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栋

（西藏民族大学，712082）

20世纪之前，印度茶产业取得了快速发展，尤其在19世纪的后30年内更是发展迅速。促使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很多，如英国资本家的投入与支持，机构化生产，以及中国茶树苗和茶籽的大量运入并大面积培植成功等等，但其中有一个元素不能忽视，这就是茶园劳动力。在刚刚开辟茶园以及之后较长时间的建设中，劳动力问题甚至成为了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以阿萨姆地区为例，由于那里当时的生存条件极为艰辛，到处是“茂密不可穿越的丛林”，而当英国人准备开辟那里大规模种茶的时候，“正值野兽猖獗之时，阿萨姆土著人不能安于故居，都迁徙到其他较为安全的地区。”所以，乌克斯在《茶叶全书》中写道：“植茶者所经历的苦难历程，也不是常人所能想象的。”

有一位叫琳达的人于1879年记录了当时的植茶者们的状况，他写道（记录于《茶叶全书》183页）：

“植茶创始者所雇的劳工们，足迹所到之处，森林都低首屈服，他们和雇主全部与世界隔绝。这些劳工们视雇主如严父、保护人，也像判断曲直的法官。这些创始者所处的地位，崇高至极；但是他们的生活非常枯燥，周围没有可以沟通交流的人，成年累月看不见一个白人，也听不到一句自己家乡的语言，背井离乡，远离亲友，人生一切享乐都被剥夺，终日只能呼吸山中的瘴气，在酷热的气候下挥汗工作。但是作为一名创业者，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对于一切艰险，只能忍受，他们在事业没有成功之前，决不放弃，即使付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作为茶叶种植的开拓者们的茶园主在最初的时候也受到诸多威胁与困扰，比如阿萨姆地区的霍乱以及当时的痢疾，对外来者都非常危险。1840年，阿萨姆公司刚开始运行的时候，在20名从欧洲去的工作人员中就有3人死亡，另外3人也因为无法适应而出现健康问题离开。所以一段时间内，那些种植园主们大都一个人，而不带家庭，以致他们也会偷偷包养情人。但过了最为艰难的时候，这些园主们生活较为惬意与规律，从他们的作息时间安排上就可以看得出来，罗伊·莫克塞姆在《茶：嗜好、开拓与帝国》中有着清晰记录：早上5点起床，早餐后开始工作，上午11点开始午餐，然后还可以睡2个小时的午觉，下午的工作时间从2点到6点，然后先洗个澡，再进晚餐，做些休闲活动，晚上9点半的时候开始睡觉。

但茶园里的劳动力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英印方面就开始考虑开展印度茶叶种植和生产的专业人员和劳动力问题。但是阿萨姆地区天气、植被情况让外地人不敢轻易到那里工作，而且，当地人对种植园工作感到不屑，除了工资低外，当地的劳动力并不多，尤其当缅甸入侵后，这一情况进一步加剧。据记载，阿萨姆茶园的第一批工人是中国人。当时，有3名中国工人被招募到了正处于试验阶段的阿萨姆试验茶园，时间是1836年，但其中的2个人很快就病死了。1838年，戈登从中国招募了另外5名中国人到阿萨姆地区试验园。当时英印方面有一种错误认识，好像只要是一名中国人就是植茶能手，有着出色的技术，这种观念长期支配了他们的思路。1840年，一位名为拉姆夸的人被要求去当时加尔各答的一个大华人社区招聘一些中国人到阿萨姆去开展茶叶种植工作，于是，当年就有18名中国人到达阿萨姆，随后又有24名被成功招募，他们被分配给了刚刚成立的阿萨姆公司。拉姆夸还曾提出过一个大胆的构想，就是从中国云南购入劳工，然后步行把这些人带到阿萨姆，虽然这个计划听起来有些好笑，但政府方面还是按他的构想聘请了一名中国经纪人带着信件和贵重的礼物去实施这一计划，但此人走了之后就没有了消息。1840年底，拉姆夸因伤寒去世，这个计划也就同时流产了。

同时，阿萨姆公司又去马来西亚招募中国人，第一批招到了105人，第二批招到了247人，但两次招募的员工在路上都出现了冲突情况，以致阿萨姆公司大失所望。在这之后，英印方面打消了从中国找茶叶种植园劳动力的想法。即使这样，中国工人为印度茶业发展做出的贡献还是不能抹杀的，尤其19世纪50年代之后的40年里，罗伯特·福琼带入的中国工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招募中国工人并非易事，阿萨姆公司在招募中国工人的同时也在努力寻找印度工人或其他劳工，鉴于当时茶产业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他们希望能够找到廉价的劳动力。1839年的时候，在靠近阿萨姆西部的边界地区，招到了400名劳工，然后带着这些人步行260公里来到了高哈蒂，其他劳工则主要是从孟加拉地区招到。在19世纪40～50年代，阿萨姆公司的新增劳动力主要来源于附近的孟加拉地区。到了1860年，阿萨姆地区和布拉马普特拉河谷的茶叶种植园中的劳工数在1.2万人左右。

从1860年之后，随着茶业规模的增加，茶园数量和劳动工人快速增长。罗伊·莫克塞姆在《茶：嗜好、开拓与帝国》中有相关数据，从1863之后的不到5年的时间内，共有108980名苦力被派往印度东北部地区。这种迅猛增长的工人数量后隐藏着巨大的生命代价。这些人中，有4250人在路途中就死去了，多数死于霍乱。在1863年5月1日至1866年5月1日间，大概有84915名工人来到阿萨姆及相邻地区，但到了1866年6月底，这些劳工只剩下了49750人，其他人或者死于疾病，或者被杀或者成功逃走。据罗伊·莫克塞姆估计，算上1866年5月和6月到达那里的工人数量，在这3年里劳工的死亡人数为35165人。在1880～1900年之间，从孟加拉西南部的焦塔讷格布尔地区向阿萨姆地区输送了大约35万名苦力，另外还有35万名苦力从其他地区输送到阿萨姆。

茶园劳动力大量死亡或者出现健康问题与开始阶段的招募中对劳动力身体素质没有要求有关。在开始阶段，由于急需劳动力，所以作为非茶园主的招募人或代理人们不关心劳动力的健康状况，在他们看来，只要这些人能够活着到达茶园，他们就能够拿到相应的金钱。后来，为了遏制这一现象，政府和茶园主曾于1863年制定了专门法律，用来规范阿萨姆地区对茶园劳动力的招募与运送相关问题。当时该法规定，招募者必须得到政府许可，并获得“执照”，招募的劳力在到达目的地之前要先经过“体检”，体检合格的才可以成为真正的劳工，另外，该法律要求在前往目的地的过程中，必须要有必要的卫生保障，这主要针对的是途中经常发生的传染病。这些措施虽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远远不够，甚至形同虚设。在阿萨姆地区迪布鲁格尔市的体检医生曾有这样的记录：“使大量瘸子、白痴、麻风病人以及处于各种慢性病晚期的人作为劳工被送到这里来的体检制度，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所以，即使体检制度存在了，但也未能避免大量的劳工在路途中和种植园中死去，在茶业泡沫阶段尤其严重。

招募工人的环节问题也加剧了这一现象产生。茶叶种植园主们并不是直接自己去招募工人，开始的时候，他们先要找到一个认为合适的代理人，比如负责招募中国工人的拉姆夸，这样就催生了“劳务承包商”的出现，他们按种植园主的要求寻找劳动力，再按提供给种植园主的人数获得收益。这些人为了利益，不会关心劳动力的质量和身体状况，甚至想方设法掩盖劳工的健康问题。为了避免受劳务承包商的欺诈，种植园主们有时也派自己的工作人员直接招募工人，初期，这些人因为要对种植园主负责，所招募工人的健康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但后来，这些人开始与做劳工生意的没有执照的“劳务经纪公司”勾结，以谋取更大利益。这大约发生在1882年之后。

所谓的“劳务经纪公司”主要开设在加尔各答，这些公司看上去更规范更让种植园主们放心，但本质上也未能解决问题。这些公司也要通过那些劳务承包商去订购苦力，这些承包商也不会直接招募，而是让另一类叫“阿卡提斯”（arkattis）的人去各个村庄搜寻目标，阿卡提斯们按数量得到佣金。罗伊·莫克塞姆总结阿卡提斯是这样的一些人：“一般来说都是一些厚颜无耻的无赖。他们中间有刑满释放人员、窃贼、强盗和品德败坏的家伙。他们会采用各种卑鄙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欺骗那些可怜而不幸的苦力外出打工。”

阿卡提斯们会按每个人50卢比的价格把劳力卖给劳务承包商，从中获得每个人20卢比的佣金，而劳务经纪公司把这些人再按每人100卢比的价格卖给茶叶种植园主们，劳务承包商、劳务经纪公司则会根据情况选择合适的利润空间。

笔者也曾讨论过印度茶产业中出现过的“舍答系统”（Sirdari System），这一系统主要出现在那些对茶园劳动力提供与管理极度缺少规范的地方，是一种类似于经纪公司、劳务承包商与“阿卡提斯”的混合体。舍答既可以自己向种植园主们提供劳动力，也要自己去村庄中搜寻适合的劳动力目标。所以，本质上他们对茶叶种植园的劳动力拥有着更大的支配权，不但整个流程都是他们操作的，而且他们还对这些工人们的家庭情况非常了解。因此，如果一个舍答向一个地区提供了过多的劳动力，那么他对该地区产生的影响力就会非常大。

另外，还曾有过一种叫作“康加尼”（kanganies）的人，这些人是“印度北部的劳务承包商和种植园的工头的组合”，位于印度南部的种植园主们经常向康加尼提供所谓的“预付款”来招募劳工，最后建立起一种针对劳工的“债务奴役”。

无论“阿卡提斯”“舍答”还是“康加尼”在招募劳动力时，他们会使出各种手段以完成任务，罗伊·莫克塞姆在《茶：嗜好、开拓与帝国》中做了如下总结：

1.承诺为他们在工资高的地区找工作而隐瞒阿萨姆和卡夏尔这些真正的工作地点，以引诱男人离开其家乡。

2.通过承诺为其找富裕的丈夫或者给其首饰等方法引诱女孩离开其家乡。

3.通过承诺与其结婚的方法引诱女孩或妇女离开她们的家乡，然后在图布里抛弃她们并将她们送上前往种植园的蒸汽轮船。

4.用各种欺骗手段引诱他们参加其虚假的生意，并用某种方式使他们陷入债务，然后把他们带到苦力招募点，把他们交给劳务承包商运往阿萨姆等地区。

那些被骗到种植园里的工人，如果他们运气好能够在恶劣的环境中活了下来，那么他们还要遭受严格的管理、监视，甚至鞭笞。开始的时候，种植园主们极力主张用残酷的体罚来约束那些试图逃跑或不守规则的劳工，所以他们普遍支持鞭笞刑罚。但随着茶产业的发展，当地政府开始注重对劳工的保护，不通过法庭的判决，私自对苦力进行鞭笞被认定是非法。但这根本无法改变私刑的滥用。

亨利·科顿爵士在1896～1902年间担任阿萨姆地区的首席行政专员，开始的时候，他对种植园主们的管理还相当满意，但后来发现，那里的茶园苦力们受到了非常残酷的剥削，除了前面我们说到的私刑外，他还发现了种植园主们其他的手段，他这样写道：

“不用说，我所了解到的情况可以说只是冰山的一角。有人曾经向我揭露，在有些情况下，当工人患病或不再适合工作的时候，种植园主就会撤销他们的劳动合同，以减少合同工的死亡率。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将死亡的工人说成逃跑。我知道有些种植园已经形成了将因患病而无法继续工作的苦力赶走的做法。我亲眼见到政府的医院中挤满了合同被撤销并被从该省历史最悠久、最受尊敬的一个种植园中赶出来的患病或即将死亡的苦力。我曾见到躺在路边沟渠中或集市上的已经死去或即将死亡的苦力。”

当然，随着茶产业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逐步转换，赤裸裸的直接剥削越来越少，而隐蔽剥削越来越重。在克劳德·鲍尔德（Claud Bald，1903）所写的《印度茶叶：文化与制造》（Indian Tea：Its Culture And Manufacture）一书中对印度茶产业中的劳工问题做了具体介绍。在他的介绍中，茶园的管理更趋于人性化，虽然仍然存在着各种剥削与欺诈，但劳工的待遇有了一定的好转，尤其政府的关注使劳工群体有了一定的生活保障。比如在一些产茶区内，当地学校免费为茶园劳动力的孩子开放，“这些孩子毕业后更易于得到一份好的工作。”有些茶园劳动力也能够留存下一些钱寄给家乡的亲戚们。

但这些只是少部分现象，茶叶种植园里的工人工资总体上还是很低，罗伊·莫克塞姆认为，在1900年，茶园工人拿到的是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而这些钱仅仅是阿萨姆地区其他农业工人工资的一半。他对印度茶园工人进行了这样的总结：“几乎所有这些茶树都是在短短40年的时间内种植的——但印度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