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冰心

[摘要] 南社作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团体，其以日俄战争为题材的文学创作也是“日俄战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南社文人的创作紧跟战事，以诗入史，参与群体广泛，从上到下，无论男女作家都跻身其中，创作体裁形式多样，诗歌、戏剧、小说、时评等都有所涉猎。同时，南社文人在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战争态度，对时局的判断，较之同时代人的思想相比，有一定的深刻性、超前性。

[关键词] 日俄战争文学；近代文学；南社

[中图分类号] 120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5）04-0032-06

1904-1905年发生的日俄战争，是20世纪初期较大规模的国际战争。战争主战场在中国，最后以日胜俄败而告终。在这场惨烈的战争中，日俄双方参战的总兵力都超过百万人，且伤亡惨重。“中立国”中国的东北地区作为主战场更是同时受到日俄双方的掠夺与破坏。除此之外，这场战争对中、日、俄三国的历史进程、对东北亚地区的政治格局、对整个20世纪的国际政治秩序产生了长远而深刻的影响。不过，这场战争与中日俄三国文坛的关系鲜少有人涉及。日俄战争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以这场战争作为背景、题材的文学作品在中日俄三国中大量涌现，且已初具规模，形成了蔚为大观的“日俄战争文学”现象。“日俄战争文学”即从日俄战争爆发前后到开战再到战争结束后，以日俄战争为背景或题材的文学作品，包括诗歌、散文、小说等各类文学体裁以及重要的回忆录、日记类作品也囊括其中。其中，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团体“南社”创作的日俄战争文学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作为文学团体，南社是1909年正式成立的，公认的发起人有柳亚子、陈去病、高旭等。但在正式成立之前的酝酿期，这些成员的活动也一直被纳入到研究的视野。而且，在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局势风起云涌，这些成员很多都以文学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可以说，南社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团体。在这其中，日俄战争更是南社成员们不可绕过的一个重大历史话题。纵观南社文人的日俄战争文学创作，以诗人史，参与群体广泛，从上到下，无论男女作家都跻身之中，创作体裁形式多样，诗歌、戏剧、小说、时评等都有所涉猎。同时，南社文人在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对战争的态度及对时局的判断，较之同时代人相比，其思想具有一定的深刻性、超前性。

从文学创作本身来看，南社文人的日俄战争创作紧跟战事，从战争爆发前的紧绷局势到爆发后的战局走向，甚至途遇日本运兵船的细微场面也进入到南社文人的视野中。这种对战争的即时反映，成为日俄战争文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以南社的发起人之一陈去病为例。（陈去病1874-1933年，近代著名诗人、社会活动家。）1903年2月，陈去病赴日考察。行前，他以“佩忍”的笔名赋诗一首，题为《将游东瀛，赋以自策》：

长此笼樊亦可怜，誓将努力上青天。

梦魂早越三千里，壮志期偿廿九年。

不肖破家拼一掷，要须仗剑历三边。（拟从朝鲜趋东三省，以探察露西亚近状）

由来弧矢男儿事，莫负灵鳌快着鞭。

诗中自注“拟从朝鲜趋东三省，以探察露西亚近状”，其中露西亚指的即是俄国，陈去病为什么要在此时便开始探察俄国现状呢？当时的“近状”又是怎样的呢？事实上，在日俄战争爆发前，日俄两国及其背后的各种力量的角逐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程度。1902年，日英两国正式结为同盟，目的就是为了限制俄国的发展，俄国被迫从满洲撤军，但是就在陈去病作此诗的1903年2月，因俄国的强硬派占据上风，俄军并没有按计划开始第二批撤军，局势骤然紧绷起来，陈去病的“探察露西亚近状”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关切。而与此同时，日本表面上为中国谋取利益的姿态，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国人的认同和好感，由此加深了对俄反感的情绪。因此，陈去病在到达日本之后，于1903年4月29日加入中国留学生组织的拒俄义勇队，而“拒俄”直接起因就是俄方没有按照规定于4月8日从满洲撤军。1903年5月，陈去病又加入拒俄义勇队的后身——军国民教育会。

1904年2月15日，日俄战争爆发一个星期后的除夕之夜，陈去病即创作了《癸卯除夕别上海，甲辰元旦宿青浦，越日过淀湖归于家》一诗，以抒发自己的悲愤之情：

梦去无端已到家，醒时还自在天涯。

风狂雨横江潮急，却送沉愁过岁华。

澒洞鲸波起海东，辽天金鼓战西风。

如何举国猖狂甚，夜夜樗蒲蜡炬红！

诗人在当晚夜宿青浦，听闻日俄开战，心急如焚，但是眼前的景象却是麻木不仁的国民们在赌桌上寻欢作乐、挑灯“厮杀”。应该说，陈去病的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小小的缩影。国人的麻木，我们在常常提及的鲁迅的弃医从文故事中也有耳闻：中国人替俄国人做间谍而被日本人所杀，而围观的正是自己的同胞。这段故事是鲁迅回忆1906年的日本，彼时日本已然胜利。未料想，这种“看客”心态在日俄战争爆发仅仅一个礼拜，就经由陈去病的诗歌传递出来，也可以想见一直关注日俄两国动态的陈去病是怎样一种羞愧愤懑的心理。

当然，不光是知名度较高的南社发起人，南社中的其他诗人也参与到日俄战争文学的创作中来，整体来看，参与度较高，这与南社一直以来强烈的政治烙印不无关系。比如南社诗人田兴奎（1874-1958），曾与覃振、宋教仁、林伯渠等是同学，一起在熊希龄主持学务的常德西路师范学堂学习。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时，熊希龄曾让学生们以此为文，发表自己的感想，田星六做了《吾国如何自强》一文，博得了熊希龄的赞赏，后来田星六获得了去日本留学的机会，在乘坐轮船去日本长崎的路途中，他见到了日本的运兵船前往旅顺地区参战，又心生感慨，写道：

礼失求诸野，汤汤去国情。

黑风吹海大，孤剑压船轻。

船物此通市，戎车方戒兵。

伤心谁版图，乃不与征营。

沈从文在《湘西》的“凤凰篇”中曾经称赞田星六的诗充满游侠者霸气。确实，在这首诗中，国家贫弱，列强相争，眼见运兵船奔赴自己的国土开战，而自己为了救亡图存、远赴异国，的确给人一种古代壮士慷慨远行的悲壮。

相比较田星六的游侠之风，南社文人周实的创作则多怀有报国无门的感伤。周实（1885-1911），字实丹，是最早的南社成员之一，同时也是在南社影响下成立的淮南社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在日俄战事的时候有一首《雨夜志感》：“夜雨奈愁何，狂来一放歌。风云遭遇少，机械古今多。乱世文章贱，伤心岁月过。阴霾谁洗涤，把酒迟嫦娥”；“挟策贾生志，穷途阮籍悲。藩篱仍溷我，梁栋更期谁？海上方烽火，生涯寄酒卮（原注：日俄时有战事。）美人与芳草，此际最相思。”笔触颇为细腻，展现出南社文人面对日俄战争时不同的心理状态和感受。

而除了男性作家对时事的关注之外，在南社的日俄战争文学创作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南社女性作家群对于日俄战争时局的敏感把握丝毫不逊于男性。根据柳亚子的统计，在南社中的女社员有61人，而南社文人们也一直以支持女权运动、支持女性创作而闻名。在女性作家群中，既有对时事政治发表真知灼见的时评家，更有关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女诗人与女词人。她们大都与秋瑾有一定的关系，或师或友，而秋瑾在日俄战争中创作的一系列诗歌作品，如著名的《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等，早已成为日俄战争文学的名篇，应该说秋瑾的革命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南社女性作家群。在日俄战争爆发后，一些女性作家也迅速在文学上作出了反映。南社著名女诗人徐自华与秋瑾是莫逆之交，她的作品中也多有与秋瑾的唱和之作。日俄战争爆发后，徐自华看到报上的消息后，曾作一首《阅报知日俄战事感而有作次剑山人韵》，来抒发乱世时代的家国情怀：“辟世隐磻溪，徵才到内闰。战和难自主，时事不堪提。棋乱难收局，诗狂称醉题。珊瑚莫遗纲，照水澈明犀。”南社著名女诗人、女词人吕碧城在经过渤海口的时候，凝望辽东，曾作《舟过渤海口占选一》：“旗翻五色卷长风，万里波涛过眼中。别有奇愁消不尽，楼船高处望辽东。”尽显对辽东局势的关切和担忧。应该说南社的女性作家群体对于日俄战争时事的关注是中国日俄战争文学创作中的一大亮点。作为中立国，中国文人对于日俄战争的关注相较于日俄两国，着眼点本就偏于单一化，但是在20世纪初期，中国的近代文坛能够出现女性作家对于日俄战争的描写与反映，无疑是南社文人对日俄战争文学的一大贡献。

由此可见，无论是声名在外的著名作家，还是默默创作的普通社员，无论是积极参与国家大事的男性作家，还是毫不示弱的女中豪杰，皆可看到南社文人面对日俄战争时广泛的文学参与度和创作的热情。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创作的还不仅仅是正统文学所要求的诗文，而是多样化的，包括戏剧、小说等多种体裁的文学创作。

吴梅，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戏剧理论家、戏剧作家，南社成员。其京剧《袁大化杀贼》，总题为《俄占奉天》，上部是《袁大化杀贼》，下部名《俄占奉天》（未见），其情节就是基于拒俄运动的大背景下创作的。前文已提到陈去病创作《将游东瀛，赋以自策》时与之相关的“拒俄”背景，俄军不按规定拒不撤军引起国人的愤怒，而吴梅的《袁大化杀贼》则从沙俄与当地的“马贼”相勾结、危害百姓生活这一侧面出发，反映了日俄战争爆发前地方百姓与官员的对俄心态。剧中的地方官员袁大化起初和大多数中国地方官员一样，对有俄军保护的马贼视而不见，企图息事宁人，任由其危害地方，但面对群情激昂的百姓，袁大化终于不畏当时沙俄威逼，为百姓伸张正义，把俄国偏袒的马贼绳之于法。马贼问题在东北地区由来已久，且关系复杂。马贼，“民间俗称‘胡子、‘土匪、‘强盗、‘草寇、‘响马等，是以抢劫为生的民间武装集团，一般通称‘塔帮，以示其内部结构的紧密。本世纪初至新中国建立的半个世纪中，在中国东北大地上曾出现过近千股马贼络帮，成为东北重要的社会势力与秘密行帮，对东北乃至东北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产生过重要的历史影响。因此，中国东北的马贼研究是东北亚区域的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日俄战争爆发后，东北马贼的成分开始变得异常复杂，这其中有日俄势力的渗透，马贼或联日、或联俄，或佯装联日、佯装联俄，或自成“山头”，但不管怎么样，此时的马贼，与甲午中日战争之前以“劫富济贫”为宗旨的绿林好汉式的马贼显然不同，马贼对百姓的骚扰也愈发地严重。正如戏中所说：“可恨那恶马贼抢掠弗完，降强俄倚洋势弄出祸端。弄得那百姓们啼哭呼冤。”因此，在吴梅的这出戏剧中，袁大化所杀的“贼”正是在俄军庇护下的“马贼”，而地方官员敢于得罪俄军把马贼绳之以法，虽然大快人心，但我们也不能不思考在这出戏剧背后所暗含的倾向性，日俄两国因为忌惮马贼的势力，都有各自暗中扶植的帮派，而目前我们看到的日俄战争文学作品中，马贼或联日或联俄，反映出来的感情色彩却截然相反，《袁大化杀贼》中对与俄军勾结的马贼深恶痛绝，而其他的文学作品如近代小说《中国兴亡梦》中，对联日的马贼则称之为是行侠仗义。同时，袁大化所代表的清朝官员敢于抗俄的举动，从某种意义上也暗含了清政府在日俄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即表面上中立实则有联日抗俄之嫌的“中立”。这种对俄的情绪，与俄国在东北地区由来已久的烧杀抢掠不无关系，早在日俄战争前，就有对俄国野蛮行径的书写，如南社文人周祥骏的弹戏剧本《黑龙江》，署名为“华人梦”，作于1902年。主要内容是沙俄派遣军队占领黑龙江，俄军将黑龙江沿岸的几千名无辜百姓赶入江中溺死的惨案，即历史上的惨绝人寰的海兰泡惨案。如此看来，吴梅的《袁大化杀贼》所反映出来的国民心态是有可信度的。

不过，虽然国民有“仇俄”心态，清政府有“联日抗俄”之嫌，文学作品也有了体现，但南社文人也并不是全然根据舆论走向仅仅抨击俄军，相反，南社文人对待日俄两国的态度一直有自己清醒的认知，这在中国的日俄战争文学创作中是独树一帜的，展现了南社文人对时局深刻的把握能力。如南社文人叶楚伧（叶小凤）创作的的文言小说《蒙边鸣筑记》就真实地再现了日俄战争结束后中、日、俄、朝等国家在满蒙地区的博弈与角逐，尤其对日本的间谍活动进行了详细的描写。

叶楚怆，原名宗源，江苏吴县人，因父亲字凤巢，故号为小凤，是南社知名的小说家。《蒙边鸣筑记》最早发表于1915年的《小说大观》第2期，后来出版单行本。小说主要讲述的是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在满蒙地区进行的间谍活动，日本间谍通过种种方式盗取了满蒙地理秘册，而中国人铁鹞王、江南生经过种种艰难曲折力图夺回秘册的故事，中间穿插了朝鲜母女对日本间谍的复仇故事。整部小说写得跌宕起伏，线索丛生，尤其对日本间谍在满蒙地区的所作所为做了细致的描绘，可以说是自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对中国逐渐侵略、蚕食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小说中，日本间谍主要有两个人物形象，一个是盗取秘册的小川，一个是他的上级吉田，这两人都是化装在中国地区活动，隐蔽性非常高。最后，当吉田暴露被捉住时，周遭竞还有为他求情的中国人，认为吉田是好人，可见其间谍活动的成功。

日俄战争之后，东北的局势究竟是怎样的呢？在小说中有专门一段作为陈述，可观一二：

（长春的）商业势力日俄各据其半。日商除三菱、三井诸公司外，皆贩药造鞋之流。若辈皆为日俄战后之退伍兵士，当旅顺陷落，大战结束后，日参谋部即决定此阴狠之计画，凡曾经参与此战现役期满之士官，皆由政府给与补助金，令在南满经营各种商业。故凡在南满洲之日商，自表面观之与普通贩夫无并，其实则对于本国军事计画上，各负有至要之责任，且其人曾经战事，类都为忍劳苦、富膂力之流。

可以说，叶楚怆的描写是客观、真实的，日俄战争日本取得了胜利，并通过《朴茨茅斯条约》抢走俄国在“南满”的利益，以及其他一系列特权，但这并不是侵略的结束，而是进一步巩固“胜利果实”的开始。刚打完仗的日俄两国没过多久又主动修好，几次密谋签订条约，商量如何分配各种权益，即是证明。所以，叶楚怆的小说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是日俄战争后日本继续侵略中国的野心的一次真实披露。例如小说的第九章还有间谍小川所作的军事报告，对满蒙地区的军事、企业、商品、垦殖等各个方面做了非常详尽的说明，即使现代的中国读者看来，仍然觉得触目惊心。应该说《蒙边鸣筑记》所涉及到的“日本观”在当时来说是比较超前的，在日俄战争硝烟还未远去的时候，很多国人还沉浸在黄种人打败白种人、立宪战胜专制的幻想中时，叶楚怆的这部小说为国人发出了一个警惕日本的信号。

其实除了叶楚怆之外，南社成员的日俄战争观从整体上看，相对同时代人来说，有一定的深刻性、超前性。

1904年2月14日，在日俄开战仅仅几天后，陈去病就在《俄事警闻》中发表《论中国不与俄战之危险》一文，痛斥国人的麻木不仁——

乃今者，不惟其耻之为念，而日日以任他人之战争。闻日本之捷青，则欣然而喜；闻俄罗斯之战败，又欣然而大喜。以为我能中立矣，我可以坐观成败矣。将来日胜则联日，俄胜则仍联俄。东三省为已失之物，可复则复之，不可复者，则既已无可如何矣。将终失之亦已矣。呜呼！谁柄国钧，而漠不关心，竟如是耶！从来恢复国权，与保守疆土，二者皆本国人民之责。彼区区旁观之策画，固无俟其劳心也。……我中国之主人翁，得毋有前门拒虎，后门进狼之忠乎！且夫日俄今日之战争，其原因岂在今日乎！……则此东三省者，无论谁家胜负，将终为他人所有，无疑矣。

陈去病的这篇文章在当时国内众多有关日俄战争的时评中可谓脱颖而出。虽然大部分有识之士对清政府的“局外中立”之举愤恨不已，但陈去病在开战没几天就已清楚地看到战后的结局，即无论谁胜谁负，中国的土地终究为他人所有这一事实。而最后的结果确实也是这样的，日本作为胜方，无非是就俄方先前在东北三省拥有的利益进行再分配而已。

南社的发起人之一高旭，字天梅、号剑公，也是同盟会的第一批会员，高旭经常对国难事件发表评论。《马关条约》的签订，他看到的是“国耻即今犹未雪，游人争说李鸿章。”他还曾把东三省比作动物园，认为中国面临的局势是“俄鹫英狮日蟒蛇”，同时受到东西方的“夹击”：“西方白狄骄无比，东海黄龙荡不收”。

但尽管如此，面对日俄两国，高旭一直没有简单地加以全盘否定，对于两国在历史上发奋革新的作为，他毫不吝啬对其加以高度评价，以此来警醒国内的当权者。如他在1902年以“剑公”的笔名，著一首《俄皇彼得》：

脱身微行欧西游，沉毅独断世无俦。赵家主父入秦去，潜归变法国疾寥。输进文明革蛮野，广揽八极英豪收。精密阔达擅其胜，雄心直欲吞全球。昔时列强屏不齿，今日侧目遍五洲。天轰地岌震遗令，嗟哉中夏先离忧。

诗中认为彼得大帝“沉毅独断”，积极革新，值得国人借鉴和反思。在与一些同仁联句作诗的时候，高旭也不忘对局势作出评点，如《寓庐与黄天、大雄联句，限顺次完庚韵》：

弹丸岛国何坚贞。（黄天）三十年来霸业成。（汉剑）

返观我帮谁竭诚。（汉剑）群蚁附膻丑态呈。（大雄）

中立之策究非正。（汉剑）虚擂大鼓敲宏钲。（大雄）

彼得遗训切莫轻。（黄天）据东三省太无名。（汉剑）

其它的相关诗歌还有如：“到头辽海风云紧，痛绝神州一发危。女子对俄能结会，一班枉自算须眉。”，“咄尔睡狮及今醒，起看辽东大激战。”等。

应该说，高旭对于日俄战争的看法，与同时代人相比，是比较超前的。虽然他对于日俄两国的改革经验不吝赞美，但对于日俄列强的侵略行径，他也同样有着深刻的思考。而且，当大部分知识分子持亲日态度、主张联日抗俄的时候，高旭对日本多了一份警惕之心。

1903年，高旭和叔叔高燮、弟弟高增创办了《觉民》月刊，每月一期，到1904年8月为止，共出过10期，主要撰稿人是高氏叔侄三人以及其他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就在这短短的一年10期杂志中，他们发表了多篇文章或诗文，表达对日俄战争的看法，其中不乏一些真知灼见。同时带有鲜明的“南社”特色。

1904年3月，高旭在《觉民》第6期上发表了《感日俄战争而作》：

南下长蛇逞剪屠，泰山危卵要人扶，伤心辽海风云黑，何奈东方一病夫。

俯仰随人不自由，国权让去再还不，两雄胜负且休问，兵费烦君赶速筹。

鹰思飞跃鹘高翔，解决平和顿绝望，搁起满韩交换论，药烟硝雨郁苍苍。

甘心为马复为牛，祸促瓜分民族羞，中立岂输独立好，汉儿依旧拜天囚。

在这首诗中，高旭对日俄战争的局势做了点评，伤心辽海，俯仰随人，两强相争，民族蒙羞，对于清政府的中立无奈且感屈辱。不过，在结尾处，高旭表达了南社文人的“排满”立场。无论是日是俄，或是清朝，在高旭看来，皆是汉人之敌，这也使得我们在面对南社文人时，还要留意他们一贯提倡的民族主义倾向，此处的“民族”指的是汉族。何以名“南社”？高旭曾经在《南社启》中提到过，是因“乐操南音，不忘其旧”。此处的“南”正是为了与清政府的“北庭”相抗衡。纵观南社文人的创作及相关言论，其反清思想也一以贯之。因此，哪怕是“感日俄战争”，高旭在诗中所呼吁的“独立”，也是汉民族的独立。这同时也是南社文人的日俄战争文学创作中一大鲜明的特色，是南社文人面临近代国难时所持立场的复杂性所在。

高旭曾留学日本，正因为有留日的背景，所以他对日本的认识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对于日本的本质和中日关系未来的走向，他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和估计，比同时代的许多人要看得更深、更远。”确实，日俄战争的胜利在日本近代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日本的胜利，使整个民族的自信心和军国主义热情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独占中国”的妄想愈加膨胀。甲午中日战争虽然胜利，但是紧随其后发生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一直被日本人视为奇耻大辱。日俄战争的胜利，是“扬眉吐气”的胜利。从日俄战争开始，日本逐渐扫除了自己的敌对势力，使其“大陆政策”的推行步步得逞，开始了有意识进行军国主义体制建设。与此同时，“黄种人”首次打败“白种人”，更使“日本民族优越论”的论调空前高涨，认为日本成为亚洲“盟主”、改变亚洲格局的时刻真正到来了。而在此后的四十多年间，日本相继参与了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日本民族主义发展到了极端法西斯主义阶段。因此，日俄战争无疑是日本近代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一环。而在日俄战争爆发伊始，高旭从自己的文学创作以及大力创办的刊物中，都鲜明表达了自己的隐忧与担心。无疑，这在同时代的人物中，具有一定的超前性。

总体来看，在中日俄三国的日俄战争文学创作中，中国的“日俄战争文学”创作，由于尴尬的“中立国”地位，从创作数量、创作内容以及创作思想上都较为单一，大多以即时诗歌为主，抱恨于任人宰割的弱国外交。但是南社文人的创作，参与程度高，创作形式多样。最难能可贵的是，其从总体上提升了中国的日俄战争文学创作的思想水平，可以说，是中国的日俄战争文学中大放异彩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