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初露端倪

不可能置身事外

晚明的大变局自然不是中国内部悄悄发生，而是有世界背景的，或者说是在世界潮流的激荡下逐渐显现的。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世界历史出现了大变局，历史学家称为地理大发现时代，或大航海时代。欧洲的航海家发现了绕过非洲好望角，通往印度和中国的新航路；越过大西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这些发现，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西方历史学家把它作为中世纪与近代划分的里程碑。这一转折，最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初露端倪。从此，人类的活动不再局限于某一个洲，而是全球各大洲；人类的视野不再是半个地球，而是整个地球。中国当然不可能置身事外。

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占领印度西海岸的贸易重镇果阿、东西洋交通咽喉马六甲，以及香料群岛，从1524年（嘉靖三年）起，在中国东南沿海从事走私贸易。当他们获得澳门贸易的许可后，澳门开始成为沟通东西方交往的商埠，把中国市场卷入全球贸易网络之中。澳门-果阿-里斯本之间的远程贸易，澳门-长崎贸易，澳门-马尼拉贸易，输出以丝货为主的中国商品，输入以白银为主的外国商品，人们概括为“丝-银贸易”。

西班牙人到达美洲以后，绕过美洲南端，横渡太平洋，来到菲律宾群岛。1580年（万历八年）以后，西班牙的马尼拉当局，为生丝、丝织品、棉布等中国商品找到了一条通往墨西哥的贸易航路—太平洋丝绸之路，这就是驰名于历史，持续两百年之久，沟通菲律宾马尼拉与墨西哥阿卡普尔科之间的大帆船贸易。声名远扬的“马尼拉大帆船”，运去的是以丝货为主的中国商品，运回的是墨西哥银元。无论是葡萄牙、西班牙，还是后来的荷兰，在与中国的贸易中，始终处在逆差之中。正如德国学者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所说：“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做贸易都是顺差。巨额白银流入中国，造就了罕见的辉煌。

在全球化贸易浪潮频频袭来之际，大明王朝的统治者依然沿袭着开国皇帝朱元璋制定的海禁政策，禁止人民私自出海与外国商人贸易。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贸易双方都不遗余力地冲击这条禁令，东南沿海走私贸易非常兴旺。走私与海禁较量的结果，终于使得统治集团明白，时代的潮流不可阻挡，海禁政策已经不合时宜。

划时代意义的重大转折

走私贸易转化为合法贸易

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涂泽民上疏，请求朝廷开放海禁，准许人民前往东西二洋贸易。朝廷权衡利弊得失之后，批准了这个建议。在东南沿海的港口，设立海关，向从事对外贸易的商船征收关税，使得“私贩”转化为“公贩”，走私贸易转化为合法贸易。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转折，显示了晚明时代对外开放的胸襟。

各种力量的作用，铸就了晚明对外贸易的辉煌。正如全汉昇所说：“中国的丝织工业，因为具有长期发展的历史背景，技术比较进步，成本比较低廉，产量比较丰富，故各种产品能够远渡太平洋，在西属美洲市场上大量廉价出卖，连原来在那里独霸市场的西班牙丝织品也要大受威胁。因此，当西班牙帝国自欧洲本部扩展至美洲和菲律宾后，中国丝货输入美洲竟引起西班牙国内丝织业者与海外殖民者间的严重冲突。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在近代西方工业化成功以前，中国工业的发展，就它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来说，显然曾经有过一页光辉灿烂的历史。”

随着欧洲商人的步伐，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来到中国，通过澳门这个渠道，进入中国。他们在传播天主教的同时，传播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科学文化，“西学”以前所未见的魅力，吸引一大批正在探求新知识的士大夫们，短短几年，就掀起了西学东渐的高潮。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中国知识线与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中国人开始真切地了解世界，第一代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瞿汝夔、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徵、方以智等，他们与耶稣会士合作编译各种欧洲科学著作，向国人普及新的科学理念，一时间钻研西学蔚然成风。裴化行神父在《利玛窦神父传》中说，16世纪的中国出现了一场文化伦理革命，其先锋“并不是出国考察者，因为谁也不能走出帝国之外去异邦寻求这些新科学，他们只是译者或编者，是他们让读者得以接触外来的著作”。他推崇瞿汝夔“把西方文明的成就系统引入远东世界”；赞扬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的徐光启，可以和英国人文主义代表人物托马斯·莫尔相媲美。李之藻把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刊刻出版，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的观念，让中国人认识到人类居住的地方其实是一个圆球，中国只是地球的一小部分。从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人们知道了地球上有五大洲，大大开拓了士大夫的眼界，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

“天崩地解”的时代

一个启蒙时代来临了

西学东渐的成功，还得归功于晚明社会提供了一个宽松的接受氛围。周振鹤教授说，此次天主教来华的运气比较好，客观环境正处于晚明“天崩地解”时代，有利于基督教义的传播。王阳明心学的兴起，大大解放了读书人的思想。思想愈解放，就愈需要新的资源。

王阳明思想的精髓，可以用他的一句话来概括：“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他认为，学问是天下的公学，不是朱子可以私有的，也不是孔子可以私有的，拒绝拜倒在圣贤和经典的脚下。明中叶思想界沉闷而无新意，科举取士都以宋儒朱熹对儒家经典所作的注释作为考试的标准答案，士子们没有自觉、自由的思想。王阳明的大声呼喊，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 潮。

王阳明的大弟子王畿，把师说发扬光大，主张学贵自得，“不从人脚跟转”。王门的另一大弟子王艮，高唱“六经皆注脚”。所谓“六经皆注脚”，顾宪成把他解释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从儒家经学的正统立场来看，这显然是大不敬。但是那种“原教旨主义”，使得人们的思想僵化，只知背诵教条，人云亦云。要想打破牢笼，自由思想，“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是必然的选择。经典的生命力就在于与时俱进，不断赋予新的解释，为我所用。王门后学宣扬“不从人脚跟转”、“六经皆注脚”，被正统派视为“非圣人之道”，斥为“异端”。李贽也被贬为“异端”，他的应对策略更为机警，他著书立说，大胆责问：为什么千百年来无是非？答案只有一条：“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振聋发聩，令思想界“莫不胆张心动”。

冲破思想的桎梏，挣脱名教的牢笼，思想解放的浪潮滚滚而来，思想界流派纷呈，讲学之风盛行，互相辩驳诘难。有了这样的氛围，使得西方科学文化得以顺利传播、弘扬，培养出了一大批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

一个启蒙时代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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