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散文和小说

李墨泉：从1994年至今，你从事创作有20年了吧，而且是诗歌、散文、小说文学题材三花俱荣、昆乱不挡，作品在《天涯》《解放军文艺》《中国作家》《山花》《大家》《新华文摘》《人民文学》《诗刊》《作品》《散文百家》《散文海外版》《芳草》等一线刊物上频频登场亮相，先后结集出版了《沙漠之书》《匈奴帝国：刀锋上的苍狼》《<寂静的春天>导读》《生死故乡》《梦想的边疆——隋唐五代时期的丝绸之路》等图书，主编了《原生态散文13家》，创作实绩极为丰厚。与此同时，作品还获得了第三届全国冰心散文奖单篇作品奖、“首届QQ作家杯”散文类特等奖、“自然生活与写作”征文奖、首届“丹霞杯”全球华人征文奖、首届林语堂散文奖、“红色经典”叙事体散文征文奖、第一届人民文学“观音山”全国旅游散文二等奖等多项大奖。对于一名军队的写作者来说，肩负着日常工作的同时，这样高产并获得了这许多的奖项，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啊。谈谈你怎样走上文学道路上来的吧，有什么机缘？还有就是如何做到这样高产的？

杨献平：以上所列的那些刊物，可以看作是我个人的文学踪迹史，也正是这些刊物，给了我实在的动力。至于那些奖项，其实是用来汗颜的。关于自己的著作，个人比较满意的一是《沙漠之书》，这个集子算是我在巴丹吉林沙漠时候的个人心灵史。当然，那些文章不够好。但相对于流行的，他人的，我至少没有跟过风。二是《生死故乡》，也有不尽满意的地方。可这本著作使得我有了两个转变，一是彻底摈弃抒情化的语言套路，转而向“生动的朴实”迈进。之所以说“生动的朴实”，是从这本书的写作开始，我意识到，平素的语言也可以出奇创新。二是我第一次对故乡南太行乡域的具体人进行了接近本原的触摸和观照。三是《梦想的边疆——隋唐五代时期的丝绸之路》，这本书对我的重要性在于，使我从一个极盛王朝的侧面，看到了历史的普遍规律，尤其是集权制的统治要害与命门所在。再者，这本书是目前最系统呈现中世纪时期陆上丝绸之路全景的一部严肃的史地志和断代史，也第一次廓清了民族发源和流变概貌。

至于怎么走上文学之路，无非是想改变个人命运。更重要的是，我这个人除了想写一些文章之外，可以说一无是处。往往是一无是处的人，越是喜欢用看起来比较好玩的形式，为个人营造一个类似乌托邦的精神去处。最初写东西，是小说，而且是根据一个真人真事而胡诌的。再后来就是写情书。自己给暗恋的对象写，也替同学给他喜欢的女同学写。写着写着，忽然就发现了文字的妙处。到部队后，幸亏分在技术室，不怎么忙，没事就读一些书刊，见别人可以写得那么好，自己为啥不能？然后开始写，写着写着，就难以放下了。另外的私心，就是想通过写文章，改变一下自己祖辈三代的农民命运。在巴丹吉林沙漠那些年，自己要求自己每周必须写两篇文章，甚至一天一篇。不然，就像是空耗时光一样。

李墨泉：在《巴丹吉林的个人生活》中，你把很多诗歌融入到了叙述的文本中，就像给文本点了穴位，读来令人在情感上很易产生共鸣，我想你的创作是从诗歌开始的吧，而且多年来还在各类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前两天我在博客上还读到了你新写的一些诗作，后来我想，写作从诗歌上起步可能是一个“捷径”，容易引起对事物探索的热忱和敏感来，而诗人来写散文，在语言上也会更敏锐而涉幽微，在情感上也更为浓烈而悠长，就像余光中、北岛、杨炼、欧阳江河、王家新等人的散文在语言上就能感受到其诗歌的情味。谈谈你的诗歌吧，以及与你散文写作的关系。

杨献平：诚如所言，我起初喜欢诗歌，读了很多，至今很多诗人的名字和作品还有印象。刚开始张牙舞爪写东西时候，也把主要精力放在诗歌上。相对于其他文学体裁，诗歌可能好介入一些。当然，这对于性格外向且喜欢不从规矩的人来说，相对容易些。我正好有这方面的坏毛病。于是写诗。两年后，才有点起色。《飞天》的何来老师，《解放军文艺》的刘立云老师，曲近、大解、马萧萧、苑湖、刘云开等人，对我的诗歌鼓励很大。几年后写散文，是想把自己的路子拓宽一点，当然，也有了更强的表达欲望。认为多关乎内心和精神幽秘，不能完全地与事物坦荡对话，散文这方面更加随意。

诗歌的好处首先作用于语言。可能是写过三四年诗歌的缘故，写散文也就不自主地“诗歌”起来了。这也和当时的散文大环境有关。稍微注意一下，那时候的散文“解词”运动甚嚣尘上。《巴丹吉林的个人生活》便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当然，因为有些写得匆忙，自我要求过于注重数量，这本书的语言有些混乱。不过现在来看，诗歌写作可以锻炼人的想象力，也可以使得自己的思维触角钝化得比较慢一些。再者，诗歌总是可以让人储蓄热情。这当然不是说诗歌就是由“热情”支撑起来的，而是，相对于其他体裁的写作，诗歌最需要投入感情，不然，诗歌就不会把人带入，进而发生情感谐振和精神共鸣。在现在的文学环境下，也只有诗歌可与小说抗衡。再者，所有的好作品都是诗，或者具备诗的品质和能向。

李墨泉：你的军旅散文写作，比如《巴丹吉林的个人生活》，我感到是一种回忆录式的写作，那么多基层官兵具体可感的情和事，那么多过往生活的经历和细节，不分“糠秕”都给陈列了出来，这是一般作家不太敢尝试的方式，其实过去的事情在记忆中留存下来的，即使看上去是“无用”的，却本来也是有温度的，是存在过的一种明证。客观地讲，这应该是一种比较自然主义的文本编织方式，也就是你所谓的原生态散文吧，你还主编了《原生态散文13家》。说说你的军旅散文创作吧，还有就是关于原生态散文有什么思考没有？

杨献平：这也是我散文的命门所在。琐碎，或者说缺乏必要的艺术提纯，这是与文学作品的典型化和艺术化特征是相背离的。小说有时候是由琐碎的细节组合起来的，细节是作家之间相互区别的重要标示。而散文必须“集束”或者说集中“爆破”。写《巴丹吉林的个人生活》的系列文章时候，一个大的原因是，不能说和不可说。这个问题想必许多同道都有体会。另外，一个身处基层的战士、干部，你写纵横张扬、大开大合的国之要事和高层决策，似乎有些不匹配。再说，那些零星得到的信息，就是真的了吗？当然，我不是说不在高位的人不能写大事，关键是，我们的文学传统一直是帝王将相，为什么不多一些野史和民间笔记呢？为什么只是关注的一将功成万骨枯和“彼可取代之”的草莽英雄和帝王权谋家呢？

由于课本语文教育，很多人以为散文该是直接的，记事，抒情，写得优美，真诚，还有升华，除此之外，都不能是散文。这也是散文尴尬的一个方面。有一段时间，我觉得人生就是由一连串的细节构成的。因此，很多生活的碎屑、皮毛，不为主题服务的材料也充斥进去，这样是不符合人的阅读和鉴赏习惯的。当然，那时候，我从没有考虑过应当写什么，不应当写什么；什么值得写，哪些又不值得写。以至于大部分作品看起来有些碎，甚至臃肿和没有任何意义。

如果这就是自然主义，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开脱之词。后来和朋友们一起出版《原生态散文十三家》的起因是，有一个声音在我脑子里轰响了很久，那就是，你不能和其他人一样。在文艺这条路上，跟从者一是无能，二是很快腐朽。提出原生态散文这个概念或者叫命名，首先是针对当时散文状况的，即都在写身体，每个散文者都在词语丛林和自我的“内宇宙”当中披沙淘金，梦境跑马。与确在的时代现场严重脱节。因此，强调归位于时代生活和个人生命现场，是原生态散文的最大初衷。其次，原生态散文绝不倡导事无巨细，照搬生活，而是力求在文本中获得全息的生活信息，进而以个人史的方式，妄图与整个时代人的精神发生关系。第三是这个理念或主张绝不排斥任何意义上的创新。

李墨泉：情因事显，事蕴深情，你的散文融入了故事，就特别向着小说的写法上迈进了。可以说你的作品很多都是散文与小说的杂糅，是把小说的题材和故事用散文的方式来写，又由散文化的一篇篇小故事连缀成一整部作品，其中每一小篇都很重要，也不重要，加了丰富，减了单调，看似没有一个“中心”和“主干”，像是一本故事集，但难得的是“形散神不散”，很耐看，也很吸引人，我姑且称之为“散文体小说”吧，有点像孙犁写乡村故事结成集的方式，但你的故事对乡村的编织更细密、更丰富、更穷尽可能、更为汪洋恣肆，从不挑肥拣瘦，好像要尽力恢复那个村庄人与事的活态来。你是怎么开始嫁接出这种散文化的小说，或者小说化的散文的？

杨献平：故事是最有效的文学构造方式，也是文学获得流传的重要因素。大致在2010年前，我还是醉心于别样的现实体验和文学、社会等层面上的“发现”和“探索”，忽然有一天明白，古来，但凡家国情怀、父母慈悲、儿女情长、乡愁哲思、男欢女爱之类的，古人已经做得很好了，到处都是高峰，后人谁能超越？别说乡愁，就是饮酒，哪一个后来者超越李白了？为此，我觉得，任何一种艺术都难以脱离其所在的时代。与此同时，我发现了书写“此时我在”的重要性。就是说，一个作家不能够很好地反映和发现他自己所在的时代及其本质，不能够奋尽全力地把他自己所在时空的生活境域和状态书写出来，其实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前世已经铺陈在眼前了，再写也还是老样子，事实上也不需要现在的作家去替他们去说话。所谓的还原都是想当然。后世不可见，再说还有后人继续去写。除非以科幻的方式写，否则，写此后一百年，果真到了那时候，后人即使看到你的作品，也会发笑。

如同我们现在醉心于古人的故事一样，再向后一百年，故事还是人们阅读文学作品的关键所在。

乡村山海经

李墨泉：一边是在军旅脱胎成长，一边是情系故乡往事，两边都牵着骨头、抓着魂灵，让你沉入进去忘不掉、放不下，在思考军旅人生的问题中，超越了军人身份的桎梏和镣铐，以更为自由的方式舒展生命的感受，也因此抵近了更生动的现实。而我尤其看重你涉及乡村生活的写作。你笔下的村庄，不夸张地说，是“乡村生活的活化石”，尤其是在最近二十年来商品大潮的冲击下，城市化进程中，就像你的那本《日渐溃败的村庄》的书名一样，那些古老的村庄及其生活方式快速消失了，这就让你的这一试图穷尽乡村生活可能性的、饱含真实性的、具有报告性的写作，超越了一般作品的文学性，而具有了很重要的社会学和文化上的价值意义。是什么觉醒了你对于乡村生活书写的担当，你又是怎样发现或者说回到这一乡村记录者的位置的？

杨献平：每个人都有来处，男人也是有根的。军旅生活，由于其特殊性，总是给人一种不安定感。而一个人的生命和文化性格出处，永远停泊在那里。一生都是固定的。这些年来，虽说人在外省，但始终与故乡有联系，而且非常紧密。乡村并非如那些人文章中的世外桃源，人间净土。乡村也有自己的一套循环功能和“生态”系统。就我个人的故乡来说，有很多的特点，不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和风物，而在于这一自然地理和传统所塑造的人。文学上，唯有写人才能超越地域的限制。写人就是写地域，写人就是写时代。

作为一个长期的农业国家，传统的东西唯有在乡村，才得以较为完整系统地保存和传承。可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大的变革时代。城镇化之内，全球化之中，传统意义甚至形式上的乡村消亡已经不可避免。从某一方面说，乡村消亡就意味着传统文化的断绝。尽管还会诞生和形成一种新的乡村文明，但我们既知的这个乡村必然会成为“前朝记忆”。因此，我也意识到书写当下乡村的重要性。书写乡村，实际上就是在记录我们这个时代。另外一个考虑是，很多华丽而高标的艺术品在当世红遍天下，后世却湮没无闻，而关于一方地域人的生活和精神状貌，风习和文化，则有可能成为“标本”，当这一切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和“位移”，就为后人提供了一份佐证和参考。因此，基于地域的文学书写价值大致就在于此。

李墨泉：我特别喜欢你的《生死故乡》和《日渐溃败的村庄》，私自认为是你迄今写得最棒的作品，有人拿它们和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以及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夹边沟记事》《甘南纪事》三部曲进行比较。我认为其共同点在于，都是一种对现实抱着极大的热忱和尊重的写作，试图对生活进行有机还原努力的写作。具体来说，你对土地和人极尽可能的这种书写方式，将乡村多层次、立体性地展示了出来，鲜花青草、枯枝败叶里面都有，建造了一个人物的茂密森林生态谱系，我命名之为“乡村山海经”，你笔下的乡村有着极为细微、丰富而生动韵致。也许，不为某一特定的、简单化、集中化、扁平化的主题先行服务，正是成就了你文本的丰富性、鲜活性和生命力啊。你怎么比较，又是怎么来看的？

杨献平：“乡村山海经”这个命名很有新意，很恰切。是对我的褒奖和鼓励。对《日渐溃败的村庄》《生死故乡》，以及已经完稿的《乡关日暮》我自己也很满意，尽管它们还没有达到我自己想象的那种模样。杨显惠老师的评价令我感动，他断续读了两个月，然后写了一段话。老人家的认真和严谨，我没想到。他的评价，我更没想到这么高。当然，杨老师也有溢美和鼓励后生的意思。对我来说，自省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没有自省就没有顿悟和上进。

乡村是传统文化、本土精神信仰、风俗文明的最后堡垒。我也意识到，在传统的乡土中国即将崩溃的时候，如何在纸上留住我们的传统文化的母体和胎衣，完整而尽可能细致地把它们呈现在文本中，应当是一个课题。再说，特别激烈的乡村现状书写，我觉得有哗众取宠的嫌疑。不仅在乡村，剧烈的事情每天发生。在具体的人事物上，一个写作者不仅能够观察发现，而且应当更好地，采取各种方式，让它们丰富丰饶和生动起来，哪怕一个题材以多种体裁反复去写。

因此，在乡村书写上，我几乎不挑选题材和体裁，也不提炼什么主题和题旨。但在隐喻性和寓言性上做得不够。典型化和艺术化的效果也不理想。

责任编辑/刘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