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一直以来文化意象都是翻译中的一大难点，但为了兼顾忠实与等效，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做非此即彼的异化或归化处理。本文认为，只有根据不同情况灵活运用文化直入、文化诠释和文化归化三种策略，才能得出好的译文。

关键词：功能对等翻译  文化意象  忠实  等效

翻译活动从来都不是机械的语码转换过程。早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翻译学派的领军人物Bassnett就提出：翻译就是文化内部与文化之间的交流;而翻译等值，就是源语与译语在文化功能上的等值。而著名翻译理论学家Venuti也认为，翻译就是对异域文本的能动性重构，其反映的是译语与源语在意识形态、文化、语言、政治等方面的差异性。[1]这说明翻译必然会涉及文化意象辨识、匹配和加工，然后才能形成某种新的符号特征。在文化融合的大背景下，译本可算作人们了解异国文化的一个主要途径。如何正确对待并处理外来文化，让译语读者在读懂字面信息的同时，还能欣赏到原汁原味的深层文化内涵，已成为翻译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自从“异化”和“归化”这两个概念问世以来，关于文化差异究竟该如何处理的问题争论不断。一方面，为尽可能保留源语文化的异域特色，避免因语境顺应所造成的“文化失真”现象，有学者建议以异化将译语读者带入外国情调，如许崇信很早指出，人们借助于存异的原则对外来文化所获得的理解，是更加真实、更加深刻的理解。[2]另一方面，为消除异质文化的距离感和“陌生化”效果，充分照顾译语读者的思维方式和接受习惯，也有学者建议以归化将作者带入译语文化，如翻译目的论创始人Vermeer就认为，翻译是在“目的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及目的受众而生产的语篇”[3]。事实上，异化和归化仅仅是侧重点不同，正好体现了原作者和译语读者之间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我们应以忠实于源语篇文化特色为前提，然后再考虑二次表达中的润饰发挥。考虑到文化现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文章拟引入文化直入、文化诠释和文化归化三种策略，以求得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并最终实现翻译的“和谐性”。

一、文化直入：迁移或嫁接

每一部作品都带有该民族的文化印记，正是这种以异域感和新鲜感为主的审美愉悦赋予翻译文学独一无二的审美价值。[4]由于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经验等方面的差异，一个文本所隐含的政治、经济、历史、民俗等文化因素很难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等值，于是便出现了所谓的“文化空缺”现象。然而，特定的文化意象恰恰是构成文本艺术魅力的关键因素，为保留其内在的距离感和艺术感，译者可采用文化直入（the Go-ahead Model）的方式，将原有的逻辑映象或艺术映象完好无损地再现于译语当中。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共性从理论上决定了各种语言文字间的可理解性。翻译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交流形式，必然伴随着对新事物的逐步接纳、消化和推广。为避免源语文化意象被译语文化中占主流地位的透明话语所改写和抹杀，Venuti曾提出了反翻译论（counter-translation），即译文的形式和内容应完全忠实于源语篇，保留源语言实观材料和语言图式等文化因子，从而让译语读者充分欣赏和体会到源语独特的文化意蕴。例如，我们不仅借用了类似于“MP3”“DVD”“DOS”和“SOS”这样的英语单词缩写，而且还以音译的方式将“logic（逻辑）”“engine（引擎）”“sofa（沙发）”和“whisky（威士忌）”等学术、科技和生活词汇，甚至像“sour grape（酸葡萄）”“ivory tower（象牙塔）”和“honeymoon（蜜月）”这样的特殊概念吸收进来。同样，英语也将“磕头（ketou）”“荔枝（litchi）””和“旗袍（chi-pao/chirpaur）”等汉语词汇照搬了过去。这种直入译法经济实惠，既可有效保留原有的特殊文化因子，使它在译语文化土壤中深深扎根、延续生命力，又可极大地丰富译语的表达方式，实在是一举多得。说到在译语中无对应、解释起来大费周章且又让人不得要领的文化概念，就不能不提成语、典故等特殊语言形式。以“Love is blind.”和“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这两个成语为例，虽然我们对译文“情人眼里出西施”和“一贫如洗”习以为常，但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它们因增减了文化意象而严重失真。相反，若直译作“穷如教堂之鼠”和“爱是盲目的”之类，适度的不协调和距离感无疑更能保留源语文化特色。又如汉语文化中的“饺子”“稀饭”和“功夫”等文化标记，尽管英语中有近似的“dumplings/ravioli”“porridge”和“martial arts”，内涵却存在不同程度的出入。而像“阴阳八卦”“中庸”“生旦净末丑”“洞房花烛”和“红白喜事”等涉及民俗文化的语词，以及像“六脉神将”“凌波微步”和“移花接木”“斗转星移”等武侠小说中的武功名称、招式，包括《梅花三弄》《天龙八部》和《浮生六记》和等书名，因对外国人来说实在太过深奥，冗长的解说只会让人云里雾里，倒不如直接用拼音或谐音表示出来。也许有人认为，由于反翻译理论得出的译文多生涩拗口，再加上源语文化带来的“陌生化”冲击，译语读者往往会因理解压力巨大而弃书于不顾，造成交际失败。但是“译者应该记住他的任务是语言翻译而不是文化翻译。”[5]只有坚持存异的原则，将译语表达世界变得“陌生”，充满“洋味”，才能使翻译切实地履行传播信息，促进不同民族间更加真实、深刻的相互理解和交流。[6]

源语文化意象初次进入译语，一定的陌生感是在所难免的。但由于文化不可估量的开放性和渗透性，以及人类认知世界活动的无间断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去经验中的对应空白、空缺也会在逐步发展和完善了的认知结构中得以弥补或填充，那些生涩的文化词语到最后也会渐渐变得自然起来。而且，根据爱尔兰诗人西默斯·希尼所提出的“陌生化”翻译原则，译者有责任培养译语读者接受陌生文化的冲击力，让他们直接面对外语文本的语言文化差异，让阅读成为一个文化学习过程。由于译文读者的理论素养和知识水平参差不齐，译者也根本不可能面面俱到。可能的话，译者应直接借用源语的语言文字符号或音译，带领译语读者进入源语语言文化环境进行更透彻的认知和理解。源语语篇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其核心内容，既能给译语读者更多的自由空间，通过亲自查阅资料来获得足够透彻的理解和认知。这样既能冲破译语常规的羁绊，最大限度地保持异国情调，又能加进新内容，从而有效解决两种语言之间因表达差异、文化空缺所带来的各种难题。必须指出的是，文化直入不能滥用。虽然从文化交流的角度以及翻译的最高层次的目的来看，它的优越性无与伦比，但由此得出的译语能否被广泛接受还需经过时间的考验。有些哗众取宠式的译法并不受欢迎，如人们对于“biscuit”译作“饼干”早就习以为常，有人却偏要译成“克力架”，即便它能风靡一时，也难免最终销声匿迹的命运。翻译不可盲目求新求异，否则只会叫人读起来拗口，晦涩难懂。[6]（P88）

二、文化诠释：释义或加注

在翻译实践活动中，异质的文化因子常常无法做自然的沟通。这就需要译者主观能动的介入，设法调停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尽管很多人以语法的普遍性作为文化直入的依据，不同语言之间语义场的偏差还是会构成理解的重重障碍。尤其对于那些包含特殊文化概念的词语，一旦其所指（signified）脱离原有的文化背景，更会因为无法激活应激活的空位和图式而出现信度失真或效度减弱的问题。[7]因此，比较可取的补偿手段就是文化诠释（the Annotation Model），即通过直译原文的字面意思，保留其隐含的文化因子，然后再通过在译文中直接释义或结尾加注的方式，为外来文化概念提供一点语境或情景信息。

很多时候，虽然源语文化中的某个文化概念能够在译语中找到类似，其深层内涵却并不完全等同，若直接照搬的话则会词不达意、形合意离。对于那些比较容易解说、且因为生活的共晓性而理解要求不高的意象，为了让译语读者获得跟源语读者相同的审美体验，我们可以先译出字面意思，然后以准确、简洁又易懂的注解将译语文化本来无法接受的意象加以阐释，即通过译语之形保源语之意，使源语文化中的典故、意象顺利得到传递，并给人以强烈的新鲜感。以汉语中的“吃醋”“喝西北风”“穿小鞋”“生米煮成了熟饭”等俚语和俗话为例，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以拼音替代，然后采用加注的方式来补出其深层的文化内涵。而像英语中的“whistle blower”“cook the book”“play knife and fork”和“shed crocodiles tears”等文化标记，虽然译作“告密者”“做假账”“饱餐一顿”和“猫哭耗子假慈悲”已被广泛接受，它们独特的文化意象却完全消失。文化概念空缺现象在带有浓厚的民族历史色彩和宗教色彩的谚语、成语或典故中更为普遍。由于它们融合了源语文化的精华，一定的描述性的补偿既能增长译语读者的异域文化知识，又可避免Nida所说的交际“超负”。有人将“班门弄斧”译作“show off ones proficiency with the axe before Lu Ban the master carpenter”，划线部分以补充同位语的方式交代了历史人物的身份，再现了该成语的文化内涵，不仅照顾到了译语读者的接受力，而且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文化传播手段。同样，鉴于“John can be relied on. He eats no fish and plays the game.”被译成“约翰为人可靠。他忠实又正直。”过后，独特地文化意蕴完全被抹杀，不如先保留原来的文化意象，然后以注解的方式做出补充，译作“约翰为人可靠。他‘不吃鱼，且为人正直。（注：英国新教推翻规定在斋日只许吃鱼的旧教后，教徒们以拒绝在斋日吃鱼来表示顺从、忠于新教）”让译语读者真正理解此典故的文化及语用意义。Harvey也说过：“在原文效果缺失的情况下，根据目的语和（或）目的文本的特点在目的语中再现出与源文中相似的效果的一种补救手段。”[8]

由于中西方地域文化语境和习俗文化语境的差异，源语语篇中彰显国家特有文化因素的概念，如日常生活中蕴含不同意义的动植物、颜色和自然现象等，我们要尽可能地保留与传达。例如，将“as stupid as a goose”做归化处理译作“蠢得像头猪”，表面上能实现语用等效，却模糊了“goose”和“猪”这两个意象在不同文化中的差异，容易造成理解的混乱。因为，在汉语文化中“鹅”并没有愚蠢的意思，而英语文化中的“pig”则是一种聪明可爱的动物。其他的像“狼心狗肺”“松竹梅岁寒三友”和“a frog in the throat”“gild the lily”“white feather”，等等，翻译过程中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不如先直译出字面意思，然后以加注的方式做出补偿。至于莎翁第十八号十四诗中将朋友跟当地温暖明媚的夏日作比的“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 s day？ Thou are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有人译成：“我可否把你来比作美丽的夏天？你比夏天更可爱，也更加温善。” 笔者认为，尽管添加的修饰语“美丽的”在一定程度上能避免意义的扭曲，却仍不足以消除“夏日”引起的困惑，以加注做出补偿还是不可少。此外，根据Wittgenstein的观点，在翻译中我们不需要把整个命题都翻译过去，只要能把命题的成分翻译过去就行。为展示异国文化、再现源语文化意象，译者有时候还得在语言层面灵活运用符合译语表达习惯的归化语言，从而保留源语中的异国文化因子。以Readers Digest上面的一句话为例：“I believe， because of my religious faith， that I shall “return to Father” in an afterlife that is beyond description.”有人将划线部分译成“来世”，则完全混淆了宗教文化的差异。要知道，佛教中的“来世”指的是人死后的灵魂进入另一身体，可基督教不信这个，认为人死后灵魂仍然存在，要么上天堂，要么下地狱。因此，划线部分译为“我死后的那段时光里”更为贴切。[9]可见，尊重源语文化，保留源语中的文化差异、生成陌生化的译本，从而标示出译语文化主流价值观的边界，可以抵御文化上民族中心主义和霸权主义。

三、文化归化：替换或改写

根据思维体验观，翻译不只是单纯的对源语解码和用译语重新编码的语言实践活动，更涉及到两种语言间的心理转换、加工的双重认知过程。尽管翻译活动中的不同概念范畴可围绕原型（prototype）来构建，仅仅拘泥于文化意象形式上机械的对应往往顾此失彼，并不一定能保证语用功能的对等，因而文化语境的动态顺应有时也是不可少的。通过文化归化（the Adaptation Model）手段，译者可在充分理解源语语篇所表达的各类意义的基础上，以新的语码激活相似的抽象图示，勾画出原作者与描写的认知世界，在译语中找到概念和形式的统一。[10]

作为思维和交际的重要工具，语言记录并反映了各民族在思维方式上的多样性。在翻译活动中，译员应不断作出调整，以顺应不同民族文化的表达习惯。由于认知对象和人类思维的同一性，代表人文文化的中国文化与代表科学文化的西方文化之间看似有着许多不可调和的矛盾，却存在不少完全或基本对应的文化意象，如“隔墙有耳”“火上浇油”在英语中分别有对应的“walls have ears”和“to add fuel to the flame”，直接替换没有任何问题。而针对那些重寓意、轻本义的文化词语，由于它们只是某种意义的特殊载体，文化意蕴并非重点，我们可适当做出调整或替换，而基本无损于语用等效。如汉语中的“上梁不正下梁歪。”和“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两句成语、谚语，有人分别以作“Fish begins to stink at the head.”和“A small leak will sink a great ship.”虽然喻体采用了不同的文化意象，但充当内核的意蕴却是一样的。类似的还有“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rob Peter to pay Paul”和“Among the blind the one- eyed man is king.”等，转化成“一箭双雕”“挪东补西”和“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可以较好地保持语义等效。如霍克斯在翻译“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粥来，叫我怎么样呢？”时，充分考虑到了中西方饮食习惯上的差异，将划线部分译成“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先后以“bread”“flour”对“粥”和“米”进行替换，以便于西方读者接受和理解。由于习俗文化语境所导致的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上的差异，中西方人在面对同一事物时，也会产生不同的文化标记，因此在准确把握原文的基础上，译者应该积极运用译语中的模糊语言涵盖原文的丰富内涵，跨越英汉文化差异，以尽量减少文化内涵的亏损。这在称谓、问候、恭维、道谢、致歉、道别等日常用语中尤为明显。如“大妈”“老王”和“李科长”等词按对应的英语习惯译成“Aunt”“Mr. Wang”和“Mr. Li”就好。至于中国人之间打招呼常用的几句客套话“你去哪儿？”“你干什么去？”“你吃过饭了吗？”直译的话要么会被当成在打探自己的隐私，要么会被误以为对方想请自己吃饭。实际上，应该做出语境顺应，替换成“Hello！”“Good morning/afternoon/evening！”或“How are you？”，甚至“Fine weather， isnt it？”。类似的还有颜色的表达，如汉语中的“红糖”“黄糖”“红茶”和“黄色电影”等，在英语中分别变成了“brown sugar”“light brown sugar”“black tea”和“blue film”。模糊语言是人类表达思想的必要工具。如预料译语读者无法透过直译的字面意思来领悟原作者的意图，甚至陷入困惑，那只好舍弃字面意思而传达其语用意义了。相反，如果语际中硬将其译作精确语言，表面上词句是对应了，可语言中的文化现象却没有达到“功能对等”，这便是塞弗里所说的“假相等值”（illusory correspondence）。[11]

当然，作归化式的替换并不意味着肆意的篡改。入乡随俗的处理有时候不仅无助于明晰的理解目的，甚至误导、欺骗了译语读者，在客观上起到相反的障碍作用。如有人将“济公劫富济贫，深受穷苦人民爱戴。”译成“Jigong， Robinhood in China， robbed the rich and helped the poor.”尽管“济公”和“罗宾汉”有着劫富济贫的共同点，可是把一个游戏人间的神仙和尚与一个行侠仗义的绿林匪盗直接划等号，实在不是负责任的翻译态度。类似的，有人在英译《论语》时不仅将尧、舜、禹分别转换成“Abraham of Chinese history”（中国历史里的阿伯拉罕）、“Issac”（以撒）和“Jacob”（雅各），将武王转换成“the Solomon of Chinese history”（中国历史里的所罗门王），而且将“天命”转换成了“the laws of God”。只要是《论语》中出现的人物和事件，几乎全都偷梁换柱地变成了《圣经》里的内容。[12]表面上看，译语读者认知和理解的压力是大大减轻了，然而由于译者对文化概念的过分主观操纵使得译语和源语在内涵上大相径庭，他们根本无法获得近似的阅读感受。倘若脱离作者的原意，不已现有的文本为基础，只注重主观随想式的单边理解和独家解释，甚至胡乱篡改，势必要将人类的语言交际置于巴比塔式的窘境，这显然有悖于翻译的初衷，也让译文失去了价值。难怪Venuti认为，通顺的策略抹杀了源语文化，且在编码过程中融入了译语中的价值观、信念和社会差异，这实际上是一种帝国主义行径。[13]

四、结语

总之，译者对文化矛盾的处理是否得当，是决定译文品质的一个重要因素。文化交流不能以牺牲任何一方为目的，一名优秀的译者应设法在源语和译语两种文化语境之间保持平衡，过度的“汉化”和“欧化”都不可取。况且，归化和异化的矛盾，实质上不过是“忠实”和“等效”之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没有对原作者的忠实就没与对译语读者的“负责”，因为读者毕竟都希望读到并感受到尽可能多的原汁原味的东西。

作为原作者和译语读者之间的“调停者”，译者以通过一定的操纵和改写来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这也是无可厚非的。George Lamb认为，“翻译的自然过程应是首先保证其忠实性，然后再试着加以润饰发挥。”即必须“创而有度”，不能违背“解释的合理性”和“翻译的和谐性”。著名翻译家傅雷也曾说过：“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改写。那么，原文的意义与精神，译文的流畅与完整，都可以兼筹并顾，不至于再有以辞害意，或以意害辞的弊病了。”

（基金项目：文章系重庆文理学院校内科研一般项目“英汉互译中功能对等的实现途径及策略研究”[编号：Y2011WY38]的部分成果。）

注释：

[1]Venuti，Lawrence：Rethinking Translation：Discourse，Subjectivity，Ideology，New York：Routledge，1992，p10-14.

[2]许崇信：《文化交流与翻译》，外国语，1991年，第1期，第29页。

[3]Nord，Christine：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Manchester：St. Jerome Publishing，1997，p12.

[4]黄旭颖：《求同，更须“存异”》，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第81页。

[5]Nida，E. A. & Taber. C. R：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Leiden：E. J. Brill，1969，p13.

[6]单文波：《谈文化翻译中的异化》，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科版），2002年，第4期，第87页。

[7]唐心洁：《关联理论对“文化语境”翻译的解释力》，吉林师范大学（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3期，第109页。

[8]Harvey Keith：A Descriptive Framework for Compensation ，The Translator，1995，（1），p66.

[9]李伟：《文学翻译中文化语境的功能及作用》，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87-88页。

[10]孟志刚：《从认知视角看不可译现象的相对性与绝对性》，长江论坛，2012年，第2期，第93页。

[11]Savory，Theodore：The Art of Translation，London：Cape，1957，p191.

[12]吴义诚：《文化语境与语篇翻译》，华南理工大学学报（自科版），1997年，第11期，第82页。

[13]Venuti L：Rethinking Translation：Discours，Subjectivity，Ideolog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p13.

（杨巍  重庆永川  重庆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  402160）