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一部电影能看七遍，胆小的人听了，一定会吓一跳——没毛病吧？但如果加上个时间：上世纪70年代初；再加一看电影人的年龄：不到十岁；另加一看电影人的性格：一个心眼儿。就都好理解了。我就是把一部电影看了七遍的当事人。不会有人相信，我只能做自己的证人。

作为一个听见“电影”两个字就兴奋得两眼放光的人，小时候的我追逐电影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不管好电影还是破电影，我都为电影在那个年代感到幸运，竟有这样的（不止我一个）走火入魔的追捧者。那时，只要有谁说一句，“来电影了”，我就像被针刺了一下，七八岁的脑袋立即进入超级兴奋状态，和我同样大的孩子也兴奋，但真正付于行动，穷追猛看的，只有我一个。不管放电影的地方有多远，只要有大人去看，我就立即像尾巴一样，紧跟上去。

我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我的那段生命是为电影而生的。

上世纪70年代初的辽西山村，看电影是件稀罕事。哪里都是露天电影院：打粮食的场院，田间地头，生产队部，宽敞大道。我跟着放电影的，一个营子一个营子跑，细胳膊细腿儿地跑，不知跑了多少里路。

就像那个年代没有好作品阅读一样，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我只要拿到手里，便一头扎进去，非要一口气地、昏天黑地地看完不可，心思就这么“轴”。看电影也是，要是经典到世界名片也就罢了，足可以营养一生，但偏偏看了七遍的竟是现代样板戏《红灯记》。

最初的看电影时光，仿佛没有别的电影，只有一部《红灯记》。唉，同样是“红”字开头，要是《红楼梦》该多好，凭我的执着，长大后会成为红学专家呢也说不定。可偏偏是《红灯记》。那我也被征服了，我喜欢被电影征服，管他红什么。长大后没成为这部电影的专家，真是屈了我。

不夸张地说，我几乎对整个《红灯记》的台词和唱段都能倒背如流（再加上铺天盖地的广播不断播送，不说我，就是长个脑袋，也都差不多了）。一有空，我就组织小伙伴们排演。院子里是电影开始时李玉和接头的车站，配上紧张的旋律和沙土，旋即进屋，到第二场。大部分戏在家里的炕上，那是小铁梅的家。诸如鼻涕光伟和他拖拖拉拉的弟弟，邻居病歪歪的三儿，我的妹妹等人，都是配角。他们只要走场就行，所有的台词和唱段都是我帮他们完成。

我是当然的小铁梅。我照过镜子，自己长得和铁梅哪都不像，但一立眉毛特别像，尤其唱《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时，神似。小伙伴们的台词和唱段都一掠而过，轮到铁梅，我就一板一眼地演，决不落下一句词，一个唱段，一个眼神儿，一个亮相。所以，每到最后，别的演员都腻歪地跑光了，演的和看的只剩了我一个。当然，还有两个妹妹，一个走路还不利索，直抱我的腿，另一个还躺在悠车里，大眼睛忽闪着，看她姐姐一愣一愣的，有时还被吓哭。

有个问题我一直不解，电影里最神秘的那个“密电码”上究意写了什么，让李玉和一家人几乎都牺牲？让北山的游击队和那个磨刀人日夜为它费神？让那个鬼子鸠山和叛徒王连举都急得那么狰狞？我问我妈，“密电码是什么？”我妈说，“电台用来发报的，是数字。”“是什么数字？”“咱们看不懂的数字。”“数字为什么让好人和坏人都着急？”我妈拉长声了，一听就是应付，“里面写着秘密。”“什么秘密？”我妈终于哑口无言。我妈这个人，不管问什么问题，最后肯定哑口无言，我对她这一点简直失望透顶。我于是把这个探究不尽的“密电码”当成头等大事，做成最重要的道具。每次演出前，总是折个“密电码”先放好，上面划满了各种各样弯七竖八的数字，没有“密电码”的戏不能演。当演到粥棚里喝粥那场，磨刀人，也就是游击队长，要从李玉和手里接过装密电码的饭盒时，鬼子就来了，没接成。李玉和把一碗带沙子的稀粥倒进了饭盒里，把密电码保护起来。问题又出现了。我不止一次地问妈，“密电码被粥泡湿了怎么办？”我妈是万能的，她所有问题都能给我答案，不给也不行，我逼着她给。由于多次被问，我妈在不同状态下，给出了不同的答案。第一个是，“用蜡纸包着。”“蜡纸是什么？”“不怕水的纸。”我妈一定觉得这个答案给自己添了麻烦，后来就没好气地说，“用塑料包着。”这个答案让我满意。因为没见过蜡纸，我不相信世界上有这种东西，但我见识过塑料。于是，每次我的“密电码”都用小塑料包好，放在一个象征着饭盒的小筐里。不管我和小伙伴们演得多么糟糕和匆忙，最后总能把密电码送到北山上，交给游击队，哪怕游击队长最后是我那躺在悠车里哭声震天的妹妹。

后面有一节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省略的，就是慧莲和铁梅换衣服那场。三儿扮演慧莲，三儿掀个门帘过来铁梅家，也就是我家，慧莲换上铁梅的衣服，扮成铁梅，把敌人引走，铁梅才去取出大树底下的“密电码”。每当演到这儿，我们都兴奋得不得了，觉得这真是一个伟大的情节：墙上有一个布帘盖着的门，把一切难题都解决了，多么奇妙！我们赶快结束演出。做接下来的事：四五个小伙伴分成两伙，试着把三儿和我家连着的那堵墙砸开，像铁梅和慧莲家一样，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你进我出，更何况换衣服换人！于是，斧子和菜刀一齐上，砍得沙土墙扑噜扑噜掉土，好长时间，砍出几道深深浅浅的白印子。那时太小，没学过《愚公移山》，不懂得坚持的力量。最后，终于嫌工程进展太慢，加上耐性不足，扔了工具，不再做妄想。

后来事情败露，三儿被她爸打了一顿（三儿她家墙被砍得重了一些），我被我爸骂了一顿。

那堵墙却豁豁着，龇牙咧嘴，一副夸张的样子，像受了多么严重的伤。

2.杨子荣带来的烦恼

小时候至少看了三四遍《智取威虎山》，觉得我完全有资格指出它的不足。电影里的两个地方，我觉得假。

一个地方是，参谋长少剑波唱歌的那间屋子。当然，他是为了消灭土匪才唱的歌，这个我懂。那个屋子却让我发蒙。那是参谋长办公室吧，可却只有门，连房盖都没有。办公室不都这样，我妈单位办公室就有房盖。电影里不仅没有，还能看见树林里大雪飘舞，却没飘进屋来。少剑波开始唱：“朔风吹……”接着就是一阵音乐变成的大风，绕着弯地呼啸而来，让人都感觉身上发冷，我认定那房盖准是被这大风刮走的。在深山老林的东北，没有房盖的房子，不得把人冻死啊，他还穿得那么单薄，说不过去。endprint

至于唱的词，我半懂不懂。尤其是当他唱的“把剥削根子全拔掉”，我就犯了嘀咕，什么叫剥削根子？我见过菜根子，草根子，树根子，剥削根子却没见过。想不出来剥削根子长得什么样，在哪能拔到。不过，听他唱得口气那么肯定，说不定长在身上什么地方，拔出来备不住还得带着血。

第二个假的地方是，杨子荣打虎上山。一会儿马叫，一会儿风吼，单说骑马和打虎这两件事，就假死了。拿一根没有把儿的鞭子——充其量也就是个鞭梢儿，做骑马的样子。马呢，根本没有，骗谁呢？就在原地转悠，也没往威虎山上走，怎么说到就到了呢？然后听见“叭”一声枪响，一群小土匪跳出来说，打死了一只虎！瞪着眼睛说瞎话，虎在哪？根本没有，真唬弄人。那么半天，就光唱歌，啥也没做，一点不实。

会看书时，看了《林海雪原》，读到杨子荣牺牲时，特别伤心，觉得眼前天昏地暗的，我恨死了那些万恶的土匪。这么好的人怎么会死呢？可我妈说杨子荣确有其人，真杨子荣就是在那场剿匪中牺牲的，牡丹江还有杨子荣的墓。我就想，长大后，一定去牡丹江，除了看满江的牡丹，还要去看杨子荣的墓。捧两捧土撒在他的坟上，向我心中的英雄致敬。

所以，还是对样板戏中没让杨子荣牺牲心存感谢。也是，他要是牺牲了，谁让那个座山雕最后哆嗦成那个熊样呢？就连我上去都能一脚把他踹趴下。

但在我妈看过这个电影之后，我对杨子荣的看法有了变化。

我妈看完了说，看人家童祥苓演得多好呀。童祥苓就是扮演杨子荣的那个人，我听妈一说才知道的。我年轻的妈妈说时眼睛放着光，我觉得她对我爸都没放过这个光。

我妈看过电影的那个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童祥苓带着两个战士到我们家来了。家里就我妈带着我们几个，分明是来看我妈来了，我妈不是喜欢他吗，哼！只见他们披白披风，戴五角星军帽，走到我家外屋地，叫了声，“老乡……”我一下子就醒了……他们还没来得及进屋，瞧我，醒得多及时！

从此，童祥苓在我心中大打折扣，这个不好的印象，把杨子荣都给连累了。

3.卖花姑娘

我看电影走的最远是八里路，去山后的八家子，跟着一群大人和半大孩子。本来我妈不让我去，但没拗过我。我是有点小，才七八岁。

大人走得太快。他们走在月亮地儿下的腿那么长，身影也那么长，我连跑带颠跟着，呼哧带喘。但这样的事我已干了一次。上次跟他们去离家六里地外的欧力营子看电影，也远，还穿树林子，过坟地，蹚河，我都跟下来了。这次，不过是比上次的路稍微远点。

八里路，来回十六里，我最终跟头把式地跟下来了。大人们有时喝斥我一声，有时拽我一把，我累垮了，但却没哭。

看电影时却哭了。那天演的是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等我们赶到八家子公社广场时，电影都开演了。电影要是在公社演，一定是好电影，相当于现在的大片。片有多大，看观众就能看出来，银幕的正反两面全都黑压压地坐满了人。我们去得晚，正面早就坐满了，只有到反面找地方，还好，靠前面银幕的地方还能钻进人去，我们钻进去，抬着下巴看。感觉人影特别大，都能看清幕布的纹路。但我不看纹路，我只看故事。

《卖花姑娘》，黑白片。看到瞎了的卖花姑娘不小心碰碎了给妈妈熬药的药壶时，我就开始哭。到她去卖花买药，唱卖花歌时，我呜呜地哭出声来了。

到电影结束时，大人们拖起泣不成声的我。那是长那么大，我看电影生涯中最伤心的一部片子，我哭得浑身发软。临走时，我回头看了一眼，不知是电影演得太晚还是电影的时间太长，演完时天空好像都有点透白了，渐渐散去的人群，一地的砖头瓦片，凌乱的草垫子和硬纸壳，我好像还看见亮闪闪的一片，那是落了一地的、不光我一个人的眼泪。

第二天，小伙伴都来问我。他们谁也没去，嫌远。我挺着酸痛的身子，一一回答他们的问题，特别骄傲。

三儿问我：“苦不苦？”我说，“苦，可苦了。”我们那时说一部电影好坏时，是用“苦”和“不苦”来衡量的。“苦”的电影是好电影。看我的眼睛还有点肿着，三儿他们认定我看了一部好电影，没白去。

光伟问我：“打仗的吗？”我摇摇头。在男孩眼里，电影只分打仗片和不打仗片。光伟觉得跑那么远路看的不是打仗片，不值。

红光问我：“中国的没国的？”“没国的”就是“美国的”，我们小时候都把“美”国发音成“没”国。我说，“没国的。”我们把外国片一概叫“美国的”；而国产片，一概叫“中国的”。这回，他们一致认为我看了一部外国的电影，不简单。

当我一边给他们讲一边眼含热泪望向远方时，他们一起和我望向远方，若有所思。那是对自己没看电影的遗憾，也是对《卖花姑娘》的无限向往。

是的，那么好的电影。

到现在我唱起里面的歌时，就像自己挎个花篮，走进银幕，走在街上，卖着花，给妈妈买药，头发被风吹得乱乱的，小小的心被揪着，很疼，很苦：

“卖花来呀，卖花来呀，朵朵花儿真鲜艳……

“花儿美呀，花儿香呀，美丽的金达莱……”

4.脚跟站前头

初次听到《最浪漫的事》这首歌时，唱到“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给糊里糊涂地听成了“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卖卖电脑”。还把歌手罗大佑叫成了罗大佐，出了不少笑话。在粗心大意上面，我从小到大，从没间断。

因为小，看样板戏时听不懂唱词的意思，人家唱啥就跟着往下顺啥，意思根本不懂。比如《智取威虎山》里少剑波表扬杨子荣时，唱的是“他出身富家本质好”，不识字的我却听成“他出身富农本质好”，直纳闷儿，地主和富农的是属于出身“本质”不好的人，比如我妈吧，出身地主，不是挨整就是挨批，整天提心吊胆的，哪好了？

还有，听李玉和唱给铁梅：“小铁梅出门卖货看气候，来往账目要记仇”，不明白了，小铁梅出门卖货注意阴天下雨的气候是对，但来往账目要记仇干什么呀？莫不是将来这些账要等爹爹回来一笔一笔算，然后找人家报仇？后来才知道，人家唱的是“记熟”，而不是“记仇”！endprint

最搞不懂的是《龙江颂》里江水英唱了一通之后，有一位叫水莲（是不是叫水莲，我忘了，推算的，总跟在江水英后面，应该随她的“水”字吧）的姑娘，也喜欢唱，她接着江水英唱：“……脚跟站前头，心向红太阳，争做时代的新闯将，争做时代的新闯将……”我学会了唱段，却怎么也学不会做这个动作：脚跟站前头，心向红太阳。心向红太阳，好办，往地下一站，眼往天上一看，就解决了，可“脚跟站前头”呢？我试着脚跟往左撇，站不了前头，往右撇，还站不了前头，两脚跳起来一起往外撇，还是站不了前头……水莲是怎么做出这个动作来的呢，我等着看第二遍这部电影时一定学会，但再没等来，心里就琢磨着这个事。想想，即便是我那小脚的奶奶，专门用脚跟走路，练了一辈子，也没法把脚跟站前头呀。我百思不得其解，被这个问题困扰了许多年。直到长大后，有一天偶然想起来，向别人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人家哈哈大笑，告诉我，那句应该是“脚跟站田头”，田头啊？我的天，这个差错的有点太离谱了。

京剧《海港》就不错，虽然整场戏不知演的什么，但前头能看明白。一位脖子搭着白毛巾的老工人出来就唱，“大叼车，真厉害，成吨的钢铁也，轻轻地一抓就起来，哈哈哈哈哈哈——”尽管我把“吊车”听成了“叼车”（意思就是能叼起东西的车），但人家唱得多浅显易懂啊。虽然不爱那钢铁啊阶级斗争啊的电影，但挺喜欢这个老工人，听那“哈哈”的笑声就够爽快。

当时，要是不看这个电影，看什么呀，好不容易来了，是啥不都得看？那是个没有选择的年代，虽然《海港》硬梆梆的，那么看不下去，也得看。就像热爱读书却没书读的人，认真地、耐着性子地从头看到尾。演的是啥不重要，重要的是图个热闹。属于武大郎看戏型的人，人家一叫好就跟着瞎起哄。

5.家住安源萍水头

还记得三年级时，我们代课的白老师教我们唱“家住安源”，那是京剧《杜鹃山》里的一段。白老师那么年轻，嗓子还好。细细的眉毛，白净的脸红扑扑，长得不比柯湘差到哪。只是柯湘脸小点，白老师脸大点，笑起来却一样弯着眉，怒一起来也一样立着眉。

白老师那天教我们唱歌时，把教室门关上，用一根棍子顶上了。我觉得很神秘，并感到一股莫名的兴奋。别的老师上课从来不顶门，现在她把门一顶上，我就觉得她好像是偷着教，我们也是偷着学了，我甚至在学唱时都有意把嗓音放低点。我一想，原因可能是：一白老师是不想让门外的太大的风沙卷开教室的门，二白老师是代课老师，可能是不想让别人听到她教这首歌——这首歌歌本上没有，是从电影上学的。

白老师前头说了两句什么京剧的“西皮”“流水”，我没听懂，不知道这两个词和这首歌有什么关系。她可能看出来对我们说这些基本上是对牛弹琴，就不再说，直接教唱。一句一句教。

教第一句时，就出了状况。“萍水头”的“水”字要拐许多弯才能接上“头”，她唱起来特别好听，听起来那个“萍水头”就像她住的地方一样，就在眼前，那么美。但我们全班一唱，就全不在一个调上了，好像有多少个同学就有多少个调，起也起不来，落也落不齐。白老师皱起了眉头，脸上的红开始扩大、加深。将就着教完了第一段，没几个跟下来的，再加上几个男生故意乱唱，白老师的脸就涨得通红，上眼皮也跟着红了。人家柯湘是唱到“我父兄”时才发怒，她还没教到这儿，就竖起细眉毛，开始发怒了，嘴里嘟囔着，好像骂我们。一看就知道，她是个急性子。

后半节课她失去了耐心，自己干脆把后面的一大段唱了一遍。那么长的一段啊，我们直着眼睛听着看着，全班静悄悄的。我在想，她得看了多少遍《杜鹃山》啊，都背下来了，好厉害呀！那段京剧让她唱的，简直了，和柯湘本人比，真不差哪儿去。白老师的动作模仿得也像，不论是压手掌（后来知道那叫云手），还是愤怒地举起一只拳头，都让我心动，把我和我们全班都带到了杜鹃山，满山的绿竹子，满坡的杜鹃花。我那时就想，这个代课老师是从哪来的呢？她的家一定住在安源萍水头。

许多年后，我千方百计找到了我这位白老师，她老了，胖了，但还是那么白。大身板，富富态态。儿子是镇里的干部。她家住的院子好像是旧物收购站，一院子的瓶子，摆得整整齐齐，院子打扫得一尘不染。

她没有大起大落的生活，不像柯湘。她的家从我童年记忆里浮出水面，我可以确定，她没住在安源萍水头。是辽西乡村的一个普通小镇。满镇没有一棵竹子，镇子后面也没有杜鹃山。和电影里不一样。

6.老狐狸

每次放电影前都有一段假演。电影机先是把一大束像有雪花飞舞的光投到银幕上，光一会大，一会小，直到调成和银幕一般大，才停。再试音，断断续续嘶嘶啦啦的一阵响后，就出现闪着光芒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或“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字幕，“假演”就开始了。正确的叫法是“加演”，纪录片，专为普及知识的。因为不是正式的电影，没到“真演”正片，我们普遍管它叫“假演”。“假演”时到处听得到叫孩子的，起哄的，骂人的，打闹的，手和头在投影上乱伸乱晃的，是乱做一团的好时候。

至于看电影的人，什么样的都有。一般是带个板凳坐着看，那是家近的。家远的，像我这样追着看电影的，就地而坐，连块砖头都不搬。要是好电影，看的样式就多了，骑墙头的，上大树的，趴着的，吊着的都有。后面的看不见，大人就让孩子骑在脖子上。那时家家都有好几个孩子，看电影的孩子多，这些孩子也是一道风景。

有一次来了一个电影，叫《看不见的战线》，朝鲜的，黑白片，可把我吓坏了。别的情节都差不多忘了，只记得那个有黑眼圈的代号叫“老狐狸”的坏人，掀开一个井盖，从井里探出身子来，伴着那个世界上最恐怖的音乐。我本来早就吓着了，看到这儿，站起来就离开电影场，往家跑，两手紧紧捂着耳朵。亏得那场电影是在我家附近演的，不然我那吓飞的魂儿都不知放在哪好。我躲进家大门，靠在墙上，心怦怦直跳，捂着的耳朵里还隐约传进片子里吓人的音乐。我那时认为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恐怖的电影了。“老狐狸”成了我小时候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以至于常在深更半夜被吓醒，整个童年的神经都被他绷得紧紧的。endprint

我二十岁左右时，第一次到沈阳开儿童文学会。傍晚时，在一个学校操场上，跟孩子们联欢。前辈作家们来了，他们纷纷在前排就座。忽然听见有人大声叫着我：“谁叫王立春？写《黑甜甜》的作者？”我站起来，怯怯地答应一声，探过头去。唤我的那个人向我转过来，黄昏幽暗的光投在他的脸上，我感觉自己的心“格登”一下，身上不自觉地一哆嗦——这不是“老狐狸”吗……他怎么……天啊，大眼睛，黑眼圈，简直像真的一样。他把我叫过去，当我的面表扬我的作品，好半天，我才镇定下来，松了一口气。后来知道他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冬木先生，以至于以后多次得到老人家的指点和帮助，知道冬木先生为人为文特别厚道，甘心扶持新人，桃李遍天下，一直被文学圈子称颂。一想到那个夏日黄昏的走眼，我内心觉得特别不恭敬，对不住老人家。

7.啊，朋友再见

印在记忆里的还有一部苏联电影叫《乡村女教师》，里面有段女教师的诗朗诵，我一直记着——

“抬起头，别害臊，前面就是光明的大道……”

长大后我觉得是不是翻译得有点问题呢？看前面光明的大道有什么害臊的？这句诗给我小时候的影响是，我从此对前苏联也就是俄罗斯民族的女性有些担心，她们生活中一定很纠结，一定有很多顾虑，以至于都成为老师了，抬起头看前面大道时都不敢大大方方，还害臊呢。以至于，我有时看自己前面的大道时，想起这首诗，一种害臊的心情竟油然而生。诗歌这个东西竟还有害人的功能。

不懂的还有国产片（忘了是京剧还是故事片了）《奇袭白虎团》里，有个“抓舌头”的情节。明明是志愿军在树丛里抓了一个美国佬，说那就是“舌头”，哪有那么大个儿的“舌头”？退一步，就算他是那个“舌头”，电影从头至尾也没见去把这个人的舌头抓出来啊，还叫“抓舌头”，简直莫名其妙。

喜欢南斯拉夫电影，虽然都是硝烟弥漫的打仗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那些英雄们真让人激动，音乐也让人振奋。《啊，朋友再见》无论听了多少年还是听不够。看了两部电影，就总结出一个规律，所有的南斯拉夫电影里都有叛徒，特别狡猾的叛徒。难道在南斯拉夫，叛徒真的那么无处不在吗？当然，用两部片子总结这个结论肯定是不对的，所以后来就让自己不再这么想。但小时候的感觉特别奇怪，就像种子，一旦种下，就在心里扎了根，竟伴随了我好多年。

2013年，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之一，我出访了前南斯拉夫，也就是现在的塞尔维亚共同国。对曾给我带来美好电影的这个国家，充满了好奇。脑子里的问号一直往外涌，以至于和塞尔维亚国家作协主席和诗人们交流时，从他们那沉郁的眼神和神秘的表情上，我依然感觉像在电影里，游击队，瓦尔特，女特务，兄弟，叛徒……他们的塞尔维亚语音节奇妙，节奏分明。我听着，看着，现出幻觉，就像回到那个时代，进入原版电影，听原版对话，与英雄轻轻点头，与叛徒擦肩而过，完成了一次对南斯拉夫的穿越。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把我埋在高高的山岗，再献上一朵美丽的花……”

这样深情凄美的音乐，才配得上那个时代的英雄主义情怀。

在无数这样美好的音乐和电影中，我的童年完成着一个又一个的定格，连续成我自己的一部童年电影。

我依然奔跑着，撒着欢地追逐，从一个沟到一个河，从一座山到一个坡，从一个露天到另一个露天，从一部电影到另一部电影，我的双脚，永远不感到疲倦。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