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权收益与高校软预算约束研究

俞建海

(西南交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31)

关键词：剩余控制权；软预算约束；高校债务；不完全合同；委托代理理论；不完全信息；私人收益

收稿日期：2015-05-14

作者简介：俞建海(1976-)，男，浙江台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和教育经济学研究。E-mail：yujianhai@swjtu.edu.cn。

中图分类号：F812.3； G40-054

文章编号：文献标志码：A1009-4474(2015)05-0120-07

摘要：中国高校扩招以及随之积累的巨额高校债务及其化解问题，引起众多研究者的高度关注。以不完全合同理论为视角，将控制权收益引入Dewatripont-Maskin模型，构建我国转型期高校软预算约束问题的模型，分析发现：较大的控制权收益会扭曲政府和高校的努力方向，产生激励问题，但精神私人收益会激励控制权人正确行事。

Research on Private Benefit of Control and Soft Budget Constraint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YU Jian-hai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SouthwestJiaotongUniversity，Chengdu610031,China)

Key words: soft budget constraint; private benefit of control; university debts; incomplete contract; principal-agent theory; incomplete information; private benefit

Abstract:The College Expansion Plan in China and the consequent accumulation of the debt problem has aroused the attention of many researchers. Taking the imperfect contract theory as the angle of view, the article introduces the private benefit of control into Dewatripont-Maskin model and analyzes the SBC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The model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large Private Benefit of Control will distort the effort direction and motivation of government and universities. But the metal private benefit will increase the incentive of people doing things right.

软预算约束是指“预算支持体对亏损的预算约束体不断进行救助”的现象〔1〕。在Kornai原创性地提出软预算约束概念以及Dewatripont和Maskin(以下简称DM)一般化拓展〔2〕的基础上，经过30的发展，软预算约束理论研究范围不断拓展，已成为现代经济学前沿理论之一，对企业创新、组织效率、银行坏账、需求膨胀乃至金融危机、经济转型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解释力。

以DM模型为基准的大量文献着重研究了“事前无效，事后有效”的软预算约束现象，但忽略了“事前无效，事后也无效”的情况，这可能与这些研究基于成熟的市场经济背景有关。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无论是政府还是高校，都有可能获得高校的某些关键控制权，在法治体制不完善或者治理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组织领导者通过控制权有可能获得很大的私人收益，由此可能会扭曲激励行为。此时，“事后有效”变成了“事后个人有效”，导致“事前无效，事后也无效”软预算约束行为的产生。完全合同视角下的DM模型难以解释此现象，而不完全合同理论则是分析权力的最优框架，更加适宜用来分析和权力与分配相关的动态经济现象，包括软预算约束问题〔3〕。

在完全合同框架下，拥有信息优势的代理人不选择符合委托人利益的努力水平是主要的代理问题。因此，经典委托代理理论是通过设计合适的激励机制，形成完全合同来解决信息不对称下的代理问题。如果考虑合同的不完全性，委托代理问题主要是因为控制权收益导致的，而不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控制权收益是委托代理问题的主要根源。因此，本文在不完全合同的视角下，将私人收益变量引入DM基准模型，构建转型时期高校软预算约束问题的模型，讨论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博弈以及控制权收益与软预算约束之间的内在逻辑。

一、研究背景

1999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以及促进高等教育大发展，国家作出了“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以下简称高校扩招)的重大决策。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9.76%迅速上升到2012年的30%，高等教育快速进入大众化阶段。这是新中国教育史乃至中华民族教育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成就，既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又有力地支撑了国家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与此同时，在学生大规模增长带来的巨额建设资金需求和政府财政支持力度减弱的双重压力下，基于行政政策引导以及高校与银行双方利益契合等情况，中国高校开创了大规模贷款办学的历史。很多高校随之出现了巨额的债务负担，面临着严重的财务风险。教育部宣布高校扩招后累积债务2000亿元，而席斯等则认为全国有16个省份的高校贷款总额超过100亿元，全国高校债务达到4500～5000亿元〔4〕。

高校的大规模银行贷款是高校扩招特定时期和特定情况下的新生事物，由于缺少必要的法律支撑和制度约束，具有一定的自由性和盲目性，出现了不少问题，高校贷款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和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2007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上，均有代表提交了有关高校债务问题的提案。在社会各界日益高涨的要求化解高校债务的呼声下，政府开始研究解决办法。2009年9月，财政部和教育部启动了中央高校减轻债务负担、化解债务风险的试点工作；2010年11月，财政部和教育部出台政策并设立专项支持和引导地方高校化解债务风险工作。

由此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高校会打破收支平衡的预算原则，产生巨额负债和严重的财务危机问题，而政府又为什么要对此负责并出手救助？实际上这是一个软预算约束问题。高校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容易导致过度负债、财务风险、控制权收益、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问题，严重影响其财务安全、办学效率和持续发展，甚至会导致高等教育格局失衡。如何妥善解决该问题，不仅关系到高等教育事业的长期稳定发展，也将影响到全面深化教育改革和公共财政改革的顺利实施，还关系到国家科教兴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

二、高校软预算约束研究的新思路

(一)不完全合同理论的研究思路

目前，软预算约束的研究大致有两条思路：一是Kornai的从“父爱主义”到“垂直联系”的研究思路，二是DM提出的沉没成本与承诺不可信的研究思路。Kornai更倾向于从组织内部的关系中剖析产生软预算约束综合症的原因，但“垂直联系”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什么样的“垂直联系”会产生软预算约束，Kornai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以DM为基准的诸多研究大多强调信息不对称对组织行为激励的影响，对软预算约束给出内生化的解释，并提出如何消除沉没成本的不利影响以使承诺可信的解决机制。DM的研究思路使得软预算约束内涵更加丰富，不再与特定的经济体制相联系，深化和拓展了软预算约束研究理论。但他们更强调市场机制的缺陷产生的软预算约束，注重分析单独事件的委托人与代理人的行为激励问题，多少有些局部视角的问题，也没有讨论预算约束体与预算支持体之间的特定关系对软预算约束的影响。这两种思路难以涵盖与权力的使用和分配相关的软预算约束。

而不完全合同理论的研究思路则从全局或者整体性的角度出发，更加关注预算约束体与预算支持体具有某种长期的持续关系下的激励问题，重视组织内部的交易双方特定的关系。本文以不完全合同理论为研究视角，关注转型时期政府与高校的内部组织结构以及剩余控制权的分配和使用，以及与转型经济的特定背景和特征相关的特殊软预算约束现象，力求从组织内部控制权角度来进一步研究高校软预算约束现象。

(二)剩余控制权

由于合同的不完全性，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合同中没有预料到的、没有明确约定或者不能证实的事件和行为，合同不可能对每一种可能情况下资产和收益的使用的所有方面作出约定，那么此时由谁来拥有这个权力非常重要。这种权力就是剩余控制权，它是不完全合同理论的核心概念。

不完全合同理论认为决定资产配置的关键因素不是激励性合同，而是谁拥有剩余控制权。剩余控制权的不同配置决定着交易双方事后对剩余收益分配的讨价还价地位，并会影响事前的决策。拥有剩余控制权的一方能够借此权力确保自己的事后收益，进而促使双方事前就选择正确的决策。因此，将剩余控制权授予对事后收益影响最大的一方是最优的。不完全合同理论关注组织内部的科层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激励问题，而剩余控制权的有效配置则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办法。

(三)控制权的私人收益

剩余控制权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现金流收益，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使得控制权人获得只为自己独享的额外收益，即所谓的“控制权私人收益”或者“控制权收益”(private benefit of control)。这种私人收益使得控制权具有很高的价值。

目前，控制权收益还没有一个完全一致的定义。有的文献，如Shleifer和Vishney将控制权收益分为货币性收益和非货币性收益，前者是指控制权人通过关联交易、操纵股份等方式掠夺资产，后者是指控制权人在经营管理中的过度在职消费、个人偏好等闲暇享受〔5〕。Harris和Raviv，Aghion和Bolton关注控制权带来的精神价值，Jensen和Meckling则强调组织领导层因拥有控制权可以获得的津贴和在职消费〔6～8〕。控制权带来的精神价值确实是一种独享的私人收益，无形且难以量化。津贴虽然有形且可量化，但可能不是控制权人的最主要收益。例如，控制权人可以通过关联交易等手段转移企业的利润或者转嫁成本，以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方式获得远远超过津贴的控制权私人收益。这种行为在法治不健全、对投资者保护较弱的国家很常见。

Li从企业组织内部角度提出，在内部人控制的企业中存在私人收益，并因此导致了软预算约束现象；他区分了私人收益B和工资收益w，并认为B>w。在内部人控制的企业中，内部人享受私人收益却无需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因此，内部人并不关心项目对社会是否有利，关心的是项目能否实施及由此带来的私人收益〔9〕。

李双金以控制权人的监管努力水平为变量，构建了2家银行(投资者，也是项目的控制权人)和1个企业家的动态博弈模型，他从预算支持体和预算约束体之间的组织关系入手，将DM模型的动态激励问题发展为行使剩余控制权问题，指出控制人追求私人收益会产生道德风险问题，导致出现“事前无效，事后也无效”的软预算约束现象〔3〕。

控制权收益形式多种多样，大部分类型的控制权收益对组织起负面作用，但也有一些私人收益具有正向作用。例如声誉带来的私人收益可能会使得控制权人更加谨慎地使用控制权，精神满足带来的私人收益可能会使控制权人更加努力地工作，给组织带来更多的利润。

三、包含剩余控制权的高校软预算约束模型

高等教育具有很强的个人需求性质和正外部效应，教育服务价值很难准确衡量，且科学研究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再加上高校扩招的特殊转型时期里高等教育事业在快速发展，政府和高校之间的代理合同的不完全性非常突出，难以完全通过市场机制对其运作和管理情况进行有效约束。因此，本文以不完全理论为基础，引入控制权收益变量，建立政府与高校之间的软预算约束模型，分析控制权由政府或者高校掌握两种不同情形下高校中存在的“事前无效，事后也无效”的软预算约束现象。

(一)模型的基本结构

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控制权人可以为政府，也可以为高校。在改革开放以前和初期，政府对高校的人事任免、办学方式、财务收支等具有高度的控制权。随着经济转型和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深化，大学的独立法人地位逐渐健全，办学自主权逐渐增大，特别是经济主体地位得到确认，因此我们认为高校开始拥有剩余控制权。在政府和高校的动态博弈中，当政府拥有控制权时，政府需要对高校投资项目付出监督努力，而当高校拥有控制权时，高校需要对投资项目付出管理努力。

首先我们构造一个两阶段动态投资模型，博弈参与者为1个政府(投资者，预算支持体)和1所高校(预算约束体)，均为风险中性者，政府和高校均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高校新校区建设项目需要政府投资，项目分好项目和坏项目两种类型。政府和高校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高校管理者事前就知道项目的好坏，而政府只知道好坏项目的先验概率分别为α和1-α，只有在第一期投资结束后才知道项目的好坏。好项目一期即可完工并能发挥正常的办学功能，坏项目需要投资两期才能完工，项目无论好坏在每期都需要1单元资金，项目只有完工后才能产生货币收益R，以及项目控制权人的私人收益B(其他人不可观测)。如果项目未完工就被清算，控制权人的私人收益将无法实现。

在时点0，政府对高校项目进行第一期投资，控制权人付出努力e。在时点1，如果项目是好的，带给控制权人的货币收益及私人收益分别为Rg(e)和Bg(e)；如果项目是坏的，需要政府的再投资才能完工，到时点2产生的货币收益及私人收益分别为Rp(e)和Bp(e)。如果坏项目没有得到再投资而是被清算，清算收益为L，为使研究不失一般性，可令L=0，私人收益为0。货币收益、私人收益以及努力成本是控制权人付出的努力水平e的函数，假设R′(e)>0，R″(e)<0，B′(e)>0，B″(e)<0，φ′(e)>0，φ″(e)>0。政府与高校博弈模型的时序如图1所示。

图1　控制权收益与软预算约束模型决策时序

(二)私人收益与软预算约束

1．政府为控制权人的情形

当政府拥有项目的控制权时，在项目完成后，高校项目剩余收益归政府所有，高校可以获得一个固定收入w，可以理解为高校管理者的工资性收入。

在时点0，政府决定进行第一期投资时，实施监督努力，政府与高校的两期动态博弈过程如图2(政府收益在前，高校收益在后)。

图2　政府为控制权人时的动态博弈过程

对政府而言，如果Rp(e)+Bp(e)-φ(e)-2>-φ(e)-1，即当Rp(e)+Bp(e)>1时，政府就会对坏项目进行再投资，即便Rp(e)<1。此时1-Bp(e)

2.高校为控制权人的情形

当高校拥有项目的控制权时，假定项目完工后产生收益R，政府与高校收益分成比例分别为β和(1-β)。

在时点0，政府决定进行第一期投资时，高校管理者实施管理努力，政府与高校的两期动态博弈过程如图3。

图3　高校为控制权人时的动态博弈过程

如果是坏项目，没有政府的再投资，项目将被清算，政府和高校收益分别为[-1,-φ(e)]；只有β≥1/Rp(e)时，政府才会愿意再投资，假定高校具有完全谈判力，仅需让渡政府最低份额的收益，此时β=1/Rp(e)。高校参与约束为(1-β)Rp(e)+Bp(e)-φ(e)>-φ(e)，即Rp(e)+Bp(e)>1，政府同样会对坏项目进行再投资，即便Rp(e)<1。此时1-Bp(e)

3.模型分析

与DM模型相比，在该模型中，由于私人收益的存在，不仅事前无效的高校项目(1

对该模型进一步分析，可得命题一。

命题一：存在控制权私人收益时，

(1)如果政府为控制权人，政府的监管努力水平将会提高；

(2)如果高校为控制权人，高校管理者的管理努力水平将会提高。

证明：当政府为控制权人时，

如果存在私人收益，政府的最大化问题是：

政府选择监管努力水平e2满足：

(1)

如果不存在私人收益，政府的最大化问题是：

政府选择监管努力水平e1满足：

(2)

当高校为控制权人时，其最大化函数与政府类似，证明过程不再重复。

对于高校投资项目，在引入控制权收益后，控制权人是否努力已不再是主要的代理问题，追求私人收益才是最主要的代理问题。在经济转型初期，政府对控制权的使用掌控相对严密，政府或高校领导者可以获得的私人收益不高，往往通过在职消费、闲暇享受等方式来增加自己的福利。随着权力进一步转移到组织领导者手中，领导者能够获得的私人收益越来越多，通过偷懒享受而增加的福利也越来越低微，更多的是通过领导者的“努力”而得到私人收益。

四、不同形式的私人收益

上述模型的一个基本假设是R′(e)>0,B′(e)>0，即控制权人的努力既能增加高校投资项目的货币收益，也能增加控制权收益。这个假设没有区分控制权人不同性质的努力。因此，下面对该假设作一定的修正，进一步讨论私人收益是如何扭曲控制权人的激励，从而导致这种事后无效率的软预算约束现象。

(一)寻租性努力和生产性努力

假设控制权人将一部分努力用于寻租，另外一部分努力用于生产。寻租性努力e1可以增加私人收益B(e1),B′(e1)>0,B″(e1)<0；生产性努力e2可以增加项目投资收益R(e2)，R′(e2)>0，R″(e2)<0，并且e1+e2=e。前文的分析已经表明，如果存在私人收益，对于控制权人而言，努力成本已不是其进行决策的主要因素。为了简化分析，这里将不再考虑努力成本的影响。

假设控制权人的收益均源于高校项目的投资收益，而私人收益会减少项目收益，减少程度k∈[0,1]，k越大，则表示私人收益对高校投资项目收益的危害程度也越大，也可以表示控制权人对项目收益侵蚀的难易程度。因为k越大，高校投资项目收益减少得越多，越容易引起上级主管部门或者监管部门的注意，从而有可能采取措施制止这种行为。

控制权人①在决定如何分配自己的努力方向时所面对的问题是：

(1-k)B(e1)+R(e2)

(3)

如果存在私人收益，控制权人将根据式(3)选择自己的生产性努力e2，且满足：

-(1-k)B′(e-e2)+R′(e2)=0

(4)

如果控制权人正确行事，即不追求私人收益，而是追求项目收益的最大化，他将选择满足式(5)的e2：

R′(e2)=0

(5)

命题二：私人收益降低了控制权人增加高校项目投资收益的努力水平。

命题二描绘了控制权收益的扭曲效应，使得控制权人的激励发生了改变。虽然控制权人没有改变其总体的努力水平，但努力方向却发生了改变，即降低了生产性努力，增加了寻租性努力。因为e2的下降使得事后无效率的条件Rp(e2)<1更容易满足，如果e1的增加仍能保证Bp(e1)+Rp(e2)>1成立的话，项目就会得到再投资，所以这种改变使得事后无效率的项目更多。即私人收益的存在，使得控制权人将更多的努力用于增加自身的私人收益，增加项目收益的努力则会相应减少，从而产生更多的事后无效率项目。而私人收益又促使控制权人愿意对这些项目进行再投资，从而加重了软预算约束的程度。

总之，私人收益的存在使得控制权人没有激励去正确行事，包括正确地分配努力和及时地清算坏项目，导致软预算约束的出现。这种道德风险行为容易诱发“事前无效，事后也无效”的高校软预算约束问题。因此，如果能够完善高校治理机制，抑制控制权人谋求私利的动机，降低私人收益水平，可以大大减少这种软预算约束现象。

(二)物质私人收益和精神私人收益

政府和高校领导者通过控制权享有的私人收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物质的私人收益、精神或无形的私人收益。物质私人收益包括组织领导者因为拥有控制权而带来的薪酬、津贴、隐性收入等货币收益以及过度的在职消费等闲暇享受收益，这种收益大多会侵蚀项目投资收益。精神私人收益包括声誉、晋升激励、社会地位、精神满足(由自我价值、事业发展、领导威望、权力控制等的实现而带来的)等。这种收益的存在有赖于控制权人市场的有效运行，离不开高等教育的发展。控制权人越在乎自己的精神收益，也就越重视他所控制的项目收益。因此这种精神私人收益可以增加项目投资收益。例如声誉带来的私人收益可能会使得控制权人更加谨慎地使用控制权，精神满足带来的私人收益可能会使控制权人更加努力的工作，给项目带来更多的投资收益。

考虑这种精神的私人收益，上述结论会发生变化。若控制权人的私人收益由物质私人收益B1(e1)和精神私人收益B2(e2)两部分组成，前者会侵蚀项目投资收益，后者会增加项目投资收益。此时，控制权人面临的最大化问题就变为：

[R(e2)-k1B1(e1)+k2B2(e2)]}=

(1-k1)B1(e1)+(1+k2)B2(e2)+R(e2)

鉴于B2(e2)会增加项目收益，不妨假设项目收益也是e2的函数，即R(e2)。因为控制权人越重视自己的名声，注重自己的精神收益，就越重视自己控制的项目的收益。此时，控制权人将选择的努力水平e2满足：

(6)

命题三：控制权人的精神私人收益增加了控制权人正确行事的激励。

控制权人增加项目投资收益的努力水平的提高，使得满足Rp(e2)<1的难度增加了，原来一些事后无效率的项目现在有可能就变成事后有效率了，因为物质私人收益或者说寻租性努力而造成的软预算约束现象就有可能减少。因为此时如果1

五、结论

本文构建了控制权收益与高校软预算约束模型，讨论了不同情况下政府和高校的净收益，深入分析了“事前无效，事后也无效”的高校软预算约束现象产生的根源。私人收益的存在，导致政府或高校愿意投入更高的监管或管理努力水平，从而出现更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并且这种软预算约束具有“事前无效，事后也无效”的特征。随后，将控制权人的努力分为寻租性努力和生产性努力，进一步讨论了私人收益是如何扭曲控制权人的激励，从而导致这种事后无效率的软预算约束现象。另外，政府和高校领导通过控制权享有的私人收益还可以分为物质私人收益和精神私人收益两种类型。精神私人收益增加了控制权人正确行事的激励，这种精神因素正是许多高等教育管理者和工作者努力奋斗、无私奉献的原因，是促使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政府和高校在项目是否再投资的问题上有着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高校亏损项目之所以能得到再投资，是因为项目的继续存在可以让控制权人得到私人收益。因此，软预算约束的损失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种代理成本。这种成本不是出于组织的价值最大化而是因为控制权人追求自身的私人收益而产生的。这种利益的不一致性与转型时期的一些软预算约束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只有加强依法治国机制，完善政府公共治理方式，降低附着在控制权上的私人收益，才能消除或者减少这种软预算约束问题。

注释：

①在这里，控制权人不论是政府还是高校，他们的决策函数是一致的，因此不再分开论证。

参考文献：

〔1〕Kornai J,Maskin E,Roland G.UnderstandingtheSoftBudgetConstraint〔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3,41(4):1095-1136.

〔2〕Dewatripont M,Maskin E.CreditandEfficiencyinCentralizedandDecentralizedEconomies〔J〕.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5,62(4):541-555.

〔3〕李双金.经济转型中的企业软预算约束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104-118.

〔4〕陈忠斌.高等教育债务问题实证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8,(4):54-63.

〔5〕Shleifer A,Vishny R W.ASurveyofCorporateGovernance〔J〕.Journal of Finance,1997,(2):737-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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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Jensen M C,Meckling W H.TheoryoftheFirm:ManagerialBehavior,AgencyCostsandOwnershipStructure〔J〕.Journal of Finance Economics,1976,(3):305-360.

〔9〕Li D D.InsiderControlandtheSoftBudgetConstraint:ASimpleTheory〔J〕.Economics letters,1998,61(3):307-311.

(责任编辑：叶光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