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鑫宇

过去的一年中国外交呈现了一些新趋势，比如，在大国和周边两个外交“主场”集中发力，在多边外交中进一步加强创新与创制，外交目标围绕着“命运共同体”等理念更加清晰化，等等。与此同时，在过去一年国际局势也出现某些重大变化，比如，打击“伊斯兰国”的大国协调初具雏形，大国关系迎来一场合作契机；美国带头推动国际经济体制的“升级换代”，国际秩序背后的合作和竞争共存；国际格局“西降东升”的总趋势未变，但各国短期经济表现复杂化，大国之间的经济政策联动加强，等等。以上述判断为基础，我们可以猜想2016年中国外交会将面临一些新的变化和机遇。

第一是着手解决周边的地缘安全纠纷。近年来，在美国“回归亚洲”等因素影响下，周边地区安全纠纷再次浮上台面，严重影响了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成为中国外交面对的紧要难题之一。过去两三年，中国通过坚定的维权行动，已经在东海和南海站稳了脚跟。中国对南海岛礁开展的改扩建工程近期将告完工，可以说中国已经在周边问题上握有比之前更好的一手牌。再加上大国关系变化、美国大选等外部因素，中国在周边实施政策突破的时机正在到来。在接下来一两年内，预计中国会探索完善多边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其中的关键是中国要为周边国家提供安全公共产品。只有在中国主导下，用机制性的手段解决目前的地区安全纠纷，亚洲的区域经济合作才能重新走上正轨。为此需要充分考虑东盟的积极作用，抑制日本可能发挥的消极作用，合理将美国纳入其中，转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显然这是一盘大棋，将极大考验中国外交的创造力和领导力。

第二是深化国际经济制度建设。在过去的一年中，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新机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也实现了重大突破，中国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作用将大大加强。但这些国际组织将具体如何开展工作、发挥作用，能否推动国际秩序向公平合理方向发展，是中国接下来将要面临的挑战。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组织方面的经验和人才不足，对国际金融规则的了解与掌握也很粗浅，因而能否建好、用好当前新设立的国际组织，也让人为中国捏一把汗。为此中国要尽快转变思维，更好地发挥国际组织作为全球“公器”的作用，深入加强国际联合。当前美国和中国在国际制度建设上竞相出招，可能还会持续争夺主动权。但只要保持国际制度的开放性、公共性，这种制度竞争就不会演变成地缘对抗，并最终有利于国际秩序的改革和发展。

第三是审慎加强在打击“伊斯兰国”等国际热点问题上的作用。“伊斯兰国”问题目前显然上升为牵动整体国际格局的大问题。在2016年，我们几乎必然会看到一场围绕“伊斯兰国”的重大国际联合行动，亦或是一场大国集团之间的深度博弈。如果按照前一种比较乐观的趋势发展，国际社会有可能在继9·11事件之后又一次在安全问题上开展大国协调。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中国处在一个独特的位置。中国是联合国“五常”中唯一还没有直接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而另外四大国各自的军事联盟目前也尚未协调和整合。接下来中国有机会成为一个“关键先生”，推动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实现针对伊斯兰国问题的国际大联合。未来一两年内，联合国如果通过联合打击“伊斯兰国”的集体安全行动决议，中国甚至要慎重考虑是否派出军事力量参与。这种参与既可能是中国经常参与的维和行动，也有可能是中国还从未参与过的集体安全名义下的战争行动。在这中间如何既承担大国责任，推动相关问题得到公正、适度、合理的处理，又维护中国自身的安全利益，对中国外交是一场考验。

第四，中国外交在未来一两年内可能还会迎来与除美国之外的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更紧密关系的机会窗口。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因为意识形态原因，无论和中国在经贸关系上走多近，和中国在政治关系上都保持着某种“安全距离”。以至于中国和许多西方国家都已经互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在西方世界却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但除了美国有维持霸权的需要外，不少西方国家都开始反思对华“意识形态外交”是“空洞的道德鼓吹”，既冲击了双边经贸往来，又无法达到促使中国发生西方期待的政治改变的目标。2015年英国似乎已经开始在对华政策上打破陈规，不但在经济上，也在政治上大胆向中国靠拢。德、法、加（拿大）等国的对华政策都有相似的趋势。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发展，中国和西方大国的经济政策联动性和互助性进一步加强，如果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华政策思维调整成为趋势，那么冷战后期以来形成的中西方关系格局在未来一两年内有发生新的改变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