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清



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前史形态
——试论马克思恩格斯1833—1844年的批评理论

张永清

马克思恩格斯在1833年至1844年8月时期的文学创作与评论活动，不仅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前史形态”，而且还是其他五种批评形态的基础。国外相关研究经历了萌芽与胚胎、形成和发展、反思和深化三大阶段；国内相关研究经历了“苏联化”和“西马化”两大阶段。学界对马克思的相关研究主要存在梅林式的“狭义化”与维塞尔式的“扩大化”两种倾向，对恩格斯的相关研究主要存在卢卡奇等的“有意拔高”与德梅兹等的“无端贬损”两种倾向。我们必须结合历史与现实两种语境加强对该问题的整体性研究。

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前史形态；苏联化；西马化

时至今日，面对浩如烟海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相关研究文献，我们对任何问题的关注都极有可能陷入某一既定理论范式的牢笼。从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这一问题出发，我们发现：国内外以往的诸多研究倾向将马克思恩格斯1844年以后的相关批评思想与实践即“初始形态”①笔者根据理论界关于“何谓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讨论，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五个“历史形态”与一个“发展形态”。其中，五个“历史形态”分别是前史、初始、科学、政治以及文化形态，一个“发展形态”指的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中国形态”。之所以说前者是“历史形态”，是因为它们曾作为某一历史时期的理论潮流，引导、规范甚至主宰所处时代的批评格局，形成自身独有的问题域、话语系统、文体风格，体现所处时代的批评精神；之所以说后者是“发展形态”，是因为它还没有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相对完备的理论形态、核心问题以及批评特征等，还需要在对以往的批评形态与其他理论资源充分吸纳的基础上进行不断创新和构建。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只是提出问题，对一些重要问题只作了粗略描述，尤其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五个历史形态的划分依据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等问题，都未能作更深入的剖析。鉴于此，笔者将以系列论文的形式对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与探索。本文主要围绕“前史形态”这一论题作相关探究。作为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理论基点”，而对马、恩此前的文学活动等做了现象学式的“悬搁”处理。这种相关的研究态势都或多或少存在着对马、恩自身批评观念、批评实践整体性的“任性”割裂，缺少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完整性的关注。

因此，无论是从马克思恩格斯自身批评观念、批评实践的“嬗变”出发，还是从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完整性考虑，我们都有必要重新“追溯”它的“理论基点”：由“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构成的理论基点产生于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前史”时期(1833年至1844年8月)，这一时期的相关思想构成了他们批评理论与实践的“前史形态”。需要指出的是，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并不否认“前史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整体性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但认为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因而不属于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组成部分。而笔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1833年至1844年8月这一时期的文学及其相关活动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仅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前史形态”，而且还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其他五种批评形态的“基石”，它在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史中有着无可替代的意义和作用。鉴于此，文章主要就以下三个问题作一些探讨：缘何提出“前史形态”这个问题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在“前史”时期的文学及其他活动的基本情况；国内外既有研究的基本状况；国内外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加强对“前史形态”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下面我们就围绕上述问题分别展开论述。

一

客观地讲，由于不同研究者关注的问题及视角不同，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阶段划分自然会存在不同甚至是本质性的差异，比如关于“两个马克思”、“认识论断裂”以及所谓的“恩格斯主义”等问题的相关争论。众所周知的“巴黎相见”*“巴黎相见”并非马克思、恩格斯两人的首次见面，而是他们的第二次“握手”。第一次是在1842年11月，马克思当时正担任《莱茵报》主编，由于“自由人”的问题，马克思对前往英国途中专程绕道科伦来访的恩格斯十分冷淡。此外，在编排体例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新版与旧版存在的显著差异之一就在于前者就是以“巴黎相见”来“划界”的：第一、二、三卷收录的是马克思、恩格斯1844年8月之前的论著，其中，第一卷是关于马克思1833年—1843年3月(退出莱茵报)期间的著作；第二卷是关于恩格斯1833年12月—1842年10月(去英国前)的著作；第三卷则是关于两人此后到1844年8月前的著作。在我们看来，这样的编排既符合两人思想发展的实际状况，也体现了对历史事实的充分尊重。未必是学界公认的划分马克思主义“之前”与“之后”的里程碑，但一定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人“思想独立期”与“理论共创期”的分水岭。就文学活动，尤其是批评理论这一问题而言，“1844年8月28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巴黎相见”之所以是划分“前史形态”和“初始形态”的基本“坐标”，原因在于：一方面宣告了他们各自独立从事文学、哲学、政治等活动历史的结束；另一方面又昭示着两人携手“共创”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开启，《神圣家族》*由于恩格斯在巴黎只停留了10天左右就回到了家乡巴门，因此只写了一小部分，大部分由马克思撰写，但出版时，马克思将恩格斯署为第一作者。有关《神圣家族》的相关情况，具体见恩格斯在巴门期间给马克思的四封信：1844年10月初、1844年11月19日，1845年1月20日、1845年3月17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9、13、26、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即是肇端。毫无疑问，“巴黎相见”之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独立”从事文学、政治、思想活动和理论研究工作，不存在任何“合作”的情况。如果说两人之间存在思想影响的话，那么这种影响还只是单向度的而非交互性的，主要是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思想产生了影响，比如《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对《1844年经济学者哲学手稿》的影响。*根据现有的考证和研究，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大约写于1844年5月底6月初至8月，先于“巴黎相见”。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笔者粗略概括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六大形态中，只有“前史”和“初始”这两种形态属于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思想整体的有机部分，其他几种形态都是由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发展而成的。在此之所以强调这种区分，是因为它不仅关系到如何准确理解“前史”与“初始”这两种形态在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批评观念和批评实践方面存在的共性与差异性等问题，而且关系到这两种形态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整体格局中的位置与功能等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批评观念、批评思想等固然与其哲学、宗教、政治等思想密切关联，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早期的文学观念、审美趣味、批评理论与实践等更为集中地体现在其文学创作、文学评论中。基于这种基本判断，与以往研究注重“初始形态”以及与其他形态之间的断裂性、差异性不同，我们把探究的重点转换到了“前史形态”以及这一形态与其他形态之间的关联性、同一性等问题上。

笔者主要从创作、评论、书信以及政论、哲学论著等方面重点考察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观念及其相关活动。与现有的其他各种划分方式略有不同的是，我们以马克思、恩格斯是否主要从事文学活动为依据，将1833年至1844年8月这一“前史”时期也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对马克思而言，前一阶段(1833年至1841年4月)*马克思1841年3月30日毕业于柏林大学，1841年4月15日获得耶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意味着马克思大学生活的彻底结束。即特利尔、波恩、柏林时期，后一阶段(1841年5月—1844年8月)即《莱茵报》、克罗茨纳赫、巴黎时期；对恩格斯而言，前一阶段(1833年—1842年10月)即巴门、不来梅、柏林时期，后一阶段(1842年11月—1844年8月)即英国时期。总体看来，前史时期的马克思有论著170部篇左右，恩格斯有论著94部篇左右。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马克思、恩格斯俩人在前一阶段均为“文学青年”，而在后一阶段又“不约而同”地“放弃”文学，因此，前一阶段是他们从事文学活动的最为重要的历史时期。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看，在马克思前期的126部论著中，除3篇中学作文和1篇博士论文外，其余的均为诗歌*它们分别为：中学时期2首，大学时期118首，未完成的悲剧、小说各1部。其中，马克思大学时期的诗歌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献给燕妮的诗，有《爱之书》第一、二部和《歌之书》一部；第二部分为献给父亲的诗集；第三部分则是马克思的姐姐索菲亚抄录于纪念册和笔记本的诗歌，这些诗歌有些与前两部分重合，有些则是前两者所没有的。第一部分的三本诗集分别有12、22、23首，总计57首；第二部分有36首诗歌，1部未完成的悲剧《乌兰内姆》以及1部未完成的幽默小说《斯考尔皮昂和菲利克斯》；索菲娅的纪念册摘录39首、笔记本摘录10首，总计49首，其中与前两部分重复的有22首，实际为27首。具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67—9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等文学作品。从创作看，马克思的文学活动最早始于1833年，最晚结束于1837年底1838年初，前后持续时间大致有5年，但主要作品是他在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的前两年，尤其是在1836年创作的。从参与的其他文学活动看，作为法律专业学生的马克思在大学的第一年不仅选修了希腊罗马神话、荷马研究诸问题、近代艺术史、普罗佩尔提乌斯的哀歌等文学艺术方面的课程(它们占其修课总量的40%)，而且还参加了波恩大学的青年诗人小组。从这一时期父子之间的18封书信看，创作诗歌、编写剧本、筹办文学刊物等内容构成了其中8封书信的主题，而戴上“诗人”的桂冠无疑是青年马克思的第一人生“梦想”，这样的理想使得他的父亲不无忧虑：“如果看到你成了一个平庸的诗人，我会感到伤心的。”[1](P523)与前一阶段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马克思在后一阶段已从文学转向了政治、哲学、经济学等活动，在诸如《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等44部篇政治、哲学、经济等方面的论著中，既无文学创作也无批评方面的任何专论。*尽管马克思在 1842年3月20日、4月27日致卢格的信中谈及了自己论宗教艺术、浪漫主义等文章，但并未保留下来。具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26—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从文献留存角度看，马克思在整个前史时期没有一篇文学评论方面的专论。不过，文学依然是马克思十分关注的“话题”之一，他关于悲剧、美学、内容与形式以及诗人与作品之间关系等的深刻论述主要是通过散见于上述这些论著，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这一非系统的方式来呈现的。从发表的角度看，马克思以《狂歌》为总标题于1841年1月23日在《雅典神殿》杂志第4期发表的《小提琴手》和《夜恋》两首小诗，是他在大学期间以自己的名义正式发表的第一部作品，也是他一生中唯一发表的文学作品。此外，如果仅就保留下来的文献资料看，马克思一生从未写过一篇完整的美学论文或一篇正式的文学评论。

恩格斯在前一阶段共有65部论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收录57部篇，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收录7部篇，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此外，还有1首中学的诗作《伊托克列斯和波吕涅克斯决斗》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644—6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其中，文学创作与评论等占37部篇，其他如政论、通讯、哲学等28部篇。从创作看，恩格斯的文学活动最早始于 1833年，最晚结束于1842年6月，前后持续时间大致有9年，但其著述主要是在不来梅期间完成的(1838年9月—1841年3月)。*在37部篇的作品和评论中，巴门期间5篇，不来梅期间29篇，柏林期间3篇。与马克思完全专注于创作活动不同，恩格斯不仅当时就是小有名气的“青年德意志”诗人，而且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青年德意志”的文学评论家。从这一时期的56封书信看*家信32封，给卢格3封，给许·金2封。其中，在给格雷培兄弟的19封书信中，内容不仅有恩格斯的文学创作、文学评论，而且有恩格斯的宗教、政治、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的真实展示，是研究恩格斯文学与思想、批评观念等的珍贵文献。比如，诗歌《佛罗里达》以及以报刊为名的《讽刺短诗》(1839年1月20日)，评论《当代文学》(以青年德意志为题，1839年4月8日—9日)，悲喜剧《刀枪不入的齐格弗里特》(1839年4月24日—5月1日)，德文六步韵诗《诗作》(1839年4月29日)，文学评论《当代文学文稿》(1839年5月24日—6月15日)、小诗《德意志的七月的日子》(1839年7月27日)等，具体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恩格斯有关文学、宗教、政治、哲学等问题的讨论就占了三分之一。不过，恩格斯书信的主题不像马克思那样主要是在“父子之间”，而是在“同学之间”展开讨论，这些书信不仅表达了恩格斯成为“巴门市的诗人”[2](P173)的文学理想，而且还谈及了他作为诗人的前途，“据说我作为一个诗人已经完了，许多人正在为此争论不休”[3](P277)。在后一阶段，恩格斯与文学也渐行渐远，从文学彻底转向政治、哲学、经济等活动，在诸如《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伦敦来信》、《国民经济学批评大纲》、《论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大路上的运动》等29部有关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论著中，恩格斯同样是既无一部作品也无一篇美学或文学方面的专论，其相关的文学艺术思想也散见于上述论著中。从发表的情况看，恩格斯于1838年首次发表诗作《贝都英人》；在前史时期发表了10余首诗歌、3篇游记、9篇文学评论；在此后的“初始时期”也有诸如《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等评论的正式发表。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创作、评论还是政论、通讯等，前一阶段的恩格斯发表时都用“笔名”而非“实名”；只有到了后一阶段即以1842年12月8日刊于《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上的《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一文为肇端，恩格斯才使用“实名”发表自己的论著。

还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前史”时期前后两个阶段的这种“巨变”，即放弃文学梦想，不仅有来自家庭、社会、时代等诸多“外在”因素的深刻影响，也有他们对自身文学天赋等内在因素的客观认识与正确判断。比如马克思写道：“对当代的抨击，漫无边际、异常奔放的感情，毫无自然的东西，纯粹的凭空想像，现有之物和应有之物的截然对立，以修辞上的刻意追求代替充满诗意的构思、不过或许也有某种热烈的感情和奋发向上的追求……无边无际的、广泛的渴求在这里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使‘精炼’变成了‘冗长’。”[4](P7)再比如，恩格斯写道：“我对自己的诗和创作诗的能力，日益感到绝望……每当我读到一首好诗时，内心总是感到苦恼：你就不能写出这样的作品！”[5](P95)正因如此，马克思才大约在1837年底1838年初“忍痛割舍”了心爱的文学，一头扎进黑格尔及其左派的哲学世界，之后转向费尔巴哈、空想社会主义等哲学和社会理论著作，其思想经历了从费希特主义、青年黑格尔主义、费尔巴哈主义到孕育“历史唯物主义”的“蜕变”过程。与马克思的情况相似，恩格斯尽管于1839年11月声称他“正处于要成为黑格尔主义者的时刻”[6](P224)，这只表明他正经历着从文学的“青年德意志分子”转向哲学的“青年黑格尔主义者”的思想“阵痛”期，只有到了1841年，恩格斯才彻底放弃了文学的优先性而将哲学、政治等置于首要地位，此后他不仅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自由人”团体等哲学活动，而且在英国期间还了解了英国社会、宪章运动以及工人阶级状况等，从不同于马克思的路径“孕育”出了“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幼芽。

二

围绕本文探究的核心论题，笔者拟从国外与国内两个方面分别对批评理论“前史形态”的相关研究做粗略描述和概要分析。简言之，国外的研究可以大致划分为：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20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20世纪70年代至今三个时期；国内的相关研究也可以大致分为20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20世纪80年代至今两个时期。

先从国外的相关研究来看。首先，从严格意义上讲，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不仅是批评理论“前史形态”研究的萌芽与胚胎期，而且也是列宁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形成期。*《怎么办》(1902年)、《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1905年)、《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等论著标志着列宁主义的形成。1923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问世以及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成立，则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对研究所而言，对文学艺术真正产生影响则要到20世纪30年代，由霍克海默于1931年接任所长之后，其研究重心与旨趣才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即由此前追求的经济学、历史学式的实证性分析转向哲学、文化等跨学科的总体性社会批判。参见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就“前史形态”的相关研究而言，只有极个别论著、传记等注意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创作及评论，还谈不上对其作全面、系统、深入的专门研究。我们认为，这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尽管确有部分著作及相关文献在这一时期得以问世，诸如《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的通信》(1902年)、《恩格斯早期著作集》(1920年)、《马克思传》(1919年)等的出版以及《新时代》、《德意志评论》等刊物登载的部分创作、评论、书信等，但其他“原始”文献资料毕竟尚未得到整理与出版，客观上影响人们的思想认识和理论判断；另一方面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原因，与以考茨基等为代表的第二国际多数理论家的认识偏颇密切相关，他们主要把马克思、恩格斯视为经济、社会而非哲学、文学、美学等理论的奠基者与创建者。换言之，在他们看来，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及其批评活动只具“业余性”而不具“专业性”，自然就不需要对其文学思想、批评观念、审美理想等进行认真挖掘与细致阐发，因而就将研究的重心置于把“历史唯物主义”等基本原理逐步“拓展”到文学、艺术和美学领域这一问题上。在这样的认知视野里，梅林、普列汉诺夫在当时被公认为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学批评等方面的奠基者，梅林主要通过“走向康德”、而普列汉诺夫则主要通过引进“实证主义”来完成这种建构。比如，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文学理论界有一种观点：尽管梅林既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尤其是文学文献资料的最早整理者与编辑者，是最早对马克思恩格斯相关文学活动作具体分析和判断的研究者，同时也是在文艺批评领域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开拓者，但在基本原理的系统化方面，普列汉诺夫而非梅林才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真正奠基者，卢那察尔斯基的相关论断就十分典型地体现了此种认知。[7](P300-301)顺便提及的是，“拉普”在20世纪30年代之所以被清算，其严重错误之一就在于他们要为“恢复普列汉诺夫的正统而斗争”。

其次，20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是“前史形态”研究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两大传统*与柯尔施、葛兰西、里夫希茨、希列尔等不同，卢卡奇在两大批评潮流中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理论地位很独特：他不仅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而且是“正统马克思主义”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另外，希列尔还有希里尔、谢勒等译法。即列宁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确立和繁盛期。对批评理论的“前史形态”而言，20世纪30年代具有极其重要的标志性意义，这是因为里夫希茨、卢卡奇等在理论与批评方面完成了两项“首创性”工作：其一，他们完全“恢复”了马克思、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美学、文学、艺术领域内不可动摇的“奠基者”地位，当然，这一活动并非孤立进行而是与“去普列汉诺夫化”[8](P12)[9](P130)、确立列宁作为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继承者尤其是发展者的地位等同步推进的；其二，他们不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前史时期的创作、评论等作了较为全面的审视，而且将文学、美学观念与其哲学、经济等思想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

之所以能够取得上述的理论突破，与以下两个重要因素密不可分：其一，马克思、恩格斯的部分“原作”及资料选编本*1932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马克思、恩格斯“五封书信”等出版；1933年，由卢那察尔斯基主编、里夫希茨和希列尔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出版。首次面世，它们毋庸置疑地为哲学、美学、文论等的研究提供了最基本也是最坚实的文献基础，比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不仅在哲学上引发了两个马克思的争论，而且开启了马克思美学理论研究的先河。其二，开拓性研究论著的相继问世。1933年，里夫希茨的《马克思的艺术哲学》出版，小册子共有14部分，其中，前九部分主要讨论前史时期论著中的文学艺术问题。里夫希茨十分自觉地将审美和艺术问题与马克思的思想整体发展联系起来研究；十分关注马克思早期书信以及散见于其他著作里的美学、艺术思想*由于马克思致燕妮的三本诗集在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才得以搜集整理完毕，里夫希茨在这一时期对原始文献的掌握还不能说已十分完备，但也比较详尽了。；比如，他认为马克思在其精神生活的第一阶段完全被浪漫主义所主宰[10](P14)，以及马克思的诗歌具有席勒式的语言和风格等。同样是在1933年，希列尔的《文学批评家恩格斯》一书首次对恩格斯的文学批评思想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阐释，其中的第一章主要关注的就是恩格斯在“前史时期”的创作和评论；认为恩格斯的文艺思想不是“片言只语”式的“意见”，而是呈现出某种整体性的典范。[11]卢卡奇早在1930—1931年间就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之间的济金根论争》一文；在1935年的《作为文艺理论家和文艺批评家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中，他不仅对恩格斯不同时期的批评理论作了整体性剖析，而且首次提出了“伟大的现实主义”这一理论问题。

在20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除了以科尔纽的《马克思恩格斯传》等为代表所秉持的“正统”观点外，研究者中再度出现了质疑甚至根本否定美学、文学、艺术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机部分的“另类”声音。它以两种迥然不同的形式呈现：其一，以德国的彼特·德梅兹的《马克思、恩格斯和诗人们》(1959年)的论著等为代表，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创作、评论、书信等文本的具体分析后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思想并无原创性；其二，以法国的列斐伏尔、费歇尔、戈德曼等为代表，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美学、文学的思想已经“过时”，转而挖掘他们的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思想，力图在此基础上与其他理论资源进行整合后创新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论。

再次，20世纪70年代以来则是批评理论“前史形态”研究的反思和深化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英文版等在这一时期陆续出齐，为“前史形态”等相关研究提供了相对完备的资料基础。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研究总体上还呈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特征。其一，从研究的地理图谱看，英美地区成为相关研究的重镇，主要以英国的柏拉威尔、伊格尔顿、威廉斯以及美国的詹姆逊、维塞尔、莱文等为代表。此外，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批评理论的两大传统中，“苏联”的影响力在日渐式微、而“西方”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威廉斯的论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马克思主义文化及文学理论首先是由普列汉诺夫根据恩格斯晚期著作的观点加以系统化，随后又由苏联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加以普及的……我那时还从不同的视角阅读了英国3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的著作，有关考德威尔的争论颇具代表性。”[12](P3-4)人们十分熟知的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在这一时期经历了“葛兰西转向”、“阿尔都塞主义”等思想的洗礼，在此就不再赘述。其二，从探究问题时的“切口”看，存在着程度不一的“视角反转”倾向。比如，柏拉威尔认为，自己之所以刻意区别于此前里夫希茨等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1933年)那种以“主题”形式编选材料的结构方式，是因为它往往混淆了马克思不同时期的言论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的见解，按照年代顺序组织材料的结构方式则能更好地呈现出马克思批评观念的起源及演进。[13](P1)再比如，与此前诸多研究者多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视角审视它们对马克思的文学、美学的深刻影响不同的是，维塞尔在《马克思与浪漫派的反讽》(1979年)中则以诗学作为基本理论立场来审视它在马克思的哲学等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功能与作用等。其三，相比较而言，尽管诸多研究者在批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中的有机构成部分这一问题上取得了高度“共识”，但依然将论述的重心放在“初始形态”方面，对“前史形态”往往都是一笔带过，诸如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詹姆斯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等著作中的相关论断即是“佐证”。当然，也有以莱文等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不仅有意识地区分“前史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而且还注重它们与文学之间关系的探究，比如莱文认为：“在1839年至1940年末这段时间，青年恩格斯是一个文学研究者，主要关注的是黑格尔与艺术有关的思想。青年恩格斯试图在美学领域确认黑格尔的重要性”[14](P143)。

为了避免重复，下面我们将以国外相关研究作为基本理论参照，来简述国内的相关研究：第一阶段即20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末，其问题框架与理论范式基本上是“苏联化”的即列宁—斯大林主义的；第二阶段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至今，其问题框架与理论范式则基本上经历了由起初的“苏联化”到中后期的“西马化”发展态势。概言之，理论界在第一阶段主要关注的是典型、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的不平衡、美学的与历史的观点、悲剧、莎士比亚化、席勒式、文艺的上层建筑性与意识形态性，以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等等问题。此外，与20世纪50年代国内围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讨论而形成的美学热相比，由于文献资料等方面的原因，整个第一阶段还谈不上对批评理论“前史形态”的真正研究，其中心工作之一是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著作及其研究论著，但绝大部分中译本不是直接源于德文本而主要是通过俄文本以及日文、英文本等。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与苏联相似，20世纪30年代对我们也同样具有“肇始性”意义，瞿秋白、陆侃如、胡风、孟式钧、稚吾、曹葆华等几乎是在“在第一时间”分别从俄文、日文、英文、法文等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悲剧、现实主义等问题的“5封书信”，以及里夫希茨论马克思的2篇论文、希列尔论恩格斯的5篇论文等。[15]在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间，里夫希茨等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多个节译本、全译本与格·索洛维耶夫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等译本相继出版；梅林的《马克思传》、梅尔的《恩格斯传》、科尔纽的《马克思恩格斯传》及格姆科夫的《恩格斯传》与《马克思传》等不同译本也陆续出版。上述这些文献充其量只能为“前史形态”的相关研究提供“第二手”资料，只有到了第二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第40卷、第41卷于1982年的出版才能说是为“前史形态”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此前，柏拉威尔的《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以及《卢卡奇文学论文集》等中译本已于1980年出版，这些研究著作的部分内容与“前史形态”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共同促成了国内研究*这一时期代表性论文有：陈历荣：《恩格斯青年时代的文艺创作活动》，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0(3)；曹俊峰：《恩格斯早期文艺观》，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1)；陈辽：《论马克思主义产生前的马克思文艺思想》，载《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3(1)；陈辽：《青年恩格斯的文学活动》，载《锦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2)；许崇信：《青年马克思——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札记》，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1)；王春元：《恩格斯早期美学思想初论》，载《文学评论》，1983(2)；赖耀先：《浅谈青年马克思的诗歌创作》，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1)；林保全：《略谈对马克思青年时代诗歌的评价》，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3)。“前史形态”批评理论的小高潮，前后大致持续了三年左右时间。因此，尽管“前史形态”这一问题不是第二阶段理论研究的“重中之重”，但也是这一阶段十分抢眼的“亮点”之一。不过，1985年之后，随着“西马”等思想潮流的席卷而来，时至今日这一问题也很少再被人“问津”。

三

在前一部分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作“历时性”描述的基础上，我们在这一部分着重审视在既往研究中存在的整体性问题。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前史时期”是独立从事文学、哲学活动的，这也就要求我们将马、恩两者“分开来谈”。

先来看对马克思的相关研究。究竟如何认识“诗人”马克思的诗作？理论界存在着以梅林等为代表的“狭义化”与以维塞尔等为代表的“扩大化”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梅林在《马克思传》中作出了如下论断：“这些青年时代的诗作散发着平庸的浪漫主义气息，而很少响彻着真实的音调。而且，诗的技巧是笨拙的，这种情况在海涅和普拉顿之后是不应该再出现的……在缪斯放在马克思的摇篮里的诸多天赋中，毕竟没有韵文的才能。”[16](P19)梅林这种“就诗论诗”、“就事论事”的认知方式深刻影响了此后的众多传记作者和研究者：美学、艺术方面的研究者认为它们是“失败之作”而不再关注；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者则认为这些“保留下来的作品只在推动马克思个人心理研究方面值得重视”[17](P5)，“这些诗歌使我们感到兴趣毋宁说是在传记和心理方面，而不是在文学方面”[18](P73)。与此相反，维塞尔在《马克思与浪漫派的反讽》(1979年)中不仅把“诗歌”拓展到了马克思一生的思想活动中，而且提高到了全新的高度：“对马克思而言，无产阶级本质上是一种诗力。如果我的论点是对的，那么，理解马克思的诗是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关键。”[19](P6)维塞尔认为，不应将马克思的诗仅仅评价为不成熟的浪漫主义诗歌就弃之不顾，抑或仅仅将其放在传记或回忆录里，而应将其早期的浪漫诗定位为渴望主题，并从整体之诗、异化之诗、反抗之诗三个维度来探究马克思哲学等思想的发展。[20](P13-14)值得注意的是，国内的相关研究在21世纪之前基本上受到了梅林、里夫希茨等思想观点的深刻影响，而在进入21世纪之后，维塞尔的观点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我们看来，对马克思“前史时期”的文学、美学思想的相关研究还存在着以下三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其一，注重对马克思美学思想的研究而轻视对其文学思想的探讨。比如，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视为其哲学、美学思想的发源地，这一“定论”已经足以看出对其在美学方面真知灼见的高度肯定，但对其文学思想而言，如前所述，由于研究者已经认同或接受了梅林等的判断，因而对其文学思想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其二，在对马克思诗歌创作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存在着整体性与具体性的双重缺失。整体性缺失表现在：一些研究者要么纯粹从诗歌技巧与形式的角度审视作品，要么纯粹从内容出发只探究马克思思想的崇高面，因而不自觉地以一种极其片面的方式把艺术的笨拙性与思想的深刻性“对置”起来，从而将作品的整一性割裂开来。具体性缺失则表现为：一些研究者提炼出的某种思想不是“细读”作品的结果，而是用诗歌来“印证”某种外在的既定观念，因而无论将马克思的诗歌视为“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都一样缺乏说服力。事实上，马克思这一时期的部分诗作中还流露出十分明显的宗教意识以及希腊精神，还有一些诗作则体现出他的批评观念、批评风格等，但它们在以往的研究中都是阙如的。其三，对马克思的文学与哲学思想关系的探讨表面上看起来十分充分，实际上还不够细致与深入。比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无疑受到了黑格尔的影响，此说是否也适合于马克思的诗歌创作？再比如，阿尔都塞认为，除了博士论文和《手稿》外，马克思起先是康德和费希特派，之后是费尔巴哈派，但从来都不是青年黑格尔派[21](P18)，我们又如何在阿尔都塞们和卢卡奇们这种截然不同的论断之间进行取舍，这些思想与马克思的诗歌创作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我们认为，要想作出符合文本实际的判断，不能只在各种论断之间简单地“选边站”，而应回到诗歌作品自身和当时的思想语境中，这样才能确切解决马克思的诗歌缘何就是费希特式的而非黑格尔式的、浪漫主义的而非现实主义的等问题。比如，浪漫主义作为一种影响广泛的社会思潮，涵盖了政治、哲学、宗教、法律、文学等方面，如果马克思曾经是浪漫主义主义者，那么他接受的是哪一层面的浪漫主义；马克思后来对浪漫主义的拒斥究竟是政治、哲学方面的原因，还是审美趣味、艺术理想等方面的原因。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立足于马克思的诗歌创作，结合他当时的哲学、政治思想等作具体分析。

再来看对恩格斯的相关研究。究竟如何认识诗人与评论家恩格斯的创作与评论？理论界同样存在着以卢卡奇等为代表的“有意拔高”与德梅兹等为代表的“无端贬损”两种迥然相异的观点。卢卡奇在《作为文艺理论家和文艺批评家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935年)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核心论断：“恩格斯在文学领域的活动始终是由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伟大任务决定的……他们在文艺理论领域的斗争，从开始阶段起，就已经是针对着无产阶级在阶级意识上的资产阶级化。”[22](P1-2)这一判断是卢卡奇“从后往前看”恩格斯的必然结果，但这并不完全符合恩格斯“前史时期”文学活动的实际情况，对思想演进的考察而言，“从前往后看”才是更为恰当的方式。德梅兹于1959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与诗人们》一书为他个人赢得了所谓“马克思主义新批评”的称号。单就书中的各部分标题看，恩格斯在全书九个部分中就占据了三分之一，是德梅兹重点论述的对象。除此之外，他还对马克思、梅林、普列汉诺夫、卢卡奇以及阿多诺、戈德曼等作了详略有别的理论阐发。与卢卡奇的“褒奖”相反，德梅兹是一种典型的“酷评”，他不仅沿袭了恩格斯文学上的“领路人”——谷兹科的观点，认为无论就创作还是就评论看，恩格斯都不过是“青年德意志的办事员”，甚至有“模仿过度”之嫌，而且还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文学艺术方面根本没有值得称道的理论建树等等。*Demetz，Peter.Marx，EngelsandthePoets：OriginsofMarxistLiteraryCriticis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7，pp.13-15.这本书是德梅兹在其耶鲁大学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1959年以德文首次出版于斯图加特，1967年的英文版是修订版。从接受与传播范围看，卢卡奇的观点对“苏东”地区与国内的相关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德梅兹的相关观点则在西方学界产生着持续的影响。[23](P141-142)

对恩格斯“前史时期”文学思想的研究同样存在着以下三个突出的问题。其一，从恩格斯的文学活动轨迹看，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他是从青年德意志“起步”的，但这种论断缺乏相关根据，并不符合实际。恩格斯本人在1838年9月17—18日致格雷培兄弟的信中明确写道：“我现在告诉你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的西班牙浪漫诗碰壁了，那个家伙显然是一个反对浪漫主义的人”[24](P93)；在 1839年4月8—9日的信中说：“我应当成为青年德意志派，更确切地说，我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青年德意志派了”[25](P139)；在同年5月24日—6月15日信的署名处还明确标明：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 青年德意志派。由此可见，恩格斯是作为浪漫主义者开始其文学活动，而以成为“黑格尔主义者”终结其文学生涯的。其二，多数传记作者和研究者主要还是从哲学立场、政治倾向、社会理想等方面来探究恩格斯的诗歌创作，而很少关注恩格斯在诗歌形式与技巧方面的成败得失，更谈不上将内容与形式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看待。其三，对恩格斯的文学评论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从未进行过深入研究。前文部分已提及，与马克思一生未写过一篇专门的美学论文或文学评论不同的是，恩格斯这一时期撰写了11篇评论，当时刊发的就有9篇，涉及作家论、作品论等内容，它们既是研究恩格斯“前史时期”批评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文本，也为理解与把握恩格斯批评观念的演变提供了文本基础，比如，在“前史”与“初始”这两个不同时期，恩格斯都有关于歌德、卡尔·倍克、欧仁·苏论以及青年德意志等的评论，多数研究往往采取的是孤立化而不是整体化的方式来把握。此外，迄今为止，我们也未能认真探究恩格斯与谷兹科、白尔尼等之间的文学、思想关系，自然也就很难对德梅兹的“非难”作出恰切的理论回应。

以上我们分别探究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这一部分我们还需指出在对两者的研究过程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在我们看来，一些研究者在面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诗歌文本时往往采取了一种描述性而非分析性的研究方式，无法区分两者间存在的共性与差异。比如，细读文本后我们不难发现：“自由”不仅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的主题，也是他们诗歌创作的基本主题之一；不同的是，马克思的诗歌更多的是追求一种个人的情感自由，因而其诗歌的基调是“主情”的，而恩格斯的诗歌更多的是呼唤一种个人的思想自由与政治解放，因而其诗歌的基调是“主理”的。不过，无论他们两位的诗歌是“主情”还是“主理”，都未能做到他们后来所概括的“莎士比亚化”，即未能处理好情感与形式或思想与形式之间的有机关系，不自觉地落到了“席勒式”的窠臼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这一时期的创作甘苦也融贯在此后的批评理论与实践中。此外，尽管马克思、恩格斯都具有广博深厚的文学修养，但两人的诗歌与评论同样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生长于自由主义家庭的马克思更加注重古希腊罗马传统，普罗米修斯成为马克思一生的精神象征；而出身于虔诚主义家庭的恩格斯则不仅注重德意志民族的文学传统如民间故事，而且比马克思更熟悉“当代德国文学”，浮士德、齐格弗里特等成为恩格斯当时的精神象征。

总之，我们有必要回返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前史时期”，即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理论基点，进而加强对批评理论“前史形态”的深入研究。那么，我们该用何种态度与方式来展开相关研究？首先，必须回到根基，即回到马克思、恩格斯“前史时期”的诗歌、评论等文本自身，诚如阿尔都塞所言：“这是整个当代思想史中最大的丑闻：每个人都谈论马克思，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所有人几乎都在说自己多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谁曾经不怕麻烦地去仔细阅读过马克思、理解他的创新性并接受他的理论结果了呢？”[26](P348)其次，回到文本但又不能止步于文本，它还要求我们必须将文本放置于文本得以产生的时代语境与整体思想格局中，同时还必须立足于我们当下的社会现实与文学现状中。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

[1][2][3][4][5][6][24][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 卢那察尔斯基：《关于艺术的对话：卢那察尔斯基美学文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8] 里夫希茨：《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9] 卢卡奇：《卢卡奇自传》，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0。

[10] Mikhail Lifshitz.ThePhilosophyofArtofKarlMarx.London：Pluto Press，1973.

[11] 吴元迈：《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遗产——西方对马恩文艺遗产研究的历史考察》，载《江淮论坛》，1982(5)。

[12] 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13] 希·萨·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14][23] 莱文：《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5] 刘庆福：《苏联有关马、恩文艺论著的编译和研究论著在中国的传播》，载《苏联文学》，1983(2)。

[16] 梅林：《马克思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

[17] 伊林·费彻尔：《马克思：思想传记》，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18] 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一卷：1818—1844》(1)，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

[19][20] 维塞尔：《马克思与浪漫派的反讽——论马克思主义神话诗学的本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1] 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2] 卢卡奇：《卢卡奇文学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26] 路易·阿尔都塞：《黑格尔的幽灵：政治哲学论文集Ⅰ》，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张 静)

The Pre-History Form of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A Study of Marx and Engels’ Literary Criticism between 1833 and 1844

ZHANG Yong-qi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From 1833 to August 1844，Marx and Engels produced their own literary works and comments，which was not only the “pre-history form” of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but has also become the basis of the other five critical forms.Overseas studies of these works have undergone three phases，namely those of initial appearance and embryonic form，of birth and development，as well as of reflexion and furthering.However，Chinese scholars’ approaches to these works have changed from following the Soviet model to adopting Western Marxism.Furthermore，on the spectrum of Marx studies，the tendency towards “narrowing” in the style of Franz Mehring is counterbalanced by that towards “broadening” following the example of Leonard P.Wessell，Jr.A similar phenomenon can be detected in Engels studies，for György Lukács’s “intentional elevation” exists side by side with Peter Demetz’s “denunciation without any reason.”The present paper，therefore，emphasizes the necessity of promoting an integrated research into Marx and Engels’ literary works and comments so as to combine the two contexts of history and social realities.

Marxism；critical theory；pre-history form；Soviet model；Western Marxism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规划项目“马克思恩格斯(1844年8月28日之前)的批评理论”(2014010203)

张永清：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