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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惊地怪,真思卓然

2016-01-31俞丰

阳光 2016年2期

俞丰

大约是2000年,我写了一组印学研究的文章,贸然寄到《书法导报》社,蒙杜大伟先生抬爱,竟在他负责的版面专辟了一栏连载我的文字,还写了编者按语。那时我知道,先生不仅是书法家,还是画家,但我没有见过他的作品。

有一年夏天我到郑州,偶然进仰韶画馆,在门口看到几幅花鸟画,那种特立独行的风格、酣畅直率的笔墨、大朴不雕的气度,把我一下吸引住了。最后看落款,竟是“大伟”两字,于是很急切地打了他的电话。这一次在他的画室,大至盈丈通屏,小到尺幅扇头,我一路欣赏,一路赞叹,整整盘桓了半日。

乍看先生的花鸟画,真可谓“天惊地怪”。但见张扬的线条横亘于画面,构图随意,东倒西歪,丛杂扭结的枝干交织于画面,分枝布叶完全漠视传统规范。画中的禽鸟,若非喙细身肥,便是脯圆目愣,傻傻地停在枝头,很不顺眼。他的人物画,是兽体蛙肢,妖形鬼面,脏腑毕露,喜怒纷呈,即便不视之为怪胎,也要怀疑是《山海经》中“大荒西经”的插图了。对看惯了雅逸恬淡、雍容华丽的审美眼光来说,大伟先生的画是一种严重的离经叛道,即使斥之为异类、魔道,我觉得也不必去争辩。

然而我所为之震动的,正是由于他作品中充沛的情感流露和丝毫没有做作的坦率作风。大伟先生的画之所以容易理解而且十分传统,正是他作品的基本出发点牢牢抓住了中国画的灵魂——笔墨,以至于决绝专注,忘乎所以,义无反顾。中国绘画从独立成熟发展到至今,有它的基本外延和独特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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