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真

(上海，自由撰稿人)



现代史诗：一种新的“调性”
——论严歌苓《一个女人的史诗》

方向真

(上海，自由撰稿人)

超越了政治立场和道德立场，温和的、包容的、多视角透视的、充满传神细节的《一个女人的史诗》，让有些“十三点”的女主人公田小菲串起了中国1947至1980年这段特殊时期的世相及诸多人物的命运。这里借用音乐的“调性”来描述一部长篇小说的叙述基调——历史在作家的文学式讲述中，呈现出一种新的调性——它是贯穿在整个作品中的具有很大弹性的讲述方式。

严歌苓；《一个女人的史诗》

一、田小菲：文学长廊的新面孔

文学长廊里的一个全新面孔——名叫田小菲的女人,引发了笔者这个论题。田小菲是作家严歌苓201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一个女人的史诗》里的女主人公。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有些“十三点”的女人,串起了中国1947至1980年代这段特殊的历史、世相及各种人物的命运。

一天放学的时候，十六岁的田苏菲被自称是高年级女生的一个大女孩儿“拍了花”——那个女孩儿谎称在前面的教室学裁剪，用一下苏菲的毛衣打样儿，索走毛衣之后就没了踪影。母亲连连追问，田苏菲不敢说受了骗，谎称同学借走了。在母亲的扫帚下战兢了几天之后，她的女中同学伍善贞(伍老板的女儿)约她去革命，于是她狠着心流着泪逃离了家与小伍革命去了，且被小伍改名“小菲”。她的人生就从小菲1947年的革命开始。故事收场在1980年代初，中国这三四十年的历史就从这个普通女孩子至女人、妻子、母亲、“英雄女一号”等角色以及由她相连铺展的人际而展开。诸多人的悲喜交加、充满戏剧性的命运也氤氲而现。

不知艺术为何物的田小菲，从部队文工团转到地方话剧团做演员，却以倾情的投入，由替补到主演女英雄——与角色毫无间离地扮演了一个又一个英雄女一号。她为自己的演艺骄傲、陶醉，她的丈夫欧阳萸及女儿欧阳雪却在观看她的演出时流露出漠然和难为情。欧阳萸少年时从上海文化之家逃出来参加革命，被敌人严刑拷打宁死不屈。他饱读诗书眼光犀利，建国后却历经坎坷。他们的女儿很像她的父亲，聪慧、倨傲而叛逆。

不管是舞台上还是现实里，小菲都不遗余力地倾情投入，人与角色完全合一。她的妈妈说自己的女儿是“被人搀着不动，被鬼搀着打转”的人。小菲台上声嘶竭力地表演，台下率性天真得常常不按规矩出牌。她居然将迷倒一片文青的白马王子欧阳萸追到手(虽然欧阳萸爱上的是孙百合——一位与自己情趣相投的女人，无奈与小菲结婚后他靠吃安眠药来打发一个个痛苦难眠的夜晚)；在那个追崇革命激情的年代里，她居然成了名演员；居然被当年看上她的旅长、后来官至省军区副司令的都汉一直倾慕着、保护着；居然凭着过人的坚韧、强烈的爱，还有困境里磨练出的泼辣，她保护着先是文化局副局长、后来受贬做艺术学院副院长、一度被免职下乡劳动的欧阳萸，让他在一场又一场的冲击中活下来，且尊严不倒。

田小菲这个女人，无论是作为小说的主角还是历史的载体，她的出现不能不说是文学的奇葩。即便田小菲仅仅作为一个丰满的有意思的载体，历史与人性通过她及和她相关的人全方位展现；即便现代文学已经不再以塑造独特的人物形象为己任，小菲的出现也毫无疑问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学人物形象的长廊增添了一幅新的生动面孔。在她身上，可见出与诸多世界文学大师作品里既相像又相异的人物角色功能。让田小菲做主人公——如同福克纳《喧哗与躁动》里的班吉、鲁迅《狂人日记》里的狂人、莫言《透明的红萝卜》里的黑孩儿…… 作品主人公懵懂的视角，摒弃了那些自以为是的主观评判。一旦那似乎很智慧的主观性离场之后，作品的多重涵义就浮现出来。有些“十三点”的田小菲做主人公，自然就消解了女人的过度自恋与悲情式的宣泄，使得《一个女人的史诗》有着充满感性的吸引力和绵长回味的延展力。

当女性作家不再热衷明晰的理性探索、智慧的剖析及感官体验的自语，而以悲天悯人的历史人文的大格局重新考量这个世界，其创作就有可能进入史诗的层面。但显然，《一个女人的史诗》的叙述基调与传统的史诗根本不同，与之前的表现女人命运的作品也不相同。

二、严歌苓及她们：女性史诗的多声道

从女性个人体验的发掘，到对历史格局中的女人的呈现、叙写，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作品名单来昭示这一流变：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萧红《呼兰河传》、张洁《沉重的翅膀》、林白《一个女人的战争》、王安忆《流水三十章》、铁凝《玫瑰门》《大浴女》、陈然《私人生活》、徐小斌《羽蛇》、孙惠芬《秉德女人》、残雪《美人》、迟子建《树下》、张翎《阵痛》、严歌苓《一个女人的史诗》…… 女性作家由一己的生命体验而渐渐进入社会历史中的女人命运及生存的展现；由内视角到全方位的内外兼具的大视角；由个体的情绪情欲苦闷的倾诉、成长经历的内视到悲天悯人的、立足于历史人性高度的叙写。女作家叙写的“声音”与其生命意识的觉醒是同步的——个体生命体验的单声道渐至历史、人性的多声道，人文的艺术的底蕴也渐至丰满深厚。

如果说，王安忆的《流水三十章》以女孩子的视角来省察自身的变化，来展现女性的意识、女性的成长、女性的生命体验，《一个女人的史诗》则以主人公内视角及全知全能的视角来展现一个女人一生的诸般际遇及相关人物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

孙惠芬颇具史诗性的《秉德女人》有一条明晰的线索——发散着原始生命力的秉德女人，一生经受了一个又一个挫折，却顽强地一次又一次地从命运的低谷爬出来，重建生活。她的生命就像顽强地生根、养育果实的树种，遭受了一次次的风雨摧折，最后使家族的大树变得枝叶繁茂，她也在沉重的支撑和负重中渐渐老去。而《一个女人的史诗》就更具原生态的鲜活、丰富，那枝枝蔓蔓的多头绪的几十年日子里交织着众多人物的命运，无尽的滋味无尽的体悟尽在阅读的不言中。

铁凝的《玫瑰门》和《大浴女》展现悲剧性的历史及女人的命运，还有人性中的黑暗，笼罩着阴郁沉重的气息。而《一个女人的史诗》则是明快的调子里时时流溢着现世的欢乐，即便厄运不断，温饱不济。

徐小斌的《羽蛇》这部表现女性生命意识及女性生命形态的完美的长篇，以一个家族百年五代女人来彰显人性原型，且是女性的自我审视。《一个女人的史诗》里系列的历史事件——以往被作为人物活动背景的存在，已经成为时光里的风和雨，点点滴滴丝丝缕缕地渗入人物的生活和命运，再也无法剥离。对历史的感同身受及对日常生活的场景、细节的细腻深入的把握，还有强力训练完成的炉火纯青的叙述力，使得《一个女人的史诗》有着超乎寻常的故事感染力。

迟子建的《树下》美丽而不幸的女主人公七斗的命运，其“伤怀之美像寒冷耀目的雪橇一样无声地向你滑来，它仿佛来自银河，因为它带来了已故天堂的气息，更确切地说，为人们带来了扼住咽喉的勇气”。(迟子建博客)《一个女人的史诗》，笼罩人的是实实在在的俗世的悲喜与炎凉，让读者感觉到，阔大高远处，仿佛上帝那慈悲为怀的眸子正注视着所有的人，他们的来路、现世，甚至他们的未来。对《树下》，可用忧郁、温暖、苍凉、凄美的诗意来形容，而《一个女人的史诗》里，那过往的一切及正在发生的人事，可以触摸到质感与温度的鲜活，它似乎全方位激活了你的触角，让你不能自已地一口气读下去……直到你的目光停在书的最后一页，东方既白。

中国大陆的女作家及海外华文女作家,居然在长篇小说的史诗性元素消解殆尽的当代,将笔触深入到历史的大格局中, 且让女人充当起长篇小说的主人公或历史的见证人,甚至有的连书名都弥漫着强劲、宏大的气流。这一系列作品呈现出一个非常有趣的文化现象，中国现代以来的女性文学的重要题材——女性人生的叙写，从20世纪延展至今，竟然与人的意识的发展是相同的轨迹！这个轨迹是否可描述为：意识——自我意识——理性(理性审视)——精神(客观精神)？女性作家视野的扩大，笔触的深入，语言的扎实功力以及敏感的生命体验，使得一批女作家的创作走在了中国文学的前沿，女性身份对于她们的创作已经不仅毫无弱势可言，而且呈现出独特的优势。在告别宏大历史叙事、告别强而硬的政治激情之后，建立在男权基础上的历史解构之后，小说以怎样的讲述来开辟新径，来完成影像时代里自身的重新建构？ 显然，华语女作家们探寻的触角已经深入到历史与人性的深处，深入到了现代文学的前沿。即便是放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她们的作品也毫不逊色。

三、观照历史与人性的魔衢

严歌苓在她的《一个女人的史诗》里开辟了一条魔衢——认知历史与人性的一条特别通道：通历史——从1947年至1980年代初，中国大陆各个重要历史节点的戏剧性展现；通人性——人之百态与世间冷暖的活生生展现。

1949年新政权建立之初，人们满怀希望地拥抱新生活的姿态；三反运动、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怎样掀动整个社会生活，怎样打击着欧阳萸这样恃才倨傲、钟情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人；田小菲如何用她母性的力量，维护着她的家及她至爱的欧阳萸；众人们在那样一个年代里的各自做派与各不相同的命运……

与男人征服世界的作为不同，隐忍、不屈服及奉献是女人的近乎本能的作为，尤其当灾难降临的时候。由此看来，《一个女人的史诗》是否可理解为一个女人对社会的战争——无意识状态下的战争，本能的生存的战争？

然而，此英雄非彼英雄，甚至连基因的变异都说不上。《一个女人的史诗》，只是借用了传统史诗的名字，实际上与借用的那一方已经没有内容和意义的关联了。严歌苓发掘的属原生态的东西——女人生存的本相(太多的作品是观念大于人物，叙述大于人物。而当鲜活的场景、细节表现到位了，观念的影子自然随着作者的隐身就退场了)。英雄女一号，只是田小菲舞台上出演的一个又一个角色，与生活里的她之间找不到逻辑的联系。在整部小说里，“英雄女一号”被作者赋予了加强戏剧性冲突和荒诞意味的角色功能，它不仅成了小菲为之奋斗的目标和她生存的符码，且使表演英雄的小菲及与其相关联的人事始终被置于滑稽的场景里。

《一个女人的史诗》无论就历史文化内涵之深厚，主人公及其他人物之真实生动而言(且每个角色都有充足的“戏”)，还是就整体构思的圆融、诸多关系的精准设置，叙事的出神入化而言，皆令人拍案叫绝。作品至此，大美无痕也！

有一定时间跨度和众多人物形象的长篇，何以称得上是史诗？它是否该有一个晋级的条件——社会生活里生动的人物群像与作者的发现力量？

作品里那形形色色的“他们”，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生活中的情态，填充起了历史的画卷感。那一定时间跨度里的社会生活所展示的，似乎能寻觅到过去、当下、未来的发展踪迹。即便是荒诞的一切，其荒诞的当下和荒诞的背后也还隐约有一个观察者的精神图式存在。

严歌苓的这部作品，所有出场的即便偶尔露面的人，也都有自己的相貌、声调、做派。且不说田小菲、欧阳萸、他们的女儿欧阳雪、都汉、方大姐、孙百合、伍善贞等，就连小菲妈、小菲姥姥、伍妈妈、老爷子(欧阳萸父亲)……无一不有着活脱脱的个性。这些人物深得《红楼梦》《水浒传》之中国经典小说的神韵。在这些人物的面孔上，你找不到一丝观念的硬痕，一个个通脱自然，就是放到世界文学艺术形象的长廊里，也依然是活脱脱的这一个。

严歌苓的高明在于，她不为她的人物罩上面具——观念的面具，她让读者看到每一个真实的面孔。小说创作的一大弊端，是作者想当然地为其人物制定一付付面具，它们全然窒息了人物的呼吸，凝固了人物自身流动的热血。通常，观念这个生硬的、令人不舒服的角色变换着面孔出现在各类文学作品与电影戏剧中。《一个女人的史诗》，给足了所有人的戏，却始终不给“观念”露脸的机会，它彻底抹去了观念的影子。

历史存在于观察与讲述中。文学中的历史，如同一个多棱镜，映射出多种可能的历史。《一个女人的史诗》显然是一个能生发出多重解读的生动范本。

像一个在不停地寻找宝矿的人，创作了多部作品的严歌苓，仍然在寻找她心中的故事宝矿。她无法忍受面对那些千篇一律的生活经验。发掘故事宝矿，就成了她从日常的生活经验里超拔而出的通道。为了拒绝重复、平庸、无趣，她永远在寻觅和开拓，向着理想中的能激发她的创作热情的下一个。

四、新调性：充满弹性的讲述

《一个女人的史诗》能让读者感觉到其荒诞的色彩。这荒诞不是因为某个或某些人物的滑稽——所有的人物都对自己的生活持认真严肃的态度，更没有作者着意铺陈或者着意注入荒诞的元素——人物的命运、故事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究竟，作品透出的荒诞色彩从何而来？

是否可以说，荒诞来自于一种关系——讲述者之视域与所观察所描述对象的关系？

应该说，作者悲天悯人的视域与其笔下人物命运间的关系产生了荒诞的效果。就拿欧阳萸来说，他少年时从上海的文化之家逃出去参加革命，与小菲的懵懂不同，他心中有一个崇高的革命目标。被敌人逮捕后，他宁死不屈，经受严酷拷打也不供出地下同党。新政权建立之初，他这个年轻的老革命当上文化局副局长。随后屡次政治运动他无一幸免地被冲击——降级、下乡、劳教、改造，复出后也仍被边缘化。他精致的生活方式，他的洞察力，他独立倨傲的处世态度与那个时代的主流意识格格不入。欧阳萸竟然在为之奋斗的革命取得政权之后，迷失了自我，他的崇高信仰和一腔激情竟然找不到出口，几度濒临于毁灭的边缘。不仅是欧阳萸，田小菲、孙百合、方大姐、小菲妈身上，也都多多少少见出荒诞的色彩，这些人——几乎所有的人，你能从她们的身上感受到某种悲剧的东西。或被衣食所困，或自尊被践踏，或自以为是地处于认知的误区，或终生面对无法弥补的遗憾……然而，无论怎样的困境，始终有温暖的东西存在着——人的自尊、自律、自我牺牲，这些人性的光辉，在不同人物身上时不时地呈现。

显然，无论是荒诞还是悲剧，严歌苓并没有让它们走到极致。这与当代作家对人的有限性的省察有关，当代作家大多更为节制更为内敛。比较一下当代长篇与传统长篇，就会发现，其中的一个明显差异是：不再走向极致。比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九三年》《悲惨世界》，于大格局下展现大善与大恶，其人的道德的高度自觉——人趋于神圣完美的极致，或是极美与极丑的对照。比如托尔斯泰《复活》里聂赫留朵夫的道德自省与赎罪，巴尔扎克、司汤达等作家笔下人物冲破一切的毁灭式的强烈欲望……

不让自己的主人公走向道德极致的严歌苓，却让我们从《一个女人的史诗》里看到，任何批斗、戕害都能借助于正义、革命、责任的名义，不一定哪一天哪一个哪一些人就会成为以上名义的道具。在那个社会意识形态和人们的思想行为被统一的年代里，欧阳萸这一类具有思想洞察力和审美感知力的人，自然被视为不合时宜的另类，历次运动来临首当其冲地置于被整治的境地。

如果，今天严歌苓仍以她笔下人物生活的年代里崇尚的思维——政治、信仰的排他性思维，来观照和书写这段历史，那么她的笔端一定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舒达自然，她现在的作品给人的感觉有一双睿智包容的目光在润泽着。显然，严歌苓关注的不是有关正义、道德的评判问题，她关注的是一种精神的坚守：爱与自由。田小菲爱欧阳萸，几十年如一日全心全意地爱和奉献；都汉始终真诚地爱着关照着田小菲，他欣赏她淋漓尽致的表演；欧阳萸与其女儿无视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压，始终昂着高傲的头，他们坚守着自己的价值观…… 无论是春风得意的革命者都汉、方大姐、小伍们，还是不合时宜的有自由化倾向的欧阳萸、孙百合们，都被公正地描写。作者对他们——这些坚守自己信念的人们，都心存一份敬意。

带有荒诞因素的悲剧意味，而不是正义的悲情。如果作家不再以狭隘的政治化、道德化的眼光来框定历史与人事，不再自视甚高，立场也不再像以往那么鲜明、严正，其作品就自然显出荒诞与诙谐的意味。

写到这里，不禁想到传统音乐的交响曲与现代音乐的变化轨迹。现代音乐，很难觅到古典作品的庄严与恢弘了。如果这里我借用音乐的“调性”来描述一部长篇小说的叙述基调——历史在作家的文学式讲述中，呈现出一种新的调性——它是贯穿、渗透在整个作品中的具有很大弹性的讲述方式：温和的、包容的、大格局的、多视角透视的、充满传神细节的讲述。以这种新的调性来叙讲历史与女人的，《一个女人的史诗》堪称范本。

结语

由严歌苓的这部作品，联想到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我还是想你，妈妈》《锌皮娃娃兵》《我是女兵，也是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等，阿列克谢耶维奇记录的是战争和切尔诺贝利灾难下的人，更是儿童与女人特定历史中的命运。她说，40年时间里，她听人们讲述一个又一个故事，一方面她为人性的崇高感动至泣，另一方面她被人类的本性震慑甚至吓傻。

再追溯到之前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女作家多丽丝·莱辛(2007年获奖)的《金色笔记》，纳丁·戈迪默(1991年获奖)的《无人伴随我》等，能看到一条逐渐明晰的线索——女性作家的作品的史诗化倾向。国外女作家近几十年的创作势态，也验证着中国女作家创作的势态。女作家在现代意识的催动下，由审视自身到审视历史中的人性，她们对人的存在境况的深切考量，已经非常深刻，非常具有涵盖力了。

2015年，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获奖，也证明了当今时代对历史的真实叙述的敬意。诺奖委员会如此评价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创作：“因为她的多声部的创作是我们这个时代苦难和勇气的纪念碑。” 阿列克谢耶维奇从大量的采访、文献来展开她对历史的叙述，那更多来自对战争亲历者的访谈的第一手资料，把被英雄主义美化了的战争的另一面——苦难与不可疗愈的内心创伤，真实地赤裸裸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但是，在读者及文学研究者的心里，有没有一些遗憾？建立在对当事人的访谈和文献的运用上的纪实文字，能称得上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吗？也许，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获奖，给人们的最大启示是她为历史担当的勇气及精神。她的写作还必须与时间赛跑：她必须赶在那些亲历者被上帝收走之前，来完成她的访谈和记述。

此刻，我既为汉语的丰富性及表达的独一无二而骄傲，又为汉语翻译的困难而遗憾。假如严歌苓《一个女人的史诗》用英、德、法文写作出版，那将会是怎样的情形？回到本文所讲的“调性”上，《一个女人的史诗》更具文学意义上的魅力，且震撼的强度不逊于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讲述。

[1]严歌苓.一个女人的史诗[M].西安：陕西师大出版社，2012.

[2]王安忆.流水三十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3]铁凝.玫瑰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4]迟子建.树下[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刘海燕)

Modern Epic: a New “Tonality”——OnAnEpicofAWomanWritten by Yan Geling

FANG Xiang-zhen

(Shanghai, Freelance)

The heroine, Tian Xiaofei, inAnEpicofAWoman, which is beyond the positions of political and morality, strings the ways of the world and the fate of various characters in this special period from 1947 till 1980. In this novel, the author borrows the tonality of music to describe the narrative tone, showing a new tune. Namely, it is a narrative way penetrating in the works with great flexibility.

Yan Geling;AnEpicofAWoman

2016-02-10

方向真(1957—)，女，河南南阳人，文艺评论家，现居上海，自由撰稿人。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6.02.010

I206

A

1008-3715(2016)02-005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