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钰华　吴树利

最早研制固体火箭

1949年的初秋，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欢庆和祝福。

10月初，陈毅司令员参加完开国大典，来到南京。当时的陈毅既是上海市长也是华东军区兼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华东军政大学校长，为了给留在上海的老知识分子和归国学者、专家们报效祖国搭建个平台，特批准在华东军区军政大学筹办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地址在南京。任新民归国后，就在这里工作。

陈老总谈笑风生，浓重的四川话抑扬顿挫，极富感染力。他充分肯定专家们投身革命，参加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爱国主义精神，鼓励大家为国防建设研制先进武器。

陈毅的发言令任新民以及学者专家们受到极大鼓舞。会后，陈毅设宴招待研究所全体专家，并亲切地称专家们是国家的宝贵财富。陈毅这位叱咤风云的将领、国家重要领导人竟是这样平易近人、热情坦诚，使得宴会气氛达到高潮。专家们激动万分，纷纷表示：“一定要尽全力搞科研，要使贫穷落后的祖国早日强大起来！”

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很快就开始了科研工作。专家们将火热的爱国热情投入工作。

任新民到华东军事科学研究室就任的同时，也成为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令他无比自豪。

1949年底，国民党军队在浙江还没有完全撤离，龟缩在舟山。华东人民解放军奉命解放浙江的舟山群岛，但国民党军队在舟山群岛上设置了重重障碍，埋下大量地雷负隅顽抗，妄图阻止我军的舰船靠岸。

军事科学研究室的科学家们商议破敌之策，几经研究，确定启用“火箭”的方式。经上级批准，他们奉命研制水平发射的固体火箭。用固体火箭运载炸药，以引爆前进路上的障碍物，为我军的舰船开路。

任新民参加了这一项研制工作。在此之前，任新民曾看过国外一些有关的书籍，对火箭有所了解。而此项研究在中国也是前所未有的，搞研究令人兴奋但又困难重重，集思广益却也是步履艰难。研制工作紧锣密鼓。在当时，资料、设备、实验条件有限而落后，再加上资金的困难和研制时间的紧迫，研究室的人们全力以赴，充分调动一切来完成此项研究。

任新民负责置办研制所需物品，经常出差。除了精打细算外还要想办法东拼西借。在一次去上海出差的时候，他听说上海火柴厂错购了一批过氯酸钾（制作火柴用的是氯酸钾）后，突发奇想，火柴厂错购了过氯酸钾，对于火柴厂来说，这批材料就是废品，而这却正是研究室所需之物，要是能变废物而实用，既不浪费，又能节省，一举两得该是多么划算的事啊。于是他决定前去商议购置。火柴厂的领导正为此事发愁，过氯酸钾不但没用，而且还得占用库房。听任新民说明来意后很是高兴，于是痛快地答应了。任新民以比较便宜的价格购回了这批过氯酸钾。

研制固体火箭，首先要研制发射火箭用的发动机。经过军事研究室的各路精英们的共同努力，中国第一台复合药的固体火箭发动机诞生了。他们在长江水面进行发射试验获得成功。这是一台水平发射固体火箭的发动机，发动机试验成功后，固体火箭也随之研制成功。固体火箭可快速破除重重障碍，尽管我军在解放舟山群岛的战斗中最终没有使用这一固体火箭，但就固体火箭发动机及其装药而言，在当时却是一项开创性的技术。虽然无法和现代技术相比，但它的技术还是很突出的，乃至这一技术成果——固体火箭发动机和推进剂被带到后来成立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陈列在炮兵工程系火箭武器实验室里。不仅如此，任新民和同事们研制的推进剂，还被我国成立的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用作制作第一批表演火箭。

从那时起，任新民已经进入开启中国航天之门的预备阶段。固体火箭研制的成功为后来火箭导弹的研制奠定了基础。

一封电报与航天结缘

任新民在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我和航天结缘于一封电报。1952年，我在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担任研究员。突然有一天，一封电报通知我去北京。在北京，陈赓将军接见了我，希望我参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筹建的工作。当时我从美国回国不到3年，这让我感到意外。我在美国学的是机械工程，并非导弹、火箭。哈军工成立后，我被任命为炮兵工程系教育副主任兼火箭研究室主任，主要教固体火箭。”

1952年8月，军事科学研究室奉中央军委命令北上，参加筹建新中国第一所综合性高等军事技术院校——军事工程学院，成为建院之初师资力量的重要来源之一。

中国军事工程学院筹备委员会成立，陈赓将军为主任委员，任新民被任命为筹备委员会的成员。办公地点定在北京地安门恭俭胡同59号。从1952年9月以后，“哈军工”筹备工作就正式在此展开了。

任新民作为筹委会成员，专项负责解决师资问题的工作。工作内容包括：了解各大学和有关科研机构科技人员的情况，为领导选择确定教师提供参考意见；并对领导已经确定的调入人员，负责联系、落实和协助办理手续。

这是一项细致、严谨而又十分复杂艰巨的工作。你提供的人员首先必须是能胜任的人才；而你要的人才也是别的单位不可缺少的不放的；即便单位迫于压力放人，而个人又有各种不能前来的情况。领导确定的人选一个不能少，还要确保来的人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地工作，包括家属的人事调动问题等等。

任新民对于组织上的工作调动和安排从不提个人要求，认为调动就有调动的理由和工作的必要性，而且要干就认认真真地干，绝不偷奸耍滑。他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然而人事调动工作处处受阻，尽管连他的同窗挚友的关系都用上了，还要亲自跑各地方登门说服要人。他深感有些事情不是不辞辛苦就能办成的。在此工作期间，陈赓大将的工作方法和拼搏精神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是一辈子都受用的。那就是：“要干的事就非要做成不可。”这种精神在任新民以后的航天事业奋斗中处处可见。这种精神也许就是成为现在人们提起他的时候，都会亲切地称他为“倔老头”的核心体现。

就拿调动中国科学院的罗时钧和庄逢甘两位博士来说，阻力很大、工作无法进展。当任新民回忆那段情景时，仍记忆犹新：

罗时钧和庄逢甘两位博士是钱学森当年在美国的弟子和同事，学问绝对是一流，哈军工准备调他们二人，可就是调不动。科学院根本就不想放人。陈赓院长得知此事后火了，对任新民说：“你替我给那个处长打电话，就说我陈赓明天去拜访他。”

“这电话好这么打吗？不敢打，不敢打。”

“你就这么打，照我说的，没问题，你打。”

任新民就真给中科院打了电话。他说，我们陈赓院长说了，明天要去拜访你。没想到，中科院的人事负责人态度转变了，口气也不再生硬，并答应向上级汇报。第二天中科院就来电话说，罗时钧和庄逢甘两位博士将按时到筹委会报道。

任新民感慨：没有陈赓院长坐镇，哪个单位愿意放人呢。调人难，调动知名人士更难，甚至要动用周总理。

为拿到周恩来的“令箭”，陈赓将军绞尽脑汁，连磨带泡，说服周总理批准。有时，周总理都拿他没办法。周总理几次向陈赓发出警告，这是最后一次，下不为例。可陈将军总能找出再破例的理由，并选择机会使周总理顺理成章地再次破例。一天早晨，他来到国务院西华厅。这天总理要接见民主人士，客厅里已坐满了人。陈赓一看不便闯进去，就等在门外。恰好此时他看见总理要上洗手间，便迅速地跟了进去。总理见他匆匆忙忙走进来，问道：“陈赓，你怎么到了这儿？”

“总理，有几个教授的名单，请批一下！”

陈赓说着就递上了名单。

“你等一下还不行吗？”

“等一下你就走了，还是现在就批吧。”

任新民说，陈赓将军拿到周总理的批件后，还要做被调人员所在单位领导的工作，如高校部及所属各大学、中国科学院等单位领导。好在这些领导中有的是陈赓将军的老同事、老战友，多数是老部下。对于看中的人才，陈赓将军采取的是“软硬兼施、苦口婆心”策略，有时是亲自登门拜访，有时指派筹备委员会的其他委员前去做所在单位和本人的工作，有时亲自打电话，有时还要用到周总理的批件“恫吓”几句：“总理都批了，你还不放人！”

筹备工作紧张而忙碌，在当时，如果没有陈将军的雷厉风行，是很难在短时期内组建成一支强有力的科技教师队伍的。

办学不能没有教学科研大楼。为“建楼”陈赓心急火燎，经常深入基建工地，遇有重大事情，随即与基建办公室的同志一起商谈解决。他不顾自己在战争年代留下的腿伤，多次爬上脚手架同工人交谈，查看工程质量。仅仅7个月时间，10万平方米36幢教学科研大楼便拔地而起。

1953年9月1日，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多军种综合性的军事工程学院成立。钱学森教授后来赞叹：“在我国现有条件下，这么短的时间内办起了这样一所完整的、综合性的军事科技学院，在世界上也是奇迹。”

在哈军工筹备中，任新民跟陈赓将军接触比较多。陈赓将军特有的干练、严谨、幽默的工作作风很是让任新民佩服。任新民原本就好学，对好的事物有着本能的捕捉能力，不知不觉中，陈赓将军的精神带给他动力。他以陈赓将军为楷模，严于律己，始终坚持“想干的事就一定要锲而不舍地干成、干好”的工作作风。这一习惯伴随他之后的航天事业中。几十年以后，当有记者问任新民对陈赓大将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的时候，任新民说：

“他很明白怎么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那时也不太好弄，当时找教授都是我们从北京打电话在全国各地找的，很多人不知道哈军工在哪里，到了北京，一听说在哈尔滨，很多人都不干了，要回去。那时的教授顾虑非常多，而且当时知识分子也很自由，想不去就不去了。陈赓要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他对知识分子非常关心，而且他讲的话都能说到大家的心上去。”

哈军工在陈赓将军的带领下，经过任新民以及同事们认真负责的艰苦奋战，一位位国内知名的教授、专家和优秀的年轻科技人员云集北国冰城哈尔滨，使哈军工很快组建起了一支以老教授为骨干力量的教师队伍。正是这支队伍，在对哈军工建设发挥了顶梁柱作用的同时，也为我国整个国防科技工业的各个部门，如航天、航空、舰船、核技术、兵器、军用无线电电子学等领域的创建和发展输送了极为宝贵的技术骨干人才。

1954年，哈军工的教学工作已步入了正轨。一直在教务处工作的任新民，负责教学业务管理工作。他很想到教学第一线直接去工作，几次想向领导提出，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身为一个科研知识分子，不在一线搞科研技术实在是有劲没处使，但就这么提出也不太好，组织上一定有组织的安排，如果自己就这么提出来，会不会影响整体工作？任新民就是这样一个细致周到的人，他甚至想到，如果自己不说也不好，既然想到了，就要去做。于是他做好一切可以随时交接工作的准备之后，硬着头皮，向领导提出去系里直接从事教学工作的想法，态度十分恳切，并且有理有据地说服院领导。院领导不好回绝，只得答应考虑此事。

不吐不快，任新民走出领导办公室后，心里踏实多了，不论组织怎么安排，都要服从。

没过几天，任新民就接到通知，工作调动问题经过院领导和人事处的多方商议和协调后被批准了，任命任新民为炮兵工程系副主任兼火箭武器教授会（苏联称教授会，即教研室）主任。

他如愿以偿，在做好一切交接工作后，立即投入教学工作。他工作极其认真负责，很快就被评为教授，并授予技术上校军衔。

如果没有陈赓大将的提携，也许就没有任新民的航天之路。说起航天事业，任新民总忘不了陈赓，陈赓精神始终感染着任新民。

钱学森与任新民一见如故

1955年10月，钱学森冲破美国的重重阻力回到祖国，投入新中国的建设。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他到中国科学院报到。在北京历时半个多月的参观后，中科院院长吴有训建议他去东北参观重工业。

钱学森的北疆之行第一站就是哈尔滨，由朱兆祥陪同，于11月23日来到哈尔滨。钱学森提出要见在哈尔滨的两个朋友：罗时钧和庄逢甘（罗时钧是钱学森在美国时的学生，庄逢甘是空气动力学家，与钱学森在美国是同事，都在军事工程学院工作）。由于军事院校的保密要求很严，未列入参观日程。朱兆祥把钱学森的要求报告了中共黑龙江省委，省委接待部立即通告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陈赓大将求贤若渴，对挖掘人才不遗余力。他向中央请示，彭德怀转告陈赓，周总理支持，毛主席同意，钱学森可以到军事工程学院参观。

陈赓快速从北京赶往哈尔滨，速度之快好似从天而降。他召集院领导刘居英、刘有光、徐立行、张衍等和师生代表，对钱学森的到来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陈赓大将事务繁忙，特意从北京赶回来迎接，令钱学森非常感动。陈赓在欢迎辞中说：“我们军事工程学院打开大门来欢迎钱学森先生！”

钱学森见到了阔别已久的罗时钧和庄逢甘，还意外地见到了老同学梁守槃、马明德、岳劼毅。

在陈赓的陪同下，钱学森先后参观了空军工程系、海军工程系、炮兵工程系。当时，学院请了二十多位苏联专家，建设发展速度很快。中国第一个风洞实验室，水槽都已建起；实验室里很重视教学演示设备，而且用部队办法管理，井井有条，一尘不染，都给钱学森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室外的一个小火箭试验台前，钱学森停下脚步。兼任火箭教授会主任的任新民向钱学森介绍了室外固体燃料火箭点火试车的试验，引起钱学森的极大兴趣。这是任新民与钱学森第一次见面，也是他们初次相识的地方。任新民指着10米多高的一个铁架子，谦虚地说：“不怕钱先生笑话，我们做比冲试验，方法很原始，另外用火箭弹测曲线，也是笨办法上马。”

钱学森感慨地说：“不容易，你们的研究工作已经有相当的深度，尽管条件有限，已经干起来了，迈出这一步，实在出乎我的意料啊！”

陈赓大将问道：“钱先生，您看我们能不能自己造出火箭和导弹来啊？”

“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人同样能造出来，难道中国比外国人矮一截不成！”

陈赓将拐棍往地上一顿，激动地说道：“好，钱先生，我就要您这句话！”

一位身经百战、九死一生的将军；一位在海外颠沛流离、在科学技术中勤奋耕耘的学者一拍即合。钱学森的话也为凭着强国的愿望，在没有经验、条件有限的情况下苦心研制，不知道到底能不能研制出火箭和导弹的任新民增添了难以言状的信心。

任新民拿出一份美国空军的训练教材，就固体火箭燃料配方问题与钱学森讨论起来。他们彼此交换见解，越谈越热乎，相互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钱学森离开的时候，两人双手紧握，钱学森颇有感触地说：“我们一见如故，希望不久我们再见面，深入探讨一些问题。”

事后，钱学森对陈赓说：“任教授是你们的火箭专家，我今天有幸认识了他！”

当晚，陈赓宴请钱学森，除朱兆祥陪同之外，任新民主陪，罗时钧、庄逢甘在座，没有地方官员，一色军人。此次宴请多少有些保密，因为陈赓要与钱学森探讨火箭、导弹方面问题。钱学森针对中国制造导弹的实际操作问题做了分析。他认为，中国研制导弹的关键问题是自动控制技术，射程为300千米至500千米的短程火箭，导弹及燃料两年时间可望解决，80%的工作量在于自动控制，这一技术恐怕短时间内难以突破。他看看坐在对面的任新民，问道：“任教授，你说是不是啊？”

任新民点点头，若有所思。紧跟着，大家围绕火箭和导弹热烈地讨论起来。通过交谈，钱学森对自行研制火箭和导弹充满信心，这也为在座的人增添了信心。

陈赓说：“钱先生的话让我们心里有底了，我们一定要搞自己的火箭导弹！”

《对我国研制火箭武器和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

1955年年底，由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转报中央军委关于任新民、周曼殊和金家骏等三位教员提交的《对我国研制火箭武器和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不仅具有极强的前瞻性，为国家解决发展导弹事业做了舆论和思想上的准备，还具有为创建和发展我国导弹航天事业的开拓意义。

20世纪50年代初，抗美援朝战争刚结束，我国正处于国民经济3年恢复时期，国家百废待兴。我国的经济与技术基础还十分薄弱，许多专业技术和学科还属于空白，不要说研制现代火箭与导弹，就连知道这一专业技术的名词概念的人都屈指可数。当时的中国，时刻受到战争甚至核战争的威胁。

1950年美国总统杜鲁门更是公开宣称，他一直在积极考虑在远东使用原子弹，1953年更是把核弹头运到冲绳，新中国面临着美国的核讹诈，工作在国防战线的人们无不自觉地承担起为强大国防建设研制先进武器的重任。

1955年，任新民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炮兵工程系任教育副主任兼火箭武器教授会（教研室）主任。他不仅把教学工作做得井井有条，而且还亲自编写了《火箭武器》的讲义、给学员们讲课。那时候中央领导就曾经问过他们，在中国可不可以搞导弹？任新民在搜集和研究国外大量关于火箭与导弹武器的技术资料时，开始思考我国的火箭与导弹武器的发展问题。

任新民后来回忆说：“那个时候还没叫导弹，就是火箭加控制系统这么个想法。因为当时我们了解到德国人有v2导弹，其他的国家也有一些地空导弹，所以建议中国也应该发展这东西。实际上那个时候我们懂的也不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1942年10月，德国发射了世界上第一枚弹道式导弹-V2导弹，射程260公里。德国战败后，美国和苏联把大量的资料和专家弄回本国，借鉴德国在导弹设计、试制、试验方面的经验，迅速建立了自己的导弹、火箭工业。在以后的几十年时间里，美、苏两国在航天领域一直处在世界领先地位。

国家领导人对发展我国核武器和火箭导弹很重视，因为这关乎人民的利益和国家命运，要造出这些先进武器以技术力量击退美国对中国的威胁和核讹诈。

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决策，人民群众高涨的爱国主义精神，让军事科学院的专家们全力以赴投入研制。任新民在研究关于火箭方面的资料时逐渐形成研究整体方案的想法。在他的带领和主持下，与周曼殊和金家骏等教员开始了我国研制火箭（含导弹）的技术可行性研究。他们三人首先详细地研究了德、美、苏等国研制导弹武器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实现途径等。然后再进行详细的论证之后，他们提出了我国应加速发展火箭与导弹武器的建议，并对如何发展提出了较具体的建议。1955年上半年，任新民等三人完成了《对我国研制火箭武器和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的上报稿，提请有关的系、院领导与专家提出补充、修改意见。该建议几经易稿，于年底由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转报中央军委。

《对我国研制火箭武器和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得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中央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元帅告诉陈赓：你们哈军工任新民等三位教授的建议书我看过，并已经批给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和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阅办，还要万毅亲自去征询钱学森的意见。

不久，彭德怀约见了钱学森，陈赓陪同。彭德怀直截了当、开门见山：“钱先生，我是军人，今天找您来，想谈谈打仗的问题。我们不想打人家，但若人家打过来，我们也要有还手之力。……我们能不能先搞出一种短程导弹，比方说射程500公里，这需要什么样的人力、物力和设备条件？估计需要多长时间可以造出来？”

钱学森说：“搞导弹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有一支搞科研的队伍，需要建一些地面试验设备，也需要有专门的加工制造工厂，原材料可能需要全国各有关部门的支持。至于人力、物力，这需要仔细估算一下。而时间，美国从军方开始支持搞导弹，到搞出第一枚导弹，用了近10年的时间，我想，我们可以比他们快，有5年的时间我看是可以的。”

彭德怀向钱学森请教了其他相关导弹技术知识后高兴地说：“钱先生，有你这样的导弹专家，我相信中国一定能研制出导弹。陈赓啊，我们的军队不能老是‘土八路，也要学点洋玩意，你安排钱先生给我们军队高级干部讲讲课，也让大家都开开眼界。长长见识。”

作为哈军工院长的陈赓，针对任新民他们提出的《对我国研制火箭武器和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递交中央军委后的落实情况一步步跟进。这就是陈赓精神，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要干的事就非要做成不可。1956年元旦，陈赓跑到叶剑英家，跟他提起导弹和钱学森，说得叶帅要见钱学森。当天下午，叶剑英、钱学森、陈赓三人针对导弹研制问题展开讨论。在叶剑英的提议下，他们一起去见周总理。

听了钱学森和陈赓的设想，周总理对钱学森又说：“学森同志，我认为你们的想法很好啊！现在我交给您一个任务，请您尽快把你们的想法，包括如何组织这个机构，如何抽调专家等等，写成一个书面意见，以便提交中央讨论。”

我国科学技术的第一个春天

1956年是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充满生机的一年，也是我国航天科技工业诞生之年。

1月25日，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讲话，指出：“中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1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现代科学技术大进军”的号召。

2月17日，钱学森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完成了周总理下达的任务，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这一意见书提出了我国火箭与导弹事业的组织结构草案、发展计划和实施步骤等，为了保密，把火箭、导弹这些敏感的名词统统用“航空工业”来代表。在《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中，他拟列了一批参加这一项目的21名高级专家，其中包插任新民、罗沛霖、梁守槃、庄逢甘、罗时钧、林同骥、胡海昌等。后来这一意见书的大部分内容被列入国家《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第37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的规划。

这份《意见书》受到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周恩来主持会议，听取钱学森关于在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设想，各部门多次开会研究。

3月，我国成立了周恩来总理为主任委员，陈毅、李富春、聂荣臻副总理为副主任委员的科学技术规划委员会，组织全国数百名科学技术专家制定我国第一个长期的科学技术规划，即《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简称《十二年科学规划》），提出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和“以任务带学科”的方针，确定了57项国家重点科技任务，其中特别强调了原子能技术、喷气与火箭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自动化技术等，当时五种技术被誉为中国科学技术的“五朵金花”。

任新民作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代表，应邀参加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研究、讨论和制定工作。

《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其中第37项《喷气与火箭技术的建立》就是在钱学森的主持下，由任新民、沈元、王弼等合作制定的。在这一项目规划中，他们中肯地提出：“喷气和火箭技术是现代国防事业的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是喷气式的飞机，一方面是导弹。没有这两种技术，就没有现代的航空，就没有现代的国防。建立和发展了喷气和导弹技术，民用航空方面的科学技术问题也就不难解决。”

该规划明确了发展目标，即“本任务的预期目标是建立喷气和火箭技术，以便在12年内使我国的喷气和火箭技术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并接近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以满足我国国防的需要”。规划还指出了完成预期目标的途径与措施，其中有一条：“必须尽量先建立包括研究、设计和试制的综合性的导弹研究机构，并逐步建立飞机方面的各个研究机构。”“国防部成立航空委员会，在航空委员会下成立导弹研究院，该院自1956年开始建设，1960年建成。”

规划中还明确了完成任务的大体进度：“1963年至1967年，依靠中国自己的研究力量，独立设计并制造国防上需要并达到当时先进性能指标的导弹。”这是我国最早的较为系统的关于发展喷气和火箭技术的蓝图。

经过五十多年来我国航空航天事业创建与发展的实践检验，尤其是中国航天，五十多年来基本上是按照这一规划确定的原则组织实施的，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这一规划的历史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4月13日，根据钱学森教授的意见书和规划的要求，国家成立了航空工业委员会（简称航委），聂荣臻任主任，黄克诚、赵尔陆任副主任，王士光、王诤、刘亚楼、李强、钱志道、钱学森、安东等任委员，安东兼任秘书长。

5月10日，聂荣臻向中央提交了《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周总理主持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讨论聂荣臻元帅提出的《关于建立我国导弹研究机构的初步意见》。会议原则上同意了航委的意见，决定由航委负责组建国防部导弹管理局（对外称国防部第五局）和国防部导弹研究院（对外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以便尽快开展导弹研究工作，并建立自动控制、无线电定位、电子元器件等研究所。

5月26日，聂荣臻邀请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副总参谋长兼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国家科委副主任范长江、一机部部长黄敬、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以及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共33人开会，商量为五院选调科技骨干的问题。聂荣臻在谈完我国发展以“两弹”为主的尖端武器计划后，强调说：“我国发展尖端武器迫在眉睫，友好国家技术援助还没有落实，尽管困难很多，但中央已下了决心。当前急需的是各类人才，请在座的诸位大力支援，鼎力相助。”

陈赓第一个站起来说：“搞导弹需要集中全国的优秀技术骨干，才能攻克难关，把研究工作进行下去。我们哈军工学院有一批从事航空和火箭专业教学的专家、教授，我想从中抽调6名教授，支援航委。”

听了陈赓的表态，聂荣臻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筹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第二天，陈赓就把调动工作任务布置下去。他对哈军工负责人刘居英说：“我们要全力以赴帮助筹办五院，调专家的事党委先研究一下，意见统一了，就马上和本人见面。”

刘居英告诉陈赓，任新民和庄逢甘刚去北京。陈赓说：“我找他们。”

几天以后，刘居英向陈赓汇报了哈军工学院党委对抽调专家去北京筹建五院的初步意见，同意先调任新民、梁守槃、庄逢甘、朱正4位专家，以解五院筹建初期的燃眉之急。陈赓叮嘱刘居英尽快为他们办理调动手续，并派得力干部帮助4位专家搬家。

正在北京出差的任新民和庄逢甘见到陈赓，因为他们二人在来之前就对筹建五院的事有所耳闻，所以见到陈赓后并没有提及此事，但见陈赓的神态似乎猜测到几分，故装作不清楚的样子。陈赓也看出他们的心思，直截了当和盘托出，并让他们马上去五院报到。陈赓话音刚落，二人就憋不住笑出了声。他们都是有梦想的人，都是愿意在第一线发光发热的人，一听说是要去为研制导弹而成立的专门机构，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没耽搁就直接去了五院。

国防部五院筹备初期的办公地点设在两座下马了的野战医院，位于北京阜成门外的马神庙。当年那里一片荒凉，别说交通了，要想搭上公交车，也要走很远的路；办公室也是非常简陋，什么都没有。

任新民和庄逢甘报到时，安东秘书长亲自接待了他们，并安排他们住市里的招待所。住招待所每天要花上两个小时的来往时间，任新民和庄逢甘工作心切，一心想着工作，力争时间，要求住在办公室里。这让安东秘书长很是为难，但也执拗不过这二人的坚持，于是准备帮助他们找办公桌椅和住宿的家具。没想到他们动作很快，不大一会儿的工夫就从一仓库里找来破旧的桌椅、木板以及砖头（支床板用）搭起床铺，作为办公室兼宿舍。

聂荣臻得知任新民、庄逢甘二人不讲任何条件的工作精神后，很是感动地说：“这就是陈赓同志带出来的干部，哈军工的专家们来打先锋了。”

多年以后，聂荣臻不忘此事：“我对任新民和庄逢甘打地铺的事极为感动，始终铭记不忘。哈军工送来这么好的科学家，如果不信任，咱们还能信任谁呢？”

当时，美国的航空母舰已驶进台湾海峡，并不断地发出战争叫嚣，筹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任务十分紧迫。

万事开头难。而这难中之难还要说是选调人才问题。当初筹建哈军工的时候，人才调动就很困难，如今又是我国执行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各部门都在广招人才，更别说是往外调人，你有理，他更有理，为的都是国家建设。由于任新民在哈军工筹建中就负责人员调动工作，相比其他人对科技人员的情况更熟悉一些，所以此次筹建国防部五院工作中的科技人员选调工作也就非他莫属了。这确实是一项左右为难的工作，哈军工副院长刘居英在任新民调离的时候曾经半开玩笑地留下了话：“老任啊，哈军工的人员情况你很了解，可要嘴下留人，别把哈军工的教学骨干都给挖走了。”

在面临着人才奇缺的背景下，任新民实事求是地权衡利弊，导弹事业的发展是我国新兴的行业，而国内的大专院校又没有涉及这方面的专业，自然也就没有专业对口的毕业生。他除了从专业技术的角度为领导选调科技人员提出了参谋咨询意见外，又从应届大学毕业生中选了143名各相关专业的毕业生。这些学生有学化学的、机械的、纺织的，还有学文史的，就是没有一位是学过火箭导弹理论的，包括选调来的各有关部门和高等院校的30多名科技专家，也没有一个懂得火箭导弹的。但这些人就是中国航天科学技术的拓荒者，他们会同陆续从各部队和各部门调来的指战员、工人一起，在钱学森的指导下，采取边学边实践的办法，先是任新民等教授学习总结，融会贯通后再传授给其他技术人员，就这样他们开始了中国航天创业的光辉历程。

中国导弹与航天事业喜庆的日子终于来到了。1956年10月8日，由聂荣臻主持，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北京军区空军466医院食堂宣布成立。五院的成立仪式简单而高效。聂荣臻副总理代表国务院、中央军委宣布：“同志们，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今天正式成立！”

致辞中，聂荣臻副总理对五院的诞生表示热烈祝贺，并亲切地勉励研究人员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建院方针，边学习边研究，把中国的导弹尖端事业搞上去。

任新民以及在场的同事们非常振奋，高涨的爱国情怀使得他们热血沸腾，他们要投入今后研制保家卫国的导弹武器、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奋斗中去，他们要把一生奉献给祖国的航天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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