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文

一

杨春花和丈夫杨八狗吵嘴后已有一个星期不说话了，就连睡觉也分成了里外间。一大早，她草草吃了两个玉米面疙瘩，出了门。

阳光金灿灿的，房前屋后檐上挂着的冰溜子和路两边杂草上雪白的冰花，折射着五彩光芒。麻雀慵懒地在电线上缩着脖子不吭声，嘴似乎被冻住了。

杨春花穿过村中南北向的主街道，来到村后的会计杨素红家。她在心里给自己鼓着劲儿。今天无论如何也得召集村委会成员开个会，谈谈到底今后该怎么干。

会计杨素红六十多岁，慈眉善目，花白头发，老好人。家收拾得干净利索，正堂挂着镶框的毛主席像，下面条几方桌，两把20世纪70年代的老式椅；西边一圈沙发一个茶几。铁炉火放在屋子中间，铁炉面擦得油亮。杨春花坐在铁炉火旁暖和。

“素红哥，你说村民怎就选了我了呢，我一个女人家能干得了甚？”

“选谁？你还不知道咱村的情况，都不愿意干。没钱什么事也不好办，谁也贴不起工夫贴不起钱啊。过去一个小队长都争着当，现在这村长没人干。国家这方面也得考虑考虑，不然村上连个主事的都没有……”杨素红正说着，忽听外面有人说话，便停了下来。

“小建，你说这娘们儿开什么会？一个女人家，一泡尿能尿多高？！”

“你不要说，要是二十多年前，选春花当村长，说不定人家就能尿高了。人家是杨湾一朵花，方圆几十里都想掐，找找哪个男人办事不给办？”

“要惜了，一朵鲜花插在了狗屎上。要是当年，咱再大个三五岁，哪能轮得着杨八狗，两脚就踢他一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