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超

(郑州大学 文学院,郑州 450001)



被观看的逃亡，残缺的女性叙事
——对《末路狂花》的再解读

李 超

(郑州大学 文学院,郑州 450001)

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其理论、思想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在电影的生产与批评中。影片《末路狂花》颠覆了传统好莱坞电影中的女性形象，获得票房和口碑的双收，成为女性主义的代表作品。但在对电影文本进行细究时，却发现女性主义在电影中贯彻地并不彻底，其中暗藏的矛盾甚至十分尖锐。本文试图通过对《末路狂花》的考究，借助性别研究中“窥视”理论，说明男权社会下女性叙事的残缺性。

女性主义；看的快感；《末路狂花》

伊莱恩·肖瓦尔特把女性作家创作分为：“女人气”阶段(Feminine)、“女权主义”阶段(Feminist)和“女性”阶段(Female)。按照伊莱恩·肖瓦尔特的划分，假如存在着女性通过写作来获得话语权的历史，那么从19世纪到现在，这个历史是向内转的，这是一个“模仿—参与—建构”的过程，最后以女性作品获取文学史的相应地位来实现与男性至少在文化心理上的平等地位。从20世纪70年代起，女性主义的主要努力对象转为暴露所谓的父权机制，这一时期下的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不免充满浓烈的火药味；而80年代后，女性主义开始吸收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语言学等理论，重建被遗落和被压抑的女性经验。1991年上映的《末路狂花》可以说是对80年代女性主义理论的一个文化上的实践，它所塑造的反英雄的女性形象既平凡又攫人眼球，展现了一段动人的女性经验。《末路狂花》的出现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其商业和艺术上的成功为女性主义在艺术领域的书写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模板。

影片《末路狂花》中存在着两条线索，一条明线是两位女主角的抗争之路，也是导演意图的直接体现，我们姑且称之为“表达机制”；而一条暗线则是警察、达里尔乃至电影院的观众对女主角逃亡的持续关注，我们姑且称之为“观看机制”，然而，这条起初不被观众、导演甚至编剧所察觉的暗线却时时侵扰着主线，参与并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并最终实现僭越。

一、有心栽花，用残缺的男性为女性正名

任何出走都是需要一个正当的理由以获得道德上的免责，这点导演和编剧是十分清楚的。只要我们稍稍留意片中的几位男性，就很容易为女主角的“逃亡”找到借口。

影片一开始，我们就观察到达里尔的“色厉内荏”，他需要塞尔玛催促起床，为自己系表链，做早餐。如果说料理丈夫起居仍是主妇的义务，那么达里尔对着塞尔玛大吼“该死，塞尔玛，不要那样大叫，我说过受不了你在早上大叫”就不免让人想到儿子对母亲喝斥自己的敏感、不悦。达里尔拥有作为丈夫和家庭收入来源的社会身份，却不具有作为男人的勇敢、独立。可能达里尔察觉到自己的失态，再次强调了自己地区经理的地位。而匆忙出门后，达里尔训斥工人时失足跌倒，这样，他辛苦建立起来的男性雄风在观众面前瞬间倒塌。在随后的剧情展开中，塞尔玛又透露了关于他们婚姻的许多细节：早婚却始终未孕育——“是我丈夫达里尔，他自诩还是个孩子，没有准备好”，这里隐藏着的一个“阴谋”，达里尔怕孩子会分享甚至夺取塞尔玛的爱，这样一个自私的“长子”就对自己的“弟弟妹妹”在想象中进行了无情的扼杀。而塞尔玛的对牛仔乔迪的一句赞美：“你看到他的臀部了吗？达里尔的并不好看，其臀部阴影可以遮蔽一部车。”这里毫不隐晦地指出达里尔并非“母亲”塞尔玛的欲望对象，他只是个淘气的大孩子。更具有戏剧性的是露易丝的男友吉米，生得高大威猛、性格粗犷豪放，却是女性的“奴仆”：“你周日给他电话，他周一会亲吻你走过的每一寸土地。”在这里，镜头必须闪回到德里达笔下的华伦夫人的房间，我们看到卢梭正在抚摸“妈妈”用过的的床铺、地毯，抢过夫人丢弃的食物一口吞下。从对女性的依赖上来讲，吉米与达里尔并无二异，都是“俄狄浦斯情结”的重度患者。如果说男性的成长是对“俄狄浦斯情结”的不断克服过程，那么那些主导着他生活的女性就是活生生的伤口，阉割的象征。

塞尔玛和露易丝在酒吧的谈话，显示出两人的逃亡首先是在精神上寻求自由，而不是逃避家庭和爱情的责任，至于在逃亡之路上遭遇到哈伦、牛仔乔迪、卡车司机和巡警等坏男人形象，都是在一步步为两人营造“迫不得已”的话语氛围。

这里必须引起重视的是哈伦强暴塞尔玛的情节。哈伦被露易丝用手枪逼退：“当一个女人说不要的时候，她是真的不愿意。”但哈伦没有逃离，而是辱骂了女性，随后被愤怒至极的露易丝失手枪杀。注意，哈伦并没有因为行为(损害)而遭受惩罚，却因为语言(侮辱)被毁灭。哈伦的辱骂实际上是在否定两人“逃亡”的意义，因此必须毁灭哈伦，来再一次为两人的自由和反抗正名。女编剧卡里·克莉似乎在告诉观看者：精神上的损害更令女人无法忍受，女性主义的大旗首先要张扬在精神领域的上空。由此，通过对残缺的男性形象的塑造，本片的表达机制得以完成。剧情的发展把观众完全带入了塞尔玛和露易丝的逃亡旅途，观众的喜怒哀乐是和女主角的境遇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是建立女性中心的一次努力。

二、无心插柳，被窥视的逃亡之旅

枪杀哈伦这一情节的设置是一个潘多拉盒子，为两人的逃亡提供了强大的原罪。塞尔玛和露易丝在必须逃亡的同时，也必须面临一系列道德、法律问题，因为哈伦毕竟没有真正强暴塞尔玛。接下来的逃亡成为了看与被看的游戏，因为国家暴力机器——警方已经介入这场私人的逃亡，从而解决枪杀哈伦带来的后果。观看与被看这个机制开始侵扰着表达机制。

由于乔迪招供，警察获知露易丝的意图，封锁了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线，两人只得在南方的几个州打转。通过电话和视频的监控，塞尔玛和露易丝的去向已经被警察琢磨清楚，这场游戏的天平越发倾向警察代表的男权社会。福柯在他的《规训与惩罚》中提到边沁的圆形监狱“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瞭望塔。这种监狱最大的好处就是被囚禁者可以被无条件地被观看，而在中心了望塔的人可以无条件地观看。”我想这个监狱已经建立起来，塞尔玛和露易丝是自由的，但他们的自由仅限于那辆蓝色雷鸟和快要望见尽头的沙漠公路，在遥远的地平线将会出现的是国家暴力机器的铜墙铁壁——狂花已经到了末路。

劳拉·穆尔维《视觉快感和叙事电影》一文认为，在一个由性的不平等所安排的世界中，观看的快感在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之间发生分裂。同时，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也认为在观看悲剧的过程中，有意的情感得以升华，过度的情感得到消释。于是，整个逃亡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许多“观看者”：面无表情的老人、乔迪、哈伦、卡车司机、巡警、警察、吉米、达里尔和屏幕前的观众。而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观看者”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男性，通过各种方式参与着这场本属于女性的狂花。我们和警察以及两位被抛弃的男性则是在电子屏幕前分享着这些本来不属于我们的“私人叙事”：塞尔玛和露易丝在尽情地表演，我们则专注地欣赏，而且她们表演地越是夸张、离奇，我们得到的快感越多。

在劳拉的文章中还有一个理论可能更能解释塞尔玛和露易丝逃亡的讽刺性，即主流电影通过叙事和结构来消解男权文化内在的张力和矛盾。这点具体可以通过那些“安分守己”的男性身上体现出来，比如软弱、“恋母”的达里尔和吉米。达里尔在得知塞尔玛竟然参与一场谋杀后震惊、惊慌、难以置信，但其情绪在观看塞尔玛一步步“堕落”中，达里尔恢复了理智，他相信妻子确实参与了枪杀哈伦，相信了她抢劫商店，袭击巡警。他之前关于塞尔玛所有的不安和焦虑得到了最极端的发泄“女人真吃那一套，哈哈”；而吉米在面见露易丝并得到“母亲的爱抚”后平静地离开，再也没有联系过这对末路狂花。

男性必须通过“观看”来消解作为焦虑之源的女性。塞尔玛和露易丝从来就是两个“俄狄浦斯”患者心中焦虑的根源，为了解除这一困扰，必须设计让她们成为被观看的对象。那么，高举女性主义的旗帜，追寻精神的自由是一个绝对无害而又富有感召力的选择。单单有观看是不够的，根据穆尔维的理论，她们必须是一个“坏女人”的形象，于是，塞尔玛和露易丝枪杀哈伦、劫持巡警、与乔迪乱搞男女关系、抢劫商店、毁坏公共物品，几乎“无恶不作”。这样，原先焦虑的根源——塞尔玛和露易丝被还原成为荡妇、暴徒、骗子，在将女性妖魔化的过程中，男性的焦虑得以化解。

至此，导演和编剧为塞尔玛和露易丝正名的努力几乎消解殆尽——在观看者眼中，这不过是不安分的女人一场滑稽的闹剧，她们似乎并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只是凭借着运气在男权社会的堡垒之中鼠窜。达里尔、吉米和警察们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了，因为这对末路狂花会自己找到“地狱”的入口，她们终究无处可逃，表达机制的合法性因此消解，女性中心倒塌，男性再次成为话语的主导。

三、末路狂花，她们真的找到自由了吗？

当塞尔玛和露易丝在影片结束时向着大峡谷纵身一跃，时间被定格，她们代表着女性的反“菲勒斯中心主义”，追寻自由的最高努力。虽然她们在现实中失败了，但在男权话语下渴求发声的女性，在普通的观众那里，塞尔玛和露易丝仍是一面精神的旗帜。然而，这场逃亡的意义真的如同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悲壮而凄美吗？在好莱坞的体制下，在依然坚固的父权社会下，这朵“末路狂花”能尽情地绽放吗？

导演和编剧是掩饰冲突和矛盾的好手，枪杀哈伦这一严重的法律和社会问题在片中竟然仅仅是剧情的需要，除了前期的紧张和慌乱外，塞尔玛和露易丝很快恢复平静，随后音乐响起，美景在身旁掠过，在酒精和暖风的刺激下，二人似乎忘了在“银子弹”的停车场，有一个男人因为她们的一时冲动而永远地倒下。如果说塞尔玛和露易丝的遗忘是剧情安排，那么作为观众，我们的遗忘就是被欺骗——在女性主义的语境下，犯罪也能闪耀出美丽而迷人的色彩。只有当片中警官哈尔出现，并且布下天罗地网时，我们才逐渐明白，塞尔玛和露易丝应该也不可避免地要为枪杀承担责任。所以，这种女性叙事首先是“不道德”的。

其次，《末路狂花》的女性叙事又正是在消解着女性主义。塞尔玛和露易丝的成长是本片着重刻画的要素，因为这一逐渐觉醒的过程正是逃亡的最大意义所在，可惜她们的成长似乎经不起仔细的推敲，例如，片中塞尔玛被乔迪欺骗后的觉悟。在此之前，塞尔玛已经对压制自己的男权社会心存不满，但遇到英俊的牛仔后态度瞬间软化，在一夜情后人财两空，此时塞尔玛觉悟了，但她的觉悟似乎很具有讽刺意味，她强化了自己的女性意识，但却是以一个男性暴徒的形象来进行的：塞尔玛从乔迪那里弄来了整套牛仔装扮，并学会了如何抢劫商店，并且运用得炉火纯青，让达里尔和警察们惊愕不已。当塞尔玛以胜利的姿态庆祝对男性行为的成功模仿时，我们知道她不再是一个“解放了的塞尔玛”，而只是牛仔乔迪的“借尸还魂”罢了。她被吸收、被同化，这种“拟真”比真实更令人难以置信。

我们再来审视一下影片的高潮部分。警官哈尔是片中为数不多的“完整”的男性，他虽身为警官，却对塞尔玛和露易丝的境遇极为同情，他试图挽救两个女性。最后哈尔对着指挥追捕行动的警察大声吼叫：“多少次！女人有多少次让人欺凌！”这话出自一个男性警官口中着实值得玩味。导演和编剧试图在坚固的男权社会中撕出一个口子，来对塞尔玛和露易丝的逃亡进行某种意义上的肯定，而警官哈尔就是这一发声者。然而，这对狂花似乎一直不买账，她们一次次打乱哈尔的挽救行动，她们拒绝了男权社会的“招安”。但现在，选择就在她们面前——大峡谷隔开了两个世界。

没有惊慌，没有迟疑，甚至连动容都不存在，完全是无产阶级将与敌人决一死战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我的天，看来是军队！——为我们而来？”塞尔玛和露易丝的这一对话中的得意情绪呼之欲出，在被压抑、被沉默、被束缚如此之久后，男性们终于发现并且如此重视我们的存在！戴锦华在《电影批评》中说：“一个女性的主题首先是一个关于沉默的主题……于是一个女性的主题又是一个关于表达的主题。”笔者认为，这可能是塞尔玛和露易丝内心里最渴望的一个场景：在一望无际的荒原上，以军队和警察为代表的整个男性社会看着她们两朵狂花尽情地绽放，最后，以绝对愕然的方式昭示自己的绝对自由——她们选择了“离开”，与男性决裂！最后的最后，警官哈尔满足了塞尔玛和露易丝的这一愿望，他朝着峡谷飞奔，失败和懊恼填满他的胸口“不！塞尔玛，露易丝！不！”她们需要的可能不是逃亡，而是男性们能抬起忙碌的头颅，看看身边的女人们在思考什么，在体验着什么。

塞尔玛和露易丝的选择对这个世界意味着什么？对于男权世界来说只是少了两个罪犯，少了两个麻烦，因为“拿枪对着他们，这是标准程序啊！”在缺乏内在意义的认同者后，为了不让塞尔玛和露易丝的逃亡意义被这个“标准程序”抹杀，电影必须借助观众，在另一个世界重新赋予这对女性主义者以意义，导演和编剧所有的努力都是在试图左右观众的看法。这个女性叙事是残缺、难以形成自我指涉的，它还有待于一个超验的形象来赋予其意义。不需要多说，这个超验者必将是一个男性的形象。

在此还有必要说明一下影片上映时，正是男权回潮的肇始期。张宽在《男权回潮——当代美国的反女权思路》中写道：“本世纪60和70年代是第二次女权运动的高峰期，进入80年代后，男权思潮开始反弹，在美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能感觉到一种反女权的倾向：对妇女解放不利的法案一个个地出笼，影视上的单身职业女性大多不讨人喜欢……”我们似乎难以把导演和编剧认为是“男权回潮”的支持者，通过《末路狂花》来反思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但不得不提的是，经历过《银翼杀手》的失败后，导演雷德利·斯科特已决心拍出一部票房和口碑皆佳的作品，在好莱坞的体制下，在“男权回潮”的大时代背景下，这个愿望并不难实现，只要稍稍美化和弱化其中激进的女性主义即可做到发行方和市场的共赢。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本片中女性叙事的残缺就有了合理解释。塞尔玛和露易丝的女性表达充满了对男性的模仿，他们的行为被男性观看、左右；他们的抗争需要被男性承认才有意义，而在电影中，似乎没有男性理解或是承认她们的逃亡所传递的意义。

在《第二性》中波伏娃认为：“他是主体，是绝对，而她是他者；女性之为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是作为菲勒斯中心主义文化的‘他者’而被建构的，是男性的客体。”《末路狂花》并没有对这种结构发出任何有力的攻击，只是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理论的真实性——在男权社会下，女性的逃亡一直被观看，她们的叙事总是残缺的。

[1]〔法〕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M].汪家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2]吴敏.被误读的女性主义：《末路狂花》再解读[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1(2).

[3]戴锦华.电影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英〕彼得·巴里.理论入门：文学与文化理论导论[M].杨建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5]〔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

[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7]〔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杨远婴，刘北成,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

[8]张宽.男权回潮：当代美国的反女权思路[J].读书，1995(8).

(责任编辑 谢春红)

Escape by watching, Incomplete female narrative ——Reinterpretations ofThelmaandLouise

LI Chao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feminism, the theory and thought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used in the production of films and criticism.The film ofThelmaandLouisesubverts the traditional female images in the Hollywood films, wins the success of box office and gets the public praise,becomes a feminist representative works.But during the scrutiny of film text, the author finds that feminism is not completely implemented in the movie, the hidden contradiction is even very sharp.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ain the incomplete female narrative in a man-dominated society through research ofThelmaandLouise, using "peeping" theory in gender studies.

feminism; pleasure of watching;ThelmaandLouise

2016-02-10

李超(1989—),男，河南禹州人，郑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6.02.012

J905

A

1008-3715(2016)02-006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