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同事们相处，我压力非常大。他们个个都是出入博物馆、艺术馆，看画展、话剧，听歌剧、音乐剧的人，谈笑皆鸿儒，只有我一个白丁。一年到头，电影院我都很少去。每当他们谈及文化艺术话题，我只能在角落里沉默，任由自卑侵蚀原本就已经荒漠化的灵魂。可是，新年伊始，我忽然觉得自己也高雅起来，听了首交响乐，竟然也懂了。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艺术总监创作了一首《张士超你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成了2016年的第一支神曲。乐曲旋律，虽然我还是一无所知，但好在歌词简单——合租的基友抛弃他去约会华师大的女生，他用没有钥匙做借口，希望将基友召回，沉溺于温柔乡里的基友却毫不理会，失落的他在冰冷的风雨中凄凄惨惨戚戚。这样一个生活小段子，配上宏大、庄严的交响乐，巨大的反差产生了浓厚的魔性效果。

1月14日，印度古瓦哈蒂，民众在田里手舞足蹈庆祝丰收节。（ IC/图）

我花了五秒钟思考这个问题，发现任何一个原本高冷、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东西，一旦被通俗化、简单化，就会流行起来。比如英国有个叫西蒙的男人所做的，他在过去16年里，捐出精子，成功帮助数百女性孕育了800多个孩子。他之所以能创下这样的纪录，就是把原本复杂的捐精问题简单化了。一开始，他也是到精子银行去捐，觉得程序复杂，效率又低，正好英国允许私人捐精，于是他开始在Facebook上自己卖。西蒙会按时做各种体检，证明自己的身体健康。最重要的是，他卖出的每一份精子里，都包含一个注射器和一管精液，以及一个简单的教程，让姑娘们自己就可以完成受精过程。于是，16年来，光他知道的，就有800多个带着自己基因的孩子出生了——想一想，还有很多人购买精子后就再没和他联系，他也不知道是否成功。而这位叫西蒙的播种机，还打算继续干下去，他现在已经辞职，专门做起了捐精人。于是，新的、更复杂的问题就出现了——这800甚至更多的同父异母的孩子，该怎么区分？多年以后，兄妹相恋——或者兄弟相恋的情况出现了，该怎么办？

越是复杂的时代，人们越是喜欢简单，甚至简单到粗暴的程度。中国的雾霾问题，本身就很复杂，而雾霾最严重的河北，原因更为复杂，背后有区域经济问题，有企业布局问题，有生活习惯问题，有领导意识问题等等，经济学家王福重在一次电视节目中，从经济角度分析雾霾成因。这倒也没什么，但他没想到，很多河北人并不理会可能也不理解京津冀区域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只是get到“河北人穷”这个点。就像我看懂了歌词就以为了解了交响乐一样，我的很多河北老乡们不假思索就相信了王福重恶意抹黑、诋毁、丑化河北人的说法。雾霾严重时，我都没见到人们这么声音一致过——讨伐王福重。那几天的朋友圈里，转来转去，都是谩骂这位经济学家的文章。复杂的雾霾问题，被简化为地域攻击。

我一直很难理解，我们为什么那么喜欢把地域问题简单粗暴化。一提到日本，就会想到侵略历史;一提到台湾，就绷紧台独的弦。我们的行动也很简单，无外乎抵制、抵制、抵制，要求道歉、道歉、道歉。在思考交响乐问题的那五秒钟里，我想通了这件事，正如欣赏高雅音乐的能力并非人人都有一样，很多社会、政治问题也太过复杂，我们懒得去深思熟虑，只好用这种简单粗暴的思维来表达态度。又多亏了互联网，把我们这些头脑简单的声音联合起来，看起来变得无坚不摧，异常强大，甚至像《张士超你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一样，因为声音的高度协调，又在同一个旋律中不断重复，终于变成了一曲交响乐，产生了一种气势磅礴的神圣又魔性的感觉。

这是一种超有感染力的魔性，一旦旋律形成，很多人都会前赴后继参与其中。不瞒诸位，我也有过把钥匙丢在老家的经历，听完《张士超你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这首曲子后，我从北京地铁里当即回转坐车回老家取钥匙的记忆，便蒙上了一层激昂的色彩：在人潮如织的地铁里，我雀跃着前行;排队上客车，我和乘客都踢着正步;刹车时，我们往前倾倒的动作，都整齐划一。一个人问：“师傅，我们几点到？”剩下的人也会紧跟着附和：“几点到？”我原本希望，后座那位姑娘能被我的容颜倾倒，跟我搭讪，然后谈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可在大合唱的旋律里，这种个人的小九九，显得太不和谐，太不合时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