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建南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2200)



罅隙生存的主体：文化唯物主义视阈中的《罅隙》

唐建南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2200)

从文化唯物主义视角分析当代美国女作家芭芭拉·金索尔弗的小说《罅隙》，将主体置于历史来审视男主人公罅隙生存的困境，从而展示具有能动性的主体与制约性的政治文化结构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揭示主体挣扎于错位现实与扎根理想罅隙间的痛苦，分析他在伟大与平凡的罅隙间见证并参与历史创造的过程，考察他在艺术与政治的罅隙间实现主体建构的努力。

《罅隙》；文化唯物主义；主体；能动性

对倾注十年心血的小说《罅隙》(The Lacuna,2009)，当代著名美国女作家芭芭拉·金索尔弗(Barbara Kingsolver,1950-)对其被称之为自己“最成功的作品”供认不讳，并认为所有作品中，《罅隙》最有望经历时间的考验成为美国文学的经典之作*参考金索尔弗的官方网站：http://www.kingsolver.com/books/the-lacuna.html.。这部小说不负厚望地荣获英国橘子小说奖*英国橘子小说奖于2013年易名为女性文学奖，与布克文学奖、惠特布莱德文学奖齐名,是英国文学界每年最重要的评选活动之一，也是奖金数额最大的文学奖项。，并傲居纽约时报最佳畅销书榜首。不过毁誉参半的评论也如潮涌来。赞美之声集中于小说中诗意的风景描写、流畅而不失幽默的语言对白、壮阔的历史场景和隐含的政治改良思想：作家塑造了一幅时代与人物的生动场面，通过主人公失而复得的日记，金索尔弗“赋予了沉默中发声者揭示真相的权利”；[1]小说“深入探讨了文化和意识形态对抗中的个体和民族身份认同问题”[2]糅合了“个人的创伤与历史的污浊”，展示了“精湛深厚的艺术功底与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作家可以当之无愧地“跻身于本世纪伟大作家行列”。[3]可是，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矛头尤其直指苍白的主人公塑造：与生动的墨西哥场景描写相比，主人公的描写“相形见绌”；[4]“在浓墨重彩的背景中他(男主人公)沦落为苍白的旁观者”。[5]针对主人公塑造不够有力的批评，论文从文化唯物主义视角、尤其采用多利莫尔的主体建构理论，提出人们应该看到所谓苍白人物在政治文化结构中的罅隙生存困境，审视这位文化两栖者在错位现实与扎根理想罅隙间挣扎的痛苦，分析他作为小人物在伟大与平凡的罅隙间见证并参与历史创造的过程，考察他在艺术与政治的罅隙间实现主体建构的努力，从而证明这种罅隙生存是主人公主体身份的建构过程，是体现整本小说“复杂性与模糊性”的不可或缺部分[6]。

一、 政治文化结构中的主体

在西方传统中，形而上的文化与形而下的物质是泾渭分明的范畴，文化唯物主义将文化纳入物质生产过程从而颠覆这种二元对立关系，认为文化融入于历史长河的所有社会生活实践之中，文化的创造者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文化本身其实是全民参与的产物。由于文化唯物主义者致力于探索文本的历史语境和其政治影响，然后通过文本细读分析文本中的权力话语，尤其注重文本中边缘群体的颠覆性作用，格莱汉姆·豪尔德尼斯将其定义为“历史学的政治化形式”。[7]

作为文化唯物主义阵营的领袖之一，乔纳森·多利莫尔(Jonathan Dollimore)构建了主体建构理论，总体上这是一种反本质人文主义批评。在本质人文主义学者看来，人之所以为人取决于“某种特定的、难以改变的本质，这种本质从根本上决定其文化以及人类战胜生存条件的优越权”，其通病是认为人具有不因社会存在所改变的本质,独立自主的个体是真理和意义的来源，这种说法抹杀了文化生产的过程。[8]250多利莫尔认同罗兰·巴特的说法，即扭转“人类本性作为历史基石”的传统观念，因为这种本性永恒不变的说法纵容了人类命运不可更改的偏见。有鉴于此，人们需要“发现本性后面的历史，将本性视为带来改变的意识形态建构”。[8]271在这种语境下，有必要在唯物主义框架下反思历史、社会、主体性的关系，认识到“人的一切特征都是在特定历史时刻社会因素的产物”，在权力关系的政治文化结构中，个体不仅受社会话语制约，而且会反抗权力，这也就是主体能动性的表现。多利莫尔的主体建构理念对我们考察文学中的人物、作者、读者的主体性具有重要的启发，促使我们“必须在主体与社会历史和政治文化结构的总体结构关系中来考察主体，既要看到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也要重视结构的制约性和影响性，并全面把握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结构”。[9]25

在多利莫尔的主体建构理论指导下，论文将探讨小说中的男主人公谢泼德的罅隙生存困境。在时空交错的框架中，男主人公哈利·谢泼德成为挑战主流的“异类”，他的自我经历了历史洪流的打磨，同时，这种“异类”自我也在试图抗拒洪流，抗拒的重要手段就是罅隙生存。[10]首先，谢泼德是两国文化罅隙中的生存者，作为美国父亲和墨西哥母亲无爱婚姻的结晶，他漂泊于两国之间，见证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的风云变化，可是，他在获得跨国视野的同时却在封闭的自我世界中忍受无根感痛苦的折磨；其次，他是伟大与平凡罅隙中的小人物，见证了墨西哥著名画家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和弗里达·卡洛(Frida Kahlo)夫妻的艺术生涯和感情纠葛，目睹了俄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的墨西哥逃亡生活，这一段跨国家庭的特殊经历为他后期的写作生涯铺垫了道路；第三，他游弋于艺术与政治的罅隙，在写作中回眸墨西哥灿烂辉煌的过去与忍辱负重的历史，通过艺术手段实现社会改良梦想，并在反共的麦卡锡主义漩涡中质问历史的荒谬。如果谢泼德的人物塑造受到质疑，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只看到他的旁观者身份，没有看到他罅隙生存的困境，更没有注意到他在跨国政治文化结构之中实现主体建构的过程。一定程度上，多利莫尔在主体建构方面的真知灼见可以用来反驳有关小说中男主人公的塑造苍白无力的论断，将主体置于历史，看到主体与政治文化结构互相影响的动态过程。

二、 错位与扎根的罅隙：文化两栖的错位者

作为墨西哥母亲和美国父亲的无爱婚姻结晶，谢泼德的文化两栖身份并没有给他世界主义者如鱼得水的自由，相反，他一直处于错位现实与扎根理想的罅隙之间，忍受着无家可归的痛苦。首先，他不属于墨西哥。在父母失败的跨国婚姻之后，谢泼德跟随爱慕虚荣的母亲莎乐美在墨西哥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母亲对墨西哥血统的自我否定与身边浓厚的物质主义至上氛围让谢泼德非常压抑。自诩具有西班牙纯种优良血缘的莎乐美具有鲜明的种族偏见，她认为当地人懒惰愚笨，将他们称作“原始人”，称呼女性为“穿上裙子的母山羊”。[11]12莎乐美的等级观念其实是西班牙在墨西哥近三百年殖民统治的历史残留，她将优越感建立于否认自己的文化根基之上，一味地向美国权贵富商投怀送抱，没有看到后者正是通过剥削墨西哥劳工、掠夺墨西哥石油而发财致富。与此同时，特殊的混血身份无法让谢泼德融入墨西哥文化，唯一给他一丝温暖的人是当地厨师里安德罗。里安德罗将浮潜管交给无所事事的谢泼德，让他自己去探索神秘的海底世界，并教会谢泼德揉面下厨，以便将来后者无依无靠时可以帮厨解困。另外，里安德罗的多位家人不幸去世，他的经历不仅帮助谢泼德理解墨西哥人的生存苦难，也让他明白墨西哥文化中的死亡观，即死亡既是生命的归宿，又是新生命的开始。尽管谢泼德从里安德罗身上感受到一丝温暖，可是他深知自己不属于这种文化。无根感的痛苦促使谢泼德萌生了轻生的念头。

一定程度上，选择死亡也是边缘主体反抗束缚自己的社会权利话语的表现：母亲所代表的墨西哥内西班牙后裔的文化让他注意种族之间的尊卑关系，寄人篱下的生活使他意识到阶级差别中的边缘身份，经历风雨的墨西哥印第安文化提醒他作为异乡人的角色。这种痛苦促使他决心投向大海，让自己永远消失于海底的罅隙。在此，罅隙(Lacuna)是本义，它指代在海底形成、因潮汐或地质构造变化而不断改变的裂缝，它的不确定性也暗示其在书中的意义模糊性。谢泼德希冀穿越神秘的罅隙通往死亡世界，这种想法本身暗示罅隙生存的巨大痛苦，而失败的自杀却让他通向了古代玛雅人的圣地之一。这里枝繁叶茂、藤蔓环绕，寺庙成为残垣断壁。尔后谢泼德再也无缘找到圣地，不过邂逅墨西哥古文明遗址的奇幻之旅也为谢泼德后期的写作题材埋下了伏笔。就像墨西哥的鬼节一样，谢泼德的罅隙轻生经历让他开始了一种新生，为他从墨西哥文化中寻求写作灵感、进行主体建构打下了基础。

如果说母亲所提供的漂泊生活成为谢泼德心中永远的伤痛，父亲所代表的美国个人主义文化加深了这种伤痛。一定意义上，血脉相连的父子更像一对陌生人。作为美国政府的公务员，谢泼德的父亲是典型的美国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物：他极力拥护当时的胡夫总统，蔑视墨西哥政府，认为后者极端落后。另外，他也是美国个人主义文化的拥护者，认为儿子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开拓生存空间。所以不苟言笑的他在火车站接上多年不见已经旅途劳顿的儿子后，并没有喜逐颜开地将他带回家安置休息，而是直接把他送到寄宿学校，让他学会在陌生环境中生存。两年孤独的寄宿生活后，谢泼德离开美国。此后八年的墨西哥生活中，父子二人每年通信一次，停留于简单问候和情况汇报。在此过程中，谢泼德成长为独立生存的个体，可是他注定是孤独的。在美国，人们鄙夷地将他称之为“老墨”，而唯一的亲人——父亲与他没有情感沟通。八年后谢泼德再次返回美国时，父亲已经去世，留下的遗产只是一辆冰冷的吉普车。对谢泼德而言，父亲只是给予生命的人，他的个人主义思想教育迫使谢泼德成长为独立生存的个体，可是，谢泼德也通过偷偷释放同性恋的欲望反抗这种个人主义文化。在美国20世纪的30年代，同性恋还受到主流文化的严格监控，谢泼德作为叙述者，只用扑朔迷离的语言传达遭到社会禁锢的“异类”情感。在寄宿学校，家境困难的同学牛眼是谢泼德在读书以外所有感情的寄托。谢泼德甘愿为牛眼辛苦付出，唯一的报酬就是“让他拥揽入怀，耳鬓厮磨”。[11]92初露端倪的同性恋欲望描写在1932年8月后戛然而止，根据谢泼德的秘书维奥莱特的解释，成人时期的谢泼德将1933年至1934年寄宿学校生活记录的日记销毁，因为其中的部分内容“让他很不安”，这些内容指代的就是谢泼德本人后来供认的中学时期同性恋的特殊经历。[11]11120世纪40年代末的美国依然大力禁止同性恋文化的蠢蠢欲动，在这种情况下，反抗社会权利话语的同性恋弱势群体也只能为了生存掩饰自己内心的欲望，表面上归化入仅认同异性恋的主流文化。

作为墨西哥和美国文化的两栖人，谢泼德受到复杂的政治文化结构束缚而成为一位迷惘痛苦却渴望扎根的错位者。作为墨西哥内西班牙后裔的代表，谢泼德既无法认同殖民者的物质主义文化，也无法融入源远流长的印第安文化。在父亲所代表的美国个人主义文化影响下，谢泼德成长为一位独立却孤独的边缘人。罅隙生存的谢泼德通过自杀或释放同性恋的欲望反抗禁锢自我的社会话语，尽管以妥协结束，作为边缘个体的他也试图挑战主流话语，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主体建构的政治性价值。

三、 伟大与平凡的罅隙：跨国家庭的小人物

一定程度上，墨西哥艺术家里维拉和弗里达夫妻的家是跨国家庭的缩影：同一屋檐下住着墨西哥文化代表的里维拉和弗里达、俄国流亡革命家托洛茨基和家人、法国母亲与荷兰父亲的后代的秘书范恩、墨西哥与美国混血的谢泼德等等。在这个特殊的跨国家庭中，谢泼德度过了最戏剧性的人生阶段，也是在历史人物阴影下逐渐成长获得跨国视野的阶段。

在与历史人物共处的过程中，谢泼德并不像诸多评论者所批评的那样仅仅是冷眼旁观的叙述者，相反，他充分展示了作家的主体性，用幽默甚至带着讽刺的手法在日记中浓墨重彩地描写他们的平凡，与轻描淡写地叙述他们的伟大形成鲜明的对比。对谢泼德而言，历史不仅仅是具有政治意识的历史学家对壮烈伟大事件的客观组合，“无知厨子笔下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同样可以成为历史。[11]182作为成长中的作家，身为厨师的谢泼德正是通过参杂个人观点的手段记录风云人物的生活点滴。在他笔下，另一种真实的历史人物跃然纸上。奉为国宝级人物的里维拉体型庞大，像一只丑陋无比却笑声朗朗的“癞蛤蟆”；[11]144她的妻子弗里达小巧玲珑，走路微瘸，喜欢穿金戴银，即使在病榻上也会戴上“一半宝箱的首饰”。[11]134夫妻二人脾气乖戾，关系复杂，被称之为“魔鬼与恶龙”。[11]144两人互相敬佩对方的艺术造诣，都热爱墨西哥文化，并向往社会主义事业，却因为情感不忠经常剑拔弩张：里维拉喜好偷香窃玉，弗里达也不乏投怀送抱之事，包括与托洛茨基秘密约会。另一位历史人物托洛茨基不仅仅具有革命家的豪情壮志，他同样具有普通人的欲望和温情。可以充当弗里达父亲的托洛茨基无法抵抗这位墨西哥女艺术家的魅力，本是铁血汉子的他以柔情蜜意赢得后者的芳心。而以世界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为理想的他始终心怀经营自己家园的梦想，他热衷于栽种墨西哥仙人掌，饲养家禽家畜，而他也自嘲今非昔比，“1917年鄙人率军500万，而今指挥11只大母鸡”。[11]241正是通过谢泼德的独特眼光，这些伟大历史人物的平凡一面展现在世人面前，从这种意义上讲，谢泼德作为作家，充分发挥了他刻画人物的主体性，超脱历史人物指点江山的崇高，凸显普通人物爱恨情仇的平凡，以此反驳了传统的历史记载指导原则。

除发挥叙述者的主体能动性外，作为跨国家庭中的小人物，谢泼德也展示了在政治文化结构中建构个体的主动性。谢泼德看似担当着微不足道的角色，可是却用精湛的手艺或独特的思想而获得历史人物的尊重。作为厨师，他将做馅饼的简单工作变成厨房艺术，因而他所做的美食深受大家喜爱；当里维拉失去专业泥浆师却无人胜任这份工作时，谢泼德融会贯通地将活馅儿的手法用于搅拌壁画泥浆，帮助里维拉加快了后来作为墨西哥重要艺术作品的壁画工程。作为名人旁边的小人物，他并不是人云亦云，而是敢于和他们交流、表达自己的观点。当托洛茨基感叹鸡群里没有一只公鸡时，谢泼德却指出“公鸡经常是捣乱者”，隐含之意是男人们因为利益的争斗挑起世界争端；[11]241谢泼德追问托洛茨基有关他与斯大林的个人交情与国家命运的复杂历史时，托洛茨基最初认为历史纯粹是“偶然事件”，斯大林以一封电报欺骗他无法在列宁去世时赶赴丧礼从而抢先获得民众的支持，成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可是在谢泼德的步步追问下，托洛茨基承认这次事件也是历史的必然。[11]242谢泼德敢于与历史人物交流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弗里达的影响，两人的友谊让他在寂寥痛苦的罅隙生存中感受到作为主体参与历史创造的意义。在弗里达的影响下，谢泼德意识到自己并不是“渺小无趣”的个体，他完全可以与历史人物进行“灵魂”的交流；[11]136另外，受到弗里达的鼓励，谢泼德坚定了作家的梦想，决心通过写作挖掘墨西哥“沉默的文化”。[11]200

正是在这个跨国家庭中，谢泼德作为小人物见证并参与了历史的创造。在伟大与平凡的罅隙之间，谢泼德成为一位思想越来越成熟的主体。可是作为个体，他受到更大的跨国政治文化结构的影响。托洛茨基被刺杀后，所有与其相关的人士都可能受到牵连，而处于二战初期的国际局势特别紧张，谢泼德接受弗里达的建议，负责将她需要展出的画作运送到美国。告别了在伟大与平凡罅隙间生存的跨国家庭生活，谢泼德回到阔别多年的美国，开始了在艺术与政治罅隙间写作的孤独生活。

四、 艺术与政治的罅隙：美国社会的反抗者

在20世纪40年代，国际风云变幻，美国局势动荡，谢泼德作为一位美国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的孤独者，试图在写作的艺术领域开拓自己的空间，可是，尽管他几乎与世隔离，他依然受到跨国政治文化结构制约，尤其在冷战时期的红色猎杀政治漩涡中，他面临着被吞没的危险。历史发展中的个体犹如螳臂挡车，可是谢泼德却在思考如何穿越艺术与政治的罅隙，建立过去与现在、美国与他国的联系。

首先，虽然谢泼德形单影只，近乎隐居的生活并不意味着他能脱离政治文化结构的影响。他冥冥之中来到北卡罗来纳州的艾胥维尔镇、并将其选择为新家的落脚点，后来才意识到他已经与该镇的两位著名作家联系在一起。第一位是出生于艾胥维尔镇、在此度过10年生活的《天使望故乡》的作者托马斯·伍尔夫。和伍尔夫一样，谢泼德是漂泊生活的孤独者，在这座小镇找不到归属感。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二人所谓相似的情感经历也遭到了美国媒体文化的影射。已经成名的谢泼德与秘书维奥莱特出游墨西哥寻找写作灵感，回国后却遇到了大肆渲染的报道：“历史再次上演”：10年前艾胥维尔镇的天才作家伍尔夫与年长17岁的女性有染，10年后以墨西哥历史小说而闻名的谢泼德与年长17岁的女秘书出游也闹得满城风雨。[11]409尽管这则新闻属于空穴来风，但是伍尔夫与谢泼德的相似经历都表明，任何个体都要受到社会主流话语的监控，对于名人，他们的异类行为更面临着被主流话语抹杀的危险。另一位与谢泼德有关的作家是幽禁在艾胥维尔镇疯人院的洁尔达·菲茨杰拉德，《伟大的盖茨比》作家菲茨杰拉德的妻子。一直生活在丈夫阴影下的洁尔达因经济挫折、情感创伤、才华埋没而精神崩溃，人生的最后12年在艾胥维尔镇疯人院中度过。尽管谢泼德与洁尔达住在同一社区，没有任何交集，他也只用只言片字讲述了洁尔达丧生火灾的悲剧性结尾，但是一句“我们任何人都可能进疯人院”道出了个体在社会政治文化结构中的无奈。[11]414一定程度上，谢泼德与洁尔达都是异类。后者作为女性，在美国20世纪初力图施展自己的才华，只能被父权至上的社会话语视为“阁楼上的疯女人”；谢泼德作为同性恋，必须谨小慎微地掩盖性倾向，否则他也只能被视为离经叛道的疯子。

另外，身为作家的谢泼德深知墨西哥与美国对艺术与政治关系的不同理解，因此试图发挥其主动性实现艺术与政治间的罅隙生存方式。在墨西哥，具有鲜明政治理想的里维拉和弗里达得到包括最高领导人在内的国人的尊重，他们通过艺术手段传播社会改良甚至革命的政治思想；在二战后的美国，尤其是冷战时期，谈论政治的艺术家随时可能因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嫌疑受到调查监禁，甚至有灭顶之灾的风险：即使“深陷粪坑”，人们需要附和政府称赞其为“金凤花盛开的绿地”。[11]337为了洁身自保，美国民众不愿谈及本国历史，因为历史往往充满着血腥污垢，而审视过去也是一种政治参与，所以他们宁愿看到他国鬼影幢幢的历史，也不愿意回眸本国腥风血雨的过去，而这就是谢泼德的墨西哥历史小说在美国风靡的重要原因。可是，这些小说看似与美国政治无关，却通过作家本人的创造性，影射了跨国环境中美国不能直面历史的逃避主义。在谢泼德看来，墨西哥人对待历史就像对待死去的亲人一样，死亡并不意味着结束，而意味着重生，所以人们不应该遗忘过去，而应该通过记忆历史找到通往未来的大门；美国人也应该勇敢地面对过去，当他们坐在历史的“坟墓”上，他们可以回忆到屠杀印第安人、买卖黑人奴隶、火烧女巫师的血雨腥风。[11]401因此，作家有责任将“与过去的联系”摆在读者面前，而“防患于未然”就是艺术作品的政治意义。[11]401虽然谢泼德的两部小说都以墨西哥历史为主，可是当他揭示璀璨的阿兹特克文明血腥的另一面时，他也在影射日趋强大的美国同样具有丑陋黑暗的过去。正是通过这种艺术加工，谢泼德承担了艺术家肩负的政治使命。

可是，这位艺术家难以逃脱社会主流话语对他的严格监控，政治漩涡最终威胁他的艺术生涯，曾经与共产主义理想信仰者共处的过去成为他是美国国家公敌的重要罪证。在接受公审之前，曾经倍受追捧的谢泼德被社会主流话语的代言媒体定义为“需要从图书馆、书店和家庭驱逐的流氓作家”，而他有关墨西哥历史的言语也被解释为对美国含沙射影的叛国证据。[11]469谢泼德在反美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令人啼笑皆非的另类对答集中反映了多利莫尔有关主体建构的两方面，即“政治文化结构对主体的制约和限制，又认识到主体在实践中的能动性”。[9]22当委员会质问他是否因为精神错乱和性变态而没有在二战时期服役时，谢泼德谈及期间负责转运博物馆国宝时的工作，回答道：“他们发现我从事民用服务时精神是正常的，因为我的精神状态足以让我胜任监护至尊国宝的任务，这是征兵委员会的决定”。[11]483当委员会以制造炸弹所用的焊机“不能仅仅因为不懂物理学就能开脱其导致毁灭的罪责”而指控为托洛茨基服务的谢泼德就是共党分子时，谢泼德反问道：“我们的军工厂将武器卖给了世界各国，难道所有战争的敌我双方都有我们的份儿？”[11]485对谢泼德负责帮助共产主义思想的弗里达运送画作的工作，委员会指责他把共产主义宣传材料运送到美国，谢泼德却非常冷静地指出，“艺术的意义因人而异”，艺术品可以用来装饰房屋、怡情悦性，而他自己的艺术品——文学作品是用以“给予希望”。[11]489通过幽默的回答和巧妙的反问，谢泼德作为美国公民也在质问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强加给艺术家“莫须有”罪名的迫害。可是，主体的能动性又受到强大的政治文化结构的约束，制定法则的主流社会话语极尽所能镇压异类的反抗。委员会以谢泼德有侮辱政府的企图强制他只许用“是”或“不是”回答问题，尽管听证会还未定罪，但是一系列的盘问下，谢泼德无可奈何的回复相当于承认了所有莫须有的罪名。

原本希望通过艺术手段实现政治改良梦想的谢泼德面临着政治漩涡威胁艺术生涯的危险，罅隙生存的希望已经很渺茫，在这种时刻，谢泼德选择回到墨西哥，在曾经遨游的大海罅隙中结束了年轻的生命。这种悲剧性结尾其实也是主体反抗压抑的政治文化结构、坚持主体性的决心的体现。对谢泼德而言，如果一旦定罪，意味着他不仅正式承认了所有罪行，融入文学作品的所有政治改良思想都将成为叛国罪证，而且这是个体对主流话语的妥协，个人将只能任人宰割。可是在死亡中，他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体，如果艺术与政治的罅隙已经完全封死，那么他还可以在生与死的罅隙中继续生存。如同维奥莱特所言，谢泼德的死亡也是一种“喜剧性结尾”，也许他穿过散落尸骨的洞穴，在罅隙的另一端成为另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11]504尽管这只是想象，可是谢泼德的文学作品将是他人生的延续，它们将继续拷问美国社会艺术与政治并存的可能性，而这也是作家本人的愿望。

五、 结 语

多年以来，金索尔弗都在试图回答自己困惑已久的话题，即为什么在美国艺术与政治水火不容？通过谢泼德在三个方面的罅隙生存——错位与扎根、伟大与平凡、艺术与政治的罅隙，作家本人探索了跨国政治文化结构对个体的影响以及主体反抗主流话语的能动性，并希望借此唤醒美国民众对历史的回忆。对她而言，多年以来，美国的排外思想并没有改变，“9·11事件”之后的恐怖主义恐慌与麦卡锡时代的红色恐慌如出一辙。在全球化席卷世界的当今社会，美国如何面对边缘人群与异类思想成为需要思考的政治问题，而艺术家们绝不能像冷战时期一样洁身自保，而应该挺身而出，利用艺术手段担负社会改良的命运，而这也是作家作为主体在纷繁复杂的政治文化结构中建构自我的重要手段。从这种意义上讲，金索尔弗和她所塑造的作家叙述者谢泼德一样，在艺术与政治的罅隙中，用小人物的方式证明了参与历史的伟大。

[1]LIESL SCHILLINGER.Barbara Kingsolver’s Artists and Idols[EB/OL].(2009-11-08)[2015-06-20].http:// www.nytimes.com/2009/11/08/books/review/Schillinger-t.html.

[2]綦亮.历史书写与身份认同：评芭芭拉·金索芙的《罅隙》[J].外国文学动态,2012(2):23-24.

[3]MARGARET RANDALL.The Personal and the Political[J].Women’s Review of Books,2010(3): 25-27.

[4]JANE HICKS.The Lacuna[J].Appalachian Heritage,2010,38(2):75-77.

[5]DONNA FREYDKIN. In ‘Lacuna,’ a Lack of Traction[N].USA Today, Nov.19, 2009: 4D.

[6]CHRISTINA BOYLES.And the Gulf Did Not Devour Them: The Gulf as a Site of Transformation in Anzaldua’s Borderlands and Kingsolver’s The Lacuna[J].The Southern Literary Journal,2014(46): 193-207.

[7]PETER BARRY.Beginning Theory[M].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5.

[8]JONATHAN DOLLIMORE.Radical Tragedy[M].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1989.

[9]胡庆龄,王丽.论多利莫尔政治文化视野下的主体建构理论[J].文艺评论,2009(4):21-25.

[10]LINDA WAGNER MARTIN.Barbara Kingsolver’s World:Nature, Art, and the Twenty-First Century[M].New York: Bloomsbury,2014.

[11]BARBARA KINGSOLVER.The Lacuna[M].New York: Harper Collins,2009.

(责任编辑 杨文欢)

The Subject Struggling in the Lacuna: An Analysis ofTheLacuna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Materialism

TANG Jian-nan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ChinaUniversityofPetroleum,Beijing102200,China)

An analysis of the novelTheLacunaby 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woman writer Barbara Kingsol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materialism intends to probe into the struggling of the protagonist so as to represent the dynamic process between the active subject and the suppressing political cultural structures by placing the subject back into history. It portrays the anguish of the subject struggling in the lacuna of the reality of mis-positioning and the dream of rootedness, illustrates his agency in witnessing and making history by living in the world of the great and the common, and elaborates on his great efforts to show his subjectivity by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art and politics.

TheLacuna; cultural materialism; subject; agency

2016-07-2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立足地方的世界主义：芭芭拉·金索尔弗的小说研究”(13YJC752021)

唐建南，女，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美国文学研究。

I106

A

1009-1505(2016)06-003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