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源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论文学栏目在《清议报》与《新民丛报》中的变迁*

田源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自晚清诗歌与小说领域掀起的变革始，近代文学在制度、形式、语言、思想等层面历经了决裂与蜕变，报刊的连载与外来作品的译介为传统的文学体式注入了鲜活动力，白话作诗作文的先气与政论引导的话语思想又引领着文学的现代化转型之路。《清议报》与《新民丛报》是由梁启超主办的清末著名刊物，文学栏目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清议报》中的诗文辞随录与政治小说是主要的文学元素，《新民丛报》中诗界潮音集与饮冰室诗话构成文苑的诗歌栏目，另辟有小说专栏。从《清议报》到《新民丛报》，文学栏目在横向的种类与纵向的视角方面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演变，在变迁现象的背后隐藏着刊物创办宗旨的转移以及文学语境的深化。

文学栏目；《清议报》；《新民丛报》；梁启超；小说；诗歌

一、前言

晚清的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拉开了文学批评与创作更新的序幕，作为政界革命的理论阵地，《清议报》与《新民丛报》也完成了文学改良的使命。两份报刊均为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期所编排发行，《清议报》于1898年12月在横滨创立，当年晚清爆发了著名的戊戌变法，梁启超身为这场政变的领袖，在运动失败后遂逃至日本，同年创建的《清议报》可谓是对变革的延续和反思。梁启超在创刊号中说：“呜呼！此正我国民竭忠尽虑，扶持国体之时也。是以联合同志，共兴《清议报》为国民之耳目，作微信之喉舌。呜呼！我支那四万万同胞之国民，当共鉴之，我黄色种人欲图二十世纪亚洲自治之业者，当共赞之。”[1]《清议报》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忧患意识，隐含着东山再起的维新理想，文学自然成为了宣扬与完善民主思想的有力武器。《清议报》在出刊100册后因火灾停刊，之后由横滨新民社集结出版《清议报全编》，其中有两大栏目涉及文学：“本编附有政治小说两大部，以稗官之体写爱国之思，二书皆为日本文界中独步之作，吾中国向所未有也，令人一读不忍释手，而希贤爱国之念自油然而生……本编附录诗界潮音集一卷，皆近世文学之菁英可以发扬神志，涵养性灵。”[2]《清议报》的文学栏目既有对日本小说的译介，也收录了当时维新派同仁的诗歌。

在《清议报》停刊不足两个月之际，《新民丛报》正式创刊，它的出现是对《清议报》的延伸与扩展，政论色彩依旧鲜明，在其创刊的第一条宗旨里写道：“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原。”[3]为了普及和感化民众，《新民丛报》进一步利用文学实现政治的抱负。小说和诗歌亦是《新民丛报》文学栏目的重要组成，在创刊号中对两者均有概括简介：“小说或章回体，或片假体，要以切于时事，摹写人情，使读者拍案称快。……文苑诗古文辞妙选附录，亦可见中国文学思潮之变迁也。”[3]由小说与诗歌组成的文学栏目呈现的崭新风格还给读者营造了审美的愉悦感：“本报之杂俎、小说、文苑等门，皆趣味弄深，怡魂悦目，茶前酒后，调冰围炉，能使读者生气盎然。非若寻常报业，满纸胪载生涩之语，令人如枕古乐，唯恐卧也。”[4]文学栏目在《清议报》到《新民丛报》中既有诸多相似之处，也存在彼此分离的裂隙，它的演变与迁徙既是对文学观念与实践的动态诠释，也是对所处时代文学语境的深刻印证。

二、小说栏目的横向拓展

《清议报》与《新民丛报》中均有对小说的引进与介绍。《清议报全编》将小说纳入第三集的新书译丛中，总共两部，都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政治小说，分别是柴四郎的《佳人奇遇》和失野文雄的《经国美谈》。小说在《清议报》中的数量极少，且门类单一，但从《新民丛报》发行伊始，这样的情况得到了根本的转变。《新民丛报》辟有小说专栏，既有对外来小说的译介，例如:1902年连载的法国焦士威尔奴所著的《十五小豪杰》、从1903年至1906年连载的共计61回由法国某作家所写的《美人手》等，也有原创小说的发表，例如：梁启超创作的《劫灰梦传奇》《新罗马传奇》等。从新书的尝试性翻译，到大规模引进西方小说并融入自我创作，小说栏目的变迁也引发了小说观念的更新。

《清议报》在译介政治小说之前有一段梁启超写的序言，它既拉响了小说界革命的前奏，也阐明小说栏目的创办宗旨。开篇便点明传统小说的流弊：

“政治小说之体，自泰西人始也。凡人之情，莫不惮庄严而喜谐谑，故听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靡靡而忘倦焉。此实有生之大例，虽圣人无可如何者也。善为教者，则因人之情而利导之，故或出之以滑稽，或托之于寓言。……中土小说，虽列之于九流，然自虞初以来，佳制盖鲜，述英雄则规划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陈陈相因，途途递附，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5]

梁启超虽然批判世俗化的民风对于高雅艺术的亵渎，但却将小说视为一种引导民情的重要手段，在陈述本土小说“盗”与“淫”的弊端的同时，斥责传统文化精神的低劣，引进政治小说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改良趋势。梁启超进而谈到小说对民众教化的重要性：“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5]小说文体的排次在梁启超心目中已经超越了传统诗骚史录。政治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的小说形态，它的社会意义极其重大：

“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缀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略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5]

西方国家的文明进步依托于人民的自由言论以及对政治的广泛参与，小说则是连接人民情思与政党理念的有效杠杆，在中西社会现状的对比中，梁启超认同政治小说的社会功效，期待将之移植到中国社会并发挥相似的作用，意欲让中国国民产生类似西方人民的政治热情。

依照梁启超的政论构想，两部政治小说都有涉及政界风云的描写与论述。在《佳人奇遇》的结尾部分，柴四郎分析了东亚政治的格局以及日本政府的谋划：

“当时朝鲜，内忧外患，交侵迭至，乞援书至中国，大义所在，故派兵赴援。而日本方当维新，气焰正旺，窃欲于东洋寻衅，小试其端。彼见清廷之可欺，朝鲜之可诱也，遂借端扶植朝鲜，以与清廷构衅。……故一举而败于朝鲜，再举面陷辽岛，割台湾，偿巨款，我日人志趣远大，犹以为未足也。不意俄、德、法三大国干涉其间，不无所慊，见机而退，理有固然。而在野少年志士，多有以此咎政府者，是未知政府之苦心耳。”[6]

日本侵略扩张实际上是政府精心策划方针的实践，政坛斡旋与策略择取隐匿地传递出政客幕后的良苦用心。对外的武力行动与政府紧密相连，对内的政权更替同样关涉政府的性质，在《经国美谈》第四回中有一段关于政治体制的描述：

“人民参政的弊病，国中有政党竞争，执政的人，屡屡交迭，执政的人既屡屡交迭，政界必然不定，所以政府薄弱。政府薄弱，政略不定，那国势何能振，国威何能张么？”[7]

《清议报》中的小说栏目有统一的纲领和政治范畴的标准，小说风格也呈现出强烈的政治化色彩。然而，自《新民丛报》的小说专栏始，小说类型没有固定的衡量尺度，在政论性基础上朝多个维度经行拓展，小说样式也显得更为丰富。

《新民丛报》中几乎每部小说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在译者前言、某回的评论或是结尾后记中都有对小说性质与意义的界说。《美人手》在开篇便透露了译介的缘由：

“世界上各国人类，因为争一个本分自由的权限，古今来遂演出许多奇奇怪怪的活剧，断送了无数英雄豪杰的生命。看官啊，试想下，这是何苦来由呢？西人有句话说得好：不自由，毋宁死。……惟是我徒然艳羡那文明国度的自由，亦曾知道他们的自由，是怎样挣得来的呢？平白白地由这个享受惯了的专制政府自己送回来，谅看官也知道无此便宜的事。”[8]

整部《美人手》61回皆围绕民权自由的曲折获取而展开故事情节，小说通过生动的人物语言和动作描摹西方社会文明进程的艰辛坎坷。《新民丛报》中的小说除了关注成人的世界，还将视野投向儿童少年的生存空间。梁启超在翻译《十五小豪杰》的第一回的末尾部分写道：

“此书寄思深微，结构宏伟，读者观全豹后，自信余言之不妄。观其一起之突兀，诗人堕五里雾中，茫不知其来由，此亦可见泰西文字气魄雄厚处。武安为全书主人翁，观其告杜番云，‘我们须知这身子以外，还有比身子更大的哩’，又观其不见莫科，即云‘我们不可以不救他’，即此可见为有道之士。”[9]

《十五小豪杰》讲诉了几个美国少年航海冒险的经历。主人公武安的豪情壮志令人叹为观止，他的言行中也隐含着西方文明在政治话语外的价值观念，即是建立在生命之上的人道主义关怀。《新民丛报》中的译介小说还囊括了当时流行的侦探小说，《歇洛克复生侦探案》便是其中翘楚。该小说在前言部分简要介绍了西方小说类型的多样化以及翻译侦探小说的缘由：

“泰西之以小说名家者，肩背相望，所出版亦月异而岁不同，其间若写情小说之绮腻风流，科学小说之发明真理，理想小说之寄托遥深，侦探小说之机警活泼。偶一披览，如入山阴道上，目不暇给。吾国视泰西，风俗既殊，嗜好亦别，故小说家之趋向，向不相侔，尤以侦探小说，为吾国所绝乏，不能不让彼独步。盖吾国刑律讼狱，大异泰西各国，侦探之说，实未尝梦见。互市以来，外人伸张治外法权于租界，设立警察，亦有包探名目。”[10]

西方社会的文明历程使得小说种类五花八门，中西文化差异造就了侦探小说在中国的缺失，但随着租借、警探等新兴事物的萌生，侦探小说在中国获得了基本的认同。《歇洛克复生侦探案》以虚构的方式想象福尔摩斯生还，以高超的智慧和手段演绎、推断并侦破窃毁拿破仑遗像的案件。

此外，《新民丛报》还有几部原创的传奇小说，这些小说实际上都是戏曲的形式，譬如踢绣球、四门泥、金刚石等曲调样式及净、旦等角色分工都是日后戏剧出现的重要元素。《新民丛报》中的这几部传奇小说延续了在《清议报》中政治小说的特色，大多抒发国破家亡的感伤及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梁启超在《新罗马传奇》的楔子一出中以问答的形式讲述了创作的动机：

“(内问介)支那乃东方一个病国，大仙为何前去？(答)你们有所不知，我闻得支那有一位青年，叫作什么‘饮冰室主人’，编了一部《新罗马传奇》，现在上海爱园戏园开演。这套传奇，就系把俺意大利建国事情，逐段摹写，绘声绘影，可泣可歌。四十出词腔科白，字字珠玑；五十年成败兴亡，言言药石。……(内)这位青年，为何忽然做起这套戏本来呢？(答)人孰无情，士各有志。……我想这位青年，漂流异域，临睨旧乡，忧国如焚，回天无术，借雕虫小技，寓遒铎之微言，不过与老夫当日同病相怜罢了。”[11]

梁启超期望借助重写意大利的兴衰史，唤起民众的救国之心。该剧以“会议”“初革”“党狱”“侠感”“吊古”“铸党”6出还原了意大利50年的政坛。

统观《清议报》与《新民丛报》中的小说栏目，不难发现小说的壮大与繁盛，两份报刊中的小说均有对政治和时事的摹写，但前者的政论话语过于强烈，小说的情节退居次席，带有强烈的说教成分；后者却增强了小说的故事性，且拓新延展了小说的题材内容与形式结构。

三、诗歌栏目的纵向延伸

晚清诗界革命的诞生源自《清议报》与《新民丛报》中的诗歌栏目，这两份报刊共收录一千余首诗歌，它们共同形成了维新派要求变革的文学阵地。《清议报》与《新民丛报》中的诗歌栏目的设置有许多相似之处，《清议报》原有诗歌栏目是“诗文辞随录”，但在汇集成《清议报全编》时，却将诗歌栏目的名称改为“诗界潮音集”，并将其置于主栏目“文苑”之下。《新民丛报》的诗歌栏目也沿用了这样的模式，由此可见，两者在收录的“诗界潮音集”中有诸多相似之处，后者在前者开辟的诗歌园地中朝着纵深的方向发展前行。

一方面，《清议报》与《新民丛报》中的诗歌都抒写了感伤的情绪。中国传统诗学强调“诗言志”“诗缘请”，诗歌的本质即是志趣与情感的表达与释放。在两份报刊的“诗界潮音集”所收录的一千余首诗歌，有大半都或显或隐地流露出伤感乃至颓废的情志。

《清议报》中的感伤诗情基本源自戊戌变法的失败，许多诗人都沉浸在挫败的哀痛里。例如：康有为以“更生”为笔名写道：“历历维新梦/分明百日中/庄严对温室/哀痛起桐宫……吾君真可恃/哀痛诏频闻/未定维新业/先传禅让文。”(更生《戊戌八月国变记事四首》)该诗是《清议报》“诗界潮音集”的第一首诗歌，诗人既描绘出百日维新惨败的事实，又从连续两个“悲痛”中表露出自我壮志难酬的伤怀。有的诗人寄托了对戊戌六君子的哀思：“百日振乾纲/群邪毒怨宿/凶残忽蔽天/忠良头血浴/奉诏方在途/望阙泪难掬。”(王照《次韵赠更生》)谭嗣同、杨深秀、康广仁等6名变法成员被逮捕戕杀，成为了政治运动的牺牲品，作为参与其中的礼部主事王照，对此深感悲恸。光绪皇帝在维新失败后也遭到慈禧太后的囚禁，这也博得了许多诗人的同情：“不期八月新政倒/圣主瀛台受苦恼/饮食起居若罪囚/为救我民丧大宝。”(海外义民《忠爱歌》)光绪帝是戊戌变法的中心，运动失败后也受到惩罚，他被软禁于中南海的瀛台，皇位也被慈禧剥夺，这引起了诗人心灵的怜悯和伤痛。

《新民丛报》中的感伤诗意几乎是对人生的哀叹。戊戌变法后中国的局势每况愈下，内忧外患更加严重，有识之士深感卑微无力：“头颅尚讬微躯戴/痛念残生何所之/当道豺狼贪利禄/碧天尤是血溅时。”(泗澄《前题》)国碎家破的残局令诗人感到人生无望，犹如无根之浮萍在苍穹中飘荡。自我的存在仿佛是多余的摆设，很多人因而心生倦怠：“大地不堪重驻足/此身惆怅欲何为/可怜一掬伤心泪/白紵筵前醉酒时。”(楚囚《和因明子即席口占原韻》)茫茫大地都无法承载弱小的身躯，忧愁的方向感在渐渐迷失，泪水亦不能驱除心中阴霾，只有借酒浇愁聊以自慰。诗人蒋智由也感叹时势的衰微：“浊浊谁能知总因/但凭愿力入风尘/江湖形状丧家犬/自作人间補憾人。”(观云《壬寅正月二日自题小影》)这副诗意的自画像诠释出动荡社会中的无助感，诗人在毫无征兆与认同的江湖中只能尽力做好自己，去弥补一些遗憾。

另一方面，《清议报》与《新民丛报》中的诗歌都有国外视野的介入。《清议报》中涉及海外的诗歌相对而言较少，多由康有为根据自我经历所作。例如：“樱花开罢我来时/我正去时花满枝/半岁看花住三岛/盈盈春色最相思。”(更生《诸故人亦足知游者之情也》)康有为在流亡日本期间曾错过樱花花期，由异国的春景联想到故乡的春天，心中充满浓浓的思乡情。除了紧邻日本，康有为还介绍了大洋彼岸的加拿大的自然与政治景观：“三月之末/度加拿大/逾落机大山/千峰积雪/长松覆地/铁路转壳曲折/循山逾涧若长蛇/凡经雪架山洞八十余/涧桥无数/俛瞰碧湍/与雪峰相映/光景奇绝……加拿大虽属英/而别为民政如美国/其总统由民举/虽位总督下/而大权一切属之。”(更生《游加拿大记》)加拿大的自然美景令诗人目不暇接，落基山脉的雄阔，白雪皑皑的山峰与繁茂的松树林让人心旷神怡，乘盘山铁路穿梭其间与山涧洞穴亲密接触，仿佛回归自然的甜美涌上心头。诗人在这之后笔锋一转，进而介绍加拿大的历史与政治，尤其介绍了民主共和的政体和民众的选举权力。这些异域的见闻也拓展了诗人的视野，在与祖国的对比关照中显现其独有的风采。

《新民丛报》中的诗歌涉及异域的数量更多。在“诗界潮音集”第一首诗歌的开篇，梁启超便记录了自己东渡日本的历程：“亚洲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尽瘁国事不得志/断发胡服走扶桑/扶桑之居读书尚友既一载/耳目神气颇发皇/少年悬孤四方志/未敢久恋蓬莱乡/誓将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任公《二十世纪太平洋歌》)“扶桑”即是指日本，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实则是学习日本乃至西方先进的文明体制。《新民丛报》接着在第二号的文苑栏目中专设“棒喝集”，开篇序言道：“译录中外哲人爱国之歌，进德之篇，俾国民讽之如晨钟暮鼓，发深省焉。”[12]专栏共译介了4首诗歌，分别是德国格拿活的《日耳曼祖国歌》、日本中村正直的《题进步图》、日本志贺重昂的《日本少年歌》以及日本内田周平译的《德国男儿歌》，意欲用国外民族精神感化中国民众，团结爱国。在植入西方视角的同时，中国诗人也投射出赞许的态度：“巴黎狮吼女英雄……腥风血雨耶稣墓/十字军兴八百年……希腊诗词妙天下/至今故国黍离歌。”(邹崖逋者《咏西史》)诗人歌咏西方文明史，涉及政治、宗教、文学等方面。

此外，在《新民丛报》的文苑栏目里还开设了一个特殊的诗歌专栏：“饮冰室诗话”。从1902年至1907年，第4-95期中间或连载了204条关于诗歌的感悟，“饮冰室诗话”既有对诗界革命得失的总结，也有对当下不同诗人诗作的批评，其选取的诗歌文本皆出自“诗界潮音集”，它包涵了梁启超的诗学理想与观念。诗话开篇即树立了一种崭新理念：“我生爱朋友，又爱文学，每于诗友之诗文辞，芳馨悱恻，辄讽诵之，以印于脑。自忖于古人之诗，能成诵者寥寥，而近人诗则数倍之，殆所谓丰于昵者耶。”[13](P1)在古今之争中，梁启超毅然决然地选择今人，他对拟古派发出了批判：“中国结习，薄今爱古，无论学问文章事业，皆以古人为不可几及。余生平最恶闻此言。窃谓自今以往，其进步之远轶前代，固不待蓍龟，即并世人物亦何遽让于古所云哉？”[13](P4)在古今中以今人为首选，梁启超的诗学观自然也要推陈出新：“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13](P51)在社会转型时期，诗界革命是改良的必然趋势，要衔接好过往与当下，务必树立“新意境”，但“新”的标准是整体精神风貌的革新，而非玩弄文字游戏般的新名词的补充，例如：“喀私德(Caste)”“巴力门(Parliament)”这些外来语的音译词。能够符合“新意境”的诗人，梁启超特别推崇谭嗣同与黄遵宪，分别称赞他们“其诗亦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和“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这些诗学话语融入梁启超的思索智慧，是对之前诗界革命失败的反拨与纠正。

纵观《清议报》与《新民丛报》中的诗歌栏目，在彼此相似的基点上朝着深邃的方向发展演进，前者开创了“诗界潮音集”的某些崭新模式，后者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入渐进，尤其是“饮冰室诗话”的出现，将诗学思想播撒至诗界革命的每一个角落，在反思不足之处的同时试图引领新诗创作的“新意境”。

四、余论：变迁的实质

《清议报》与《新民丛报》的文学栏目的变迁不仅是时间结点的先后承接，它从深层话语结构中折射出两份报刊的创办宗旨与时代语境的流转。《清议报》的宗旨共四条：“一、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二、增长支那人之学识。三、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四、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1]梁启超创办《清议报》的动机在于开阔人民的视野，形成一种清新自由的言论氛围，他进而在后续文章中谈到《清议报》的地位，进一步完善四条宗旨：

“敢问《清议报》于此四者中，位置何等乎？曰：在党报与国报之间，今以何祝之？曰：祝其全脱离一党报之范围，而进入于一国报之范围，且更努力渐进以达于世界报之范围。”[14]

欲实现“清议”的终极理想，梁启超携《清议报》跳出政党的狭小空间，并引入国家的概念，将之与世界连为一体。在专论的开篇，梁启超便写下了《爱国论》，奠定了《清议报》的基本语境：

“夫爱国者，欲其国之强也。然国非能自强也，必民智开，然后能强焉。必民力萃，然后能强焉。故由爱国之心而发出之条理，不一其端。要之必以联合与教育二事为之起点，一人之爱国心，其力甚微，合众人之爱国心，则其力甚大，此联合之所以为要也。空言爱国，无救于国，若思救之，必籍人才，此教育之所以为要也，今海外人最知爱国者也，请先言海外。”[15]

文学栏目的设置完全与《清议报》的性质与责任吻合。诗歌栏目中有号召民众团结卫国的呼声：“为国牺牲肠要热/文明有例购以血/竞争世界逆水船/国不富强即摧灭。”[16]小说栏目中也借助日本维新的英勇事迹来唤醒民众的战斗热情，政治小说《佳人奇遇》中有一段描写国难当头时日本一户人家的言行：

“散士丧幼，也犹放一矢于敌，欲与俱死，不觉跪而诀别于家人，颜色凄怆。慈母叱而骂曰：‘汝虽幼，实武门之子也，宜一斩敌将尸爆战场，勿损其家声！’散士蹶起，家人送至门外。祖母呼曰：‘待汝于泉下！’姊妹掩泪而呼曰：‘顾努力！’呜呼痛哉！多年之恩情永诀，言尽于兹矣。家人聚于神前，烧香而告于祖先之灵曰：‘事已至此，无复可言。与其偷余生于乱离之间，宁洁身以死殉于国家，而绝父兄之顾虑；且以表明三百年来养成之士风，此其时矣！’”[6]

然而，《清议报》希望借助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来拯救中国的梦想随着报馆的火灾化为泡影，《新民丛报》则重新承载起梁启超等维新派变革图强的使命。此时，梁启超的创刊策略和方向已经有所调整：

“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但今日世界所趋，重在国家主义之教育，故于政治亦不得不详。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本报为吾国前途起见，一以国民功利公益为目的，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3]

将教育提升到办刊宗旨首位，意味着梁启超的关注重心由国向民的转移。在振兴国家的手段途径上也从单一地宣传维新爱国理想转移到普及改善国民精神。《清议报》中以爱国论为中心的系列论说都是关于理想国体或政体建构的自我言说，诸如《论中国当知自由之理》《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论中国之存亡决定于今日》《独立说》《政党说》《论政变为中国不亡之关系》《论救亡当立国》等文章站在国家立场高屋建瓴式规划蓝图，但《新民丛报》中的核心却是人民：

“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浑浊，而国犹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17]

《新民说》可谓是《新民丛报》的理论基石，它含叙论共20节，从必要性、定义、组成要素等方面架构起一个“新民”的理论体系，其中的《论自治》《论合群》《论尚武》《论私德》《论民气》等文章都与人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新民”思想的归宿乃是通过教育来改变中国人民闭塞蒙昧的弱点，在现代文明的感召下实现精神面貌的更新，在整合民众素质的自由氛围中实现国家的富强。

《新民丛报》中的文学栏目也响应了“新民”的要求，小说栏目中既有直接呼唤民众爱国斗志的作品，例如：《劫灰梦传奇》《爱国女儿传奇》等；也有从反面启迪民众智慧的书写。譬如在译介的一部小说《外交家之狼狈》结尾处写道：

“维廉二世反身侧顾，佯装不闻，英国大使，耸肩而去，俾公一场妙计，归之水泡，于是英国依然自翔于三国同盟之外，未及一月，而俾不任日耳曼首相之报，已变达于五洲矣。”[18]

俾斯麦原本在《清议报》的《饮冰室自由书》中是政界英雄的形象，但在《新民丛报》中却沦为了一个尴尬的丑角，小说利用虚构的笔法塑造了法国某平凡睿智的外交官，打破了人民对英雄敬畏中固有的神圣感，这也符合时代语境：“廿世纪以后将无英雄，何以故？人人皆英雄故，英雄云者，常人所以奉于非常人之征号也。”[19]

在诗歌栏目中，《饮冰室诗话》中的“新意境”亦为“新民说”的一大表现。梁启超在“新意境”中强调“尚武”精神的重要性，尤其推崇黄遵宪的诗歌：

“中国人无尚武精神，其原因甚多，而音乐靡曼亦其一端……吾中国向无军歌……往见黄公度出军歌四章，读之狂喜……其精神之雄壮活泼沈浑深远不必论，即文藻亦二千年所未有也，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极矣。”[14](P42-43)

黄遵宪的《出军歌》《军中歌》《旋军歌》在结尾处均为一个字的三次叠用，例如：“胜胜胜”“抗抗抗”“权权权”等，能够感染和鼓舞民众的意志去投身战斗，也能贴近“新民说”的要求：“然则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20]

综上所述，文学栏目在《清议报》与《新民丛报》中的变迁既有样式的扩充，也有思想的渐进，栏目设置的整体趋势从宏大理念向细分属性辐射，其本质却是话语结构的演变，从国家向人民的过渡，完成了由抽象概念向具象方略的蜕变，一味地传播与灌输在很难获得认同的现实中面临转型，启蒙的新方式也将相对封闭的理论建构引入与民众的互动之中，小说与诗歌构成的文学栏目在《清议报》与《新民丛报》中的变迁诠释出文学语境的深化。

[1] 梁启超.横滨清议报叙例[J].清议报，1898，(1)：3-5.

[2] 本编之十大特色[A].清议报全编第一卷至第三卷[C].横滨：新民社，1901.5.

[3] 本报告白[J].新民丛报，1902，(1).

[4] 本报之特色[J].新民丛报，1902，(1).

[5] 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J].新民丛报，1898，(1)：53,54.

[6] (日)柴四郎.佳人奇遇[A].清议报全编:第十三卷至第十四卷[C].横滨：新民社，1901.286-287,24.

[7] (日)矢野文雄.经国美谈[A].清议报全编：第十三卷至第十四卷[C].横滨：新民社，1901.19.

[8] (法)某著,香叶阁凤仙女史译述.美人手[J].新民丛报，1903，(36)：93-94.

[9] (法)焦士威尔奴.十五小豪杰[J].新民丛报，1902，(2)：100.

[10] (英)陶高能.歇洛克复生侦探案[J].新民丛报，1904，(7)：85.

[11] 梁启超.新罗马传奇[J].新民丛报，1902，(10)：80-81.

[12] 梁启超编.棒喝集[J].新民丛报，1902，(2)：101.

[13]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14] 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J].清议报，1901，(100):8.

[15] 梁启超.爱国论一[J].清议报，1899，(6):322.

[16] 突飞之少年.励志歌十首[J].清议报，1901，(89):2.

[17] 梁启超.新民说一[J].新民丛报，1902，(1):1-2.

[18] (法)某著,中国某译.外交家之狼狈[J].新民丛报，1903，(29).96.

[19] 梁启超.文明与英雄之比例[J].新民丛报，1902，(1):92.

[20] 梁启超.论尚武[J].新民丛报，1903，(28):7.

责任编辑：高雪

On the Change of Literature Column in the Two Newspapers The China Discussion and Cein Min Choong Bou

Tian Yua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Since the change of poetry and nove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modern literature had undergone transformation at the levels of systems, forms, language and thought. Newspaper serials and translated works had brought in fresh air to traditional literature. Along with political critical thinking, the movement to compose poetry and literary works in colloquial language l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literature. The China Discussion and Cein Min Choong Bou were founded by Liang Qichao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of which literary column were an important part. Poetic essays and political novels were the main literary elements in The China Discussion while Cein Min Choong Bou featured its poetry column dominated by Tide Poetry Collection and Yinbing Poetry Section. Both in The China Discussion and Cein Min Choong Bou, literary column had experienced various changes in literary types and perspectives, which is a reflection of the change in publication objectives and literary context.

literature column; The China Discussion; Cein Min Choong Bou; Liang Qichao; novels; poetry

2015-09-09

田源(1987-)，男，重庆人，武汉大学文学院2014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中国新诗研究和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I206.5

A

1672-335X(2016)04-010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