。他说自己家现在的位置以前是县衙杀人的地方，风水不好。他哥哥患了精神病，现在住在精神病院——他把自己找不到老婆归咎于上述原因。

后来，老三出面帮他招妻。刘祥武特别聪明，他看到老三给他介绍的女方家里有三头牛，就笃定这次介绍要黄，因为一头牛值很多钱，后来果真没有成事。他后来又去宁夏找了一个四十多岁、给别人当过偏房的女人，把她领回了家。一年以后，这个女的悄悄离开了。刘祥武就很不乐意，嚷嚷这个女人把他当成了备胎。

在拍摄过程中，我一度也想帮助刘祥武改变现状，甚至答应帮他找老婆成个家。最终，我意识到自己只能作为他命运的记录者，用摄影这件事去展示平凡而贫瘠的人们的生活路径。帮助一个人改变命运，那太难了。现在，我要做的就是，在我活着的时候，记录下他们人生的过程。

家当中的生活与命运

“中国人的家当”是我众多的兴趣探索之一。原本，它只是十多年前杂志社某一次专题摄影的主题——在全国七八个民风较有特色的城市找了若干摄影师，希望他们能够在自己所在的城市里找到一户合适的人家。请这家人把自己家全部的物件都搬到房子外边来摆放好，全家人和自己的家当拍一张照片。不得不说，这是个引人好奇，非常有意思的尝试。

当年，我虽然还没有正式进入杂志工作，但也参与了这个专题在湖南凤凰古城的拍摄。在凤凰丝黄桥古城的城墙下，我结识了龙云平一家人。在说了我们的想法后，这家人最终答应了我的要求。第二天当我来到他家院子时，发现村里很多无事可做的妇女也都跑过来想看看热闹、帮帮忙。

龙云平家的家具十几年没有挪动过了，家具上都是厚厚一层尘土，还有很多大蟑螂跑了出来。最后，他家搬出的各种杂物和家具铺满了整个小院，真是壮观。为了完成这次拍摄，龙云平在城里打工的大儿子特意提早请假下班，女主人还换上了苗族传统服饰。

可半个月后，当杂志开始回收摄影师们的作品时，图片编辑失望透了。他发现，绝大多数的摄影师都没有完成之前的要求。在他们提交的那些关于家当的摄影作品中，只有很少几件容易搬动的家具像应付差事一样摆放着——在很多照片中，我们就连家里人穿的鞋、吃饭用的锅碗瓢盆都没看到。当图片编辑气愤地向这些摄影师表达不满时，一些人只是反复说：“让这些人彻底搬家太难了。人家都怕麻烦。这么做是不可能的。”

我听到后心里很气愤，也为这么有意思的题目被浪费而惋惜。本来这应该是一个中国地域多样化的表达，从不同家庭的照片中，人们能够看出这些个人物品背后的故事，包含了他们全部的生活和命运，喜悦和心酸，他们通过自家门前搭建的布景告诉大家，自己如何在这么一个剧变的社会里谋求生存。

看到这么多摄影师敷衍了事，我便下定决心，要自己完成这个专题摄影，用时间寻找这答案。于是，在过去的十二年里，只要有机会，我便想找找是否有合适的人家，利用工作之余买机票或者开车过去，为他们拍照。很多家庭我不止去过一次，十几年中我曾多次拜访，不断为他们拍新的照片。

2007年，当我在江苏宜兴市给经营茶馆的郭洪庆拍下第一张照片时，他的茶馆生意还十分兴隆——茶馆就像都市里的热门饭店那样人潮如织，商人、打工的伙计和那些临近街坊们一日几次出入茶馆，那时，这家茶馆就是当地许多人的日常生活。

2013年，当我再次联系郭洪庆时，茶馆的状况已经今非昔比——那些喝茶的老客人有些已经去世了，如今喝茶的人越来越少，茶馆平均每天只能卖出三四十壶茶，茶钱仍然是一位一块钱。郭洪庆将茶馆托付给妻子，自己外出打工赚钱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关了茶馆。他说在子女们纷纷离家工作后，那些相互陪伴排解孤独的老人们习惯了在茶馆开门时就来，一直坐到壶中的茶水被“喝白”才离开。如果没了茶馆，老人们能去哪儿呢？

这十多年我在中国各地拍摄完成的四十七户家当摄影中，大多数家庭都是开开心心，全家人和我一起搬出自己的家具、生活生产工具，甚至还牵来了自己家的牲畜。因为那些不听话的小动物在拍照时跑来跑去，有人甚至机智地想出办法——把自家小鸭子的腿都绑在了木板上。

这些人真的并不富裕，从摆放在那里的家当就看得出，有些人家里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在他们看来，如果自己家的那些破旧物件如果可以上镜，那帮助摄影师完成一次拍摄又有何难呢？他们从来不会计较我耽误了他们的时间，浪费了他们的力气。更耐人寻味的是，越是贫苦的家庭越乐于与我分享他们生活的故事，越不介意展示家里的物件。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我也认识不少煤老板和政府官员，他们的房子被妆点得富丽堂皇，私人收藏颇丰，但他们极为避讳与人谈及自己的家当。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一件往事。当年，我的祖父母住在山坡上的窑洞里，窗户只是从土墙上挖出个洞糊上透光纸勉强维持。看着墙上那破破烂烂的玻璃，儿时的我特别想从父亲工作的玻璃厂里弄块玻璃，给他们做个体面的玻璃窗。听说这个打算后，善良的祖母呵斥了我，她气愤地说就算家里永远安不上玻璃窗也比偷东西强，因为她更希望自己的家人更够贫穷但有尊严地活着。

“伟大的摄影师”

2004年3月1日，我坐火车到北京，去《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入职，当时我想，我要做一个伟大的摄影师。

这些年来，我也一直在思索怎样的摄影师才算伟大。我时常发现人们总喜欢把摄影想得高高在上，觉得只有那些有钱、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能理解摄影。我的一位生活在中国某三线小城市的摄影师朋友，他自己开了一间儿童影楼，几年前的一天，他突然灵光乍现，立志要拍摄一组100个裸女的专题摄影。在那样一个与艺术绝缘的城市，他的狂妄想法听上去简直就是一个笑话，我甚至担心他会被人当做是流氓。但还没过一年，我就接到了他已经完成了拍摄的电话，在电话那头，他激动地说：“那些理解我的女人，她们不但愿意帮我达成艺术理想，还全都是良家妇女。”

在第一次家当拍摄的六年后，郭洪庆的茶馆已经难以为继，但他依旧坚持营业，只是因为那里已经成了独居老人们的情感寄托

我还给刘祥武买过一台照相机。那是一台一千多元钱的卡片机。他是流浪汉不方便用太好的相机——带在身上容易被抢。我和他签了个协议：拿这台相机去拍，拍了照片给我，一张照片一块钱。他觉得很神奇，问我拍啥。我说你随便，爱拍什么拍什么，唯一的要求是虚了模糊了你都不能删。后来，我发现那些照片拍得真有意思，他在街头拍的东西都是常人不注意的。

与耍猴人共处了十几年的马宏杰（右）

我曾见到过某个摄影协会的副会长，他拍了几十年草原上红太阳升起的照片。说实在的，我很难理解这背后的意图。在我看来，与其花那么多时间拍那些太阳、月亮和一成不变的风景，我更愿意看看这几十年来中国人有什么变化。例如，你坚持三四十年就给在天安门广场上留念的游客拍照，那回首看那些照片时，你一定能看到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比如，在我年轻时拍游客照都是流行要把自己的手表特别露出来的，但现在的人肯定不一样了。我也好奇如果能够拍一下路上行人的钱包里装了什么东西，也可能很有意思——我想看到不同的人怎么看待钱、使用钱，有钱人和无产者的差别在哪里。

做摄影师这么多年，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些刚刚拿起相机时看到的画面——在郑州，小轿车罕见的年代里，人们乐于用自行车搬运很多大件物品，自行车纤细的后座上你能看到有时是饭桌有时是立柜，有时甚至是平板床。这些搬运的人们在马路上像表演杂技似地穿行而过;在广州，城市里的封闭式的货运“黑车”违规载客，为了给乘客留出呼吸的窗口，货车铁皮车厢上了锁，底部的挡板却总是开着的，露出里面乘客们一双双的脚。

正是这些画面让我始终相信，在生存面前，没有人比其他人更高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